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人类学家》读后感精选

《倒霉的人类学家》是一本由[英] 奈吉尔·巴利著作，海峡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4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倒霉的人类学家》读后感(一)：人类学家的惆怅

《天真的人类学家》常年处在我的实体书推荐榜榜首，身边没有一个人能逃脱我过分积极的安利。 所以，看到同作者《倒霉的人类学家》，当然毫不犹豫——看它！ 《天真》在西非，人种、常识和历史都距离我们太过遥远，某种意义上其实相当猎奇。 《倒霉》则发生在印尼的苏拉威西岛。作者试图去寻找并研究托拉查人——诚然和在西非一样，这个名字并非本民族自名，而是源于他者的称呼——横亘在他面前的最大问题是，这个民族已经“不够原始”，他们在现代化浪潮中改变了信仰与生活方式，有时甚至热衷于附和甚至使用人类学家的观点来解释自己。 总之，我们的作者怀揣着没有用的西非经验出发，再次预备一大堆药物注射大把疫苗，但唯独忘记带阿司匹林。 这本书“印尼游记”的部分更多一些，作者在群岛上晕头转向的日常让人很难不笑，尤其他误以为有人给他下毒，但实际原因是自己带的毯子用辣椒固色那里。 真正来到托拉查人的地方时，书已经过去近一半。作者和托拉查人交朋友，但感觉并没有观察到太多对论文和项目有用的东西。当然细节还是非常有趣。

最有意思的一章是末章《再度交锋》，四个托拉查人来到英国，为博物馆建造一座传统风格的谷仓。身份调转，他们变成调查者，而作者成为他们的报告人，向他们解释一切在托拉查人眼中猎奇的英国日常。 这一段也很温暖，身处两种文化的人都试图突破重重误解，与另一方友好交流。 后记中，年轻的托拉查人已经现代化得非常厉害，他把本民族的过去当作论文素材，制成高薪职位的敲门砖。 作者颇为惆怅，并疑心是不是自己的好意加速了传统的死亡。不过我觉得大可不必内疚——趋向便捷舒服是人的天性，哪怕变得不再那么神秘那么美。

《倒霉的人类学家》读后感(二)：巴利绝对不是专职讲笑话的人类学家！

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堪称人类学门类下的畅销读物，这应当归功于巴利那些英式幽默，在只身进入异域的恐惧、忧虑、烦闷、无聊和偶发惊奇之间注入了金色的润滑剂。《倒霉的人类学家》是巴利离开非洲喀麦隆之后的另一处“田野”。与《天真的人类学家》一样，巴利看起来更愿意靠拢马林诺夫斯基那些“严格意义上的日记”，而非保罗·拉比诺腔调略高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但是，就作品质量来说，奈吉尔·巴利似乎被低估了——在“只是笑一笑”的幽默背后，作品的结构与映象却以更为深刻隽永的方式悄悄潜入读者心底。

我们来看看《倒霉的人类学家》。全书大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去苏拉威西”，占据全书整整一半的篇幅，第二部分是“偶尔在苏拉威西”，约占十二分之五，第三部分是“在伦敦”，约占十二分之一。回首书名Not a Hazardous Sport: Misadventures of an Anthropologist in Indonesia（直译为“不是一项危险运动：一位人类学家在印度尼西亚的不幸遭遇”），我们不清楚是先有的书名还是先有内容，但二者无疑是对应的。重点并不在于苏拉威西的托拉查人有什么神秘的习俗、深邃的宗教或者独特的仪式，而是人类学家又一次踏上了他倒霉但终究得以回归的旅程。

从这个角度说，《倒霉的人类学家》（如同《天真的人类学家》）仍然是一部关于“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巴利不会把它叫做“自我民族志”，那是一种以讲述者、书写者个人为研究对象的新兴玩法。相反，巴利在印度尼西亚和英国的个人经验被清晰地拔升至白人人类学家的层次，更进一步说，是（1980年代）西方文明主导下的现代化和现代人的层次。

因此，巴利在印度尼西亚那些大城小镇中艰难度日的时间，结束于一场秩序转换的隐喻：抛下警察，拥抱乡民；离开现代秩序，走向高山世界。这类旅途显然十分艰难，汽车无法载我们回到传统世界，就像乡村巴士带走了童年的王孩儿和神仙。问题并不在于汽车驶向哪里、停在哪里，而是一旦“汽车”出现，就不会轻易消失。巴利看到年轻的约翰内斯愿意学习托拉查传统雕刻手艺，并且颇具天赋，一度希望他能够继承与其相应的一系列文化习俗，乃至于成为当地传统宗教祭司。结果，约翰内斯抓住了结识英国人类学家的机遇，成为了一名讲英语的外交官。这是本书最大的黑色幽默，也是人类学的全部秘密所在。

《倒霉的人类学家》读后感(三)：前言——本书不是枯燥和无聊的专著

作者：奈吉尔·巴利 传统上，人类学家往往以学术专著的形式撰写有关其他民族的研究。这些著作往往有点枯燥和无聊，在作者的想象里，自己无所不知，像神一般威严，不仅拥有胜过“本地人”的敏锐的文化洞察力，而且从不犯错，不自欺也不会被他人欺骗。他们提供的异域文化地图没有死胡同。他们不动感情，从不兴奋或沮丧。总之，他们既不喜欢也不讨厌正在研究的民族。

本书不是这样的专著。它第一次尝试与“新”民族打交道——实际上，是一个完全“新”的大陆。它记录了错误的足迹和语言上的无能，驳斥了自己和他人先入为主的偏见。最重要的是，它不是笼统的探讨，而是描绘了与诸多个体的接触。

从严格的人类学角度看，这些接触是无效的，因为它们不是用当地人的第一语言，而是用印度尼西亚语进行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简称印尼)拥有数百甚至上千种当地语言，因此，第一次接触都是以民族语言为媒介，该语言的使用标志着交流的初步性质。然而，这种接触——在本书所涉及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变成了真正的人际关系和情感交流。

专著恰恰相反，它们在现实中强加一个虚假的秩序，让一切看起来恰如其分。本书是在调查的旅程中写成的，如果按照专著的写法，可以从现在矗立于伦敦人类博物馆展览厅中宏伟的托拉查谷仓开始，以展示建筑规划如何具有民族志、财政和博物馆学意义。但本书并没有这么做。

在本书所涉及的项目中，许多人都提供了帮助。在英国，大英博物馆馆长和受托人颇有远见地为此次研究提供了资助。如果没有让·兰金和马尔科姆·麦克劳德的坚定支持和理解，本书的出版就不能成为现实。

在印度尼西亚，要感谢教育文化部的伊布·哈里亚蒂·苏巴迪奥、旅游部的乔普先生和路德·巴伦——他们亲自帮助我和各种官方渠道打交道，如果没有他们一直以来的帮助，我根本应对不来。雅各布先生、塔纳托拉查的布帕提、索思坡的帕坦迪亚南先生，以及尼科·帕萨卡一直乐于帮助我。在马马萨，感谢西拉斯·塔鲁帕当博士的款待和帮助。哈桑努丁大学的教授和伊布·阿拔斯在我非常困难的时候不遗余力地帮助了我。另外，一个反向的致意送给乌戎潘当移民办公室的W.阿伦先生。

我还要感谢印度尼西亚驻伦敦大使馆尊敬的苏哈托约先生阁下和希达亚特先生。特别感谢印度尼西亚驻伦敦大使馆的W.米塔先生，感谢他在整个项目中持续的支持、帮助和友谊。

雅加达的托拉查基金会——尤其是J.帕拉帕先生和H.帕林丁先生——从一开始就对托拉查文化展览产生浓厚的兴趣，并担任赞助商，印尼鹰航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萨列胡丁·本·哈吉·阿卜杜拉·萨尼令人愉悦的友谊、帮助和理解，这个项目就不会这样顺利构思并执行。

最重要的是，感谢许多普通的托拉查男人和女人，他们发自内心地关心我，不计个人得失地帮助我，从不考虑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