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的读后感大全

《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是一本由Evgeny Morozov著作，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68.00，页数：38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读后感(一)：一个浪潮中的独立思考的声音

毫无疑问莫洛佐夫的书包涵了真知灼见，只不过按照他的水平，这本书本可以再简洁些，优雅些，虽然冗长的论证是为了更有力，更普及的论证时下互联网中心主义方法论的重大缺陷，但是对于能够独立思考的读者来说还是过于冗长，从中提取核心观点稍微复杂了些，尤其对于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外国读者来说更甚，这也就是为什么只给4星的原因。

《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读后感(二)：这是一本人名围起来可以绕地球一圈的书

好吧，题目只是我的玩笑，说实话，这是一本让我读起来崩溃，但决定作为我的研究生第一本要买回家的书。看这本书你最好可以就着《black mirror》来一起享用，你会发现黑镜把书中晦涩的文字转化的巧妙而又让你不寒而栗。忽略掉卡斯桑坦思理查德塞勒圣西门伯纳德克里克阿多诺...技术，需要我们对它的思考远不止那么简单，在如今这样一个时代，面对每天层出不穷的APP，升级换代的系统，各种新奇的科技产品，每个人都不由自主的加入到这个狂欢，随着它唱着歌前进，但如果你停下来，想想，你一定会有自己的答案。读这本书，我也在不断构建，推倒，构建再推倒。事物本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而技术又怎么可能只有一面呢，书中也有矛盾点，但你无法否认，确实是这样的，尽管我们享受着技术进步带来的便捷，却无法不考虑它的另一面。至少现在我还裹挟在人流中打着转转。

《技术至死：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读后感(三)：量化技术的利弊

针对数字化科技对人们生活无孔不入的介入，批评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以其特有的批判思维，从技术、人文和社会的角度去讨论对现今世界的影响，更多需要思考的是数字化生存的阴暗面。

不完美，模糊，不透明，加上出错、犯错、做错事的可能：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类自由的构成要素，一心铲除它们，也就铲除了自由。

‘互联网’什么也没有改变。它的了不起和洗碗机的了不起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让事情比以前容易一点。

用户很少去理解东西怎样从原始资料到这儿的，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几乎不会去琢磨这件小事。既然开发软件就能让用户做出正确的行为（哪管用户感觉如何），那还会投身痛苦的制度改革，削弱一部分人的权力，将之重新分配给长久以来呼声饱受压抑的人吗？把解决问题的担子都放在了公民身上，却不管系统本身年久失修，解决问题的制度发育不良（在线教育和大学的精神目标符合是错误的，学生大学学业成功的最佳预报器是与教授们面对面个人接触的时间总量）。

个人描述信息的准确性，因会因脱离背景语境的汇编和侧写而打折扣。透明有两种可能：一是本身是内在价值，是目标；二是只有工具价值，达成某种更重要目标（比如责任）的手段。这也意味着存在错误的透明性，可能带来民粹主义、妨碍审议、增加歧视等。

坚信过滤器和算法的中立、客观和不证自明，并非网络天真病的最高境界。信息简化主义的危险，所设想的客观而纯真的状态几乎不存在。开放数据方案总是被各种政治斗争拿来作为谋取自身利益的借口（只要花钱，要多少隐私就能有多少）。

互联网中心主义通过互联网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这两极来进行自我支持，把任何批评都打扮成这两个极端的某一种表现形式（并最终消化之）。驱动谷歌的既不是开放性意识也不是公开性意识，在这一点上似乎只在意市场竞争。信息产业被‘信息皇帝’所支配是曾经开放创新的产业不可避免的终点。有些成就是由与数字技术毫无关系的陈腐而相当邪恶的逻辑所驱动的。所以，不是不该收集或流通信息，而是要充分了解信息所处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复杂性，再进行收集和流动。有时候，维护环境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比如打击治安犯罪）可能只需生成半透明或半公开的信息。量化自我运动的根本假设在于：只要对技术运用得当，数字便能够解释核心而稳定的自我。这是一种数字恋式思维方式。

面对问题，基于改革的宏观层面的问题解决方案被抛弃了，代之以对微观层面的个人行动不厌其烦的描述。量化信息只是一种最触手可及、便于采摘的果实，但它往往阻碍了更有远见、更持久的认识努力。量化自我运动的另一危害是坚信自然里存在数据，信徒们不会怀疑（甚或反思）测量方案本身是否合适。脱离应用背景称赞抽象的量化，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做法。例如受自身信息还原的意识形态所害的饮食教育世界。正确的做法是获得对营养物质的广泛知识，并在其他碰到食物的模式下使用这些知识，可以对营养物质的认识，跟该食物的质量、食物的生产过程、它包含了多少上瘾元素、多种营养物质如何构成了食物的整体营养成分等相加。但人们很少能做到这种知识的互补，却采取最简单的考察指标（公司卖脱脂牛奶却添加额外的玉米糖浆）。

数字想象力的问题在于,它极不擅长用来描述复杂系统，更不可能想象如何对这些系统加以重新安排。数字想象力只存在于当下，对任何形式的偶然和历史，都持逃避态度。

和营养一样，从富裕、和结构性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信息肥胖症的问题，也许要花费更多的资源进行媒体改革，确保民众能够通过公共图书馆访问数字资源，而不是让人监控自己的阅读内容。‘互联网’只是生活的世界带来的结果，而非原因。技术不是敌人，我们的敌人是寄居在技术力的浪漫又革命的‘解决问题兽’。

最近的技术史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是优先考虑发明创新、而非技术设备实际用途的阐述。创新或许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一个口号，而它却从未得到本该得到的批判性关注。

由于普遍认为创新只有积极影响，几乎没人愿意去检查它意想不到的后果。从创造了什么、什么人可以获得成果的角度来看，创新可能会恶化现有的不公平，或制造新的不公平，也可能减少现有的不公平。

要推断技术的影响，就要分析特定技术的具体方面（这些方面自身常常处于变动之中）会怎样重建政治社会关系。而算法上的一个老问题是它们的客观性来自一种假设，极度缺乏透明性（解决方法之一就是交给合格的、热心公益的第三方定期审计）。

病毒式传播几乎从来都不是自我产生和自我推荐的。若是建立一种让人不可能违法的技术环境，就等于是关上了对社会变革异常重要的社会调节阀。如果谈判总是能够导向双赢的局面，就不需要政治了。接收政治的平庸，就是承认公民不同于消费者（期望最好），它不可能总是对的。保留并不意味着记忆，删除也并不意味着遗忘。

要抵制住技术乐观派和技术悲观派过分简单化的诱惑，根据每一种技术干预自身的优点去进行评估。为发挥积极主动的道德公民意识，人需要知道事情还可以怎么做，需要至少抽象上把握这些技术的可逆性。

必须判断如何评价所议事物（健康、教育、家庭生活、自然、艺术、公民责任），这些都是道德和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游戏化和自我跟踪一样，能很轻松地让公民对周遭杂乱的现实丧失敏感。依靠游戏机制（而不是依靠唤起更高的价值观）招募公民帮助科学的项目，最终会改变公民与科学的关系。我们不是通过表达有关自我的某些内在真相来实现真实，而是靠在传统和惯例的约束之下行为自主且一致来表现真实。

若没有些许的欺骗和虚假，根本无法建立社交关系。

只有通过激进的自我怀疑，解决方案主义才能超越它固有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