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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读后感精选

《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读后感精选

《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是一本由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著作,商周出版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550,页数:44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读后感(一):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浪费青春

这本书仅凭简介,就会收获一众粉丝。

比如说吧,在毫无用处的地方来回抠字眼,美其名曰“精益求精”。须知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抠字眼上,其他的事情自然就被忽略了。 “成败在于细节”没错,但是要抓对重点。没听说政治家、企业家、军事家、科学家天天抠字眼能做出大事来的。

不是我不愿意抠字眼,不是我不愿意“精益求精”。往往是我提完意见之后,你们又一堆稀奇古怪的意见,而且还经常不统一;要是直接让你们来提意见,又变成了我不作为。来回几轮抠字眼,脾气再好的人也会恼火。在这种时候,巴不得这些“抠字眼”的人越少越好,甚至把这个部门整体裁撤最好。

案牍工作也重要,抠字眼也重要……都重要。你要是抬杠,我抬不过你,也不想奉陪——不抬杠,抬杠就是你对。

狗屁工作损阴德、折阳寿,只负责增加大家的负担,且无关乎意shi形态。噫,为了挣钱谋生,只好出卖灵魂。

《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读后感(二):对个人无意义,对管理有意义

这篇文章阐述了工作的源来,工作制度的源来和狗屁工作的源来。前几章的定义稍显无聊,但确实也不可或缺,从第三章开始就精彩起来了,挖掘和分析了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奇葩情景。

这让我想到了之前的一个段子,如果给你5万一个月,做一个毫无意义的工作,你会做吗?我很喜欢这本书对这个部分的探讨,人并不是经济学家认为的“经济人”,喜欢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益,但人也难以忍受工作中的羞辱感,这样的工作让人失去了影响力,摧毁了自尊和自我意识,没有的“身为原因的快感”。因为这样的工作不是因为你的能力才获得的,而且这份工作一点意义都没有,不仅如此,还需要伪装这份工作是有用的,而你并不知道伪装的标准为何。不仅如此,这份无意义的工作所带来的的愤怒是很难定位到一个具体的人的。

这一切的痛苦来源于我们的社会性认可,我们需要被任何,做出成绩,迎接挑战,都让我们觉得自己成长了,变强了,不是原地踏步。我们读了这么多年书,积累了自己,而狗屁工作并不需要我们任意一个生涯中学到的技能,这些东西可能是小学生都能完成好的,让我们怀疑,学习、努力、奋斗到底有什么意义。

有权利的一方,更愿意去从事更激烈的工作,日后可以作为谈资,他们会分配另一拨人做更单调耗时的工作,同时能够听他们侃侃而谈。雇佣者更希望员工能够一直在工作状态,是因为他们觉得已经花钱买了员工的时间了,员工的繁忙之后的休闲就会成为偷窃行为,所以有效率的人会接到更多工作,才会有劣币驱逐良币。

开始推行工作制度其实是管理的方式,让整个社会更有序,因为一旦闲下来,贫穷的人们就会有很多想法,怀疑、愤懑、懊悔、绝望,会给社会带来危险。

中世纪时的北欧,工作是一种惩罚性的行为,贵族并不从事体力劳动,热门认为工作会剥夺人们履行社会职责和政治职责的机会。资本开始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女性和小孩是被工厂最青睐的打工人,毕竟温顺听话,但因此带来了家庭失衡,卢德运动之后,大家心照不宣的开始让成年男性成为工人的主力。我们需要工作来维持社会秩序,因为我们工作很多是照料性质的,大部分包含照料元素的关系都要求我们多多少少维持这个世界的原貌。我们不断发明各种工作,是因为我们认为所有人都需要工作,需要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工业巨头让人民相信了雇佣者才是创造价值的人,“不创造价值”的被雇佣者,就要用“劳动塑造品格”来进行管理,让他们相信因为憎恨自己的工作,工作者才获得了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只有努力工作的人才值得他人尊敬。“工作的价值正是体现在其痛苦、被虐、空虚和绝望的特点之中”,人类的最高信仰是“对悲伤的崇拜”。人们认为有价值的工作既然满足了高尚心理需求,就不应该再获取高额的报酬,“经济回报”和“社会贡献”成反比,也就是“道德嫉妒”。这也是为什么每次说到科学家两袖清风,大家都说应该给很多钱,但如果真给了,又觉得他们贪婪。

而现在统治方和经济集体的关系更加紧密,相互依存,这样的体制就更难改变。

《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读后感(三):我们可不可以不上班?

每个当代中国白领可能都经历过这么一种情景:一个微信工作群,群里有十几或者几十号人。这些人里,总有那么几个(甚至不在少数),说起话来空无一物,驴唇不对马嘴,还偏偏总是这些人,一开口就滔滔不绝,总让你有种想钻进屏幕抽他大嘴巴的冲动。更让人忍受不了的是,这些人可能和你平级,甚至还有可能是你的领导。

这种人其实也不是当代才有,以前他们表演的主要舞台叫“开会”。

为什么在职场上总有这样的人?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认为,这是因为在当前社会,很多人都在从事着毫无意义、没有存在必要甚至对社会有危害的工作。同时,大家为了拿薪水,又不得不假装这些工作很有意义且很有必要——大卫·格雷伯把这样的工作称作“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开会”就像是这类工作的缩影:会议上讨论的议题十之八九没多大意义,可能“把大家召集到会议室”这个行为本就毫无必要,但是大家来到会议室,无论出于任何目的——比如让自己显得有存在感,比如要给自己部门争取利益(或者推活儿),比如要保持自己的领导威严,又不得不多多少少发几句言。

久而久之,很多人都会产生一种不安感,内心提出一个职场天问:我的工作有什么意义?

在大卫·格雷伯看来,可能确实没什么意义——世界上至少有40%的工作属于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不仅毫无意义,还会对从业者造成巨大的心理伤害。在他的著作Bullshit Jobs(台版译名:《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大陆未引进)里,他列出了多个他心中的“狗屁工作”:公关经理、广告创意总监、人力资源经理、企业法务、电话销售……

非常不巧,本人从事公关广告行业多年,对大卫·格雷伯的观点深有感触——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全世界所有的食品公司都不做广告了,地球上除了会出现更多健康的瘦子,还会有什么影响吗?我想不会。

当然你可能会争辩,那些灌装肥宅水的流水线工人会失业,进而会影响经济发展,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如果非要扯到经济问题上,就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当前的经济模式是最优的吗?大卫·格雷伯指出,如果亚当·斯密或者卡尔·马克思看到当代的“资本主义”,可能都会惊掉下巴——按理说,资本主义应该是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人人都应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尽可能降低浪费。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反,“狗屁工作”的存在就是一例。

大卫·格雷伯认为,当前的经济模式其实根本不应该叫资本主义,而应该叫“管理封建主义”:古代的封建地主阶级在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之后——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也是为了防止周边无所事事的乡民发起暴动——往往都会创造一些毫无意义的职位,比如仪仗队里举旗子的人,比如人数庞大的花园园丁,而当代社会里的“狗屁工作”,往往与这样的职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大卫·格雷伯还非常犀利地指出(并且专门写过论文论证过),现代雇佣制与奴隶制毫无二致,甚至,在“黑暗的中世纪”,种植园里的农奴每周的工作时间都远远达不到40小时。

事实上,早在一百年前,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就曾预言,到了21世纪,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每周只需要工作15 个小时就可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拥有更多闲暇时间享受生活。

所以从经济角度来看,当前的工作制度其实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

抛开经济因素,当前的工作制度在道德上也不是无可指摘。从经济学的本源来看,作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其实本是道德哲学专业的教授,马克斯·韦伯的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论证过新教教义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熟悉的那句“劳动最光荣”不过是一个囿于宗教教义的道德观点罢了。更直接点说,那就是:劳动真的光荣吗?未必。当然,这不是说所有劳动都不光荣,但是肯定不是所有劳动都是光荣的(这还需要论证吗?)。

与此同时,世界上确实存在着很多光荣的职业,比如科学家,比如教师,比如医疗护理人员,从事这些职业的人能够真正解决人类的实际问题,起到了无法替代的推动社会发展或者“照护”的作用,让人遗憾的是,他们往往却只能拿到比“狗屁工作”低得多的薪水。改变这种现象的根本在于——说来有点像个老生常谈,社会价值取向的改变。然而,可想而知,价值观的改变、量化(衡量价值)是个浩瀚的工程,大卫·格雷伯在他的书里似乎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不过,他还是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政策建议,那就是“某种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简单来说,大卫·格雷伯建议政府给每个人都发一份无条件基本工资,无论此人是否有工作,是否为富翁——一视同仁地、无差别地发,分发的钱数要能保证一个人的基本生活,这样每个人就可以大幅缩减工时,甚至随时辞职,从而留出更多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用担心拿了基本工资而拒绝工作的“懒汉”会变成赌徒、瘾君子,在当前的数据和研究中,这样的人只占极少数。

“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并非大卫·格雷伯所创造,至于这个基本收入到底应该发多少、怎么发,大卫·格雷伯指出,相关研究已经有很多,他并不打算在书中做讨论。其实在此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起一个叫杨安泽的华裔美国人,他参加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当时提出的最核心的竞选纲领就是这种“全民基本收入”——一旦当选,他会给每个成年美国人每月无条件发放1000美元。

这个“1000美元”的数字,是杨安泽通过数学方法计算出来的,所以,就算咱们不相信美国人的意识形态,难道还不相信华裔的数学能力吗?当然这是玩笑话。不过,无论是大卫·格雷伯还是杨安泽,其实都提出来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个世界怎么才能变一变呢?

大卫·格雷伯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的很多理论也都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说实话,我个人很难说完全赞同大卫·格雷伯的所有主张。可是,大卫·格雷伯确实提出了很多改变世界的思路——例如,就像质疑“劳动最光荣”一样,在《债:5000年债务史》里,他提出了另一个“颠覆常识”的问题:欠债还钱,真的天经地义吗?

在这本书里,大卫·格雷伯重新梳理了“债务”的历史,进而梳理了货币与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时指出了债务观念的演变对于我们道德观念塑造的作用——在远古时代,债务更多代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责任与义务,而如今债务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了暴力的、冷冰冰的数字武器,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从此而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因此丧失殆尽。既然如此,是不是可以将如今货币化、金融化的债务免除呢?

当今这个世界,谎言真的太多了,我们似乎活得还不错,但是又总觉得好像哪儿不太对,可是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即使接受不了大卫·格雷伯提出的任何具体观点,我觉得大卫·格雷伯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思考:为什么每周要工作五天而不是两天?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就业?为什么要以消费为核心推动经济发展?能不能以人的尊严、自由、友爱为中心重塑我们的价值观呢?

这个世界一定是要这个样子吗?

这个世界是不是可以变一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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