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话语经典读后感有感

《女性的话语》是一本由【法】莫娜·奥祖夫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元，页数：44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女性的话语》读后感(一)：一种叙事线索

女性的爱情似乎天然与政治相关。但这一说辞具有地域的限制，并非比比皆是。女人天然爱言说，但一不留神就流于生活琐事，而无力升华。唯有爱情和爱情所显现的社会关系，能让她们有机会介入公共空间，与男士交谈，冒着上断头台的危险书写。但这也意味着，抢占了男性的公共话语空间，就必然会牺牲爱情——爱情是私密的情感关系，她最好的归宿应该是婚姻和家庭，有忠贞的情感与稳固的制度为保障。而显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宗教文化和社会制度，它们造就了不同的女性形象，乃至不同的婚姻与家庭关系。这就是《女性的话语——论法国的独特性》一书，所反复借由罗兰夫人、德·斯达尔夫人等女性写作者以及沙龙主人，试图表达的。在初读此书篇目时，其中法国女性的俏皮话、冷漠而幽默的情感表达，便令人不禁心生怀疑。是的，法国女性多么擅长于在关系中认识自我，寻找定位——她们每一个都如此坚守自我，同时又如在弥撒中获得升华一般，能体验到与他人、与世界的联结。然而，你在其中是看不到责任和自然的——那种自然而然的人格发展趋势，在这里被人工的修饰所取代。而女性的自由和主体性，在这里要通过反自然的方式实现。显然，作者这位受过哲学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也精明地把捉到了此点，而不断将英国文化中的共和制度与法国相参照。其中论断，可见历史学家所必备的客观与冷静。而敏锐的学者，也自然看到了在女性的身上，婚姻、家庭、爱情，天然地与政治的结构有着呼应关系，这些甚至是最基础的一环。对女性来说，政治自由意味着负担家庭责任和孤立于社会，但家庭和爱情能保护好她们的纯洁性，也极大地激发了其文学创作，让她们在私人领域发现无数秘密的、严肃的话题。这是英国社会的传统。而与之相反，在逆自然趋势而行的、追求进步的国度，女性试图生活得和男性一样充盈、可以拥有丰富的社会交际和娱乐活动，她就必须牺牲掉爱情和婚姻的忠贞乃至完满——那甚至更直接地意味着，婚姻变成了一种交易，并且经历过帝制时代的旧大陆的人们对此习以为常。这一点，在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美国人》中已经描述过：巴黎不是天堂，巴黎充斥着准备通过婚姻来实现自我的女性，甚至是赤裸裸地明码标价，无论以青春美色、还是以贵族头衔。在关系中挣扎求生以谋求塑造自我的法国女性，她们在共和精神尚存的美国人眼里，其实是毫无生气的布娃娃。在詹姆斯的眼里，美国人的纯洁性和朴素的自由共和精神，大概很难摆脱旧大陆的自由精神的冲击。但这并非题中主旨。这只是与本书的主旨相参照，以见出，对自由的理解，不同国度和文化、各有其具体的安排而已。正是琐碎的、烦难的制度安排与习俗条文，塑造了高级的文化和人文精神。而法国女性的独特性，也因之足以象征法国的独特性。这看起来多么像一出文字游戏。

作者所选取的法国杰出女性，无论是沙龙的女主人还是现代知识女性，她们所显现的共性无一不是：不受自身性别的约束，不作女人，而挣脱出这一自然趋势。这与卢梭对妇女本性的设计，恐怕是有所龃龉的。而这些法国女性，显然也不会完全听凭如此说教。如何在文献中爬梳勾勒出女性的趋势，便是历史学者的工作所在了。与其他欧洲国度不同，也许法国女性，是最集中表现出“现代”这一趋向的，这与其大革命的传统相关，但也难免丧失了一丝“人味”。为了追寻自我，势必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中不乏一个悖论：在关系中实现自我，但自我在语法上意味着独立乃至孤立，至少在关系确立以前这应当已经存在；而彻底打开的关系网络中，自我可能已经难以维持其最初的含义，因为难以寻找到确定的边界。作者在梳理人物生平时，就从其人际关系与关系的不确定性着手。这些非凡女性的人格，也往往是经由不确定的关系，或无法满足的小家庭，而走向更开阔的自我。

在这些女性写作者的人格中，还有一重隐含角色，即上帝。如罗兰夫人在狱中书写《回忆录》，在拯救情绪的过程中，找到了“上帝”这一信仰或曰人格的替代物。“最终令她既洋洋自得又局促不安地承认，世上唯一适合自己的角色便是上帝（我们也顺带发现，这是一个没有性别的角色）。在梦想破灭之后，想象着自己承受的一切如果得以发表，还能够教育世人，澄清公共道理，服务于人类，她又重建希望，这是获得解放的最后机会。”作者以冷静的笔触指出，这正是她忠实于自我的人生，也是其人生得以一以贯之的依据。作者所受的训练，给予她将叙述篇章串成全书的能力。即即便在纷乱不堪的自由世界里，女性仍然必须通过某种统一的原则，或者叙述的能力，将自己的一生最终完整地统合起来。否则叙述是不足以成形的。而有趣的是，在这样一种弥散的、主体看似庞大而无所谓界限的女性人格中，偏偏又可以看到，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又例如乔治桑在塑造新的女性形象时，骄傲地宣称“上帝将给予我帮助”。女性所浸淫的宗教文化、对情感丰沛的需求，使她们容易诉诸宗教的象征物，而不是礼法和制度边界。后者常是男性用于限制、教导她们的武器。似乎天然地会说话和写作的女性，她们务必将矛盾的自我统合起来。而这时候，上帝会更亲切一些。不仅仅是罗兰夫人，在《德·雷米萨夫人》一章中，这位职业女性的先驱身上还兼具专断与基督教精神，但这不妨碍她将对小家庭的不满转化成组建学校、改造社会上。这其中也不乏人格的投射。我们能看到复杂的个体是如何处理其多面的观点的。这位女性专断在教育儿子，并与之争论不休。例如在政治上喜欢君主政体，这是因为女性依附于帝制，能拥有弄权的机会（但同时将失去淳朴的自我）。“她自幼深受18世纪的影响，认为共和国制在大国并不可行；相反，他则期望一个君主制（一人专制）与共和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新闻自由）兼而有之的政府。”德·雷米萨夫人与其母亲的性格形成了反差。后者在大革命爆发后侥幸躲藏至乡村，获得了婚姻和家庭庇护，因之终生宣扬着自己的幸福。作者在面对这样一位立场保守，而生活矛盾的传主时，显然也终于流露出了其现代的立场：

“因此，面对命运的不测，她的回答是坚定的接受。是的，不管怎样，生活是美好的。是的，女性的命运令人羡慕。是的，大自然对于她们发展得限制是公正的。在我们已经提到的女性当中，还没有哪一位愿意遵循社会的要求而行事：她们或是因为对约定俗称毫不在乎（迪·德芳夫人），或经过深思熟虑将讽刺运用得灵活自如（德·莎里埃夫人），或者虽隐藏于丈夫身后，却真正参与政治生活（罗兰夫人），抑或是天分使然（德·斯塔尔夫人）。”

而雷米萨夫人的性格与母亲形成反差，恰恰是因为她怀疑这种过于简单的幸福生活。更因为其经历、遭遇，而与其人生信条冲突。正是因为与家庭成员的互动，与之争论的过程中，她的矛盾的一面才得以凸显。亦即在写作中寻求自由，并且执着于说教子女。作者对此一矛盾人物，也仍然试图以一种统一的线索整合她。亦即对幸福的追求笃信同自身欲望与论争的冲突。她的出口，或曰统一的方式，恰恰是写作。

写作和思考，赋予这些法国女性以非凡的才能，以及自我安慰和寻求自我统一的路径。作者在叙述中，甚至并未简单地将女性的忠于自我提炼出来，单独描写。实际上历史要求我们进入每一个人具体的情境中，纵使反感、不认同，也要体谅其经历和性格。特别在女性人物身上，其所受家庭、情绪、环境的影响是更深刻的。看似现代的法国女性，深入探索其内心，却又能看到帝制的影子、宗教精神的感召、甚至是上帝人格的化身。这是现代思想天然无法与过去割裂的证据，也是让女性、特别是杰出的女性更加纠缠和痛苦的原因所在。在对自我的叙述中，历史学者的工作是为她们找到能够自圆其说的线索和资源，只有这条线索，能够将关系中的自我独一无二地确立下来。

《女性的话语》读后感(二)：一串珍珠各异的项链

法国的女性主义，除个别特例外，并不具有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北美地区所表现出来的攻击性，以及强烈激昂的语气，并没有那种将女性的不幸转化为荣誉的激进语，也并不采取进攻性的强调。这是一种温和的女性主义。

本书的内容是让读者倾听18世纪至20世纪的十位女性之声。书中的十位女性彼此相差迥异，但她们对于爱情、女性生存条件、婚姻、母性、同男性的关系、命运的幸福与不幸进行了思考。某种深层次的东西将她们彼此相连：对于教育的信仰、学习的欲望、爱好传播以及确信在男性与女性之间，能够达成幸福的交易。

她们的命运各不相同，就像一串珍珠各异的项链。阅读她们的声音使我相信，女性并非只有一种固定的共同的命运，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千差万别。

迪·德芳侯爵夫人——固定不变的沙龙女主人

本名玛丽，1696年生于勃艮第，她是在修道院长大的孤儿。22岁嫁给人们为她挑选的生活伴侣远房表兄迪·德芳侯爵，他们很快分道扬镳，她开玩笑道：这是一桩人们称为般配的婚姻，“除了性格不合”。

在动荡的摄政期间，她与富有的艾诺厅长保持近乎爱情的友谊关系让她赢得了威望。

18世纪的人们，如伏尔泰之流，将表现固定性视为18世纪早期的象征。这便成为了迪·德芳夫人刻意追求的社会目标，理性，固定不变，几乎成为了她的信条。她按期望包装自己，为自己披上规矩庄重、举止端庄的外衣。

她开设了著名的沙龙，成为红金相间的沙龙女主人，1751年，年届五十岁时她双目失明，依然操持沙龙晚餐，口授书信，直至临终之际，家中宾客仍可多达十三位。身边人迪·沙泰尔先生看到，在这位双目失明、机智风趣的老妇人“阴柔且虚弱”的身体当中是“阳刚且雄健”的思想。

她并不小看自己，自知是身边人们必需的中心，一位不可替代的女性形象，缺少了她，通常有趣的谈话便不复存在。

在伏尔泰眼中她通情达理，伏尔泰视其为独特的女性而同她讲话，对她说道：“不要为兼具个人的魅力与思想的力量而脸红。去和其他女性争吵吧，但要理性地同我讲话。”她对于女性的欣赏，也是以不做“饶舌妇”的能力大小来加以衡量的。她确信自己完全不是。

这位多疑，理性的妇人被人们需要、依靠，一生被朋友围绕，但她对于友谊的深厚与稳固却不报多少幻想。她确认人们从来都只爱自己，需要全力保持社交圈，却无法确定真心喜欢；遗忘的瞬间是人们能够得到的唯一幸福，却无法持久；快乐稍纵即逝；对话毫无内容，而只是因为惧怕静默。迪·德芳夫人一生所想象并维持的安排，其必然结果便是苦恼与失望。她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舒适安逸，但十分做作。

生活为她安排了另一次波动，1765年，年轻的英国贵族沃尔波拜访69岁的沙龙女主人。两人的性情与品味不谋而合，迪·德芳夫人遭遇了突如其来、让她晕眩的爱情。

他们的感情有忠诚，但也不尽是美好，沃尔波多疑，出言粗俗，并且害怕成为某部书信体小说受人嘲弄的主人公，这位男士通信的前提是，只有在信件归还本人的条件下才肯写信。沃尔他在信一开头处便处处叮嘱：“不要把信拿给任何人看，不要提起他。”她稍微表现出温柔与抱怨，沃尔波便训斥她像个理智的女性那样讲话。沃尔波清楚，她最难以忍受的就是被指责哭哭啼啼，多愁善感——如一位粗俗的饶舌妇。她接受了这样的羞辱，沉默地让对方成为感情的主宰。在不计其数的“我服从”中，迪·德芳夫人反叛的本性会突然重现，她对这位心中人怒火中烧。她有时会突然受到冒犯而流露出骄傲本性：“我不明白，你怎能对一位如我这般年纪的女性写下此等侮辱的话语。"或是要挟停止通信，但最终求和的仍旧是迪·德芳夫人。在他们相遇后的5年后，迪·德芳夫人去世。去世后，沃尔波收养了她那条丑陋的家犬。

对于她此生最后这一出乎意料的举动，一些评论家较为宽容，他们为迪·德芳夫人终于表现得像位女性而感到高兴。迟暮之年的这段感情正是她想要无视，甚至嘲笑的女性本性的相反一面。这暴露出她深深隐藏，许久未用过的温柔。冷酷与脆弱，欲望与理智最终在她身上两两融合。

克莱尔·德·雷米萨夫人

克莱尔打动我的点在于她在代际关系上的魅力。

克莱尔1780年生于巴黎，是路易十六的大臣韦尔热内伯爵的小侄女，她的父亲曾任欧什镇总督，她14岁时，父亲被送上断头台处以绞刑后，她嫁给了年长17岁的雷米萨先生，克莱尔17岁时生下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夏尔夏健康，一个儿子阿尔贝患有佝偻病，而且一直未曾发育。

饱尝痛苦并未使得克莱尔看待生活的眼光变的暗淡忧郁。与对约定俗成毫不在乎的迪·德芳夫人不同的是，雷米萨夫人接受一切女性的规范，并赞同女性天生处于从属地位，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这种认同源于她在生下儿子夏尔的年纪，她早已体会到生活中的各种疼爱：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她十分幸运。

她认为家庭幸福中的所有幸福就在于坦白透明。此种幸福的源泉，在于能够同她称之为“善良而亲切的朋友”一起生活的安全感。这样过早成熟，并安定下来说明时间不会对她造成影响。在她留下的文章中，没有流露出丝毫对于过去的遗憾或对现时的不满。回忆过去、享受当下令他心满意足，唯有将来让她略带迷信：拥有如此之多的幸福，她有些惶恐不安。

这位看似平静的女性，内心并不安宁。她正直守节，却并非一本正经。这位幸福的女性有参透不幸的智慧，她颂扬女性生活的默默无闻，却又涉足写作。有时作品的主题还带有那个时代的淫秽色彩——教士的欲望。

克莱尔的母亲韦尔热那夫人是位非同寻常的女性，一位个性活泼，风趣幽默的女性，主持着老年沙龙。并且韦尔热那夫人曾十分关注女儿的教育，她每晚会叫来两个女儿进行三人反省，这是一项“家庭体操”，随后她们的丈夫们也纷纷加入。这一晚间活动的规律一直延续到外孙夏尔一代。

夏尔回忆，童年在外祖母充满活力的威严之下进行的这些练习造就了他爱开玩笑的性格。

1806年时，克莱尔创办的沙龙也初具雏形，保留了母亲沙龙的传统。人们在其中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比如：哪种爱才是最好，是尽管所爱之人不尽完美也依然爱他，还是甚至看不到这些缺点的爱。在克莱尔的母亲韦尔热那夫人去世后，克莱尔写道“我心中的最温柔的一份牵挂永远地失去了。”——某种社会生活方式，以及懂得以富有教养且愉快的方式进行交谈的对话方式也一度随之摧毁。

克莱尔的丈夫于1804年被任命为拿破仑的首侍侍从，尽管曾为帝国效率，但夫妻二人在百日政变期间行事谨慎，雷萨米先生于1817年出任北方省省长。

儿子夏尔年幼时，克莱尔十分用心地完成“母亲一职”，母子两互通书信，甚至利用他的缺点来表现灵活多变，跟现在父母安排孩子上补习班一样，为夏尔安排写字、散步、舞蹈、希腊语教程。直到夏尔20岁时，母子两久别重逢，彼此的角色也发生了颠倒，夏尔写道：“从此，她在温柔之中给予我平等，或许我开始占据主导。”此后，该是他的付出大于所得了。

他们不断交换的书稿与通信，起初，他们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均不一致。政治上，旧时代出生的克莱尔更加墨守成规，喜欢君主政体。相反，夏尔期望一个君主制与共和制兼有的国家。在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中，母子两终于促成某些说法上达成一致，这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文学喜好方面。

然而，这真是他们之间关系的魅力所在，彼此假的争执不但未曾计划关系，反而使它更为充实而活跃。如此便完成了双重教育。夏尔懂得的一切都由克莱尔教会，还有“自在”和“生动”。而克莱尔则认为，夏尔对她的性格帮助巨大。夏尔提升了她的注意力，警惕性，寻找正确想法的能力，以便在夏尔偏离时帮助纠正。

《女性的话语》读后感(三)：郭冰茹 | 溢出“女性画像”的“女性话语”

女性主义者常常用“女性画像”来形容女性在历史中的存在状态，这意味着女性常常被表达成时间长河中的一种空间之“物”，她们从未扮演过叙事者的角色，只是安静地被书写着，被规定着，被塑造着。正如莫娜·奥祖夫在《女性的话语：论法国的独特性》的导论中所言，“作家脑海中女性应有的形象是他们进行创作时参照的无形模本”，因为对于作家而言，他面对的“女性”“首先是一种本性，其次才是一个人”。那么，什么是女性的“本性”？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不可能由女性给出，毕竟在历史(history)——“他的故事”中，女性没有或者被剥夺了叙述的权力，而女性主义者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便是在批判和质疑男性话语霸权的同时，尝试寻找、清理、呈现那些被遮蔽、被掩盖的女性话语。

▲ 德·沙里埃夫人 (拉图尔, 1766年)

毋庸置疑，女性话语对于建构女性主体性的意义非比寻常，只有当女性拥有了言说的能力，她们才有机会在历史——history中不仅仅作为“画像”，同时也作为作画人——“叙事者”出现。于是，在《女性的话语》一书中，我们看到作者选取了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的十位女性，通过她们的书信和文学作品，呈现她们对爱情、婚姻、两性关系、母性、女子教育、爱好、品德等方面的种种看法，让人们听到她们在大历史中微小的声音。这些声音作为女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表达了她们对女性“本性”的认知，显现出她们在女性主体性建构方面曾经做出的努力。

▲《德芳侯爵夫人》(让-马克·纳蒂埃)

然而，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些女性话语颠覆了我们对于女性主义的一般理解，也有违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的阅读期待。比如迪·德芳侯爵夫人，她很少以女性的性别身份评论世事，在她的文章中，甚至“女性”一词都很少出现；比如德·沙里埃夫人，她与迪·德芳夫人恰恰相反，她很少抛开身为“女性”的意识，但她对女性身份安之若素，认为大自然是明智的，无论男女，都应当完成自然赋予的角色，遵循自然的法则；比如德·斯塔尔夫人，她认为只有爱情，确切地说，是被爱，才能克服女性生活中的寂寞与孤独，才能驱除自我质疑的折磨，走出困惑；至于德·雷米萨夫人，她完全赞同女性天生的从属地位，认为女性应该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她甚至通过自己的言谈举止来证明她是发自内心地认可社会加之于女性的各种陈规……

▲ 德拉克洛瓦《肖邦与乔治·桑》局部 (1838年)

但是，书中所谈论的这十位女性，每个人都溢出了“女性画像”的边界，她们不再是“画像”中一成不变的刻板存在，事实上，她们每个人都是各种矛盾的结合体。乔治·桑时而是一个受本能驱使的女人，时而又被视为具有男性气质，她的《印第安娜》问世时，“G.桑”的签名让读者分辨不清TA到底是谁；迪·德芳夫人的两位传记作者，一位写她欲望强烈、情感脆弱、蛮横专行，另一位却写她清心寡欲、通情达理、举止优雅。而这种矛盾性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罗兰夫人的书信集和回忆录中。作者如此写到：

《回忆录》专注于对一种非凡之死的思考，而《书信集》则致力于对极为普通的生活进行整理。《回忆录》想要涵盖集体悲剧，而《书信集》则对公共事务以外的一切充满好奇。《书信集》中拥有冲动的魅力，而撰写《回忆录》则格外在意严谨性。玛侬，这位在书信中循规蹈矩，对外部世界不感兴趣，一心忙于家务的女性，在《回忆录》中则表现出政治行动家的特质。

▲ 罗兰夫人肖像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书中选择的十位“女性的话语”，不仅呈现出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多样性，也凸显出每个人作为个体的女人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质疑了历史，或曰男性话语霸权对女性的规定性，也令其创造出的女性“本性”变得形迹可疑。

然而，作者的学术野心远不会止步于此，她不仅希望通过女性话语来建构女性那形态多样，质地丰富的主体性，还希望藉此来建构法兰西民族的民族特性。于是，作者选取了十八到二十世纪的女性，她们无疑是生活在法国大革命(1789)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中的。法国大革命是法兰西民族历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了解法国独特性的渊源所在。当法国人决意与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老君主政体决裂，决意依赖或者设计出一整套体现权力意志的理念来描述和代表法兰西时，女性自然被裹挟而入。

大革命之于当时的法国女性，颇有些类似“五四”之于当时的中国“新女性”，一方面，革命所宣扬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启蒙思想鼓励女性走出以往的精神禁锢，追求自我、独立和平权；另一方面，固有的思想观念、心理积习以及社会所能提供给女性的空间又不足以让她们心安理得、安之若素地立足于世。女性何以自处？以何自处？女性又应该如何处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各种关系？在社会与家庭这两扇门之间的狭窄缝隙里，女性的犹豫不决或者自相矛盾成为她们在这个充满多重可能性的历史时期里探索其性别认同和女性主体性的真实写照。

▲ 德·雷米萨夫人(Madame de Rémusat)

书中选择的这十位女性，她们彼此的生命轨迹千差万别，性情、感受、观念和举止也各不相同。描绘出她们的画像，不仅是要说明女性并非只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共同命运，更是希望通过呈现她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来说明法兰西的民族特性。这是因为，不论这十位女性在多大程度上溢出了“女性画像”的格式和标准，她们的“溢出”(或者用女性主义理论最常用的动词：质疑或反抗)都或多或少表现出一种“平静”“克制”和“内敛”。通过考察这十位女性之声，作者发现了一种“法国式倾向”，它既包含贵族社会中对两性之间充满吸引与调情的幸福关系的习以为常，又包含民主社会中对各种平等观念不做任何限制的认可,并以此说明法国是一个长期坚持“基于尊重与教养的立法”，认为两性之间对话十分有益，“并实践男女混处及诱惑之文化的国家”。

▲《科莱特》(Jacques Humbert,1896年)

虽然作者在论证之初已经意识到一个女性主义的盲点，即女性主义者无法回应关于女性话语有效性的质疑，换言之，在已有的、男性的权力话语所主导的思想框架中，女性从中解放并建构女性话语是否可能。然而，执着于此类问题难免落入性别本质论的窠臼，事实上，人们根本无法忽视这些女性话语，因为她们出自女性，且与众/男性不同。《女性的话语：论法国的独特性》基于十八到二十世纪十位女性的书写行为，考察女性话语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其学术贡献不仅在于建构女性的主体性，更将女性话语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特性联系起来，使女性主义理论因此具有了方法论上的意义。

【作者郭冰茹，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原载《文汇读书周报》第1682号第五版“三味书屋”，9月25日发行，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