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经典读后感有感

《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是一本由朱露川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元，页数：2022-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读后感(一)：读后

读完了。感觉对《汉书》以外的内容还是相对不太熟悉，“叙事”这东西以现在的学力来开终归还是比较虚（相关的理论也没有接触过）。但也正因如此，本书也起到了“查漏补缺”填补自身知识空白的作用，还是很有价值的。 其次，作者在第五章把对历史叙述分为了历史、历史叙述、叙述历史的人和叙述历史的人生活的世界四个部分，并在结语部分强调，理解史学家本人的思想及其经历是理解其历史著作的基础，而这种认识也往往会超出史学家本身而扩展到他的时代，真可谓一语中的。不论是江老师所强调的，所谓“文本研究”就是探析作者的主体思想以及和他同时代的“有重大历史影响力的心灵们”；亦或现在时兴的“历史书写”的研究取向（按：历史书写的学术来源有二：①传统文献学的研究范式；②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史学的冲击。窃以为露川老师在此更多地仍是基于前者，与“历史书写”的取向并不完全相同）；还是我个人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尝试，大抵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具体来说就是《汉书》的内容——十《志》（历史叙述，即对史料的采撰、选取、编排等等）中体现出的班固的主体思想（历史叙述者），以及其产生的时代原因（叙述历史的人生活的世界）。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而言，秦汉时期的研究大多以经学立论，着眼于经学与政治的互动，分析经学对特定时期政治实践的影响和统治阶层政治心理的塑造。经典著作“分量”很重（如阎先生和陈先生的著作），但近年来难有创新。而笔者则尝试以史学来取代经学，实现研究视角的创新。从史学史的角度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进一步挖掘《汉书》特别是十《志》的历史价值，不再仅仅围绕其史料价值和历史编纂学（文献学）的价值进行研究。从这个层面来看，本书的启发性是很大的。 最后，作者的行文十分干净且流畅，对于我这种行文枝蔓的初学者而言，是很值得学习的。

《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读后感(二)：历史的“门道”

中国古代产生了许多流传后世的经典史书，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它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还具有十分珍贵的文学价值。我们也知道，古代史书通常由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类史学，但他们是如何形成的，又具有哪些显著特点呢，我们这些历史专业的门外人可能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知道还有叙事风格这门学问。朱露川老师的《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从班荀二体到范袁二家》则是对史书叙事风格的一部十分优秀的综合专著。

朱露川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学与史学批评，并发了三十多篇相关的论文、札记和评论。这部《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也是朱露川老师的学术集大成之作。

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叙事是史学活动最主要的形式之一，而对叙事的讨论，也早已形成了相关理论。《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从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中的“叙事”概念阐释出发，选择了中国史学上一组彼此关联又各具特色的皇朝史作为研究对象，共包括《汉书》《汉纪》《后汉纪》《后汉书》，作者分别为班固、范晔、荀悦、袁宏。

正如作者所说，本书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四部史学名著进行个案与整体相结合的研究，总结它们在叙事形态、叙事主线、“人”之呈现、叙事主体观念彰显、“美”的追求等方面的特点和经验。在此基础上，对四者之间相互关联的叙事形态辩证发展脉络作整体考察，重点揭示“二体”皇朝史叙事典范的生成、流变，及其如何推动史学叙事原则在唐代的初步形成。正是在“班荀二体”和“范袁二家”的影响下，纪传、编年两种形式的皇朝史成为中国史学上最重要的叙事格局。

具体而言，这部著作从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中“叙事”概念的产生极其运用出发，依次考察了“两汉书”与“两汉纪”在编纂格局、书事体要、人物叙述、主体思想、美的追求等方面多展现出来的特点极其相互关系。全书主要分为六章，分别对以上内容进行了详尽专业的探讨。

作为历史的门外汉，或许我们只是看看热闹，但若想深入了解历史的内里，《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的“门道”。

《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读后感(三)：读《中国古代史书的叙事风格》书后

在中国史学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叙事始终是史学活动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但是究竟什么是叙事呢？叙事的标准是什么呢？以及史学家究竟如何从自身层面出发采用史书进行叙事的呢？本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答案。

史学意义上的叙事虽然在《晋书•陈寿传》中就作为良史之才的标准出现，但对此概念进行提炼和明晰定义还是在刘知幾的《史通•叙事》篇被提出的，即：从事实的叙述出发，既涉及史文表述的烦简、疏密，也涉及事义的呈现和事理的解释，理想情况下还要彰显史家叙事的纵横驰骋之势。而构成史书叙事的基础则是文直、事核以及不虚美，不隐恶。其中文直是指史书叙事之文应做到直书其事。用西方叙事学的说法，就是对史书叙事的话语提出要求。而事核则是史书所述之事应做到事得其实，针对的是西方叙事学中的故事的真实性的要求。而不虚美，不隐恶，则是史家叙述人物事迹不应有虚妄的美化，不可因其恶而隐讳，即从史书叙事的价值层面提出要求。

而构成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则是关于汉代的四部史书，即所谓的班荀二体和范袁二家。其中班固的《汉书》与荀悦的《汉纪》从纪传体和编年体的角度确定了皇朝史的叙述方式，也为后世史书风格奠定了写作模板。班固在太史公的基础上对体例进行提炼，纪传体皇朝史格局因《汉书》而正式确立。荀悦的《汉纪》在《汉书》基础上进行删改，并创新式的提出了义例，于书首就提出了修史所遵循的义例。这也为后续编年体史书编撰所继承。同时《汉纪》易人物本位为时际本位。采用以时系事、以事系人的叙事结构，使得西汉十二帝的治政优劣能够更突出。袁宏的《后汉纪》则在《汉纪》基础上，运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式，更加突出了群体在历史中的作用，达到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叙事效果。范晔在《后汉纪》和《汉书》的基础上，采用更多类传形式来对人物群体进行描摹，并且提出史书叙事“以意为主”，通过总结一代得失实现“转得统绪”。

那么这四位作者又是如何通过史书叙事实现其主体意识的彰显的呢？班固采用了光扬大汉的做法，在皇朝意识引领下又保持实录。即在宣示“汉承尧运”的同时，又于史传中记录人心厌汉的事实作为镜鉴以提醒统治者“物盛至衰，固其变也”，以达到匡正汉主的目的。荀悦因出身自颖川士族，因此时刻心系汉室得失，希望能够借史书叙事实现献替之志。并且采用《汉书》写于光武中兴之后这样一个意向，去暗示东汉王朝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拨乱反正”的复兴机会。袁宏则因身处东晋玄学盛行之时，因此渴望通古今而笃名教，因前代遗事而维护皇权，并且对当时桓温的不臣之举进行批判。范晔虽然出身士族，但当时士族地位已经开始下降，并且政治上的失意，使得其只能通过借史托志，以史文传述己“意”。

《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读后感(四)：不同时代、境遇下的叙事风格变化

因为我并非历史及相关专业学生，也仅读过几本史书，读得潦草早已忘的差不多，所以也只能以一个门外汉的身份粗浅的来谈谈我对这本书的看法。

本书讨论的是中国古代史书的叙事风格，以内容相关联、成书间隔400余年的《汉书》《汉纪》《后汉纪》《后汉书》作为探讨对象，分析在这四百年间，史书叙事风格发生的变化以及变化产生的原因。

开篇从什么是叙事谈起，叙事是指用文字记叙事情经过，“文直”“事核”是史书叙事的基础，即要求记叙尊重事实，不对真相加以矫饰，是否善于叙事也是判断史书作者是否是“良史之才”的重要标准。

第二章谈纪传、编年这两种史书重要体例的区别，需要明确的是，二者并无优劣之分，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导致展现出来的效果不同。纪传体重写人，通过记叙人物的活动来反映事件的风貌，内容包罗万象，历史事件记录的详尽便阅读趣味性强；编年体重时间顺序，以年代为线索记叙历史事件，便于展现事件的前后顺序与事件间的联系。而且在本书对《汉书》《汉纪》《后汉纪》《后汉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纪传和编年两体并非是完全平行的两条直线，它们之间也会有所借鉴、影响，例如《后汉纪》给《后汉书》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材料，《后汉纪》在《汉书》的影响下增加了部分人物神态描写等细节，而之前的编年体史书追求精简而舍去了很多细节。

第三章讨论《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进行革新，断代为史开创了皇朝史的先河，也奠定了后期官方修史的基础。皇朝史有着教化民众和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例如袁弘书写《后汉纪》的一大主线就是弘敷王道。

如果说前三章是对文本资料的收集分析，第四章开始，作者本人的论点开始呈现。不同类型的人是如何进入到史书里的？逸民群体的出现和史学家对其的关注缘何逐渐提升？作者对其都做了详细的解释。还通过对班固、荀悦、袁弘、范晔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生平的介绍，说明了每部作品给人带来的阅读感受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区别：班固经历了光武帝战胜王莽恢复汉室的阶段，对大汉的信心十足；荀悦身处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一心想要匡扶汉室，他写作的目的是“献替”；袁宏生活在清谈成风的东晋时期，重人物操行，他所作的《后汉纪》便侧重于采撰具有教化意义的历史事件；范晔处于世家逐渐没落的时期，自身又仕途不顺，多番打击之下让他转而关注起了朝代兴替、政治得失，借史抒发胸臆。

因为书中提到的史家经典我只读过附录的《通鉴纪事本末》，所以读的过程中一直很期待这篇文章，读完以后也确实解决了困扰我很久的问题：纪事本末体作为一种集纪传、编年两家之长的作品为什么那么晚才走向成熟？《通鉴纪事本末》在《资治通鉴》的基础上改编而成，是否能作为一部独立的史学作品看待？

十分感谢朱露川老师的这部作品，让我对史书叙事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读后感(五)：两汉书两汉纪的历史叙事

当我们提到中国的史书，尤其是正史方面，前四史是绕不过去的。由《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所描绘的中国从上古到三国的时代，奠定了中国史学叙事的基础，也确立了纪传体在中国史学叙事上的独特地位。然而，在纪传体的光芒之下，还有编年史这种体例。与《汉书》《后汉书》同时，还有《汉纪》和《后汉纪》这两本往往被今天的普通读者所忽视的编年体史书。有关两汉史，四本书交互辉映，各具风格。而《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从班荀二体到范袁二家》就是对这四部著作的研究和分析。

本书作者朱露川博士生于1991年，实实在在的青年历史学家。本硕博均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2019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学史教研室。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主授多门通识教育课、历史必修课和选修课。代表性作品20余篇。

书题中所说的班荀二体就是指的班固的《汉书》和荀悦的《汉纪》。班固的《汉书》与《史记》共同成为汉朝的重要史书，但因为纪和传互相重复，表和志相互重出，文字繁多，很难全部阅读。到汉献帝时，才命荀悦抄撮二书而改写成编年体，依照《左传》体式著成《汉纪》三十篇。从此每代的国史，都有这种著作。所提到的范袁二家就是范晔所著的《后汉书》和袁宏的《后汉纪》。人们在谈到后汉史书时，都认为只有范晔、袁宏二家而已。

从书名上就可以体现全书的体例，编年体史书多名为“纪”，如《汉纪》、《后汉纪》。纪传体史书多名为“书”，如《汉书》、《后汉书》。编年体的优点在于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历史，使人一目了然，还能避免叙述上和评论上的前后重复，节省大量的篇幅。但存在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的问题。纪传体的长处是纪、传、表、志各有分工，综合运用，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历史。短处是一事分在数篇，彼此重复又相互脱节；编排上也有不规范的现象存在。

本书就史学叙事而言，通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所说的：“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就可以简要概括。善叙事是“良史之才”的标准，文直、事核是史书叙事的基础。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是史书叙事的原则。

本书通过史书叙事研究，串联起历史撰述的因循和创新，揭示出叙事主题的形成，人与人物群像丰富了叙事的内容并在史家著述的过程中使得作者的主体意识得以彰显。还提到了这几部著作对美的追求。附录介绍了“纪事本末”这一题材的特点。由此构建出这一体例的独特之处。 作为史学爱好者，我也曾阅读过《汉书》和《后汉书》，但是个人的理解并没有这本书所述及的那样深刻。而《汉纪》和《后汉纪》还是我的空白阅读领域，需要再去找来阅读。史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史实，还在于叙事。通过这本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得窥史学大厦的一斑。也期待朱博士更多更好的著作。 部分背景介绍： 《汉书》：东汉班固撰，我国首部纪传体断代史。详细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前206）到王莽地皇四年（23）共二百三十年的历史。从此确立了“皇朝史”（正史）的编纂格局。 《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纪》是记述西汉历史的史书，体例为编年体，三十卷，共约十八万字，不足《汉书》的四分之一。时间起于二世元年（前209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 《后汉纪》是编年体东汉史，记事溯自新莽元凤四年（17年）绿林起义，止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魏代汉。全书30卷，21万余字。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初因续作父亲遗稿《史记后传》，被告私改国史，被捕入狱，其弟班超上书辩白，得释，任兰台令史，不久升为校书郎，奉诏撰修国史，继续完成父亲遗稿。约经二十余年基本修成《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纪传体断代史，文辞典雅，叙事详赡。后因受大将军窦宪牵连入狱，死于狱中，未完成的八表和《天文志》由其妹班昭及同郡人马续奉诏完成。班固著作还有《白虎通义》及《两都赋》等多种。《后汉书》有传。 荀悦（148—209)：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东汉末政论家、史学家。官至秘书监、侍中。受命改编《汉书》，成《汉纪》三十卷，另撰《申鉴》五篇等。《后汉书》有传。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史学家。范晔博涉经史，善为文章。曾删定《东观汉记》以后诸汉史，撰成《后汉书》九十篇。 袁宏（328—376），字彦伯，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文学家、史学家，事见《晋书·袁宏传》。袁宏曾仿荀悦《汉纪》而著《后汉纪》，八年不成，后得张璠《后汉纪》增补而成，共三十卷。

《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读后感(六)：成一家之言

作为一名门外汉擅自点评这本书简直是不胜惶恐，唯恐贻笑大方，但读过后总要写点什么。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班固所著的《汉书》、荀悦所著《汉纪》、袁宏所著《后汉纪》，以及范晔所著的《后汉书》四本著作。这四部著作分别为记述西汉、东汉两朝的皇朝史，且作者生活的时代一如上述顺序，后来者不断从前者身上汲取经验和方法，采撰、叙事等方法也是一脉相承，且随时代更迭不断革新。从这四部史书的叙事风格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古代史书史的发展脉络，《汉书》为中国第一部皇朝断代史，也是一部承接《史记》纪传体风格的史书。后续的《汉纪》以《汉书》为蓝本，并以《左传》风格为体，删繁就简为编年体皇朝史。接续的《后汉纪》、《后汉书》分别承接前辈的风格，并在传承的基础上，融合时代特点加以拟合创新，可以说这四部史书放在一起研究，正可看到史书风格的发展端倪。

太史公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历代史家均沿袭此言。但总归而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终是出于史家之手，史书作者的个人主观意志在其作品中可以得到明确体现。这些“一家之言”取决于史家所生活的时代所给予作者的心境，以及作者本人的遭际。所有这些都会在史书中有所体现，也是史家毕生所追求的目标。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因此研究史书、史书史，就要研究史家本人及其生活的时代。

班固出生于建武八年，其父亲班彪当时已是远近闻名的学者，受父亲朋友辈学者的影响，九岁便能文诵赋，生活的时代正值光武中兴的盛世。班彪早年遇王莽之乱，并作《王命论》规劝隗嚣，十分笃信汉室正统，心念“宣汉”思想，晚年潜心续写《史记》，专力从事于史学著述。写成《后传》60余篇，斟酌前史，纠正得失，为后世所重。其子班固修成《汉书》，史料多依班彪，实际上是他修史工作的继续。对于班固而言，父亲留下的史料以及宣汉精神是自己完成《汉书》的精魄，加之身处身处东汉中兴政权的上升期，能统筹前朝往事，他倡言“汉承尧运”正是为了实现父子两代的宣汉旨趣。

荀悦少年丧父，十二岁时就能解《春秋》，在思想上深受叔父荀爽的影响，是三国时期曹魏名臣荀彧的堂哥。荀悦于汉灵帝时托疾隐居，却终于心系汉室，“隐而不遁”，正值东汉末年，时汉献帝在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献帝大权旁落，空有报复却无处施展，遂令荀悦重新整理《汉书》，删繁就简，想要在西汉的祖先那里获得些经验，有鉴戒之意，以支持自己中兴汉室。荀悦在《汉纪》提倡“拨乱反正”，君臣要守“三纲六纪”。他本人也是如此，于建安朝出仕，初辟曹操府，后长伴献帝左右，亲眼得见曹氏崛起却又心怀经世之志，《汉纪》十八万字“未尝效一言于操”。因此，荀悦身处东汉皇室倾颓的末端，《汉纪》之中重视鉴戒，即是为了在历史中为汉献帝寻找智慧。

袁宏在东晋成帝时期出生于一个世族家庭，深受东晋社会学术思潮的影响。身为世家子弟，与许多清谈之士交往甚密，在他生活的时代，世风已从讥评政治转变为玄虚论道的清谈，社会上广泛注重对人物品行的评价。同时袁宏也是“弘敷王道”的倡议者，身怀忠君之志，在《晋书》记录恒温弥留之际欲求九锡而不得的故事中，袁宏与王、谢一起阻止恒温，站在儒家忠君思想一侧，以身践行了自己的“名教”理念。袁宏身处崇尚人物品评的东晋，又遭遇权臣桓温意图谋逆的历史时期，于是他在史书叙事中手握“名教”标尺，网罗、叙述、评论历史人物，并以自然法则论证己说。

范晔出身顺阳范氏，也为世家出身，却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年满33岁之时，范晔刚寻得政治上的方向，就因在彭城王太妃丧期与友人醉酒听挽歌为乐而得罪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开始撰写《后汉书》。政治上的不得志让范晔在《后汉书》上倾注了很多心血，以《汉书》为榜样，《汉书》有的，悉欲全备，并“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出身世族却个性狂衅的范晔，在政治上受挫之时将精力集中于总结皇朝政治得失的历史研究之中，从而“转得统绪”，以史文传述己意。

从上述记述之中可以看出，观史先要观人，史家的经历遭遇都会内化在他们倾注一生的著作之中，从而借史咏志，借史抒情，借自己的价值观品评历史人物，成就“一家之言”。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在附录中讨论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出现及其意义。作为现代人，经常接触的历史社科类的读物多类似于“纪事本末体”，但于中国史书史而言，纪事本末体的正式出现要远晚于编年体、纪传体，这与中国史学思想、实践、理论的发展脉络息息相关。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体一讲“时”，一讲“人”，一讲“事”，在中国史书的叙事上都是不可或缺的，其与西方史学及近现代史学的对比也值得深究探讨。

除此之外，书中提到的很多语句都对人很有启发。如唐代刘知幾论“史材三长”，提出知识积累、治学能力及历史见识之辩证统一的关系。读书也是如此，首先是量的积累，之后是取其精华，最终才能形成自己辩证统一的观点，三者少一环都是为学的缺失。

此即是我的一些粗见记录。

粗陋之言，难登大堂。小心翼翼，得窥大方。

班固

荀悦

袁宏

范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