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读后感精选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是一本由方诚峰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5.00，页数：32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读后感(一)：笔记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笔记： a新法是神宗年间最大的政治任务，也是整个官僚系统必须面对的正常事物，多数官员是政令的执政者，无所谓新党旧党。 b高太后信任司马光也只是因为司马光在英宗继承大统的过程中出力甚多，并非天然反对旧党。太后垂帘听政后期，贬斥不少在元祐初年排挤熙丰旧臣的御史。 c司马光强调君主在政治秩序中的核心作用，开始侧重政治的整体性，强调发挥君主之外的系统的有效性。一个理想的君主可以保证政治正确，一个多元意见并存的政治局面可以保证君主不选择歧路，德行为先可以保证多元意见不伤害政治秩序的稳定。 d以苏轼、程颐为主导的蜀党、朔党其实是政治观念和政治诉求导致的，其实并不存在如此多的党争。元祐年间，苏轼被弹劾攻击主要是出于对流行政治情绪的反映，主流政治情绪认为以苏轼王安石这样在士人中有高度的号召力学术上有强烈的吸引力、性格有鲜明的特点的人物介入高层政治，就有可能导致巨大的政治危险。 e车盖亭诗案除了蔡确之外，更多被贬斥的多是范纯仁这样属于立场温和的人物，它的重大意义就是再度确认了调和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失败，力求肃清异论，统一队伍的激进思路最终胜利了。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读后感(二)：《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评介

方诚峰新著《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2015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0万字。宏观阐述与微观考究相结合，从政治文化、政治体制、政治实践三个维度对北宋晚期纷乱复杂的政治演化进行了新的诠释和系统的梳理。

对于北宋晚期的政治史，学界虽然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长期纠缠于新旧党争和政治腐败的论调。是书试图从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入手，分析北宋晚期君臣的政治原则与其在政治实践中的分合，从而寻找解读王朝体制的新方式。全书围绕政治文化、政治体制与政治实践的相互作用展开研究。从政策选择、理论主张、垂帘体制三个层次，介绍了元祐政治路线的确立与内涵；探讨了元祐政治路线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危机及其实质；从君主和士大夫两个角度探析哲宗亲政时期政治文化的质变；从权力的实际操控和象征意义两个层面探讨徽宗的君主角色；讨论徽宗朝“应奉御前”的缘起和实质；从道教、礼乐、祥瑞三个方面分析徽宗对自身的历史定位。方著的研究内容从时间上看涵盖了高氏垂帘、哲宗亲政、徽宗统治三个时期。其关注点，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比如《元祐政治的展开与危机》，从北宋晚期层出不穷的“党争”入手，对元祐时期的政治纷争进行了再剖析，从而得出，由于不同的政治诉求，推动了诸“党名”的出现，而并非有实际的政治集团崛起。提出了价值观、权威比现实利益更适合作为研究北宋晚期政治的入手点。反映了作者独到的研究眼光和史料解读能力。

方著视角独特、分析精细、史论结合，是近年来北宋晚期政治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其书突破了以往学术界对北宋晚期政治史的一般地位，力图寻求一种解释北宋晚期政治史的全新方式。相信该书将进一步推动相关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但是作者把政治理想作为北宋晚期政治演变的依托，似乎忽视了各个执政集团对现实权势的考量。高太后支持所谓的旧党，有其个人的感情倾向，还应该有对个人权力的一种考量或者是对祖宗之法的一种维护。政治理想会在现实权势得失的考量之下而逐渐淡化，甚至消失。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读后感(三)：理想的变异——“后变革时代”的政治努力（读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方诚峰先生此书，主要研究北宋神宗去世后，“后变革时代”的政治体制、政治事件以及政治文化，这三者相互缠绕，相互影响。作者有一更高的视角来进行审视，即在后变革时代，不同的政治人物对于理想政治秩序的建立所进行的设想与努力，司马光、宋哲宗、蔡京以及徽宗莫不如此。这种种设想与努力，是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所以王安石变法不可能像庆历新政那样失败之后陷于沉寂，而是变革层出，这也最终导致了政治理想产生危险的变异。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已经跳出了新旧党争研究范式的窠臼。书中作者新见迭出，引人深思。

作者首先明确了本书讨论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定义，之后进行具体的论述。

第一章，作者分析神宗去世后熙丰臣僚和保守士大夫群体的政治态度，司马光的政治构想和高太后的政治选择，论述了高太后垂帘体制产生的原因、特点及影响。这种体制是“非主流”和暂时性的，它并没有给未来亲政的哲宗皇帝安排多少政治空间。

第二章，作者剖析了元祐时期党争的政治文化背景，即当时对王安石变法进行反思进而“主于安静”的政治气氛。随后通过对宰执、台谏、高太后立场的分析，注意到北宋中期以来儒学复兴运动背景下神宗皇帝“大有为之政”的观念的强大影响，指出了元祐政治路线和体制的危机，解释了为什么哲宗“绍述”得以迅速实施。

第三章，作者探讨了北宋政治文化的大变化——士大夫政治的失败，一是臣僚对哲宗理想帝王塑造的失败，一是士大夫群体在文字审查、思想审查中的政治理想的异化。尤其是读到关于哲宗人生经历的一章，我不禁产生对哲宗的人生之同情之幽叹。

之后的徽宗朝政治史，作者关注的是徽宗如何超越父兄之治？以及徽宗君臣想要如何达到或者呈现“圣政”的问题。我以为这一部分写得最是精彩。

第四章，作者分析公相制度、御笔制度等等，提出徽宗本人的政治角色的问题，使人眼前一亮，这是徽宗朝政治史一条不可忽视的线索。

第五章，作者分析了制作礼乐、“丰亨豫大”口号的政治意义，即体现了徽宗君臣对“圣治”的追求。同时，作者分析了应奉体制，认为徽宗朝新建立的应奉财政体制对于南宋重建有着重要意义。

第六章，作者通过对“道家者流”“祥瑞”的分析，指出宋徽宗想要实现的自我定位，即“圣君”“圣政”“圣时”。但是徽宗对此的营造，最终把儒学复兴运动下追求的三代之治，异化为政治形象工程。

最后，作者从皇权的观念和君主权力操控的角度，对研究宋代皇权虚化或者强化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视角。皇帝本人的不确定性，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

在全书结语部分，关于北宋晚期的变法，作者有如下论述，“说到底，如果原初的理想成为一种具有统御力的政治话语、价值观，因而无法被放弃，而这种理想又无法通过常规途径实现的时候，异化就发生了，而且逐步深入。”看到此处，我不由得暗暗心惊。因为著者所说的，是一种很有可能存在且极为危险的情况。鉴往知来，或可以为戒。

方诚峰先生此书，把制度史研究和政治史研究相结合，从政治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行分析，我想，由此所得出的结论也许会更加符合历史的实态吧！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读后感(四)：读感

读《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有感

方诚峰先生的这本著作，是近来宋代政治史领域不可多得的佳作，也是近期邓广铭基金的获奖著作。此书是对北宋中后期的政治史的一次再梳理，力求跳出传统的新旧党争之说，重新分析熙丰变法到靖康之变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提出不少真知灼见，给笔者启发甚大。

全书一共分六章，第一章“元佑政治路线的确立”，第一节首先讨论了新法实行十几年后，凡是参与新法或是与新法有所联系的，无论传统上的“旧党”苏轼等，还是“新党”蔡确等都对新法产生了反思，尝试改造新法，对新法进行调和。同时作者依据一些墓志对基层官员的态度，进行了分析，这些史料往往以一种赞赏的语气描绘传主平心以待新法。反映出反新法者接受了新法推行的现实，并看到了其合理性，同时也反映出熙丰时代新法已经成为常态，是基层官员的日常事务。当然因为司马光一生中很少履历地方，大多数时间不是在洛阳修书，就是在中央任官，所以对新法了解不多，因此也最为仇恨新法。而太皇太后曹氏与太后高氏，并非如史料中描绘的那般仇视新法，实际她们深居后宫，对新法并不了解，而只是根据对人物的好恶而倾向于某方官员，而司马光等人因拥立英宗而获得了高氏的倾许，仁宗后曹氏则在濮议时司马光等人极力调和，并将曹氏的利益放在首位，故亦倾向司马光等人。这里笔者有一个小小疑问，司马光等人是在英宗入继仁宗之后有重大作用，但在随后的“濮议”中，司马光是作为反对英宗称生父为“皇考”一派的，实际上与英宗产生了冲突（即作者所言代表死后英宗利益的英宗后高氏），那么面对这双重矛盾，何以高氏就选择了对英宗有功同时又反对过英宗的司马光等人了呢？

这一节简述了神宗死后，各种人物对“变法”的态度，就多数人而言，自然完全没有必要站在正方或是反方，他们只是政令的奉行者，法之新旧其实并未构成太大困惑。但是政治轴心太皇太后高氏、司马光恰恰是“少数派”。

第二节则具体的探讨了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与“政治设计”，一般而言，传统学界看法是司马光是史学上的大家却是政治上的庸才，元佑入朝除了废掉新法而外无一作为，但是作者则认为司马光其实是有一套具体的政治主张的，而这一套政治主张则随着朝政的变换而有所增补，大抵如下：第一，君主是政治秩序的重中之重，也是一切政治更张的起点。“夫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第二，强调政治体是一个等级、权责分明的有机体系，任何一个部分，包括君主在内，都有自己特定的职责，不能越俎代庖。（此主张是从熙丰变法之后，经历神宗“大作为，不听劝”而形成的）。那么如何维持这看似矛盾的两点主张呢？一个就是提倡多元意见，一个就是提倡以德行为先的官僚选任。特别是对德行的强调，成了消弭政治争议副作用的有效手段。

这里作者归纳出了司马光在元佑政治的建设性，即一个理想的君主可以保证政治正确，一个多元意见并存的政治局面可以保证君主不选择歧路，德行为先的选材策略可以保证多元意见不伤害政治秩序的稳定。有人认为全面废除新法可能带来后患，但司马光则认为“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第三节则讨论了元佑垂帘体质的运行。元佑垂帘体制是与司马光的改革中枢宰执相互为表里的。神宗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强调三省分班奏事，分割宰相的权力。元佑三省制，则是改为同取旨、聚议，“三省事通为一处”，类似于之前的“中书门下”体制。同时，高氏与司马光创立了“平章军国事”与“平章军国重事”的宰相制度，“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置之百僚之首，“以镇安四海”。同时除吕公著为“平章军国事”，使其“二日一入朝”，位皆在宰相之上。“重事”与“事”一字之差，所领权限也大为不同，文彦博只是参与朝廷大事如祭祀礼仪，高官除授，边防军事等事。而吕公著则参与朝中大小政务，入朝的频率也比文彦博要高，虽然文彦博地位居于其上，但实际权力则在其下。这时的中枢宰执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层级鲜明的中枢权力格局，而与之相配合则是女主垂帘这一非常之举。

女主高氏垂帘基本继承了仁宗母亲刘氏的垂帘仪制，但“延和殿视事”则由六日一入改为“二日一入”，与“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双日入朝的频率相当，最终形成了三省同进呈、共聚议、宰相之上设“贵官”的方式，突破了元丰三省制，在最高层政治体制中形成了一种有差等、有序列的权力格局。正是这种格局保证了高氏和司马光对于政策走向的掌控。

第二章为“元佑政治的展开与危机”。第一节重新剖析了传统意义上的“新旧党争”和邵伯温所言的“洛蜀朔”三党分裂的观点，指出实际上的言官背景复杂，绝不可简单的邵说或新旧说来划分，如苏轼与程颐两位旧党领袖在朝中活动也多受言官抨击，而这种抨击也是在“安静”的主流政治氛围下的一种反映。因此作者认为，元佑时期层出不穷的“朋党”是某些政治诉求所导致的“党名”，而非实际的政治集团。也正是因为这些诉求的多样性，政治分裂显得细碎而没有严整的阵线，也更难化解，极大的冲击了司马光生前的构想，实际上也部分冲击了元佑政治路线的政策层面。

元佑危机则是在司马光高氏相继去世，哲宗亲政而暴露出来的，那么高氏生前的部署则已有了调和之意，引入了部分立场模糊的宰执如郑雍等，而当时的宰相团体也有了分化，有主调和有主清算，苏辙为了调和所引的“杨三变”“两来”等人也成为了后来首倡“绍述”之人。

第三章则是哲宗亲政与政治文化的嬗变。作者着重分析了哲宗本人在经筵时期所努力扮演的角色与亲政后实际表露出的感情，来表现出对旧党“圣人化的君主”的反抗，也标志着旧党理想君主的塑造彻底失败。

第二节则论述了哲宗在位期间对“文字”的重视，通过“编类章疏”和设立“看详诉理文字所”来对之前立场模糊，或者“诽谤先帝”“毁新法”的官员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文字清算之广，士大夫得罪家七百八十。这样的政治整顿造成了“士类嬗变”，蔡京之流的出现也并非出人意外。

小节中，作者谈到，哲宗亲政时代意味着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在“君主与士大夫”两个方面的失败。这种失败指的是政治理念的失败，从君主方面来看，“致君尧舜”失败了，士人无法以自己的努力培养理想的君主，从士大夫群体的方面，“亦道德、同风俗”异化为政治清洗，士大夫群体的面貌也因此被扭曲。

第四章则是“徽宗朝的权力结构”徽宗皇帝在中枢设立一种与之前平章军国事与重事的制度，即“公相”制度。公相就是以三公而兼任相任，总治三省之事。当然意义也如同前，徽宗找到了一种既利用蔡京的声望，又防止蔡京权力过大的一种方法。

同时在象征方面，徽宗皇帝开始强调“御笔”“内批”“御笔手诏”的象征意义，以突出君主在整个政治生活之中的作用。作者详细区分了三者之间的区别，内批作为君主意见，往往由内侍撰写，发到三省，由宰相讨论，同意则撰写为正式文书，由政府下达。而手诏则是君主身边的学士撰写，直接下达，作为皇帝的命令之体。御笔则是徽宗朝开始强调一种文牒形式，但其实质与之前的内批无区别，行下方式也是通过宰相三省而发，但徽宗皇帝通过御笔达到了强调自身的作用，并且颁布了“违御笔法”，突出了皇帝的不可抗性。

第五章则讨论了徽宗朝“应奉”，第六章是讲“道教、礼乐、祥瑞与徽宗朝的政治文化”，两章合起来讲比较便于理解，实际上徽宗的“应奉”就是为了实现徽宗的“政治理想”的一种经济手段，如花石纲、江南应奉所等，从而超越“父兄之治”。第五章详细考证了徽宗朝的敛财之举，对内对外所费皆由蔡京等人所取，也可解释为何徽宗如此倚重蔡京等人。徽宗自称“道君皇帝”，利用道教来神化自身，从而达到理想之治。制作了各种礼乐器皿，祥瑞之物，用来构建当朝的祥瑞体系。

在第五章里作者同时对“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两个政治口号进行了论述，实际上这两个口号代表了徽宗朝政治的追求，是“理想的君主”“理想的大臣”“理想的统治成效（天下之人豫悦）”也就是极盛之时。

徽宗朝君臣通过一开始的政治实践发现了实际上的圣治难以达到，但呈现圣治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一切一切都是服务于呈现圣治这一政治目标，也可以解释了为何徽宗朝修建了大批的福利机构。当然通过敛财来达到的这一目标是儒学复兴运动背景下的追求三代之治的一种异化，异化为追求政治形象工程的结果。

在全书的结语，作者讨论了皇权的属性，作者提出了一个观点，即皇权属性极其复杂，至少也要从君主的权力与权威两方面来考虑，并不能简单的讲皇权加大，缩小，这都是从一方面观察而得出的偏颇论点，以后的研究应该深入到皇帝权力的组成、性质、资源、运用方式等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古代王朝体制的内涵有贴切的认识。

《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读后感(五)：帝制之下的道德政治，何以不可能

帝制政体与道德政治形成的巨大张力，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这两者并不总是处于矛盾之中。通过长期接触磨合，帝制必须通过道德政治获得统治合法性，道德政治也必须通过帝制来获得政治实践的机会。而两者的交汇点，就在于皇帝。可是皇帝不仅是一个政治符号，更是一位具有自我意志的个体。因此，在具体到个人的皇帝身上，帝制权力的侵略性和道德规范的限制性就形成了一对矛盾。最终的结果是，皇帝的意志获得胜利（不管是大胜还是小胜），士大夫们的道德训诫企图则彻底失败。

虽然在实际操作层面，即使是最专制的帝王，也没办法让自己的权力进行全面有效的贯彻。这一点，是近世史学研究，尤其是海外汉学较为强调的。但是我们不要忽视帝制政体和道德政治这两者之间的真正关系。在传统政治文化中，道德政治的叙述和阐发都必然要围绕皇帝这一重要角色来展开。对士大夫来讲，不管其政治立场如何，或是有怎样的施政理念，他都无法抛开皇帝去构建另外一套政治理想蓝图。而这就决定道德政治所产生的政治压力无论有多大，也不能真正对皇权起到长期性的限制作用。因为皇帝是帝制政体的唯一合法代表，即使后宫垂帘，大臣弄权，也是一时的措置，最后仍然必须还政于帝，或者取而代之。同样的，在这样的政体中，也就没有任何制度能够确保士大夫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塑造圣君德主，或是通过皇帝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蓝图，并保证这一蓝图能够固之永世。

我以为，方诚峰的《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中论述哲宗朝的部分，就体现了这种道德政治的失败；而论述徽宗朝的部分，就是体现了这种失败所产生的后果。

教育

哲宗冲龄继位，因而女主垂帘，大臣辅弼，是时势使然。女主需要士大夫的支持，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所谓“旧党”士人也亟待权力的垂青，并且有机会将哲宗培养成理想中的圣君德主。士大夫和高后通力合作，针对当时的政治局面采取废除新法退黜新党之措施，针对未来的政治构想就是通过宫廷教育对幼主进行道德规训，以期致君尧舜。元佑时期，朝臣对幼主可谓“关怀备至”，不仅悉心拣择教材，就连皇帝在课余时节的私人生活也要填入诸般的道德细节。比如让皇帝练字时勤写儒家经文，而不要抄写唐人诗词；再比如于皇帝日常休息处的墙上挂贴具有道德教训的画册，用图文并茂的手段让幼主浸淫在道德圣贤的生活氛围之中。

但显然士大夫对现代教育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并不熟悉。哲宗幼年丧父，因此，其弑父情节所指向的对象并不是亲生父亲，而是高后和一班元祐臣僚。以高后为首的执政组合对哲宗而言就是颇为强势的他者，他们的命令让哲宗难以抵抗，而这也正正说明了在帝制政体下，皇帝占据了权力的中心位置——只不过此时高后等人暂时性地代替皇帝占据了这一位置——这一位置如此强势有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哲宗亲政后，他的命令同样可以让元祐臣僚难以抵抗，并在最终被其肃清处理。

中国历史上以严肃的道德教育来培育君主却最终失败的，不唯哲宗这一桩。后世最为显著的类似例证就是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张居正亲自为小皇帝审编教材，也一直以严厉的帝师面目出现在万历面前，给万历的童年留下枯燥压抑的经验。亲政后，万历不但查抄了张居正的家，还一度想要对这位昔日的老师开棺鞭尸，私以为这不仅仅是为了清扫张居正的残余影响、震慑朝堂，其中更有君主个人对张居正的深切恨意。

皇帝对师臣的这种绝情，说得简单点就是一种逆反心理。但更重要的是，对皇帝的道德教育是道德政治得以实现的一个关键前提，而帝制政体的结构使得皇帝能够将个人情感和政治需求结合起来，从而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意志。当皇帝一旦重回帝制政体的权力中心，士大夫们就没有任何能力能够确保皇帝会按照他们的意图行事；事实上，他们此前对幼主苦心孤诣的培养都成为其覆没的根源之一。

德治

宋代被一些研究者视为对士大夫最为宽宥的一个朝代，并且被认为是一个士大夫政治得到光大的朝代。按方诚峰的这本著作，士大夫政治的确在宋代有所张扬，甚至在元祐时期达于高峰。

在我看来，这本著作中的士大夫政治几乎可以与道德政治等而言之。据作者的研究，宋代在儒学上凸显了个人在道德心性上的涵养，这是当时的士人不论政见而一致皆有的学术理念。司马光执政后，其构想的政治蓝图基本以君主和士大夫为两端，而其侧重点更在君主。司马光认为，君主与士大夫在王朝政治的框架中，各有各的作用，不能互相侵夺。君主要广纳群言，同时又要当机立断，这就要求君主能够既具包容性又具决断力。但在政治实践中这两点却具有矛盾性，因为君主有可能过分包容而显得软弱（如仁宗），或者可能过分决断而显得刚愎（如神宗）。而在司马光看来，有德之君就能够平衡好这样的矛盾。

司马光熟谙史籍，但不幸的是，历史无法提供给他除帝制以外的其他政治政体框架。因此他必须在帝制的框架内对政治蓝图进行构想。道德成为他政治思考中的根本基点，而宋代的儒学复兴运动使这一基点的思想基础更加牢固。一个有德之君，能够拣择出有德之臣，因为是有德之臣，所以即使意见纷纷扰扰，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政治动荡，而君主有德行，则必然能行合乎天道之政，也就必然能够在意见纷纭之中做出最佳的决断。这就是司马光理想政治的运行逻辑。

在这本著作中，作者试图剖析出一个具有具体政治创见的司马光，不过在我看来，司马光的政治理路背后仍然不脱道德一途。总而括之，就是以德治国，致君尧舜。可是诚如我上面所断言的，围绕着皇帝所展开的政治构想，往往不会有太大的成功，更多的只能是以失败告终。

党争

朋党在宋代政治中是一大特色。人们因“涵养士类”而称赞宋朝。也因士人党争而批评宋朝。在北宋，党争问题可以说在哲宗时期发展到了最为激烈的程度。 而也正是通过“制造”朋党和解决朋党，哲宗得以改造士大夫群体，士大夫政治及其理想中的道德政治彻底颓败，北宋政治文化为之一变。

依作者的分析，元祐时期的党争，主要还是因实际的政治需要而起。是否真有以地望或师承为集结的朋党，是要打个问号的。譬如苏轼属旧党，却因为不符合当时以“安静”为要的政治氛围而遭到非常反复的政治波折；蔡确属新党，则由于高后要确认并巩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而大加贬惩。

我以为，需要尤其关注的可能就是因蔡确而起的“车盖亭诗案”。高后与司马光等人的合作似乎造就了更为独立的有政治影响力的士大夫群体，并使致君尧舜的道德政治有了实现的可能。但“车盖亭诗案”在实质上体现了皇权对士大夫群体的真正控制力。通过此一事件，高后凭借手中的权力对朝内的温和派士人进行了有效打击，而高后之所以可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她代替皇帝握有大权；而她之所以想要这样做，则是因为她的掌权只是临时性的，那些温和派士人在她眼力不但不是平衡朝堂势力的人物，反而是随时可能对其执政合法性和执政路线提出质疑的潜在反对派。帝制之下，位于权力中心位置的人物时刻怀有不安全感，并会采取防范于未然之举，这是非常正常的心态和行为，作为临时掌权的人就更是如此。

哲宗亲政后，其对自我权力的确认和对元祐臣僚的逆反心理终于结合起来，开始对所谓的“元祐党人”进行肃清。但这类党人与其说是实有存在，不如说仍然是一种因为政治需要而被哲宗在主观上进行拼接组合而成的。作者通过对史料的考察表明，哲宗将元祐臣僚的各类文字进行细细检索，分门别类，并以此为凭，关联到官员的升贬奖惩，其对当时官僚的整治，不可谓不全面，而其力度，更过于“车盖亭诗案”。

运用文字对士大夫群体进行打击、整顿和驯服，是传统政治中皇帝常见的一种手段。就北宋一代而言，哲宗可谓将这种手段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实不管是高后还是哲宗，尽管他们打击的对象不同，但他们都展现出皇权针对士大夫群体时那种横行霸道的势头，被打击的对象基本都无还手之力，只能束手就擒。所谓朋党，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确有扰乱朝纲的情形，庞大的朋党势力甚至能够影响施政，使皇帝都不能不对其侧目，但它毕竟无法和现代政党相提并论。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朋党并不是能够和皇权并驾齐驱的权力集团。他们或以政治理念结党，或以乡谊学谊结党，更不用说被君主有意无意地在想象中目之为党的，总之不管是何种“党”，都无法摆脱对皇权的依赖。

这样看来，所谓的士大夫政治不过是帝制之下的一抹幻象，道德政治则只能因应皇权的需要而能被实践于一时。亲政之后，哲宗追贬司马光等人，起用父亲神宗在位时期的一批臣僚。虽然哲宗可能还不至于像神宗那样刚愎，但他对臣僚，对士大夫群体的控制，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神宗。有意思的是，元祐时期，哲宗对身边大臣颇为隔膜，连自己生病都从不主动告知辅臣；相反，亲政后哲宗对自己提拔的一批大臣颇为亲近，甚至会在臣下面前展露自己的幽默，在生病后更是将自己每日的身体状态巨细靡遗地告知宰执，宰执也积极推荐自己信赖的医官，为皇帝分析病情，留意君主的精神状态。书中对这些史料的展示，凸显了“绍述”君臣的亲密关系，使这本学术书籍显得更有温度。

结语

本书对徽宗朝“丰亨豫大”的考证虽然非常精彩，但我更喜欢哲宗时期的分析。这也是我把上述文字的焦点集中在哲宗朝的主要原因。我以为，本书对哲宗朝的论述不仅体现了哲宗个人的情感与性格，更表现出当时的政治变化其实是北宋晚期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发生转折的关键节点。徽宗能够透过庞大的官僚体系，汲取天下财力，实现其自我作古、营造神君圣世的政治需求，这一切都与哲宗朝的各项政治变故密不可分。假使整个士大夫群体仍然维持着神宗甚至仁宗时期相对独立的主体意识，那么徽宗想要以那么多的浩大工程来超越父兄，不能说不可能，却也必然会颇费周折。但因为士大夫群体对理想政治的构想无论如何都要围绕君主来展开，那么所谓的士大夫政治，或者所谓的道德政治，就难以发挥真正的限制皇权的作用，其最后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