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機》的读后感大全

《八次危機》是一本由溫鐵軍著作，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HK$108.00，页数：26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八次危機》读后感(一)：个人感想

作者围绕自建国以来的八次危机，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央政府应对危机的策略。前三次危机通过上山下张实现软着陆，中间有几次危机通过裁员下岗等方式实现硬着陆，最近几次有通过基建投资拉动内需，也有通过廉价农村劳动力替代资本来度过危机。从国家资本主义到民族资本主义，从学习苏联的重军资本到学习西方国家的轻资本，一步步摸索的走过，其中的危机和代价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转给了三农，三农为国家的一次次度过危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通过本书，让我对国家的一些决策，特别是关于三农方面，有了一些自己的解读。

《八次危機》读后感(二)：八次危机书评

读书历程中，还从未有一本书，如温铁军的《八次危机》这样，能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梳理的如此清晰透彻。

该书，以跳出意识形态的崭新角度，总结整理了建国以来经历的重大危机及克服办法，清晰而又透彻直指每次转危为机的化解路径和前进方向。

温教授分析格局虽然宏大深远而又犀利，但不失对弱势边缘农民群体的深思和关怀。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残酷的，无论东西无论姓社姓资，但我们不应忘记在这个国家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时，是哪一群体一次又一次为这个国家所做的牺牲和让利。

该书的第二部分，关于全球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的文章，皆是出自2010年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闭门会议，其中对未来国际局势研判和国内发展意见亦是基于于第一部分经验和理念，其中提到的关于政治改革、经济转型、政府治理、乡村振兴、扫黑除恶、财政管理等问题，站在2021年的今天回头看，不禁感叹，温老乃国之智库也！

《八次危機》读后感(三)：读书笔记

1. 自序和引言。很难对作者的真实立意做一个完整而清楚的归纳。作者从历史和阶级分析的高度对中国近六十年来的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并总体给人一个相当负面的印象。作者提出的批评主要有，第一，成本转嫁论，指现代城市文明所带来的波动危机的成本大多被转嫁给了农村农业或者农民。但这一点很难让人信服，因为目前的经济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已经很小，基本不可能承载经济危机的损失。第二，资本与政府这两个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产品，导致权力的资本化，并造成贫富分化。第三，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表示最新的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由于金融资本的贪婪本性和缺少制约所可能带来的巨大恶果，后发国家需要对此引以为戒并高度警惕。第四，政府要加大农业投入，以此作为改善城乡分化并提供危机缓冲地带的手段。

2. 第一章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作者根据过去六十年的经验认为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能够成功跳出发展陷阱而保持工业化不间断的关键，正在于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这种结构所能提供的对于城市经济危机的转嫁和缓冲。作者对于2003年以后的政府对于三农的巨大投入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并建议加大三农投资以保持三农对于可能的城市危机的消化和缓冲作用。与周其仁教授相反，对于2003年土地承包法所确立的增人不增地的原则，作者没有讨论其对于明确产权从而便利承包权的流转的好处，而对于其促使农民离开农村从而减轻三农的缓冲作用作出了消极的评价。

3. 第二章工业化初期的三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作者把建国以来的历次危机分成前后三个部分，前三次危机主要为工业化初期的资本匮乏以及对外资外债的依赖所造成的问题，第四、第五和第六次危机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内源性危机，第七和第八次危机为1997和2008年对外开放后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输入性危机。

4. 前三次都是由于资本的匮乏造成的。第一次发生在1960年，直接导火索是苏东撤资。第二次发生在1968年，主因是备战备荒而进行三线建设的巨大投资。第三次是在1975年左右，当时领导层因应美苏对抗形势的加剧而与择机美国建交，并从而大量从欧美日进口机器设备。巨大外债超过了财政的承载能力从而引发了第三次危机。这三次危机的平稳度过都依赖于对农村的人口转移。

5. 第三章分析了自1978年至1997年约二十年间的三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及其化解。就其发生原因来说，这三次危机不同于前两次因为外资外债的利用而产生的危机。同时鉴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三次危机化解的方式也与前两次迥然不同，除第四次危机化解的偶然性之外，第五和第六次危机都被迫硬着陆，对城市工人和农村农民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

6. 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危机也即六十年来的第四次危机发生在1980年左右，其原因有两个。一个是70年代以来利用外资外债大规模投资的累积财政亏空，另一个是新政权为了争取民心取得合法性而采取的与民生息的福利政策支出。幸运的是，按照邓公所说的“没想到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带动了内需的增加从而化解了此次危机的影响。

7. 第五次危机以1988年高达18.6%的通货膨胀率为标志，主要源于两个原因。由于历史短缺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释放而产生的需求和投资两旺，导致中央银行被动大量增发钞票，造成通货膨胀，此其一。第二，原来经济体系中很多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隐性制度成本被例如物价闯关所引爆，造成民众的恐慌情绪。因应这次危机，政府不得不采取了压缩投资，紧缩银根等等政策，并以占用原材料和市场之名对前一时期高歌猛进的乡镇企业予以打压。乡镇企业被号召两头在外，瞄准国外市场，从而终止了农村经济的持续改善，使占有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收入持续下降。同时，农民收入的下降降低了内需，使中国经济开始了向越来越依赖外国市场的转变。

8. 第六次危机以1993年至1994年期间的三大赤字，财政，金融和外汇同时爆发赤字为主要标志，1994年出现了高达24.1%的通货膨胀。第六次危机的产生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第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失去控制力导致地方政府盲目扩大投资。第二，政企分开导致官倒等腐败现象的大范围存在，市场秩序混乱。第三，开放了股票房地产等市场或行业，但缺乏相应的管制措施，导致“热”、“乱”频仍。治理这次危机的主要措施包括，人民币贬值，分税制改革，抓大放小，甩包袱等等。大量的城市工人因此而下岗失业，地方政府责权利不统一，基层政府机构入不敷出从而不得不开启和依赖土地财政等等。这些治理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埋下了二十一世纪大量社会和经济问题的隐患。

9. 第四章关于1997年和2008年两次输入型危机的分析。从六十年的历史，作者从引进外资的角度将其归纳为四次。第一次为利用苏东援助，第二次为七十年代由毛周开启的引进欧美日资金，第三次为八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引进外资，第四次为九四年以后为出口创汇而大量引进的外资。前三次引进外资主要为了解决国内资金不足的问题，而第四次引进外资已逐渐变成了解决国内市场不足的问题，因此前三次引资造成的危机主要是内因性，而第四次引资造成的两次危机则都主要是输入型的。

10. 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造成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第七次危机，出口的剧烈下降使得1998年的国内产值增长率降到了8%以下。政府的应对措施主要有，第一，金融系统商业化改革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投资于基础设施，这一条也成为政府应对类似危机的惯用招数。对于三农，这次危机造成了大量农民失业返回故里，财政资金不足也造成农民负担加重，群体事件不断上演。

11.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已经严重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并造成了六十年来的第八次危机。处于双重过剩情况下的中国政府只能再次祭起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旗，短期内作出了总共四万亿投资的决定。这一决定，虽然暂时挽救中国经济于衰退，但却是以明日的过剩来挽救今日的过剩，治标不治本。同时因其投资数额过大，更加给以后的去过剩产能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作者于此点未过多置评，反而强调指出当届政府由于从2003年以来不断给三农投资，从而建立很好的危机三农缓冲池，客观上帮助中国更加裕如地应对了此次规模最大的危机。

12. 书中第二部分为2010年以来五次关于全球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会议的总结，核心的议题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结构性矛盾的讨论和中国应该探索的道路。

13. 最近一次会议为2011年春季召开的关于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发展战略的讨论。会议中提出和讨论了三个难题，分别是，第一，美国单极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所带来的金融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第二，中国经济对于美国经济的依附从未来看似乎很难摆脱。第三，发展中国家以及劳工群体对于资本的很难形成有效的制约。对于中国来说，有效的对策包括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政治制度避免盲目西方化，以及谨慎处理金融自由化和农村城市化。

14. 2010年秋季会议讨论了积极开拓亚非大陆桥建设从而和东南沿海形成两条腿走路的大战略框架。2010年11月4日的会议讨论了灰色经济的影响以及维稳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

15. 2010年3月1日的会议讨论了中产阶级和中国社会结构的问题，重点强调生态文明的发展思路和加强三农的思路，指出中国不应盲目实行农业的大工业化和规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