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的简约之道》的读后感大全

《谋杀的简约之道》是一本由[美] 雷蒙德·钱德勒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12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谋杀的简约之道》读后感(一)：大师的嬉笑怒骂

散文和书信也许是窥见一位作家文风较好的选择。尽管我对鸿篇巨作《罗马帝国衰亡史》有些望而却步，但是吉本的回忆录和书简却觉得趣味盎然。大概因此对这些名作家的散文、书信感兴趣。凑巧遇到了雷蒙德·钱德勒的《谋杀的简约之道》，拿来一读。

之前，我并不怎么喜欢钱德勒，对他推崇的哈米特更不怎么喜欢。大概是哈米特的笔下人物的道德观我并不认同吧（同时也怪宣传过火）。而就我看的那几本马洛故事而言，故事有些冗长复杂。不只我困惑，霍克斯、鲍嘉甚至钱德勒本人也有糊涂的地方。不过马洛这个人物本身不错。我更喜欢布洛克的风格。

不过，散文可谓真知灼见，大概是钱德勒的真正水平。

《谋杀的简约之道》及其引言堪称硬汉派宣言（尽管钱德勒本人对这些分类不太感兴趣）。就像切斯特顿撰文为侦探小说辩护，江户川乱步为推理小说作评论、分析，为日本作家分类，钱德勒也为自己坚持的创作观念、和自己心目中的优秀侦探小说立论。首先评论“传统”侦探小说，不留情面地指出名家的缺点：柯南道尔的常识性错误过多，一口“中小学生”法语的比利时任波洛先生遇到的案件情景过于离奇，脱离现实，更不用提文字、诡计还不如他们的人了：几乎是点着鼻子指责塞耶斯种种不足，对推理大家卡尔更是嗤之以鼻（见信件）。他们缺乏常识，写作脱离生活，写的并不算好小说。（需注意，他还是挺喜欢弗里曼的推理作品）“唯有那些不知真实世界为何物的作家，才会心满意足地摆弄这些道具。”再引出能够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家：哈米特。“哈米特把谋杀案从威尼斯花瓶所在地搬到了小巷里。”所谓“比暗夜还要黑的东西弥散在街道上”，他们把真实的人物带到犯罪所在的街道上。“所有能够被称为艺术的东西，都带有救赎的性质。”他们的角色，已经不再是休闲一般的贵族，而是平凡人，以正义感面对这些犯罪。大概就是硬汉派作品的精髓所在。

《推理小说十二按》可以说是诺克斯十诫、范达因二十条的进化版。比起有些过时的陈腐戒条，还是钱德勒写得更生动、鲜活。《英美文风说明》则是简要地分析英美两种写作文风的区别，各自发展的土壤不同，也就有了不同的特点。《好莱坞作家》则畅谈对好莱坞的看法。钱德勒的编剧生涯也挺成功，但他意见也多多。与希区柯克等人所持的“导演论”不同，钱德勒更倾向“编剧论”（毕竟他就是）。我想怀尔德和他合作《双重赔偿》时，少不了争吵。即便是“黄金时代”的好莱坞，他也毫不手软地大加批评，（毕竟侦探小说“黄金时代”他也看不上），对好莱坞片场制更是厌恶，大概和奥逊·威尔斯颇有共鸣，不过并不指望两人能和平合作。

信件多为回复读者或者编辑，有一篇是自己的小传，有一篇则是马洛的概况。这些信件也如刀锋一般犀利，反驳也头头是道，并在信中也大加阐释个人创作理念，堪称风格尽显。

各出版社大可考虑多发掘些名人书信，对钱德勒这样以小说闻名的作家，可以通过书信和散文认识他的另一面。

《谋杀的简约之道》读后感(二)：钱德勒：侦探小说的“自赎者”

（刊于《北京日报》2018年2月6日）

文/俞耕耘

在埃德蒙·威尔逊这类严肃批评家看来，侦探小说就是不伦不类的“亚文学”。这相当于，在“物种等级”上，划定了一条深深的“鄙视链”，把通俗和低俗相混同，显着轻蔑的优越感。雷蒙德·钱德勒这位作家，自然不买这个帐，他用作品回怼了这类“经典批评家”。不是侦探小说登不了大雅之堂，是以往的侦探作家趣味太低，犯了一堆自废武功的失误，用矫揉造作的聪明世故掩饰着故事的虚假。优秀的侦探小说完全能和严肃文学一较高下，因为靠题材划分文学高低，不过是肤浅短视。事实上，钱德勒就把类型文学一手推进了经典文学殿堂。这种才力，大约和格什温直接把爵士拉升到交响乐层面相当。

钱德勒早年在英国，只是写写书评散文。走上创作小说之路，那纯属偶然上道。一战期间入伍，之后入职石油公司，都与专职作家不太搭边儿。在大萧条时期，钱德勒因为手头拮据，想提笔赚赚外快，给《黑色面具》杂志写了他第一篇侦探故事《勒索者不开枪》。那年他45岁，简直就是“老处女作”，大有“中年处女”的既视感。然而，辗转英、美的履历，也是财富。他自带英国式的古典文雅，又透着美国式的随性幽默。那种“损损的”机灵劲儿，总在犯罪和冒险里透出人性深沉，反倒显出浪漫和忧伤来。“犯罪小说的桂冠诗人”之谓，至少说出了一个特性：他的作品弥漫诗意的韵律和情境。

这也是他不高产，写得慢的原因，总在沉吟迷人的句子、场景，凸显动作和魅力。侦破的情节，推理的形式，反而不那么看重。我一直有种大胆错觉，钱德勒或许和但丁、塞万提斯有点儿异曲同工。但丁在神学语境里反思宗教神权，塞万提斯借骑士小说嘲讽骑士小说。钱德勒也一样，披着侦探小说的“外套”，清算了古典推理、黄金时期以来的各种套路、流弊。在我看来，这种“清算”和“自赎”姿态，直接戳中了推理小说痛处。可以说，他就像修复系统漏洞的“补丁”，对侦探小说提出了全新格局、法则和趣味。

只不过， 他总是一副吐槽气质和牢骚激愤。《谋杀的简约之道》一书所收文章皆是充满火药味儿的创作宣言，即使在书信里也不忘顺带一击放“短刀”。在他看来，柯南·道尔也许并不了解警署编制，办案流程，私家侦探牵着体制内警员鼻子走，近乎失实。爱伦·坡《失窃的信》里的把戏如今看，也有点儿小儿科。阿加莎·克里斯蒂则把小说写得如同“舞台剧”，一切都是“表演”出来的严密。你要先画出庄园的平面图，车厢的关系图。结果，她靠“不对等的信息线索”，五花八门的毒药道具，轻易来个障眼法，就让你瞎耽误功夫。换言之，读者并没有和剧中人公平智力竞赛的机会，就像老实学生被作弊者涮了一样。

我喜欢钱德勒毒舌的耿直劲儿，一副痛陈积弊的正义脸，一张揶揄挖苦的嬉皮相。见解完全出于个人体验（圈内人）的倾泻。在好莱坞写剧本，拍“黑色电影”的经历，让他对好莱坞体制也深有抱怨。在制片人、导演看来，剧本作家完全就是雇工打杂，没有尊严，何来创造，作品完全被践踏歪曲。钱德勒的小说能数次搬上电影，或许就是那时受的刺激――让他的小说自带剧本气质，对白抓人，镜头感爆棚。这恰好是其他侦探小说“惨白”的地方。

他的“硬汉派”不像哈米特的起范儿，用粗暴的恐怖震撼肉体感官，他的“硬汉”天生和“黑色”孪生。黑色在本质上是一种情绪弥漫，场景印象。“黑色电影”用昏暗打光，黑色调系，粗犷布景彰显有力的“简硬”。在《漫长的告别》里，行动和对白压倒了以往假模假式的心理描写。马洛的形象和寡言、冷面、酗酒、暗夜联系在一起，是扑面的“帅酷”。没有矫揉造作的世故，只有人性复杂的模糊阴影。

马洛不会像福尔摩斯、波洛一样，卧在躺椅，智识卓绝，闭着眼睛在烟丝缭绕里，就把案情条分缕析。他有时要用拳头说话，结果往往街头挨揍，在警局被虐，智力平平，比我们高不出多少。钱德勒写了一个心酸、蹩脚、酗酒又拮据的私家侦探，只是为了生计，讨要一点调查费而已。唯一符合侦探形象的，或许只剩下英俊单身汉这条了。福尔摩斯和波洛这类绅士，把破案当癖好消遣的有闲人自然不懂马洛的艰辛。

如果说，动动腿脚就算硬汉，那未免太肤浅。马洛就是你我身边的人，在美女面前有点保护欲，爱逞能表现。调查过程中，不忘搭段艳遇，有些贪色的揩油。然而，他对朋友有侠义，对女人有柔情，自有一套不同于社会良知的“个人良知”。《高窗》里，他会和雇主先谈调查费和交通费，不会因为缺钱就“敲竹杠”；在《漫长的告别》和《重播》中遇到富家女，也不会“吃软饭”。缺钱不贪钱，马洛有的不是高调的道德感，而是有底线的“利益观”。正是这种痞气加侠气，让人物真实切近，触手可及，这才是硬汉的根源。

此外，还应加上作家本人的作派：那种“迷人的武断”，强势得不容置疑。即使情节出现漏洞，交待不明，钱德勒也毫不在意。因为，他鄙夷古典推理看似严密的虚假，对成天依赖道具，设计八百万种死法的小说不屑一顾，对愚弄读者，自以为是的作家嗤之以鼻。侦探小说需要传递一种“现实感”。钱德勒对洛杉矶近乎写实油画的捕捉，对人情世相毫不隐恶的描绘，既突破了古典推理刻意封闭的做局猜谜，更克服了以往侦探小说俗陋的乐观主义，泛滥的智力、道德优越感。当你把侦探情节全都抽掉，古典推理或许肢解骨碎，钱德勒却依旧有份深情，马洛仍然散发魅力。

《谋杀的简约之道》读后感(三)：雷蒙德·钱德勒的标准

雷蒙德·钱德勒的标准

卢德坤

《谋杀的简约之道》一书收录“硬汉派”侦探小说名家雷蒙德·钱德勒的五篇文章以及十一封书信。这些文章、书信以谈论侦探小说写作、电影编剧为主，让我们比较方便地一窥钱德勒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总体观之，钱德勒的词锋甚厉，有些话说得挺精辟，偶有很直接的人身攻击，俏皮话随手甩甩就能甩出好几句，还有些想得不怎么周严的控诉，读起来也让人有一股子“爽劲”。这样的书，人们多是爱读的。书里有一些前后矛盾的言辞，也能引起人们探究的兴趣。

五篇文章，都可以称之为檄文。发表于1944年的《谋杀的简约之道》（或译《简单的谋杀艺术》）是一篇有名的文章，主要讽刺、批判了一群英国“黄金时代”侦探小说家如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萝西·塞耶斯，同时树立起一面“硬汉派”的大旗来。说树“硬汉派”大旗，是不准确的、后设的，因为钱德勒在文中并未特别地要创立什么侦探小说的“硬汉派”（虽然称赞了达希尔·哈米特），而主要提出侦探小说写作应该更靠近现实：生活中的警察是怎么办案的，小说中就该怎么办案，不要让他们沦为名侦探的智力陪衬；花里胡哨的诡计、谜题没啥必要，侦探别动不动就不费力气地找到一张关键的纸片什么的；人物刻画是重中之重……历史地看，虽然对“现实”的理解有点生硬，但《谋杀的简约之道》一文对巩固侦探小说写作别开生面的“硬汉派”一路，做出了贡献。对严肃文学，没准也产生过一点影响。

我们知道，钱德勒在好莱坞混过几年，参与过比利·怀尔德《双重赔偿》、希区柯克《火车怪客》等片的编剧。发表于1945年的《好莱坞作家》一文中，钱德勒以同样犀利的言辞描述了作家，特别是“天才作家”在好莱坞遭遇的窘境：作家的劳动完全不被尊重。不懂编剧的制片人、导演想改就能改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改的结果必然很糟糕。如果电影侥幸成功，编剧作家也没什么功劳，完全被爱出风头的导演、演员、制片人抢了个光。在钱德勒看来，剧本是一部电影最重要的东西，其他无论什么都是次一等的。钱德勒声称：“只有作家才能写出剧本，而且只有一身傲骨、独立自强的作家才能写出好剧本，如果还用现在的手段对付他们，就等于要毁掉电影赖以生存的力量。”（第38页）只有作为雇佣文人的作家才能在好莱坞待得下去。钱德勒哀叹：“那些并不是死钻钱眼的电影实践者本不该这么快就对它（引者注：好莱坞）生厌。”（第28页）钱德勒进而号召，编剧要反抗铁一般的好莱坞法则。这场战役，编剧有望得胜。到最后，“制片人会老老实实干好自己的份内工作，整合、调节各方力量，同心协力拍好影片。至于导演——老天啊，帮帮忙，看他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就只能乖乖照着剧本构想和写作的样子去拍电影，而不是把剧本改头换面，好像他才是会写的那一个”（第39页）。钱德勒七十多年前的针砭，想来仍能引起当下一些影视圈编剧的共鸣。

可是，不管是那时候还是现在的影视圈人士，必定不赞同钱德勒的另一些判断：在一部电影中，编剧比导演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只有作家，甚或“天才作家”，才能做一名合格的编剧，等等。事实上，后来钱德勒自己也不这么看了。1950年，致出版社老板哈米什·汉密尔顿的信中，钱德勒说：“1943年，我去了好莱坞，与比利·怀尔德共事，创作《双重保险》（引者注：一般译为《双重赔偿》）。那是一次极端痛苦的经历，很可能折了我的寿。但我从中尽我的学习能力学到了一些剧本创作方面的东西，虽说我的能力十分有限。”（第103页）另外，钱德勒也承认自己把握不了作品的结构（第81页）。这段有点不合钱德勒风格的谦虚话，可视为其观念的转变。后来，钱德勒对于编剧能否在好莱坞争取更高地位也没了信心，“纯粹的愤青对好莱坞而言是个废物，对他自己而言更是如此。他应该在不费半分力气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最好。他应该对自己的作品持有小心翼翼的坦诚态度，但千万别指望别人也会同样一丝不苟地报之以坦诚。想都不要想。等到混够了的那一天，他应该在道别的时候带上微笑，因为他知道，自己未尝不想再回来”（第104页）。对此，我们可以视作钱德勒服了软，降低了标准，变得更实际了。当下的不管哪个地方儿的影视圈人士，或许会觉得钱德勒的这条训诫更让人受益。

在《谋杀的简约之道》一文中，钱德勒给侦探小说写作设定了高标准，好像得花写世界名著的劲道——有没有那劲道先不说——写侦探小说。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可以这样说：钱德勒本人的确有所创造，但也没能达到他所提出的那种高标准。钱德勒揭露了不少旧的俗套，但也创造了新俗套。这方面的“黑材料”不能说是少的，这里只以钱德勒本人的经验总结举个例子：在《“谋杀的简约之道”引言》（“谋杀的简约之道”也是钱德勒一部小说集的标题）一文中说，写作卡壳时，他就写“一个男人从门外进来，手里举着一把枪”。“这样做也许傻透了，但似乎无伤大雅。”（第62页）这是自欺之谈，隔三差五就来个“一个男人从门外进来，手里举着一把枪”，而且，必然地，受到威胁的侦探总也死不了，是个大俗套。在同一篇文章中，钱德勒又说，自己小说里某些东西，他也想删汰，但试过了发现不行：泼掉脏水后，孩子也跟着丢掉了。那么，到最后，原本怎么写的，还得怎么写。

1949年，钱德勒致评论家詹姆斯·桑德的信也非常有意思。这封信主要评点了钱德勒的“硬汉派”小说家后辈罗斯·麦克唐纳的作品《移动的靶子》（或译《移动飞靶》）。钱德勒历数《移动的靶子》的缺憾，比如作品有一股孤高劲儿，爱用生僻词，文字中有不明意图的比喻如“时间战战兢兢地过去，像垒起一座颤巍巍的扑克筹码塔”。的确，《移动的靶子》是不怎么好的。不过，特别拈出那个句子，而认为麦克唐纳的遣词造句矫情，是件有意思的事情。我们随便翻翻钱德勒的小说，类似的句子扑面而来，堪称招牌，早期作品似乎更多些。在同一封信中，钱德勒还说：“只有故事设计本身同样极尽精巧世故之能事，才能和这样的写法相匹配”（第92页）。在别的地方，钱德勒又说了，自己不擅长安排情节（第81页）。那么，钱德勒设定的标准是否只适用于他人，而不适用于自己？还是说，他在否定别人的同时，也暗地里将以往的自己加以批驳了？

回忆合作编剧《双重赔偿》的日子，比利·怀尔德说：“他（钱德勒）是个门外汉。他不喜欢剧本的结构，不习惯。他一团乱麻，但他能写美丽的句子。‘没有比一个空游泳池更空的东西了。’伟大的台词，很伟大。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够像钱德勒一样写作了……我能把他写的东西拿过来，进行再结构，这样我们就把它完成了。他恨詹姆斯·凯恩。我喜欢这个故事，但他不喜欢凯恩（引者注：詹姆斯·凯恩是《双重赔偿》的原著作者）……钱德勒也不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但他们各有千秋。克里斯蒂，她懂得结构。她的情节有时十分学院派。她有结构，但她缺乏诗意。克里斯蒂被大大低估了。她被讨论得还不够。”（《对话比利·怀尔德》，卡梅伦·克罗著，张衍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第83页）这段话可谓持平之论。“没有比一个空游泳池更空的东西了”是一个典型的雷蒙德·钱德勒式句子。如果照钱德勒评麦克唐纳那句话的标准，“空游泳池”云云是不是也有点空泛，有点矫情呢？

《谋杀的简约之道》一书中，还有些更奇特的“标准混乱”，看上去真是“一团乱麻”的。1945年，钱德勒致信出版社编辑戴尔·沃伦：“……另一些人则告诉我，我有社会良知。P.马洛（引者注：钱德勒多部小说中的侦探）的社会良知只有一匹马那么多。他有的是个人良知，而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第68页）可我们之前明明在《谋杀的简约之道》这篇名文中看到侦探该是“道德高尚、无所畏惧的人……是英雄，是一切，是一个完满的人……”（第25页）。混乱还没完。四年后，钱德勒给美国演员约翰·豪斯曼的信中说：“电影，哪怕是硬汉派电影，应该说尤其是硬汉派电影，内容应该是合乎道德标准的。（因为《长眠不醒》电影版里并没有道德可言，所以你也没有意识到其实原书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这让我有点儿生气。）本周的《时代周刊》把菲利普·马洛称为‘无耻之徒’。这绝对是一派胡言。假定他的智商不比我低（也不可能更高了），假设他谋求一己私利的机会数不胜数——这是一定的，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去做这种入不敷出的工作？……有一个事实不会改变：马洛是一个比你我都要高尚的人。”（第97-98页）读到这里，我们可能都不免疑惑：先不要管人家马洛的道德水平究竟怎么样了，你钱德勒算是个诚实的人吗？

出现这种“一团乱麻”的情况，在我看来，出于以下几种原因：一、钱德勒所设立的标准，只是一种酒鬼的标准：他在写这篇文章时，可能喝得不多，写那封信时，其实处于醉态中。有人也许会说，不过是写信，不必那么一本正经，他随兴所至地写写，我们不妨随便看看，取个乐子，不是很好吗——这话说的也没错。酒鬼的标准，我们不必认真对待。信件和文章，有所取舍的话，我们得更看重他的文章的。二、钱德勒属于那种得了“雄辩症”的人：不管在什么具体情境中，都要跟人唱一下反调，不管需要他作出反应的是具体什么事情：别人对他说马洛是高尚的，他就说，也没那么高尚啦；别人对他说，马洛是无耻的，他就说，不不不，马洛可高尚了。“雄辩症”并非真的反对什么事情，只希冀在一种空洞的反对姿态中获取一时的自我满足。在本书的好几个地方，钱德勒都承认：没错，他讨厌自我中心的人，但他自己就是个自我中心的人。三、一种创造，在它刚创造出来那会儿，是本真的，活泼泼的。它可能不被大众、社会接受，也可能被接受。可在大众、社会的接受过程中，创造会变成一种俗套。大众、社会接受这种创造时，并不是以这种创造本来的面貌去接受的，总要给这种创造洒上自己的香水，或者擦点涂改液。如此，当俗人、媒体跑到你面前，说自己也是晓得这种创造的，那么，对创造者来说，唯一能做的只是反对。在“马洛的道德水平”这个例子上，从正反两方面简单地说“马洛是有道德的”“马洛是没道德的”，在各自具体的情境中，都是经过改造的、有偏差的、变成了俗套的说法，钱德勒所能做的只能是自相矛盾地反对了。在这里，在这种矛盾中，他还是有他一贯的标准，而非空洞地摆姿态：反对直面奔来的俗套。这种标准不在乎具体的言辞在不同的情境中的滑动。在这里，我得到一个奇特的印象：钱德勒常常看上去不诚实，但实际上是个诚实的人。对于这种“一团乱麻”的情况，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三种解释。

最后，我们回过头去谈谈高标准这件事。既然标准连自己都达不到，何必还要去设定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得说，恰恰是因为标准是太高了的，自己也达不到的，才有设定、追求的必要。这里是有一种勇气、魄力。轻轻松松就达到的标准，没有设定的必要。雷蒙德·钱德勒设定了连自己都没法达到的高标准，我们没法嘲笑，只能追摹。

（刊2017年11月5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