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与丘吉尔读后感摘抄

《甘地与丘吉尔》是一本由阿瑟·赫尔曼著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48.00元，页数：87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甘地与丘吉尔》读后感(一)：这个甘地很暴力

由于纸媒版面限制，很多内容没有展开，比如甘地原本是西化精英，为何转向传统价值观；丘吉尔的保守派本性，如果他在二战前死去，可能苏联对他的评价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而不是英雄伟人。

《甘地与丘吉尔》读后感(二)：非暴力体现极端思想

这本书读完后久久不能平静，十分悲伤，如果说《第三种猩猩》让我思考人类的过去，那这本《甘地与丘吉尔》促使我思考人类的未来。

上世纪这些暴力冲突，民族主义仇恨，对不同种族由于差异化导致的各种仇恨直到今天依旧存在，他们将永远威胁人类的持续繁衍，令人沮丧的是他们会永远是人类社会多样化的一个结果，就像感冒不定期的到来，大部分时间都会自愈，但也有一定可能最终无法控制其摧毁自身。丘吉尔和甘地都秉持自己的信仰，无论是帝国主义的伟大复兴，还是印度古老文明的精神力量，由于在那样的时代对待不同种族的平等性他们无法达成共识，无论丘吉尔对待印度及印度人的态度，还是甘地对待其他种族的态度，注定一场种族间的暴力冲突无法避免。

甘地心中非暴力抵抗最终没能成功，丘吉尔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思想没能实现，和平稳定是在极端变革后的产物，人们以及领袖们希望的是和平稳定，却明白这些都要在极端冲突后才能实现，人类的变革期都只能是极端的碰撞，而这表现为政治的极端碰撞，政治的基础就是人民，变革期的人民无论过去还是将来则都会是极端的，极端既然无法避免，那极端的表现如果是非暴力的则是最好的结果，也许这就是甘地为什么自始至终所坚持的，但人性使然，能做到非暴力抵抗的只能是个别领袖而不会是普遍人民。

《甘地与丘吉尔》读后感(三)：没有妥协，何来抗争成功——评《甘地与丘吉尔》

“圣雄甘地”，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非暴力”抵抗的提倡者，成功说服实力强大的国家放弃自己最属意的财产，使当时世界上数目最多的人民享有了民主。然而，在认真翻阅同时期的英国历史后，个人觉得，印度的非暴力抗争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英国政府的最终妥协。

这部传记作品——《甘地与丘吉尔：抗争与妥协的政治史诗》和其他相似类型的作品（例如《毛泽东与蒋介石》、《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德克勒克与曼德拉》）一样，采用的也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手法，作者一方面刻画出甘地与丘吉尔两人交织在一起的生活、事业和殊死较量，也纪实出两国的政治较量。

1906年，甘地作为德兰士瓦共和国代表成员前往伦敦，会见时任殖民部副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请求撤销南非的黑色法案，这是两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会晤。然而会晤的结果在甘地看来是“遭到了丘吉尔的戏弄”，丘吉尔是个“为挽救大英帝国，可以与南非的种族主义者、工党激进分子、美国的孤立主义者、甚至恶魔一样的斯大林达成协议的人，反过来会对任何胆敢阻挡他前进的人给予残酷无情的打击”的强硬派，在他为代表的英国殖民看来，印度子民的独立和大英帝国的利益比起来是无足轻重的，于是，最终他们以牺牲印度子民的利益为代价通过了南非法案。

而正是在这场会晤之后，促使甘地决心采取基于消极抵抗的政治运动来进行抗争以获取民族独立，自此，“非暴力抵抗运动”先后在南非和印度共持续长达四十多年之久。

1931年，甘地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伦敦。一大群媒体记者以及包括议员和主教在内的大批崇拜者来迎接他，对他们而言，他们期待见到的是新时代反主流文化的印度教圣人、具有异国情调的宗教传播者。光头、光腿、缠腰布和坎肩，东方元素的装扮配上他口中普世价值的玄学，成为伦敦街头的风景线。媒体对食盐运动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大量报道，也令他成为西方人眼中沉着、自信、胜利的代表。

甘地的绝食和非暴力抵抗之所以有效，在于他的抗争对象是英国——一个有着宽容、公正制度、顾大局、讲道理的文明国家。所以即便甘地多次被逮捕进监狱，都能享受基本权利，受到当局的文明对待，在狱中有特权，免受皮肉之苦和思想改造。尤其是当“甘地接二连三实施的绝食抗议行动变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之后，英国政府更多的是担心，万一他因绝食而死，全国暴乱必将发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迫使英国政府首先改变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是由于暴力行动，而不是因为非暴力抵抗。

1940年10月甘地又一次发起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据他本人说，这是一场准备了5年的运动。尽管当时的欧洲和全世界都正遭受法西斯主义的侵害，甘地依然坚信他所采取的抵制所有战事的非暴力运动与支持英国反法西斯战争不冲突，他只是希望给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如他所预料的那样，1941年12月，英属印度政府开始释放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民众，由此发出信号，英国政府将不再把抵抗运动视为威胁，因为和法西斯主义相比，非暴力运动不过是小打小闹，英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全力牵制德军日军的侵战步伐。

1942年3月，面对英属殖民地新加坡的失守，为了避免出现印度退出战争的局面，英国政府不得不在处理印度问题上开始做出让步，承诺抗日战争结束后退出印度。1947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印度独立法》，同年8月，印度宣布独立，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土，自此，长达190年的英国殖民统治结束。

因此，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印度民族自治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遇到了英国这个理性的对手。如果换成是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德国，恐怕就没这么幸运了。毕竟平和的非暴力抵抗，只有面对自由民主法治的文明国家才有效，而在极权主义的强力控制之下，不要说抵抗运动，即便是异议分子也难以幸免。

《甘地与丘吉尔》读后感(四)：最伟大的印度人和最伟大的英国人

——读阿瑟•赫尔曼的《甘地与丘吉尔》，兼评电影《甘地》

如果印度共和国的人们现在来评选“最伟大的印度人”，莫罕达斯•甘地应该会有一席之地吧，即使不是排名第一的话。不过，笔者没去过印度，对三哥的思路也不是特别了解，也许，曾经在现代印度的建国史留有不可磨灭痕迹的“圣雄甘地”对现在的印度人并不那么重要和伟大。更何况，古代印度还有像释迦牟尼（虽然他按出生地而言，应该算是尼泊尔人，而且在很多人眼里，他已经不是人，而是神佛了）和阿育王这样的伟大人物。

本书便是讲述“最伟大的印度人”甘地和“最伟大的英国人”丘吉尔之间围绕着英属印度理念上与行动上的斗争。这也是为什么甘地排名在前的原因之一吧，毕竟甘地对大英帝国的其它部分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的身前身后名主要还是在争取印度从英国统治下脱离或者说自治或者说独立（甘地每一个阶段的目标似乎都有所不同）中获得的，而让他广受赞誉（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是让他广受非议）的，也是他一直用行动去实践的理念——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本书从甘地及丘吉尔的出生一直讲到了两人的去世，视角尝试客观，不管是对甘地还是对丘吉尔。不过从读者的角度而言，特别是对出自非英语文化世界的中国读者而言，一些地方还是难言客观，不管是对甘地还是对丘吉尔。

作者把甘地和丘吉尔都看成是理想主义者，甚至在书中用了“殊途同归”和“分道扬镳”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两人在某些理念上的曾经相似和最后的差异。很难指摘这样的写法到底是对还是错，毕竟，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物，从某个角度上而言，也可以用理想主义者这样的词汇来形容。问题在于，彼之理想对某些特定人群而言，就是噩梦。

同样地，甘地和丘吉尔的理想其实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一个是努力寻求印度脱离大英帝国，另一个是努力寻求大英帝国的完整——特别是印度留在大英帝国的版图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更不要说丘吉尔对甘地近乎侮辱性的称谓“半裸的托钵僧”，虽然他们有共同之处，或者说曾经有共同之处，比如都受了英式的教育，而且都高度评价英国和英国的文化，甚至都是种族主义者。

最后一句话的结论恐怕会让很多肤浅的甘地崇拜者大惊失色。但通过本书有理有据的叙述，可以看出甘地曾经的奴性，及曾经对英国人的膜拜。甘地早在南非对白人的反抗，只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首先是英国人，其次才是印度人”。他反抗的目的是希望白人将印度人等而视之，而不是将印度人看做和黑人一样的“劣等民族”。他甚至在英布战争中自告奋勇地组织紧急救助服务去支持实际上是祖国的压迫者的英国人，甚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的结论也是“他以及其它印度人必须为国王和国家效命”，并再次致力于组建一支印度救护队。

因此，电影《甘地》（1982年奥斯卡八项大奖的获得者）的受众们，如果仅仅因为看完了这部长达三个小时而且几乎全部都是对甘地正面描写的电影，便感动得痛哭流涕情难自已的话，只能说这样的受众确实是过于单纯了。比如，电影中对甘地在南非的经历便只是描绘了甘地对南非当局的反抗，对白人歧视的反抗，而对于他对黑人的歧视不是一笔带过，而是根本不提。然后是甘地回到印度之后领导国大党对英国统治的反抗，或者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高潮，影片同样用几乎是仰望的电影语言描绘了甘地全身心的投入，包括数次绝食。可是影片却忽略了甘地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受到英印统治者的暴力镇压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互相残杀时，说出了“只有敢杀生的人才有胆量进行非暴力抵抗”以及“既然无法避免血流成河，那么，就给印度来一场血浴吧”这样狂暴的语言。

影片这样描绘，这样讲述，无可厚非。因为电影的制作者也许就是甘地的崇拜者，电影创作的初衷也许就是创造一个悲天悯人德高望重的“圣雄”形象：他的光辉不仅覆盖印度教徒，同样也覆盖穆斯林，帕西人，锡克人，甚至基督徒。因此，电影即使有避讳，掩盖，甚至篡改（按照本书的说法，甘地遇刺的弥留之际，说的是“罗摩”，即有具体所指的印度神祇，而不是电影中虚指的“神啊”），都可以理解。

问题在于受众。

甘地是伟人不假，甘地对印度人（特别是对印度教徒）而言，是圣雄不假。可是甘地的理念和行动真的像影片描绘的，以及某些崇拜者所言，高不可攀，直至神圣的高度吗？答案毫无疑问为否。

正如本书所分析和断言的，“甘地的精神力量也是他的智力盲点”。比如他敦促捷克人使用非暴力抵抗而不是枪炮来应对德军，鼓励犹太人祈求希特勒以促使迫害他们的人解除武装，甚至天真幼稚到给希特勒写公开信恳求他放弃暴力。在影片中，甘地有一句对白让人印象深刻——“以眼还眼，世界便会致盲”。很遗憾的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甘地的光辉，而是他的幼稚，他的智力盲点——因为世界本身就是盲的。如果世界不是盲的，文明古国印度怎么会被英国人统治压榨两百多年，到最后还恋恋不舍不肯放手？如果世界不是盲的，印度怎么会有几千万贱民对于主流人群而言不可接触？如果世界不是盲的，怎么会有全球板荡生灵涂炭的两次大战？

因此，正如本书的结论——“身处印度的英国人，甚至身处南非的白人，至少都信奉一整套的道德原则，且始终如一，并且都坚守公正的客观标准，这就是甘地能够请愿成功的原因所在”。也许英国人并不像作者标榜的那样高尚，但至少，相对于纳粹这样的恶魔，面对就算丘吉尔这样为了保卫他的大英帝国不惜动用武力的种族主义者，对于甘地都是幸事一件。更不用说，二战几乎掏空了维多利亚时代辉煌的大英帝国，放弃和如何放弃印度在二战结束后只是大势所趋之中如何保持体面的问题。

此外，甘地在穆斯林当中的影响力也并没有强大到真的可以把穆斯林凝聚在印度教徒周围，即使在英国行将对印度次大陆放手之际，甘地建议由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来担任第一任的“统一的”印度的总理，而非他的“忠实”门徒尼赫鲁。事实上，在这一点上，甘地再次暴露了他的“智力盲点”——即使真纳真的担任了第一任总理，以后呢？更何况这个假设并不成立，不要说真纳根本不愿意接受这个提议，对于尼赫鲁、帕特尔这样的印度教政客而言，甘地此时不过是攫取权力的障碍。

（关于甘地在巴基斯坦人心中的印象，可以参考1998年巴基斯坦和英国联合制作的电影《真纳》（按理说，作为穆斯林的真纳肤色应该不会太白，然而影片中年轻和年老的真纳都是由西方演员出演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演老年真纳的是《指环王》里的白巫师克里斯托弗•李）。在此片中，甘地尽管并没有像尼赫鲁那样被演绎得卑鄙下流（特别是和蒙巴顿夫人的奸情），但也绝没有影片《甘地》中那样的光彩照人的高尚。在建议由真纳担任印度总理的场景中，甘地是狡黠的，是颇具城府的。）

更何况，甘地的理想主义，对于某些人而言，是噩梦。因此，甘地的所谓理想主义造就了他最后的悲剧宿命——不是穆斯林，而恰恰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印度教徒将他看做了必须诛之而后快的大奸大恶之人，最后用手枪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他打死。

“啊，罗摩！啊，罗摩！”

题外话：不知道是作者还是译者的原因，本书有些甚为刺眼的小错误，比如，李光耀并非新加坡的第一任总统，而是第一任总理：比如，丘吉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他的《一战回忆录》，而非《二战回忆录》；比如，东巴（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分离出来，印度并非“默许”，而是武力支持。

《甘地与丘吉尔》读后感(五)：”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神话与谎言

十九世纪的欧美中产阶级普遍认为，基督教文明统治有色民族是先进民族的天命与职责，是白人不得不承受的负担。尽管他们的掌握媒体与学院话语权的后世子孙，比如说北美东海岸的波士顿婆罗门们，批评这是虚伪的殖民主义者为其帝国主义行径推卸责任的无耻谰言，但公正地讲，在印度问题上，这或许并不是无的放矢。

早在葡萄牙人来到印度以前，印度就因其软弱与腐化而以漫长的被征服史闻名遐迩，声震八荒，尤其是东起孟加拉，西抵旁遮普，南竟印度高原，北至尼泊尔的印度四边形地区，是需索秩序的无底深渊，渴望异族统治犹如人需要空气，鱼离不开水。

在外人眼中，该地区难以理解的是，每过一段时间其统治秩序便会莫名其妙地突然崩溃，同时居民没有自治能力，又缺乏社会凝结核，做不到团结自保，是以王纲纽解以后，一团散沙的原子化个人们便立刻处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当中，每每落得人相食的下场。是以每次大洪水以来，必伴随着人口的大灭绝。

只有从北方来的一波又一波蛮族征服者如同飞蛾扑火，前仆后继，本着共产主义精神输入秩序，才能使该地区获得一时的和平与稳定。接着新蛮族被旧蛮族腐化，在或长或短的时间以后重复新一轮的人口替换。从希腊人、匈奴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到蒙古人，莫不是重复着印度历史的轮回，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印度人理论上的祖先，当年从伊朗高原启程的南支雅利安人，也是以秩序输出者的身份来到印度这秩序黑洞中。

如今的学者纷纷认为，虽然雅利安人在吠陀里自吹自擂他们组成的军队横扫次大陆，但很有可能当时就没有任何侵略战争，只不过是雅利安的各个部落或宗族缓慢而稳定地移民到了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边界，而印度河文明当时已经处于一种自相残杀高度颓败的状态。直到有一天，雅利安人才一脸懵逼地意识到他们已经主宰了这一文明，如同多利亚人取代迈锡尼，日耳曼人取代古罗马。

早期的雅利安人虽然残暴，但充满着尚武精神，贵族武士无不以食肉为美德，对素食者，也就是人口众多以种植粮食糊口的原住民充满鄙视，原始种姓制度的本质就是为了隔离怯懦奸诈，一触即溃的被征服者，避免被其腐化。但随着雅利安人社会发展到烂熟，差不多在佛教兴盛的年代，各地新兴的专制君主联合平民知识分子摧毁了武士贵族阶级，用擅长汲取税赋的官僚制度取而代之，迎来文明的晚秋。

在此期间，旧的所有价值观被彻底颠覆，吠陀文明推崇的荣誉、财富、权力与肉食一同变成恶，而无条件的顺从、自我牺牲与素食被视为精神上的纯洁。武徳与旧世界一同湮灭，然后印度人为自己拉开了被异族接连征服的帷幕。世界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只能在奄奄一息的旧印度的外围浅尝辄止，然而远不及他的一群希腊人却能在几百年后摧枯拉朽地占领新印度的北部，开始第一个轮回。

因此对于十八世纪的印度来说，英国人的统治如果与往昔有所不同的话，无非是海洋取代了内亚的方向输出秩序，同时英国人的手段更加人道。因此傲慢的英帝国主义者认为，在他们来印度以前，如果没有外来干预，印度人早自相残杀在流寇四窜中死灭绝了，内亚征服者杀了一部分，但使大部分人得以活命，而他们英国人的统治相对于内亚蛮族来说又微乎其微，因此印度人理当对他们感恩戴德。对于这一无耻要求，机智的二十世纪印度民族主义者在发明民族神话时，选择性地遗忘了历史，成功地粉碎了帝国主义的阴谋，赢得了在场记者一片掌声。

而了解了以上这一切，才能更全面地体会十九世纪欧洲的话语环境，理解为什么哪怕左派如马克思，也认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虽然充满罪业，但同时也具有进步的一面，尤其在移风易俗，清除诸如寡妇殉葬一类陋习和提供社会秩序，发展资本主义，为演变成社会主义做准备上。由于一战与二战两次欧洲人的大内战毁灭了老价值观的所有信心，这一观念也就显得不合时宜，二战以后，老欧洲力量全面收缩，放弃统治世界，只有丘吉尔等寥寥少数人依旧坚持这一原则，然而天变道亦变，他们的奋斗不仅抵抗不了历史潮流，也无法获得人们认同，一生作为毫无意义。

虽然活跃在二十世纪，但丘吉尔始终是一个十九世纪人，他的青年定格在英国最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他的父辈将一生献给不列颠的帝业，他最知名的祖先约翰·丘吉尔与安妮女王一同开启了英格兰霸权的大门，大英帝国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他的家族史，因此他没有理由不为保存大英帝国而奋斗。但除了他个人的私心以外，拒绝印度他眼中这颗大英帝国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离开不列颠的版图，也有部分对印度自身利益的考量，在印度短暂服役的三年里，加深了他对印度的个人印象：除了少数锡克教徒与穆斯林以外，绝大多数印度人都缺乏自治能力，他们对自己人可以非常凶残，但对异族却软弱如羔羊，如果没有英国人的统治，印度就会陷入一片混乱当中。

在当时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英国人从当时英属印军的人员构成上就直观感受到了，除了来自旁遮普的锡克人、尼泊尔的廓尔喀人以及部分穆斯林以外，印度人对参军兴趣寥寥，尤其是印度四边形里的主流印度教徒，后来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指责英国人将印度划为尚武民族和非尚武民族，并只招收所谓尚武民族服役的行为是对印度教徒的歧视。严格来说，英国人确实对印度的非尚武民族充满歧视，可这番指责却是倒果为因。

人类历史上武徳与政治德性高度相关，尚武的人群更愿意团结合作，也会因此变得更擅长合作，因为整日内斗的族群是很难获得对外胜利的。同时有勇气的人才敢于为自己的利益奋斗，而不是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很多韩国人认为，虽然日本当年的统治是他们民族的耻辱，但日本在当地建立的军训制度让一团散沙的韩国顺民学会了集体协作，培育出一代具有政治德性的公民，这是日本留给他们最大的一笔财产。

不过极端印度民族主义者拒绝印度教徒没有勇气的说法，即便是比较温和的甘地也坚信，或许有些印度教徒缺乏政治德性，然而迟早他们也可以成为强壮能干的战士。尽管现实令人遗憾地否定了他们的说法，但让我们公正地讲，虽然在甘地活跃的时代，大多数印度人都谈不上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但这批愿意为了自己与印度的独立和自由发声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或许依然显得很鸡贼，但与他们的同胞相比无疑是一批有德性的人，充满了最起码的荣誉感，有资格获得人们的尊重，不是那些任由统治者欺凌而不反抗的人可以轻侮的。

所以我们也就不必奇怪，为什么提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甘地，在一战的时候坚决认为在战争时期服兵役就可以重新打造印度人民的坚强意志，现代军队生活的磨炼将锻造印度人民的性格力量，也会培养印度人在其他方面的素质以迎接未来的生活，这些素质包括纪律感和团队意识，当然也包括注重个人卫生以及建造和使用干净的公共厕所。不言而喻，当战争结束以后。这群见过世面的退伍士兵会极大地冲击印度传统社会，就像亨廷顿所总结的，后发社会里接受过西式训练的军人总是最早出来推动社会变革的群体。

由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迷茫于一战对旧价值观的毁灭性打击而试图寻找替代品的西方媒体，因为发现甘地满足他们所有香格里拉式的想象，于是将其塑造成一个和平主义的圣人，这带来一系列郢书燕悦的误会，忽略了甘地性格上的多面与作为一个接受过完整西式教育的人可能的思维方式，只描写其符合西方人对东方文明的想象的一面，这无疑会损害读者对世界复杂程度的理解，今日的欧洲青年总是有一股何不食肉糜的不知世间黑暗的天真，不能不说这些写作居功厥伟。与之相较下，席徳梅尔《文明》里那个老是挥舞着核大棒的甘地反而显得无比真实，尽管这是因为一个程序错误。

同样也因为一战，联合王国虽然建立了有史以来领土最为庞大的帝国，但是一代青年男性在战场上的丧生，尤其是贵族军官因为身先士卒的传统死的最为惨重，英国统治阶级的几乎所有后备力量都报销在战场上，已经难以维持英国人主导的世界秩序。是以西敏寺收缩英国在远东的力量，并愿意让印度取得自治，只要印度还留在大英帝国的版图当中。

但这遭到了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人的阻挠，使之迟迟难产，丘吉尔始终不愿意放弃英国对印度的家长制统治，他在议会上反复强调印度人缺乏自治能力，如果英国人离开印度，那么印度必将陷入流血与暴力当中，而这是对印度人的不负责任，会极大地损害英国的道德力量，而英国的世界秩序就是建立在责任、勇气与担当之上，让所有人信服，而不是纯粹的武力。

印度民族主义者当然对丘吉尔这套说辞嗤之以鼻，但他们对此没有什么办法，最终只能聚集在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旗帜下，丘吉尔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正是他的努力，才壮大了他日后恨的牙痒痒的敌人甘地的力量。

在某些对甘地不友好的人眼中，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实是一场面对媒体的表演，所谓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便是通过训练出一批死士在媒体面前任由维持公共秩序的军警的警棍抽打，毫不反抗，然后通过舆论压力逼迫英国当局让步。

奥威尔曾刻薄地指出，如果不是在统治手段比较人道的英国立宪政体下，而是在斯大林的苏维埃国家里，甘地这种人早就被关进集中营了，就算是同样是英国殖民地，自治的布尔人那里，甘地的这一套也没什么卵用，否则在此开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事业的甘地，也不会灰溜溜地离开南非，一事无成。而在英国直接管辖的印度，哪怕甘地因为组织活动扰乱了公共秩序被关进监狱，英国人也不敢伤害甘地一根汗毛，生怕其死在监狱里。

《动物庄园》作者的看法一针见血，但换个角度讲，这其实也能体现甘地的睿智，他有效利用了立宪政体所允许的自由空间，舆论力量对印度获得独立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真正决定性的因素是二次世界大战再度摧残了英国，让唐宁街进一步放弃对世界的统治，将权力和平转让给美国，二战时罗斯福对殖民主义的反感和对英国让印度独立的一再催促，发挥了超过一百个甘地的作用，印度的真正国父其实是罗斯福。

甘地真正令人诟病的地方在于他有一种卢梭式的偏好，热爱大众民主与群众运动，却没有健全的制度设计，而是停留在乌托邦式的空想当中。每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都鼓动群众上街，所领导的国大党却没有足够的组织力量使民众可以有序抗争，甘地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一问题，于是无不以群众打砸抢烧的暴力活动结尾。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政府并不是恐惧非暴力的力量而对甘地让步，而是恐惧运动必然伴随的暴力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而让步。或许甘地认为让群众上街本身就意味着锻炼，但甘地最终死于因之而起的印度教暴徒的枪击，只能令人感慨作法自毙。

二战以后，英国人迫不及待地离开印度，丘吉尔曾经的预言被一一应验，印度的独立与印巴分治带来了次大陆两百多年来最惨烈的流血冲突与宗教战争，印度各地处于种族清洗的暴力当中，尽管印度本土出身的官僚在很久以前就参与政府管理当中，但直到甘地被枪杀，骚乱才告一段落。我们不能不佩服丘吉尔的先见之明，但换个角度讲，如果丘吉尔之前不曾阻挠，印度人在1918年后于英国人的引导下学会自我治理，英国人彻底离开以后秩序肯定也不会混乱到如此地步。印度的经济在英国人走了以后也发展地一塌糊涂，印度人自行设计的糟糕的经济体制要负全部责任，政治也比当初更加腐败，这着实令人遗憾。

今日回过头点评这一段往事，其实可以认为印度始终是英国的一个包袱，这不是从财政上来讲，而是从宪制来讲。为了能在缺乏自治能力的印度实现秩序，英国在印度建立了一个对于英国人来说空前庞大的政府，尽管对法国人或者俄国人来说这可能不值一提，然而英国宪制对欧陆的优越就体现在它的小政府上，对民间尽可能少的管制，让社会自由竞争而充满活力。

因此就算没有两次世界大战战时计划经济导致的福利国家体制，只要英国本土的人民源源不断地去英印政府当公务员，今日英国人自嘲我是英国人我知道如何排队（在充满官僚主义的行政机构里填表格）还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于印度来说，其实最好还是让英国人继续统治，但对于英国来说，丘吉尔一生最蠢的事情，便是没有让英国趁早从印度滚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