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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读后感精选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精选

《中国近代史》是一本由蒋廷黻著作,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24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一):不忍读的中国近代史

历史学得不好,时隔多年几乎都忘了,何况上学那会,对中国近代史,那是深恶痛绝,耻辱到底了。中国地大物博,自给自足,所以关起门来不跟西方国家联络,邦交这件事,迟迟不重视。闭关锁国,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政策单调,不是剿夷就是抚夷,哪能就这两招这样简单,后来果真hold不住了,鸦片进来了,西方人东来了,你关人家不关啊,你守人家攻啊,你可以自给自足不跟西方国家贸易,但是人家却要进到你的大市场里来,中国的茶和布等东西人家爱啊,人家就想办法拿了个鸦片来对付你,纵你地大物博还不是硬生生被鸦片给攻进来了,天朝大国跪地求和的近代史接开了序幕了。我想忘记中国近代史,看来我跟天朝当年的龟缩思维比较接轨,再读《中国近代史》,却是我反思的开始。我有劣根性啊。

《中国近代史》的作者蒋廷黼是18世纪的人,但是他的思路有点跟当时的国人不一样,他认为西人东来,打扰了中国人不是件坏事,就算中国失败了也不算坏事,因为这一切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他对虎门销烟的大英雄林则徐的认识也不同,显得比较理性。林开始禁烟,损害了英国人的利益,于是打起来了,天朝不爱打,打不过了就求和,赔款六百万元割香港给英国……不忍读的中国近代史!

不平等条约就这样签起来停不了,等于是逼国人无脸见人,如果没有反抗那就表明中国人太缺血性了。洪秀全揭竿了。但是洪秀全的真心不是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是建设新王朝自己封神,所以被曾国藩的湘军打败。曾国藩算是个近代史上的人物,他算是那个时代的清醒者,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还创建了中国的海军。

作者蒋廷黼的身份倒是有点儿意思。其人中学就到美国读的,然后继续在美国的大学里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起初学经济,后来改到政治,再由政治改到历史;认为政治和历史是比较重要的,对于了解国家及发展很重要。他起初在南开大学当教授,后来在清华大学当主任,后来反对对日作战,觉得战争胜利无望,支持建立中立区慢慢迂回来胜利。一直是蒋介石的帮手,后来也到了台湾。末年从事国际外交,帮蒋介石搞好国际关系。抗战时期,虽然支持由蒋介石领导中国,但是在联合国发放救助物资时,还是支持国共两党平均分配。从蒋廷黼的特殊身份和履历来看,他的观点应该带有他自己的个性,所以从他的角度看中国近代史,还是能读到不一样的想法的。

于我而言,还是不忍直视中国近代史。龟缩劣根性需要继续鞭打。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二):读史思辨,以史为鉴 ——读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

文/凡悦颜

古语有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记录下来的,大都是过来人经验智识的总和,正所谓道理是相通的,如果能够在思辨的基础上研究学习历史,在为人处世中必然能够受益。

《中国近代史》是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最新推出的,主要整理收集了蒋廷黻先生在1938年写成的手稿,且在附录部分添加了多篇蒋先生发表过的文章。

蒋廷黻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较早接受过旧学和偏西方化近代科学教育,其后又在美国留学十余年,这些经历让蒋先生拥有更开阔的视角。他在美国的导师是卡尔顿.海斯教授,海斯又是新史学开山鼻祖鲁滨逊的弟子,该学派格外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实际应用价值。受此影响,蒋先生并不是简简单单搜罗当时已有的史学材料,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较综合研究历史,也正因如此,才能有本书里那些全新的观点。

1.最大的愚昧就是,争所不当争,放弃不当放弃的。

把《中英条约》和《虎门条约》合并起来研究,可概括为赔钱、割地、五口通商、协定海关税、治外法权和官吏平等往来。但由于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有限,只注重眼前利益,心疼的无外乎割地、赔钱,最不满的五口通商也是因为导致了外人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的结果。而在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上,国人竟是认可的,他们为那超出旧有关税的税则沾沾自喜,觉得那“以夷制夷”条款更省心省力。争所不当争,放弃不当放弃的愚昧,是有思想的历史研究者们痛心疾首的,也是我们读者最该引以为戒的。

2.世间很多事就是这么矛盾,没法周全,可结果一旦出来,却永远不缺放马后炮的人。

抚夷和剿夷两派此起彼伏,历史教科书中,把林则徐看成禁烟的英雄,而蒋廷黻却找出大量无可争辩的史料颠覆了这一形象,他指出中英大战的结果必然是中国大败,届时林也必会身败名裂,只是林比较幸运,未等到再次重用便病逝西归,也因此保留了他的好名声。与此同时,作者指出琦善前往广东后并没有撤防,所谓的“开门揖盗”也就不存在了,作者例举了琦善的众多所作所为并指出其意义,称他是外交家,他审时度势,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理性抉择,内外两处轻松应对。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抚夷太过理性,遭受蒙羞。世间很多事就是这么矛盾,没法周全,可结果一旦出来,却永远不缺放马后炮的人,人们的评判大都是从自身或眼前利益出发的,很难中正客观,就算不涉及利益,有可能单纯为起哄,增加参与感。

纵观全书,蒋先生分四章讲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的中国近代史,站在国际这一大视角,从中国救亡图强过程中“剿夷与抚夷”“洪秀全与曾国藩” " 自强及其失败”和“瓜分及民族之复兴”这四个具体选择出发,分析得失利弊,力求中正客观,虽然现在看来难免有一些局限性,但凡事无完美,书中很多观点还是能引发读者思考的。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三):读中国近代史

几年过去了,上学那会儿除了死记硬背历史书上的年份与事件,自然没什么深刻的记忆,对中国近代史大的印象也只留在“闭关锁国”这四个大字上。

这是本讨论中国近代历史的书,中国泱泱大国,地大物博,所以完全可以闭关锁国自给自足,而无惧匈奴的侵犯、满人的掌权。到了18世纪末情况就不一样了,素不相识且文化各异的西方世界来到我们东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也未曾非常了解西方世界,但有点本质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东方世界中的中华民族是头雄狮,拿破仑曾说:“中国是头沉睡的雄狮!”这也就从侧面证明了中国人的聪明和优秀,但到了19世纪初,物大地博的中国被家乡观念和家族观念弄成了一堆散沙,本地人瞧不起外地人,外地人瞧不起本地人,直到现如今,这样的观念仍存在于此,而有强烈爱国心和团结意识的外国人民则不停地接受近代文化,并不停地侵略我国,加速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却仍沉浸在自给自足的幻想中,忘记了只有打开世界大门,学习他国优点和技术才能更强大的事实。

从这点来说,这是造成中国近代史的悲剧之一。

其二则是官场的腐败与国家的守旧势力的影响,一个人站出来维新变法,必有十个人出来阻止,理由则是现如今的社会已经很好了,何必变法?实质上则是变法会损坏贵族以及当官的利益,于是一窝蜂的出来反对,却没有几个人出来想想平民百姓的利益,就算有人真正为平民百姓着想,也早就被守旧势力清除得一干二净了,这样的守旧导致的并不是国家的富强,而是国家的衰败!官场的腐败也私吞了许多经费,导致后来人醒悟,国家真正要变法时却没有费用,拿破仑那句话的确说得不错,中华民族的确是一头未苏醒的雄狮,但别忘了他后面说的那句话:“幸亏它还在沉睡着,就让它继续沉睡吧!”外国人喜欢中国的丝绸、茶叶以及瓷器,然而当时的中华民族并不知道好好利用拿来换外国的技术和武器,却拿来换那害人的鸦片,那是中国人的惰性在使坏,并非中国文化的糟粕。

人都是有惰性的,一旦显现出来,就非常愚蠢而不自知了,唉,这本书将中华民族近代的失败一一展现出来,但也请别忘了,里面也有爱国救民的忠臣志士,比如虎门销烟的林则徐,比如创建海军的曾国藩,但他们都敌不过政治的腐败和守旧势力的影响,敌不过当时皇帝的闭关锁国和慈禧太后的卖国求荣,但是这又该怪谁呢?若将我们的朝代放在当时,我们恐怕做不到那些爱国之士的万分之一吧,也罢,改变不了别人总归可以改变自己罢,还是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归根结底,就是人的惰性,但人的潜力一旦被激发出来又是无穷的,唯有好好地培养自己的爱国心和团结意识,勤奋进取,从自己做起,然后影响带动他人,让中华民族这头雄狮早日崛起!

《中国近代史》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可以明今日,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至少可以反省自己,为建国富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只有中华民族真正强大起来,祖国才能无畏的屹立于世界之中!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四):《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历史不容如果,我们也不能总概叹又失去了二十年,一个又一个的二十年会累加成一个国家无法承受之重。辩证唯物主义史观把太多的人和事二元化了,但是历史和人心一样,不是非黑即白。我们研究历史不应该把一切都盖棺定论。而蒋延黻(fu)的《中国近代史》破后而立,开中国近代史研究之先河,福泽后世中国近代史研究,可谓标志性的人物。 蒋延黻其人,有着传奇的一生,之所以在大陆声名不隆是一些我们可以想见的原因。16岁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1929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1935年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弃学从政,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民国驻苏联大使,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1965年10月9日在纽约去世,享年70岁。而这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他治学11年之精华,虽然篇幅不大,但是字斟句酌,史料丰富,逻辑严密,论证严谨,又不失趣味,读起来非常顺畅。其观念在当时之新锐,研究之可观为近代史学界首屈一指。 大多数人从历史课本里学来的中国近代史是这样一个面貌,1840年,一声炮响,英国人的铁甲蒸汽船封锁洋面,红布制服的英国海军陆战队登陆虎门,于是开始了无比屈辱的历史。经历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一败再败的历史,同时也是人们奋起,求索,百折不挠的历史。 然而人们不去思考,我们的内向型文明,三千年来依然男耕女织,闭关锁国,到西方文明大航海,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工业文明开始征服世界时,清帝道光对待外国人外来文明还是傲慢异常以天朝上国自居,外国来使须行跪拜礼称臣否则不予接待。到了英国人举起大棒,用枪炮来打开外交时,中国才迫不得已开始认识世界,逐步开始接触近代外交,重新认识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对华军事行动,这是其间在多次广州谈判未果才采取的下策,英国并非一开始就以侵略者的姿态来发动这场战争的。蒋延黻精确的总结到: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 经历鸦片战争的阵痛,老大的文明终于开始思考国家存亡的问题,士大夫阶层和统治阶级均开始思考救亡图存的问题。这时,洋务运动打出“自强”、“求富”的口号,也引进了一批西方先进文明的科学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化工业,设置中国海军在甲午战前一度被排在了世界第六到第八位,于是老大的帝国又沉浸在一片“同治中兴”的假象中了。朝中大臣对中日关系的认识仍然是一副迂腐无知的态度。甲午战前他们认为:“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而这时总有一些人头脑是较明白的,眼光是较长远的,认识是较清醒的。李鸿章在1882对中日关系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他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日本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彻底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全盘西化,所以不难预见中国洋务运动“中体西用”在甲午年的彻底失败。 蒋延黻对此有无比深刻的认识:我们到了十九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十九世纪以前,与中华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中国,基本势力不及中国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纪,与中国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我们在道光年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图改革,枉费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阴。直到受了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有同治初年由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简单地说,这个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地实行。为什么不彻底呢?一则因为提案者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根本有限,二则因为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制度及时代精神不容许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前进。同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同一路线,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们的更彻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学和机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说到义和团运动和慈禧时的对外关系,蒋延黻先生也是一针见血。“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然而在工业文明的枪炮和蒸汽机面前,血肉之躯终究无济于事。 谈到太平天国清政府无军可用,被迫启用汉族地主团练武装来遏制太平军时,曾国藩的湘军脱引而出,虽然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然而这种带有强烈宗族和个人势力的武装也为清朝的灭亡埋下的祸根,甚至为民初军阀割据乃至国民党最终败退大陆起到了无比巨大的作用。蒋延黻精辟地总结到:“我们说过,在太平天国以前,中国并没有私有的军队,有之从湘军起。湘军的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了北洋军,以致流毒于民国。” 这一版的蒋延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附录中增加了《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是蒋老对中俄关系东北问题的专题研究报告,非常珍贵。对我们深入认识俄国掠夺我们领土和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大有裨益。 最后这本小书仅有不足20万字,但是蒋延黻先生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为我们梳理出一条明晰的线索,以他的博学,创建为后人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近代史研究之路。帮助我们深入挖掘中国近代史上受屈辱的根源,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夯实了学术根基。是每个想要了解我们民族近代史必读的著作。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五):近代中国的失败,是中国人的惰性,非儒家的失败

人类的技术掌握有多强,他们就也相应在空间拓展和时间争取上获得多大的扩容和提前。所谓的提前,就是比没有掌握技术的人类群体在线性发展空间上,争取到了时间的优先。文艺复兴的开始,让西方人回到了人类探索的源头,让人们从宗教的禁闭中走到源头活水中,像鱼儿回到了大海——记得,大海才是源头!启蒙主义的兴起,是社会制度、自然科技的发展,即人类如何内部管理,以及学习如何操纵物质世界——在这个方面引发的,或许就是西方民族构架的兴起,技术的昌明,还有人因为知识带来的便利和宗教束缚的松弛,让人类的欲望获得淋漓尽致的展现。从此,地理的空间不再是问题,地球上的每个社会团体,以原始的山陵和海洋组成的天然藩篱,被可远途输送供给的轮船、汽车、火车等打破了。打破,这意味着,“地球村”在形成,大家生活的地方不再是零散的沙子被随地放置。每一个地球村的村民,必须学会跟外面交往,尽可能获得更多的信息,融入其中,“富贵险中求”,这是一个大趋势;就算你个人想完全屏蔽外界,自己沉湎在原来环境和文化中,也一定被外来者打破——甚至来打破你的人会认为这是必须,带着使命的,所以罪愆就不在于他们了,而在于你(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心理运思逻辑)。

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是以鸦片战争为开局,上溯明朝,并及清朝历代皇帝、臣民对外国及外国人的态度,给我们剖解了一个以山陵和海洋做藩篱之国,不与世界沟通联系,因为地大物博而不需要与外界进行物品的互通有无,文化上更是万国皆是藩国,我自为“中国”而接受朝拜。这种文化心理,跟儒家文明应当无关系,倒是有一种小国寡民之位,放于大世界中。所以,在应对外国商人和外国政府的代表者,清朝的政府和臣民,都一副傲然,而面对与外国的战争则引旧例处置(心理文化停滞),外交上不是一种平等而是一种家长式样(康熙或许有例外,这与他跟外国教士接触有干吧)。相对于大约同时的日本,中国是一种静态的,而日本这个学生在学大唐是持礼甚勤,这次跟着西方国家学习也是持礼甚勤——最后却发生的是学生打老师的事件,却不知当年的中国群臣民众是如何理解的。

说白了:在一个开放式的系统里,必须保持一种连通器式样的开放,所谓的保存自身的文化和独立性、完整性,则可在己方的池子里将往下流的开头距离底部较高一些,留下足够的容量作为自己面目。事实上,中国在这个方面的处理是极端幼稚的,正如蒋廷黼在书中说道,中国是从北到南的发展,因为山陵和海洋的存在,让中国可以获得千百年的安定——中国的历代战争、政权换代,还都是在这个封闭空间中完成,所以中国文化基本是一种农耕文明。需要提起另一个佐证:中国的海洋文化虽然匮乏,虽有海盗的存在,但这些海盗没有发展成一种西方的海盗文化,而是延持着中国的大陆文化。所以,那些中国海盗最终只是海盗,而西方海盗却变成了沟通世界的人。应对开放式的世界,中国人是很仓促的,读书人善于言谈、精于修辞,之乎者也说的不外乎中国正统、西方妖邪,万不可丢了根本;将士们是打仗,打仗,打仗;普通百姓,特别是商人们,汲汲于利益,与西方人生意获利。如何处置因为鸦片贸易,引发的白银外掏,人民中鸦片毒后丧失劳动能力和战斗力之事,竟然有人给政府出的主意是:在国内扩大鸦片种植,这样就可以防止白银外流。此种大智慧,或许也就这个国家的一大果位了!

黄仁宇从中国的地理幅员方面着想,提出了中国的管理缺乏数目意识——这可以引申出,中国的文化缺乏数目意识(内山完造对比中国和日本民众一些差异时,也提出了中国有大约的习惯,而日本则有一是一的较真癖好)。许倬云的文章,喜欢从系统论来研究一个国家如何提升内部的信息沟通,通过信息平衡化而做到管理的系统性,整体部分完一。蒋廷黼的“近代史”(他的其他书不读过,本谈仅限于此书),有一个大局面的突破——那就是将中国历史放置在世界历史中,从而去弄明白明清以来的中国为什么被西方的枪炮弄得千疮百孔。开放系统环境下,如何继续,不仅仅可作为考察一个国家的命运,也可作为考察一个团体组织(包含企业)的未来的逻辑方式(思维习惯)。以上点到的三位老先生,不是要说他们优劣,而是在阅读《中国近代史》中自然联想、思索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带给我的启发巨大。

再说到清朝政府面对英国的远洋船炮,竟然被打败,最后是被人家打蒙了打怕,也真是奇怪之极!那时候航母还没有制造,英国在战争条件上除了兵器占便宜外,硬件没有啥子好拼;虽然国内麻烦也很多,但是从供给方面来说,中国幅员这样大,供给当地解决,但是中还是被搞死了。等到康有为的“戊戌变法”被搞掉,慈禧太后的变革,那时候西方国家基本收拾好后院,空白有浪费几十年光阴。就算是变革,他们基本还是保守为主,而非主动去迎接——迎接,不等于无底线。或许是船大不好转弯吧,因为牵扯到各方面的历史,且一个停滞了千百年的国家,国民有的奸猾和惰性,如何像成年人一样面对世界,如不倒翁内种的大石呢?清末民国,出现的一些怪罪儒家的事情,或许我们也要将之纳入年轻人的幼稚中,或者是喷泄。进而想着当下的天朝臣民的生活,儒家的本色丢了,不仅仅是丢了它!孩子和盆都丢了!所以在结束前,回照题目,中国的失败确实跟儒家干系不大,要知道西方文明的现代生活可就没有丢过他们的宗教和古希腊、罗马等文明的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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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1895.12.7-1965.10.9),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湖南邵阳(今邵东)人,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弃学从政,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1965年10月9日在纽约去世,享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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