《反叛的科学家》读后感1000字

《反叛的科学家》是一本由[美]弗里曼·戴森 (Freeman Dyson)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元，页数：39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反叛的科学家》读后感(一)：弗里曼.戴森随笔

2018.2.10 翻译的中文书名完全无法反应内容。 爱因斯坦四十岁后就几乎没有大成就，原因是还原论让他希望找到简单的数学公式表达所有的基础问题。同时被影响的还有其他的科学家。 托马斯.戈尔德的理论让人惊叹，石油天然气是来自地幔的高压物体，只是被生物污染才检测出生物成分。地球自转轴在百万年基数上会偶尔发生90度翻转。人耳内部有一套谐振器，分辨纯音，这个理论被忽视了30年。 生物技术或武器将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二氧化碳排放的温室效应似乎没有我们想象的威胁巨大，我们甚至很可能处于下一个冰川时代的开端（每十万年里九万年是冰川期，一万年是过渡的温暖时期）。 第二章开始讲述战争与和平，感觉是作者随笔这下这本书，并未突出主题。英国的理性和德国的膨胀导致了二战的结果，战略上的将军是死刑战犯而战术上的只是无罪的棋子。俄罗斯人认为自己在战争中是受伤害的，反而使得其日后成为更可怕的军事力量。核武器一直是威胁我们世界安全的定时炸弹。

第三部分科学史与科学家

20世纪科学上两次伟大的观念革命是沃纳.海森堡对经典物理的颠覆（原子过程中因果律的真正极限），库尔特.哥德尔对数学基础的颠覆（形式推导和证明在数学上的极限）。

爱因斯坦，霍金和费曼形成了20世纪物理学的三位一体。而保罗.狄拉克虽然成就在霍金和费曼之上，却不想成为偶像。

《反叛的科学家》读后感(二)：科学的权利常被滥用

文/尹传红

十几年前第一次见识戴森尊容，我就觉得此君气度不凡，长相也颇有特点；几乎与此同时，又从《科学的终结》一书中看到约翰· 霍根对戴森那稍显刻薄、略带调侃的描述，不禁哑然失笑——他身材矮小，瘦得似乎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高而尖的鼻子，深陷的双眸中透出锐利的目光，酷似一只被驯服的猛禽。

他的举止冷淡而沉默——除非是在他大笑的时候。他的笑声似乎全是通过鼻腔发出来的，同时双肩剧烈耸动，就像是一个12 岁的小学生刚刚听到一个下流的笑话似的。

那是典型的颠覆分子式的笑声，只有发出这种笑声的人才会把太空看作是“宗教狂热分子”和“难以管教的不良少年们”的天堂，才会坚持认为：科学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对权威的反叛”而已。

就是上面这段文字，先入为主地让戴森给我留下了一个“另类”科学家的印象。

在《反叛的科学家》中，戴森很注重也很善于讲“故事”。他论述的主题往往由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或体验展开，有时甚至还辅以相当翔实的细节描述。

他说过，“要明白科学以及它和社会互动的本质，你必须检视个别的科学家，以及他面对周遭世界所抱持的态度。研究由科学所衍生之伦理问题的最佳途径，是实地了解科学家所面临的一些进退两难的现实窘境。再则，鉴于第一手资料往往是最可信赖的，我就由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起。”

戴森喜欢拿科幻小说来说事讲理，做案例分析，并以此比照和评价科学事实，这也是其作品内涵丰富、可读性强且颇具启发意义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色。

他把自己从事的科学称为“自己的领域”，而将科幻小说当做“我的梦想家园”。他认为科幻小说比科学本身更能让人明白易懂，且可以“显示有人情味的输出”。这通常要“比任何统计分析都高明，因为真知灼见需要想象”。

本书的《未来需要我们》，话题虽由一部名为《纳米猎杀》的惊悚小说引出，但却关涉相当深广的科学领域和社会层面，读罢令人眼界大开、回味无穷。

作为一位深具远见卓识与人文情怀的智者，戴森常常还抛开职业偏狭与门户之见，在作品中探讨战争与和平、自由与责任、希望与绝望等事关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伦理问题，时有发人深思之论、促人警醒之语。

他相信，在科学进步的同时如果没有伦理的进步，那么科学注定要把巨大的困惑和灾难带给人类。

尽管他往往是从自己熟悉的科学角度记述和描绘未来，但他并不主张科学是唯一有权威的声音。

他告诫说，科学与宗教一样，其权力也常常被滥用。“只有宗教的呼声与科学的呼声加到一起时，伦理所关心的事情才会超越人类眼前的利益。”在本书《业余科学家礼赞》中，戴森借他所欣赏的一部著作，向我们展示了业余科学爱好者给现代天文学带来的一种新特色，期望业余科学爱好者能“使用现代科技交到他们手上的新工具，侵入所有的科学门类，并使它们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

在《从局外看宗教》中，戴森大胆地提出：发动“9·11”袭击的年轻人“不是被洗过脑的僵尸……如果我们想了解现代世界的恐怖主义现象，如果我们想要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小它对带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的吸引力，首要的一步就是理解我们的敌人。在能够理解他们之前，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敌人”。

戴森还在其多部作品中“检讨”科学的过失，感喟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结果难以预料，而且我们都缺乏高瞻远瞩的智慧，以判定哪条路径会通向灭亡与沉沦。

他甚至坦言，科学应该为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罪恶的产生承担责任—这是他的大多数科学家同行并不愿意接受的观点，但戴森为人著文思想境界之超脱、高远，由此可见一斑。

转自信息时报

《反叛的科学家》读后感(三)：科学家中的“老狐狸”

文/思郁

也许是孤陋寡闻，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科学家对他研究领域以外的众多学科事物如此着迷。毫无疑问，我的这个偏执的印象是错的，只要是普通的人类，他总会对很多东西感兴趣，无数的好奇心才是我们生活、世界进步的最大动力。科学家是人类，当然也会对研究领域以外的事物有兴趣，看看热播的美剧《生活大爆炸》就知道了——科学家成为收视率飙升的喜剧演员，这说明科学也是生活喜剧的一部分。我们借用思想家伯林的那个著名区分来定义科学家的群体：狐狸懂很多，刺猬只懂一种，这并不是把所有科学家清晰地分为狐狸与刺猬的不同群体，而是想问，你是一只想成为狐狸的刺猬呢，还是一只梦想成为刺猬的狐狸？

无疑，《反叛科学家》作者，美籍英裔科学家弗里曼·戴森就是一只渴望成为狐狸的刺猬：刺猬是他的科学领域的代称，狐狸是他对无数学科的兴趣，包括本书内容收录各种类型的书评文字。隔行如隔山，要不是读了这本书，也想不起去谷歌搜索这本书的作者，结果瞬间被震住了。

有一则评选全球前十名科学家的报道，其中提到弗里曼·戴森，说他是“受人尊敬的核物理学家和科幻小说家”。 戴森教授不仅是位优秀的理论物理学者，更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向往无限宇宙的睿智哲人。他一生优游于数学、粒子物理、固态物理、核子工程、生命科学、天文学领域，志在探索未知的世界。戴森教授早年为量子电动力学的巨擘，与诺贝尔物理奖擦肩而过。1956年发表的《自旋波》论文受到无数引用，堪称物理学史上的重量级论文之一。

上面提到很少科学家对研究领域之外的东西感兴趣，但是戴森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在晚年书写了大量的普及性的作品，《反叛的科学家》中大都是发表在《纽约书评》的长篇评论，范围涉及到科学与道德、哲学与宗教、传记与文学等等方面，这些文字无论是涉及的广度与深度，行文的典雅平易，都令人赞叹不已。戴森晚年曾访谈中表示：“在我年轻时，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工作是在狭窄的领域里做深入的研究。现在，我老了，我的工作范围变得更广也更浅显。年轻时，我解决的技术问题仅仅会引起一些专家的兴趣。老了以后，我写的书是会引起广泛关注的人类事务。在我们生命的两个阶段，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利用我有限的能力。”这只年轻时候的刺猬，彻底变成了一只“老狐狸”。

科学方面的文字我确实没有发言权，但是我对戴森的兴趣大都集中到他如何行文用浅显的笔触描述深奥的科学事物。大多数科学家可以取得很高的成就，但是并不代表他能用清晰而直白的文字描述他取得的成果；另外一方面，我们见到了更多科学写作只是业余写作，依靠着几本基础科学的读物就大胆妄想重建一个世界，这样写作只能蒙住我这样的门外汉，要是遭遇到了专业领域的研究者就马上变得不堪一击，我们渴望更多像戴森这样真正的科学家去写作普及读物。

某种常识层次上，普及科学更为重要，《反叛的科学家》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写。还有一点，本书中涉及到他同时代许多著名科学家的生活场景的描述。戴森笔下的科学家群体像面目各异，但是与我们这些普通人多年构建的刻板与疯狂的印象不同——在这点上好莱坞的科幻电影可谓罪魁祸首——他写到的科学家让我们感到无比的亲近，他们的生活与研究，兴趣与爱好，甚至对科学的痴迷与道德的冲突等等都隐蔽在戴森的字里行间。他笔下的爱因斯坦、罗伯特·奥本海默、理查德·费曼、李政道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给我的阅读经历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戴森在他的很多文章与演讲中都重复强调一个观点，17世纪初，两位伟大的哲学家，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和法国的勒奈•笛卡尔，正式宣告了现代科学的诞生。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科学态度。培根说：“一切都基于眼睛所见自然的确凿事实。”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前者是主张科学家可以从累积的大量事实中，推断出自然规律；后者则认为科学家应该依靠纯粹的推理得出自然规律。400多年来，科学正是沿着这两条不同的途径全速前进。

然而，解开自然奥秘的力量既不是培根的经验主义，也不是笛卡尔的教条主义，而是二者成功合作的神奇之作。400多年，英国科学家倾向于培根哲学，法国科学家倾向于笛卡尔哲学。法拉弟、达尔文和卢瑟福是培根学派;帕斯卡、拉普拉斯和庞加莱是迪卡尔学派。因为这两种对比鲜明的文化的交叉渗透，科学被极大地丰富了。这两种文化一直家发挥作用。

换句话说，刺猬也罢，狐狸也罢，最终都会互相影响，正如本书中写到的那些科学史上光彩熠熠的科学群星谱，他们的成功是通过“反叛”的形式，质疑权威的沉思，各种不同研究方向的配合才获得成功的。没人是一只孤独的刺猬，也没人是一只单独的狐狸，他们注定互相依存。

转自21世纪经济报道

《反叛的科学家》读后感(四)：我们需要这样的科学家

2004年，叶嘉莹先生80寿辰，杨振宁、陈省身先生都来南开大学给她庆生。当时，两位物理大师和数学大师给叶先生赋诗相贺，后来读大学的时候，我在多个场合见到过陈省身先生的那首诗。

抛开艺术水平不论，杨振宁、陈省身这一辈早年在中国读书，后来移民国外发展的学者，虽然都是数学和物理方面的顶尖大师，但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造诣，明显要远高于现在的普通大学生。并且，除了自身的专业，他们对这种文化始终保持着热爱，这一点更难得。

之所以提及以上的内容，是因为这两天读了普林斯顿大学弗里曼·戴森教授的《反叛的科学家》，他恰巧是杨振宁先生的好朋友，书里也有一篇关于杨振宁的文章。

弗里曼·戴森和杨振宁先生有着类似的经历，早年在自己的祖国求学，对自己的国家有着很深的感情，后来又求学美国，在那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杨振宁先生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在中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以戴森教授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他拿一个诺贝尔奖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由于诺贝尔奖只能同时授予不超过3个人，1965年，他与这一奖项失之交臂，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如果仅仅是因为物理学上的成就，我们普通人恐怕很难跟戴森有交集，不过他的一系列著作前后称为畅销书，拉近了他与普通读者的距离，这本《反叛的科学家》就是其中一例。

和杨振宁、陈省身先生一样，戴森从小喜欢文学作品，这为他打下来深厚的文字功底，为来后的写作提供了基础。《反叛的科学家》实际上是一本书评集，其中很多都是他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作品，能够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书评，他的水平可见一斑。

由于这是一本书评集，书中并没有一个集中的主题，这反而能够了解到戴森的涉猎范围之广。在这二十多篇书评中，他谈论科学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谈论科学史的问题，甚至谈论艺术、宗教问题，在这些书评中，戴森毫不忌讳批评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这些大师所犯的错误，也能够一针见血地透过一些表面现象，看出更深远的问题。

戴森开篇就说，还原论哲学将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引入歧途，他们想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例如，爱因斯坦后半生孜孜以求的统一场理论，基本上白白耗费了他此后的学术生涯。

在谈论科学与道德的时候，戴森说，现在的环保运动孩纸将其注意力集中在技术犯下的恶上，而没有注意到技术未能做成的好事，他希望环保组织能够从负面转向正面。

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让很多科学家产生了一种极度的自负，作为自己所在领域的顶尖学者，戴森始终保持着谦卑的心态，他清醒地认识到科学也有禁区，科学家应该有道义和底线。这种谦卑的姿态，在书中处处可以看见，可以想见，他为人处世应该是非常让人尊敬的。

让人惊喜的是，在《反叛的科学家》中文版的附录中，还专门加上了1999年戴森教授在杨振宁退休庆祝晚宴上的演讲稿，题为《一个保守的革命者》，他对这位好友的评价，对于我们认识老一辈中国知识分子大有裨益。

戴森说，杨振宁是20世纪物理学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的卓越造型师。站在物理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只是我们普通人并不理解。

杨先生晚年归国后，就一直保守争议，这些争议多从道德的角度出发，没多少能站得住脚。杨振宁先生这一辈出国的留学生，大多是站在科学救国的角度，即便是在美国，他们对中国的牵挂始终没有放下。

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美关系复苏之后，杨振宁、陈省身、叶嘉莹这样的学者都在第一时间回国，并且都在晚年选择归国定居，为中国的科学、文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们这样的赤子之心，理应得到国人的尊敬。

前一阵看过一篇施一公教授写饶毅教授的文章，文中关于他1998年在美国刚认识饶毅的部分写道：“（饶毅）经常写一些与他实验室研究课题无关的杂文，评论科学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这些文章引经据典、有时会很长，显然花了很多时间；他把这些文章通过email群发给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教授们阅读。由于对饶毅有成见，他发来的杂文我一般都直接删掉、不会花时间阅读。所以，我对饶毅的第一印象是：有点不务正业、喜欢多管闲事。”

戴森教授和饶毅类似，很喜欢写跟自己科研无关的文章，这反而让更多人开始喜爱他。饶毅也一样，他这样的爱好一开始可能会招致别人的反感，但后来喜欢他的人越来越多，施一公也抛弃之初的刻板印象，跟饶毅成了他的好友。

科学家也是知识分子，只是跟爱因斯坦那一辈科学家不同，现在的科学家更喜欢闷在实验室安心做实验，一方面，他们极度鄙视那些“业余”意见，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在公共领域发表太多自己的意见。

戴森、饶毅这样的“好事者”恰好为专业领域和公共领域架起了一座桥梁，他们在两者之间游刃有余。这个时代，我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科学家。

弗里曼·戴森著，肖明波、杨光松译：《反叛的科学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定价：52元。

《反叛的科学家》读后感(五)：《反叛的科学家》

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思辨的气质和大陆其他出版社的气质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在大学出版社里更是独树一帜了，与它接近的也仅有北京大学出版社。弗里曼.戴森的这本《反叛的科学家》就是一本典型的浙大出版社偏爱的书，这是他的书评集，充满令人雀跃的论断，戴森先生本人就是涉足领域广泛的科学家，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证明了理查德.费曼的路径积分法和朱利安.施温格与朝永振一郎发展的变分法方法的等价性，他同时对粒子物理学、天文学和哲学、文学兴趣浓厚，这使得他能轻易以流畅和简洁的文笔捋顺他的思考。对于这本精彩的书，我能做的就是尽量回忆和储存新知。

他对比了一站后的英国和一站后的德国，以推测为什么两国分别走向了和平主义和尚武主义。英国历来以海军力量为主，海军是它成为日不落帝国的绝对保证，而德国历来以陆军为主，陆战的惨烈远胜海战，陆战往往是摧毁赖以生活的家园，而海战则发生在大海上，目标仅仅是地方的船只。德国国民在一战后将经济危机视为战败的结果，而英国则在一战后迅速掀起了和平主义运动，对战争讳莫如深。两次中日战争中，第一次甲午战争以海战为主，而第二次日本侵华战争则以陆战为主，我们便可以体会到陆战能够激起的尚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强烈要远胜过海战。然而，为何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为何德国没有抓住机会走向和平主义，而是被希特勒趁势而起，戴森先生提到一件事，魏玛共和国时期有一部电影叫《西线无战事》，讲述的是一站中德国西部战线上的士兵的经历，然而这部电影却并未被普通德国民众观看过，到了希特勒上台，这部电影就彻底销声匿迹了，戴森先生说，如果像《西线无战事》这样诉说战争残忍的电影或其他宣传和平主义的材料能够被广泛的德国民众熟知，希特勒无论如何也无法崛起的。

戴森在书里着墨最多的科学家是理查德.费曼和罗伯特.奥本海默，关于费曼，戴森更多地是褒扬，特别是费曼晚年参与到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原因的调查中。而对奥本海默，戴森的评价是复杂的，他称赞他作为科学家、作为管理者和作为诗人时的天才和博学，但对于他完全配合军队，主导研制出核武器，态度是复杂的。戴森在书中反复强调，技术只有廉价了，才可能是有利于全人类的，如果技术被政府和富人操纵，只会为人类带来厄运。他对生物技术的信心是大胆的，这也许源于他自己对核技术与生物技术的对比。生物技术在DNA双螺旋结构这一重大发现甫一出现后，就有过一次世界生物科学家的大会，约定生物技术的道德标准，这使得生物技术在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健康发展，与之相对的，当1933年核裂变实验在德国成功之时，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之前，也有一次类似的世界性的物理学会议，然而与会者，都没有想到先在科学家之间约定核技术的道德问题。致使核武器成为政府和军方掌握的技术。许多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费曼以及戴森都在广岛长崎核轰炸之后有沉痛的反思。但在书的开始部分，戴森提到当前美国的核政策的进步，即对于所有现存的核武器的所有型号，不再进行新的设计，而只进行零部件的更换和维护。当今世界，大部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有这样的默契，至少现在能稍微加深一些对朝鲜核问题以及伊朗核问题严重性的认识。

另一个非常吸引我的观点是所谓的科学家晚年的深陷的还原论。还原论失败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大卫.希尔伯特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还原论成功的最著名例子有不少，比如麦克斯韦电磁学方程组，比如薛定谔方程，比如狄拉克方程。相比来说，前者的还原论范围完全涵盖了后者，希尔伯特致力于算术公理之相容性，爱因斯坦则致力于统一场论，戴森相信科学家晚年会浪费大量的时间走到还原论的道路上，而忘记了年轻时候的反叛。好在对于希尔伯特，库尔特.哥德尔在1930年证明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推翻了他的还原论想法。而对于爱因斯坦，统一场论仍然没有出路，看起来表现更好的弦理论则成为解释所有基本相互作用的理论新宠。奥本海默根据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方程推测出黑洞的存在，然而爱因斯坦直至死都没有承认过黑洞，这便是戴森所要说明的还原论对于伟大科学家的伤害。

最后一个让我重新燃起对其的兴趣的是艾萨克.牛顿，是因为他的神学理论。我以前知道晚年的牛顿研究炼金术，研究神学，并将之视为对他早年科学性的背叛，或者是对反叛性的背叛。然而，读过这本书才知道，牛顿的神学也完全不是当时正统的神学，牛顿研究基督教经典，他从基督教原典中推断出基督教是一神的，宣扬多神的基督教经典或者阐释都是因为希腊文化的侵犯，而纯正的希伯来文化时期的基督教是一神的。牛顿的神学论文从未公开发表过，因为这无疑会被视作异端。戴森先生还提到，为何现代科学从17世纪起在欧洲大爆发，而没有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与基督教的神学传统是息息相关的，基督教一向重视神学，而神学研究的过程正是通过严谨地研究证实自己的信仰，这样的过程与科学研究的方法是完全相同的，特别是在神学研究的结果与被告知的相悖时，更能刺激科学的黎明到来。大概，民国大师云集，与清代学者的考证传统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