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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读后感100字

淮南子读后感100字

《淮南子》是一本由陈广忠 译注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2.00元,页数:127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淮南子》读后感(一):《淮南子·主术训》里社会化分工的思想。

夫责少者易偿,职寡者易守,任轻者易权。这不就是社会化分工,企业流水线工作么,你是干绘图的,就别管加工的,你是做物料采集的,就别管市场销售的。这家伙想法妥妥比现代管理学之父都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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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读后感(二):447-淮南子-刘安-Philosophy-122BC

447-淮南子-刘安-Philosophy-122BC

Barack

2022/12/17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创作于西汉。该书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综合了诸子百家学说中的精华部分,对后世研究秦汉时期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家”,四库全书总目》归入“杂家”,属于子部。《淮南子》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糅合了阴阳、墨、法和一部分儒家思想,但主要的宗旨属于道家。“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作者认为此书如道一样包括了广大而光明的通理。《淮南子》原书中有内篇二十一卷,中篇八卷,外篇三十三卷,存世的只有内篇,现今出版版本,大多对内篇进行删减后再出版。

刘安,于公元前179年出生于淮南国寿春县(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于公元前122年去世。刘安初封阜陵侯,文帝十六年(前164年)封淮南王。好书鼓琴,招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即《淮南子》)21卷,《外书》甚众。又有《中篇》8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20余万言。著《离骚传》,献之武帝。后因谋反案发而自杀。在哲学上,刘安以道家的自然天道观为中心,综合先秦道、法、阴阳等各家思想。认为天地万物是“道”产生的。政治上则主张“无为而治”,但对“无为”作了新的解释,并提倡变古。

Table of Contents

卷一 原道训

卷二 俶真训

卷三 天文训

卷四 墬形训

卷五 时则训

卷六 览冥训

卷七 精神训

卷八 本经训

卷九 主术训

相比于儒家,道家的思想更加地抽象,普通人其实很难去身体力行去做到。道家所描述的前景非常诱人,宏伟壮观,但落到现实生活中,感觉操作性不强。这样比较起来,反而儒家更接地气。但是儒家未免太过方正刚强,如果能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甚至更进一步糅合佛家的宗教思想,大概能更易趋于圆满?

“道”幽微难言,所以我们只能侧面去描述,用比喻去模拟,这是得道的人帮助未得道的人理解“道”的方法。可是这些描述,并不是“道”本身。如果能行为举止都符合“道”,便真地刻意达到描述的那样美好的状态吗?对于“道”的学习,是否也有一个明确的学习路径呢?又或者说,“道”虽然只有一个,但通向“道”的道路却是许多的呢?这家说法正确,未必就代表那家说法不对么?

作者所描述的“道”幽微难言。“道”没有具体的形象,世间万物依靠它而产生,但是却不会感受到“它”因而却特地去感谢“它”。万物遭受了厄运,也没有办法责备“道”。“道”既能包容高峰,也能承载低谷。“道”所孕育的万物,无论做什么,都不会伤害到“道”,也无法使“道”更加荣耀。无为而治的思想大概也就来源于此。人为的刻意追求没有意义,顺应天道行事即可。“道”就好像我们呼吸的空气,它按照自然法则运行,对万物至关重要,而万物却不会时时刻刻感受到它,铭记他。

用钓竿去钓鱼,比不上用渔网去捕鱼;用渔网去捕鱼,比不上把整个江河湖海都当成渔网。这样子的哲学观,或许可以理解为,强调格局的重要性。我们过分关注细枝末节,就容易丢失整体。如果提纲挈领,虽略显粗糙,但覆盖的面更广大。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待这段表述,或许又可以理解为,越是抽象的东西,覆盖的范围越大。钓鱼射箭,目标都极为明确,而渔网、鸟网只是放在那里,没有明确目的。而江河湖海更进一步,只是一个虚空的概念,甚至没有形体。因为抽象,才能包容。这就是“道”必须是抽象的原因么?

或许是我境界不够,现在的我,还是不能够深刻体会到,“无为而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境界。事情不经过筹划就能办成,不必动手事业就能成功,不去刻意追求就能够得到大道,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如果如此,我们后天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这么看来,岂不是越努力勤奋的人,反而离道越远?越散漫随性的人,离道越近吗?如果是这样子,道的好处是什么呢?达到“道”的境界,并不能保证我们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多的物质享受,那“道”能许诺的最重要的是,就是内心通达自在的感受吗?希望我们回归到小孩子的状态,顺应本心,不为后天所拘泥,这就是我们求道的原因吗?后世把求道逐渐变成了追求成为拥有超凡能力的神仙,而且这些神仙依旧有爱恨情仇,这是否与求道的本意相悖呢?

求道,不是为了物质。外界迅速变化,得意失势难以预料,求道求的是内心的稳定。不因为拥有香车宝马而开心,也不因为蜗居陋巷而抑郁。即使是拥有天下的权柄,也不以为多么快乐。即使粗布短衣,也能心态平和。在德行的修养上,以水为榜样。“水”,大概就是自然界中最接近“道”的存在了。柔软却又锋利,弱小却又强大,不会真正消失,只不过在不同的形式之间转化。理解了水的德行,大概也就理解了“道”的形态罢?

《淮南子》读后感(三):【转】陈静丨说不尽的《淮南子》

录自陈静:《自由与秩序的困惑:<淮南子>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介绍:陈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常务副主编。

内容提要:作者用“奇”和“杂”两字来概括《淮南子》的特点。“奇”有三:一、它的作者们以悲剧收场的命运,为该书抹上了传奇的色彩;二、它保存了先秦和当时思想的大量材料;三、它具有恢宏的思想气势。“杂”是历史上对《淮南子》思想的基本定位。作者认为导致《淮南子》思想杂芜的原因亦有三:一、该书多篇差别较大的语言风格和言说方式;二、该书论域广阔却无首尾一致的内在逻辑;三、该书思想立场不确定,在道家式的追求自由和儒家式的维护秩序之间游移不定,这是导致《淮南子》思想杂芜的根本原因。

一、《淮南子》之“奇”

《淮南子》是汉初封王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门人集体编著的一部著作,问世于西汉前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我们选择这部著作作为研究对象,似乎有必要交代如此选择的理由。愚以为,我们中国人之所谓中国人,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一片被称为中国的土地上,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长了一副黄色的面孔,更是因为我们有一颗由我们的文化陶养出来的中国心。这颗心使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带上了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中国气质,这是来自文化陶养而养成的气质。中国文化是层垒地建构起来的,在若干千年的建构过程中,许多内容渐渐成为形式积淀于我们的精神世界,成为我们相对稳定的心理态势。因此,我们若想了解自己,就有必要进入历史,去解析那个历史的建构,并且在解析的过程中看清楚自己。我们如何成了我们自己?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使我们不断地需要回望历史以求解答,因此这种回望并不仅仅是出于眷恋,甚至有可能完全相反,是我们想认清自己的局限而实现自我超越的一种努力。无论如何,我们需要了解自己,《淮南子》就是我们回望自己精神的历史时出现在我们视野里的一部典籍。 在中国人的精神史上,先秦诸子的时代无疑是一个辉煌的时代。那个时代被视为中国思想的“轴心时代”而吸引着后世一次次回望的眼光,那是中国思想敞开最大可能的创发时期。诸子生活于乱世,感受着人生的苦痛,但是也因为没有强力规定的“正统”而有了自由思想的可能,于是思想的触角向不同的方向伸展,成长为不同的思想学说。各种不同的思想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所谓“百家争鸣”,就是诸子思想在自由状态下的一次碰撞。但是,就是在诸子时期,中国思想也显露出了其基本的气质,这就是道德心的充分发扬而知识心没有得到足够的展开,这为中国思想烙上了为人生而不是为知识的明显印记。我们没有回望这个辉煌的时代,而选择了汉代初年问世的《淮南子》作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中国思想发展的另一个趋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个趋势,就是中国思想由分散到合流的思想综合的趋势。 中国思想在先秦表现为百家争鸣,到了汉初已经被太史公归纳为儒、法、名、墨、道、阴阳六家,再到汉武帝独尊儒术,最终形成了儒、道互补的基本格局,这个格局长期保持,直到佛教传入并发展成势,才改变成为三教鼎立的局面。思想综合对应着中国历史进程中大一统制度的酝酿、成形和最终定型,是一个不短的过程,《淮南子》就问世于思想综合而尚未进至儒术独尊的时刻,问世于大一统政治制度即将定型而尚未最后确立的时刻,所以,这部书把自由思想下进行选择的思想矛盾呈现得格外分明,把肯定“一天下”与宣扬“异风俗”的矛盾心态揭示得十分清楚,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思想和历史之进程在当时的样态,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本。 那么,《淮南子》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简单概括这部著作的特点,大概可以用“奇”和“杂”这两个字。说《淮南子》“奇”,有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它的作者们以悲剧收场的命运,为该书抹上了传奇的色彩。《淮南子》的作者是淮南王和他的宾客门人,汉初封王贵侈,莫不以声色游猎犬马为事,淮南王刘安却笃好学术,折节下士,有风雅之姿,高尚之态。这样一个志高行洁的诸侯王,最后却落得自杀的结局,同死者数万人。淮南王是中国历史进入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牺牲品,他的死是一个历史的悲剧。汉初封王的权力很大,在王国内部享有独立的赋税权、官吏任免权、行政权甚至货币发行权等等,朝廷只派一个“丞相”作为辅助,发挥监督和联系的作用,所以汉初的封国,俨然是一个小朝廷。汉初封国的这种独立性,在《淮南子》中也能找到例证。《淮南子》有“淮南元年”的记载,说明封国自有纪年系统。在中国古代,正朔、服色是政权的表征,所以旧政亡而新政兴,是一定要改正朔、易服色的。汉初王国不奉朝廷正朔而自行纪年,说明西汉王朝在当时还没有真正完成大一统的体制建设。但是,大一统在当时已经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朝廷也在凭借强力推进,因此在中央朝廷和封国之间,就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权力抗争。这种对抗与帝位之争纠缠在一起,演成了西汉初年频繁的谋反与镇压事件。淮南王就是以谋反罪自杀身亡的,“坐死者数万人”,[1]“党与死者数万人”,[2]是当时震动朝野的一个大事件。淮南王在编著《淮南子》时,是有心为刘氏王朝治理天下提供某种设计的,所以他自称《淮南子》为“刘氏之书”,并且在汉武帝继位之初就把它献给了朝廷。他的这个心愿与他最后以谋反罪死的结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个历史背景为《淮南子》抹上了传奇的色彩。 《淮南子》“奇”的第二个方面,是它保存了先秦和当时思想的大量材料。《淮南子》并不是一部现代意义的著作,它并不是淮南王和他的门人“创作”的一部书,而是他们“编著”的一部书,是他们对先秦以来思想的剪裁、整理和解说。有人说《淮南子》句句都有出处,恐怕言之太过,但是《淮南子》里出自前人的字词文句甚至段落触目皆是,却也是事实。这样,许多失传的典籍有可能凭借《淮南子》保存其思想。《淮南子》的史料价值很高,这是公认的。例如,农历的二十四节气,完整名称最早就见于《淮南子》,已经与今名完全一样。又如《淮南子》的《天文训》和《地形训》保存了先秦和当时的许多天文和地理知识,至今是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地理的宝贵材料。再如《淮南子·缪称训》保留了子思学派的思想材料,这除了有清人辑佚的对照,现在还有了地下出土的郭店竹简在思想内容上加以印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作为思想和知识的文库,《淮南子》的丰富性是同时代的其他著作难以比拟的。此亦一奇。 《淮南子》的“奇”,还在于它恢宏的思想气势。《淮南子》有“牢笼天地”的雄心,试图在一部书里容纳所有的思想和知识的领域,把它们组织成一个大系统。由于《淮南子》的思想秩序比较混乱,造成了它在思想上的杂芜,从而使它组织思想和知识的努力,停留在包容广泛的层次上,而没有完成思想的内在逻辑建构。但是《淮南子》高远的思想视野,宏大的思想气势,也为它获得了奇书的声誉。总之,《淮南子》是一座读不尽的思想宝库,称之为“读不尽的《淮南子》”,用“读不尽”来称许《淮南子》,确实不是谀词。 至于“杂”,已经是《淮南子》长久的名声了。自从《汉书·艺文志》立“杂家”之名纳《淮南子》入其目下,后世史志遵而从之,一致地视《淮南子》为杂家而安顿在“杂家”的类目之下。《淮南子》问世以来的二千多年里,就以杂家的名义流传着。追问导致《淮南子》思想杂芜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条:其一,《淮南子》的文风,是汉赋的铺排渲染,行文多用对偶句式,重叠着形形色色的华丽词藻,这些堆砌的词藻往往具有隐喻意味,因此词藻堆砌又成为意义叠压。阅读《淮南子》很容易获得一片绚烂的印象,同时也有被意义的光影所淹没的感觉,阅读时触目皆是嘉言,掩卷细想却难以理出一个完整的思路。《淮南子》的行文似乎不是在推进一个思路,而是在一个大致相近的意向上放纵想像和广纳众说。可以说,《淮南子》的语言风格和言说方式,是造成《淮南子》杂芜印象的第一个原因。 其二,《淮南子》在思想上抱有太大的雄心,想在一部书里纳入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和论说,这是《淮南子》“奇”也是它“杂”的原因。《淮南子》正文二十篇,只要看一看这二十篇篇目名称所涉及的范围,就能看出它的论域有多么广泛。一部论域宽泛的书需要仔细安排思想的秩序,而《淮南子》恰好在这个方面非常薄弱。这样,它纳入的内容越多,给人的感觉就越乱,《淮南子》正是如此。作为思想材料,《淮南子》可谓一大宝藏,但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淮南子》却逃不掉“杂家”的名声。 其三,《淮南子》的思想立场游移不定,困惑于道家的追求自由和儒家的维护秩序之间,这是导致《淮南子》杂芜的根本原因。《淮南子》有在道家的立场上安顿全书的意图,这是很明显的。站在道家的立场上尤其是庄子的思想传统上追求自由,《淮南子》会认为儒家维护秩序的价值准则是自由的桎梏,所以每每称“摇消掉稍仁义礼乐,暴行越智于天下,以招好名声于世,此我所羞而不为也。”[3]但是正如庄子所言,来自血缘的亲子关系和来自政治的君臣关系是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两种基本关系。[4]这种关系使人从纯粹的“人”即“真人”,变成了社会关系中的“角色”,人的角色性身份是人无可回避的现实。这样,人的理想状态“真人”和人的现实状态“角色”之间就有了矛盾。庄子只是一个思想者,在揭示了人作为“真人”和作为“角色”的矛盾,揭示出真人追求自由的本性与角色受制于现实的冲突之后,发一份千古之慨叹,也就罢了。《淮南子》却不同,它的作者,既是喜好读书的思想者,也是拥有大片封地的诸侯王,因此淮南王和他的门人除了有同于庄子的感慨,还有庄子无需担当的“务于治”的现实责任,所以《淮南子》必须处理人的角色属性和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这就进入到儒家的秩序范畴了。一旦进入这个范畴,《淮南子》也就不能忽视儒家倡导的价值准则,而必须解释它们、承认它们和承认在它们的安顿下形成人间秩序的必要性。这样,原来“羞而不为”的秩序安排,也就要“不得已而为之”了,为与不为的矛盾,表现在《淮南子》里就是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作为受制于朝廷的封王,淮南王向往自由,作为有安顿天下之心的贤王,淮南王不能忽视秩序,淮南王身份的尴尬或许造成了《淮南子》时而重秩序时而重自由的矛盾态度,在这种矛盾的态度下,它时而在道家的立场上贬斥儒家,时而在儒家的立场上协调儒、道思想,这种思想立场的游移,是《淮南子》显得杂芜的根本原因。 《淮南子》大约完成于汉景帝时代(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继位,淮南王在晋见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自己的侄子、年轻的新皇帝。据说像淮南王一样爱好文艺的汉武帝非常欣赏,“爱秘之”。不过从汉武帝刚一继位就向博士们发出的“天人三策”来看,汉武帝关心的是大一统秩序的建立和保持,以及建立秩序的根据和维持秩序的策略,在《淮南子》那里非常重要的自由问题,并不为汉武帝所关心。从汉初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汉武帝时代是一个转折,此前是道家黄老思想占居主流,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道家思想就逐渐边缘化了,儒家成为主流。思想风尚的改变使在《淮南子》那里冲突着的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问题不再被人关注,只剩下了秩序问题在独尊儒术的名义下被思考。所以汉武帝的“爱秘”,也是《淮南子》被束之高阁的边缘地位的写照。 或许是因为思想风气的改变,使《淮南子》的问题不再受重视,或许是因为淮南狱案的影响,使淮南王及其著述在相当的时间里成为忌讳,总之在整个西汉,还看不到《淮南子》的传行。到了东汉,《淮南子》才成为通行的典籍。东汉末有许慎和高诱注解《淮南子》,根据现存的许注八篇和高注十三篇来看,二家之注都侧重于名物训诂,而不甚关心思想的阐释,与郭象的《庄子注》完全不同。高诱在《叙目》里表扬《淮南子》,称“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又称此书“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似乎有在道家的思想统系上解释《淮南子》的意图。然而再往下说,却又只是“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5]他本人的注释也少有思想阐释的内容,这就使《叙目》中“大道之深”的评价落了空,只剩下“援采以验经传”给出的功能定位。“援采以验经传”是高诱为《淮南子》定的位,也是《淮南子》长期流传的实况。六朝以后,就不断有人援采《淮南子》为经传作注解,例如《后汉书》注、《文选》注、《史记索引》、《蒙求注》等等,都有引自《淮南子》的材料;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也见得到《淮南子》的材料;还有《意林》一类的作品,对《淮南子》(还有其他许多著作,例如现在已经失传的《子思子》等等)进行了摘抄。在这些不断的援采中,我们看到了《淮南子》流传的诸多痕迹,但是在《淮南子》两千年的流传史中,却见不到以《淮南子》为完整对象的思想解释。《淮南子》的这种流传方式,使《淮南子》逐渐堆集下不少的颠舛讹脱,再加上写刻致谬,文义变迁,读懂《淮南子》变得越来越困难。 清代以来,校勘之学大兴,《淮南子》也得到了文本的校勘整理,其中以王念孙的成就最大。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煌煌十六巨册,其中的第十二到十六册是整理《淮南子》的。王念孙以坚实的小学功夫和丰富的材料考证《淮南子》的误文,并对许多难解之文的含义进行解释,一共九百余条。他在这项工作上的成就,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6]当然在王念孙之后,还有人继续这项工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例如俞樾《诸子平议》的《淮南子》部分,杨树达的《淮南子证闻》等等,都是阅读《淮南子》的重要参考。但是就校订《淮南子》的整体成就而言,无出王念孙之右者。 现代意义的《淮南子》研究,是从胡适的小册子《淮南王书》开始的。[7]胡适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淮南子》思想,揭示《淮南子》有宇宙论的思想,同时批评这个思想充满了想像;指出“无为”是《淮南子》推崇的行为方式,同时批评论证这种方式的根据不足。胡适的研究很有意思,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他的《淮南王书》却没有理睬《淮南子》的人文追求和困惑,而是以近代科学的证明精神来考量《淮南子》的长短。胡适以后,从思想上研究《淮南子》的就很多了,题目不一,角度也很多,这些林林总总的研究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都有一个西方学术分科的背景和一个同源的学术眼光,尤其是那些以《淮南子》的某某思想为题的文章,更是如此。可以说《淮南子》的思想研究从一开始就纳入了西学的背景。 西学东渐,成为强势话语。西学为中国人敞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域,扩展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把中国纳入到世界历史的范围之内。但是,即使如此,西学也不是当然的框架,可以用来规范中国人从古到今的所有思考。我们希望西学是一盏灯,帮助我们看清自己的来路和去向。至于《淮南子》研究,作者希望回到《淮南子》的问题和困惑,去寻求解释和答案,而不是以西学为版型,把它裁剪成一套现代的衣装。

二、《淮南子》之“杂”

在对《淮南子》的思想进行阐释时,我们首先认定《淮南子》从道家的思想立场出发,在汉初思想融合的大背景下进行着道家立场的思想综合。认定《淮南子》持守道家立场并不表示我们否认《淮南子》思想的杂芜,但是我们认为,如果以《淮南子》思想的杂芜而认定它是杂家,就停留在《淮南子》思想的表面印象上了,不利于进一步追问它何以具有这样的思想风貌。而认定《淮南子》持道家立场,则可以进一步发问,为什么《淮南子》不能保持住它的道家立场,不能完成道家立场的思想综合而最终移向了它曾经激烈反对过的儒家立场,从而造成了它思想上的杂芜。我们要在这样的追问中,揭示道家的思想困境,揭示它在汉初一度辉煌而终究边缘化的内在原因。 其次,我们注意到汉代思想的表达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表达意见改变成为揭示天理或者道理。先秦诸子彼此以人的意见相互对抗,形成了庄子指出的难以克服的是非困境。为了走出困境,战国以来的思想表现出了寻找根据的趋势,这种找寻最终汇聚成两个大的思路,一个是“望天”的思路,即宇宙论的思路;一个是“问心”的思路,即心性论的思路。这两大思路实际上是纠结在一起的,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其中的一个会发挥统摄作用。汉代是宇宙论思路占居主流的时代,因此汉人无论说什么,总是先说天或者道原本如此,根据了如此这般的天或者道,人世间才有了如此这般的当然。这种表达方式使思想家说出的不再是个人意见,而成为对天理或者道理的揭示和呈明。汉代的儒家和道家采用了同样的思想表达方式,区别仅仅在于,儒家呈明的是天理,而道家呈明的是道理。 我们进而指出,天理和道理分别展开为两套不同的宇宙理论,天理借宇宙构成的理论来呈明,道理借宇宙生成的理论来呈明。儒家的宇宙构成理论是一套空间形态的理论,空间统摄一切的性质,使宇宙构成的理论最终成为大一统政治制度的理论表达。道家的宇宙生成理论是一套时间形态的理论,时间展开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起始和终点被表达为时间的“初”和“今”,它们也指示着两种不同的状态,“初”是和谐、清静、自在的状态,“今”是有对待、有争斗、有制约的不自在且混乱的状态,显然,“今”表达着道家对现实的理解,而“初”表达着道家对理想的追求。时间形态的宇宙理论使道家的理想不能在现实中实现,因此他们的理想总是以“反朴归真”的返回/退出的形式来表达,并且在退出的同时,建立起批判现实的态度。这种奠定在时间模式上的发生→返回/退出←的理论形态使道家很难在现实中持积极建设的价值立场,这就可以解释汉初颇为盛行的道家理论最终边缘化的理论原因。由于《淮南子》遵循宇宙生成的思路,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进入到发生→返回/退出←的理路之下,但是淮南王君臣是有“务于治”的现实关怀和现实担当的,当他们对现实有积极主张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立场渐渐移向了儒家。《淮南子》的第一句话是“夫道者……”如何如何,以开篇论“道”的方式进入讨论,而它的最后一句话是“仁莫大于爱人,知莫大于知人。二者不立,虽察慧捷巧,劬禄疾力,不免于乱也”,这是典型的儒家价值,因此《淮南子》正文二十篇,从头至尾恰好完成了一个由道转儒的改变。这种形式上由道转儒也表现在理论的立场之上,因此《淮南子》虽然从道家出发进行思想的综合,但是它实际上有道家和儒家两个立场,它在这两个立场上跃进越出,造成了思想的杂芜。

我们还指出《淮南子》有一套以真伪论人性的人性理论,这套理论与它的宇宙生成理论是一致的。人的真性被认为是“初”的品质:人类之初和人生之初的纯朴;而人的现实属性因为混杂了在历史过程中萌生的知、欲、情,又无法摆脱俗世的浸染而被认为失真成伪了。人性的失真被认为是现实苦难的原因之一,因此《淮南子》呼吁“反性”,试图以改造人性来改造社会。可以看出,在《淮南子》的人性理论中同样隐含着发生→返回←的时间模式。 我们还注意到了汉代分类模式的形成和《淮南子》对待分类的矛盾态度。大约在20世纪的20年代初,梁启超先生撰写了《阴阳五行说的来历》一文,称“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随后有顾颉刚称五行为中国人的“思想率”,范文澜斥之为“五行毒”。《古史辨》第五册收录了那次讨论的主要文章。通过清理汉代的思想,我们看到,20世纪学者们试图从思想上突破的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在汉代正在构建。这种构建不仅表现在宇宙构成的空间模型上,也表现在分类的模式上。从分类的角度看,阴阳五行是分类的基本项目,而分类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是一种秩序安排。《淮南子》的分类思想是很丰富的,但是它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一种矛盾的态度,它不像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门心思只在安排出合理的、具有最大包容性的合洽秩序,它在承认分类的同时表现出了强烈的越类冲动。这种冲动在我们看来,是突破秩序,向往自由的一种表达。

三、结语

总之,《淮南子》是说不尽的,我们的研究,不过是理解中国思想在汉初的基本走向及其形态的一种努力,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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