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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精神读后感100字

希腊精神读后感100字

《希腊精神》是一本由[英] 阿诺德·J.汤因比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页数:22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希腊精神》读后感(一):希腊的精神孙子

念在年代古早,加一星。大忽悠,哔哔半天,没啥观点。 前几天看了复旦王德峰讲中西差异的讲座文字整理,无甚高论。又翻翻王东岳,伪作狂狷,其实还是插标卖首尔。内核也还是韦伯,汤因比这批西学哀宗“大师”嚼烂的,又反刍给国内学者,沿袭至今。 韦伯一代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幻灭以后,如同白居易作长恨歌,白头宫女忆昔开元全盛日。 而中国同期的学者,受明儒余孽影响,艳羡别人的维多利亚,意淫自己有过一个明朝维多利亚(资本主义萌芽),直把爱新觉罗当霍亨索伦。这套娃太多层了… 还想到不同学科思维方式的不同。“洋鬼子腿不会打弯”,对于搞哲学的,是应然?可以张口就来。 但是对于搞考古的,假设洋鬼子已经灭绝,文献上有这么一句,我得想方设法刨一具洋鬼子的尸体出来,亲手掰过他的大腿,没有关节,才能放心地下结论,洋鬼子腿不能打弯。 启蒙派嘲笑清朝官吏昏庸,相信洋鬼子的腿不会打弯,但是启蒙的西方造象,又充斥多少更高级微妙的“洋鬼子的腿不会打弯”呢? 本书的希腊精神,不就是希腊鬼子的腿不会打弯么。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雅典派舰队绕行希腊,在某岛俘虏了好些斯巴达,嘲笑他们,大意是弓箭?只射中不怕死的斯巴达勇士… 搞哲学的捞过界,搞出“观念史”这么一个结界,还按他们那一套张口就来,但是你都挂了史字了,不接受现实的检验么,观念也是有“尸体”的。

《希腊精神》读后感(二):譯文不無瑕疵,但還是好書。

本書的作者Arnold J.Toynbee,相信也不用太過介紹,就算很少人真的啃過那厚厚的《歷史研究》一書,至少也該聽聞過這位知名學者。《希臘精神》是北京商務的新書目《二十世紀人文譯叢》中的開路先鋒,接下來還會有幾本陸續問世。

本書書名的英文是 Hellenism,湯恩比花了不少筆墨解釋,在英文領域中雖然 Greece 較 Hellas廣為人知,但後一組詞在意義上卻更加廣泛。大概就像是“中國”在現代政治語境中跟古代文獻裡面是不該被等同一樣。在作者想描述的意思中,“希臘精神”是一種生活的方式,它包含著“人是萬物的尺度”這樣的人文思想跟以城邦為主的社會政治型態;而這樣的一種精神,它是如何成長、輝煌跟走向衰敗,則是本書的主題。

湯恩比無意在本書中純粹的向讀者展示一段通史,他基於讀者已經對希臘史有所了解的情況下去做陳述。他認為希臘人最不平凡之處就是其“對人類自身的崇拜”,並透過城邦這個政治型態把個人從早期社會的家族中解放出來。然而,作者同樣惋惜的是,希臘人卻不能順應同時出現的經濟環境,打造出一個和平的環地中海共同體。他們走火入魔的讓城邦綁架了公民,而彼此之間的對立撕裂了傷痕,導致和平成為了一種奢望。伯羅奔尼撒戰爭就像兩次大戰之於帝國歐洲那樣,摧毀了一個舊世界。馬其頓人把希臘文明帶向了東方,羅馬人完成了多城邦的聯盟帝國,但在那之前,希臘精神早已經受到了損害。不過,希臘精神的遺產仍然存在,最重要的部分莫過於影響了猶太教使之誕生了基督教這個支派,而伊斯蘭教也間接中出現,在遠東也形成了大乘佛教這樣一個不同的宗派,總的來說,現在左右人類精神的重要宗教,多少都有其影子。

在書的最後,湯恩比略帶警示的語氣指出,儘管希臘精神在文藝復興之後復活,同時,過往在科學、藝術等各方面的成就也都陸續為後人所超越,但同時,那種對於城邦的過分崇拜(民族主義)也隨之重新出現。這種“惡靈”曾經導致城邦間的對立,使人類彼此難以和平共處的元兇,必須加以警惕,破除。本書初寫於1914,完成於1959,看過兩次大戰,湯恩比顯然寫下這段話時應該是無限感慨吧。

本書的譯者喬戈是哲學系出身,在後記中自稱尚有不足跟錯漏之處,這個雖然是照慣例寫的,但筆者認為倒不是謙虛詞。雖然湯恩比的書的確是不好翻譯,大師寫文章太過心所欲了。不過,我還是有一兩點納悶之處。首先,在湯恩比提到漢尼拔對羅馬的三場勝利中,其中一場是西元前216年的“迦南”之戰。看到這邊,不知道是否大家有跟我一樣的疑惑,顯然這應該是指“坎尼之戰”(Cannae),為什麼會變成“迦南”?查了一下後面的索引,原文是“Canaan”,查一下Wiki,這意思可差了十萬八千里。不知道是否為湯恩比筆誤?但譯者跟編輯對此知名戰役有此怪異之處都沒有疑問,顯然太過大意。同樣在提到漢尼拔最後被打敗的一段:“羅馬在非洲土地上與雷吉納相鄰的娜拉加拉(Naraggara)戰勝了....”,這顯然指的是札馬之戰(Zama),後來上Wiki查了一下,只能佩服湯恩比實在太會引經據典,或許也不該再多苛責譯者跟編輯吧。(但我還是認為這點功課沒做到有點可惜)

總而言之,本書做為一部史學大師的作品,是無負其聲名的,儘管翻譯不無瑕疵之處,但如果想要體驗一下湯恩比,又對於其其他大部頭著作有所畏懼,《希臘精神》是個不錯的選擇。

《希腊精神》读后感(三):以人为本的希腊精神

汤因比在《希腊精神》(Hellenism: 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的前言中讲道,“当一个人试图写一部文明史时,去某个剧场去看正在上演的戏剧会大有助益”。

文明史不同于编年史,也不同于人物传记,要综合反应历史背后的文化、宗教、艺术、科技等方方面面。因此,编写文明史往往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史学大家、文化巨擘才能揽的活。就是读文明史,也要在广泛涉及历史、文学、艺术的基础上,才能融汇贯通、畅汗淋漓。

这本薄薄的《希腊精神》一直不能顺利读下来,只是在最近读了《希腊世界》、《希腊古典神话》、《罗马人的故事》,看了法国拍的连续剧《奥德修斯》、美剧《罗马》等一系列历史剧后,总算能够轻松地把这本小书消化掉。

Hellenism,从字面上理解,就既非地理概念,也非语言概念,而属于社群和文化的范畴。希腊人在表达希腊这个概念时,常用Hellen,而不是Greece,就因为Hellen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就是那个引起特洛伊战争的斯巴达王后。因此,用Hellenism表示希腊精神,更加突出人的作用,概括来讲,希腊精神的精髓就是“人的思想”,就是人“理性、智慧和性灵(美德)的修养”。希腊人将人视为“创造之主”,把人作为处于神之地位的偶像来崇拜。

希腊精神萌芽于神话世界。古代希腊是多神崇拜,其实这些神无非是各行各业人的化身,有司农业、有司手工业、有司商业,“神人同形同性”,神与神之间的地位差别不大,各领风骚。多神崇拜也激发了希腊世界文学、艺术、哲学的繁荣和政治生态的民主多样。

希腊精神向外传播主要靠殖民和战争。这点不同于三大宗教的传播。希腊化时期之前,希腊城邦的发展以爱琴海为中心,西至直布罗陀海峡的赫拉克勒斯之柱,东至爱奥尼亚海岸。尤其大希腊地区的城邦发展为罗马奠定了基础,使得希腊精神血脉相承。亚历山大大帝对希腊精神的传播贡献卓著,但主要靠战争推行。在远到阿富汗和印度的亚洲地区,马其顿帝国的影响留存至今,无论是阿拉伯世界,还是远东文明,都能找到希腊精神的影子。罗马传承了希腊的文明,同时,也继承了希腊战争的传统,奥古斯都的帝国将希腊精神扩大到空前疆域,但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让基督教抢了风头。从此,神本论战胜了人本论。

希腊精神最宝贵的遗产莫过于城邦制民主。亚里士多德曾经讲过,“有了城邦,才有生活”。希腊人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城邦,把自己的城邦当作神来膜拜,而不是将城邦单纯视为公共机构。对城邦体现出的人类集体力量崇拜替代了对奥林匹亚诸神的崇拜,可以说,城邦就是希腊世界的首要宗教。

周作人先生在译完《希腊神话》后,将希腊精神与希伯来文明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二希”思想是欧洲乃至人类近代文明的起源,二者有些方面互通,但区别也很明显:希腊思想是肉的,希伯来思想是灵的;希腊是现世的,希伯来是永生的。希腊以人体为最美,所以神人同形,又同生活,神便是完全具足的人,神性便是理想的充实的人生。希伯来以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成,所以偏重人类所分得的神性,要将他扩充起来,与神接近以至合一。这两种思想当初分立,互相撑拒,造成近代的文明,到得现代渐有融合的现象。

希腊精神对希伯来文明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基督转世。旧约的世界都是靠天使向世人传播上帝的思想,是希腊精神让圣母玛利亚受孕,让基督“道成肉身”,开创了新约的时代和基督的辉煌。

《希腊精神》读后感(四):读后略记

Hellenism:the histroy of a civilization

汤因比眼中,希腊精神并非一门语言、一个国家,乃是一种社群、文化之概念。希腊精神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以城邦共同体制度表达其宇宙观,崇拜人类之集体力量(或曰人文/人本主义)。城邦非独希腊所有,于人之崇拜也非其专门,然据汤因比言,希腊人于此两道贯彻最深、影响最宏,是以可谓希腊精神。

希腊精神源于何方?含混而论,可杂糅地理、历史之原因。于地理上,希腊人受困于多山少地、气候恶劣,难以生活,即因滨海使人出海殖民、经商谋生。而历史之上,希腊精神肇始于公元前10世纪爆发的蛮族入侵,为求自保,众人联合成城邦而生活,且于蛮族处采纳“人类崇拜”。

今时说希腊精神,少有汤因比之类说法,其人虽谈文明,可于希腊之哲学种种鲜及,多讲希腊式城邦之历史,源起如何,历经黑暗时代、开拓时代、民主时代,乃至衰亡于罗马的行政体制之下,毁灭于基督教、佛教之流行,此二宗教以内省精神取代希腊之外向,又将崇拜转为上帝、佛陀等等非人。即因要点在于“城邦”,故而此书范围广大。乃至罗马与东方、基督教与佛教,此二处莫不为希腊精神所影响,采纳城邦制度。罗马人具备“二重身份”,其既是罗马人又是其所在城邦之人,虽则城邦崇拜难复,可城邦又一如希腊之时具有稳固周遭农村之功能。至于基督教会,其分区教会更是希腊式世界国家中之城邦模样。

汤因比讨论之中,希腊精神之关键词在于“战争”,希腊人以战争从黑暗时代中恢复秩序,凭希波战争之胜利极大刺激文明之蓬勃,又以战争征服他人并攫取利益。战争之于希腊人,一层意义在于通过征服获得土地、奴隶,解决生存问题。一层在于用战争来消灭其它政治制度,使人民不为其它所吸引,保卫自我的制度免于崩溃。希腊人主宰、崇拜自我,其人亦深知对自我之崇拜常能招致神(命运)的报复。至于无休止的战争,希腊人必面临衰败、财富消散、人口渐稀、道德堕落、文明难再之结果。若城邦战争能力终结了,又意味着城邦“魅力”消失,难以纠合公民。

战争乃是希腊人之痛苦,亦是汤因比眼中希腊化世界之痛苦,及于近代。汤因比以为,希腊人原有机会解决此一问题,然而希腊人以商业发展解决其经济问题后,恰遇波斯人入侵,由希波战争而来之问题使得希腊人至于松散联盟,无法形成可于希腊带来和平的政治共同体。

兴盛之时,外向的城邦常促进人之自由、发展,欣欣向荣之中偶有波澜。而衰落之时,城邦则常显露出对于人之束缚的弊病。城邦乃是个人生活之方式,其对于个人而言有强制之意义,个人唯有服从方成为城邦之部分。而难以参与城邦生活之人如妇女、奴隶,又如无产者,其人必被城邦所排斥,有待发作。希腊精神之外的自然崇拜及宗教常存于弱势者之处,依汤因比之意,文明总保有于中产者之手,而弱势者则具摧毁文明之本能。人口压力、社会公正、技术手段等等之外,宗教常是变更文明进程之物,其可调和、缓解无产者之痛苦,由此,宗教携着庞大的无产者而具备浩汤之力。

汤因比之作,颇含宏大之思或论述。其于希腊历史看见西方之近现代,人文复兴之后,西方渐从宗教之中跳脱,回转至希腊人般崇拜自我。以此而论,希腊乃是西方文明之根源,近现代乃是对希腊之再现。正如两千年前希腊化世界之中万事万物为希腊所影响般,今时今刻,万事万物皆为西方所影响。正如两千年希腊人自视有权征服已知世界的蛮族一般,西方人亦具备此一权力征服已知世界。如是,城邦之间的战争这一希腊精神之弊亦留存下来(他人多论为民族国家,汤因比将之作城邦解),于此书之尾,汤因比则提问如何形成政治共同体,避免希腊人衰亡的宿命?

附:几点基本历史事件与人物

迈锡尼文明

蛮族入侵与黑暗时代

荷马,前9至8世纪

前8世纪至前6世纪,希腊贵族的衰落与平民化兴起,社会改革与商业兴起。与此同时,面临与腓尼基人之竞争(腓尼基人与波斯人交好)

梭伦,前6世纪下半段至前5世纪上半段

前500年左右,雅典转变为民主制度

希腊与波斯,波斯人对希腊世界的侵扰源于前547年,希波战争乃是前480年,薛西斯来攻,时值雅典人恰备好新式海军(三浆动力船只)

伯利克里,前4世纪中段,前430年下台,将雅典引向帝国。

希罗多德著作,前4世纪中段,《历史》甚而记录了其二百年前事

苏格拉底,前4世纪下半段

修昔底德,前4世纪后半段

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与希波战争间隔约50年。希腊核心地区的动荡、战争九十余年

马其顿王国兴起,菲力与亚历山大,马其顿的雅典化,战争能力提升

前334年,亚历山大征服(将蛮族与希腊人等同)与希腊化世界,及帝国崩溃

前3世纪,城邦开始溃败,个人从城邦中解脱,商业者增多,而农工奴隶的生活是日益糟糕

柏拉图,前4世纪末至前3世纪前半段

亚里士多德,前3世纪中段

双重公民制度以及罗马的建立,通过公民士兵提高自身军事能力击溃雇佣兵

罗马为汉尼拔所深深打击,腹地经济崩溃

《希腊精神》读后感(五):一种世界性文明的兴衰、影响及反思 ——汤因比的《希腊精神——一部文明史》

摘要:在《希腊精神——一部文明史》中,汤因比综观希腊文明兴衰成败的轨迹,指出希腊人以人本身为崇拜对象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其历史背后的根本性驱动力,也与这一文明的兴起、完成、衰败及其最终灭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因其内在矛盾而灭亡的希腊精神的幽灵仍对现代生活发生着强大的影响,并构成了当代世界危机的深层动因。通过对以希腊精神为根基的西方文明的根源与症候的一次全景式的梳理和诊断,汤因比表现了与现代生活休戚与共的现实关切、忧虑和深深的反思。

关键词:汤因比 希腊精神 人类崇拜 反思

被誉为“二十世纪智者”的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以其视野宏阔的历史理论和全景式的文明史叙述方式而著称,而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构思长达近半个世纪(1914-1957年)后完成的《希腊精神——一部文明史》这部力作中,汤因比再一次对以希腊精神为根基的西方文明的根源与症候做出了全景式的梳理和诊断,并表现了与现代生活休戚与共的现实关切、忧虑和深深的反思。

一.故事情节

纵观希腊文明兴衰成败的轨迹,汤因比着眼的不仅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种种历史事实及其关联,更是这些史实背后的根本性驱动力,即造就历史的人所抱持的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因此,作为本书主题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希腊人的人类崇拜与希腊精神的兴起、完成、衰败以及最终灭亡之间的关联是什么?”(P10)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特定的环境条件和历史语境哺育了希腊人以人本身为崇拜对象的人文主义精神,以此为根基的希腊文明在一段相当的时期内由之崛起和兴盛,并在哲学、艺术、政治等方面产生了骄人的成果和深远的影响,但是,这种典型的人文主义所包含的致命缺陷却无法靠其自身的发展和调整而获得解决,反而愈演愈烈,终于使希腊文明走向了不可避免的衰败和最终灭亡。

由于之前米诺斯-迈锡尼文明的严重断裂,希腊文明从一开始就“不得不依存于两种来自蛮族的遗产来激发生命:归名于诗人荷马的史诗和一座万神殿。”(P13)与此同时,爱琴海地区的地理构造和环境提供了绝佳的海运交通条件,优越但面积却极为有限的耕地,以及极端的季节和气候变化。“这些自然特征是希腊史的巨大动力。”(P20)因为这样的自然环境培育了希腊人擅长航海冒险、积极向外扩张的民族性格及适应差异悬殊的环境的能力。而自公元前12世纪以降此起彼伏的蛮族入侵与大移民浪潮则造成了爱琴海地区秩序的反复重建,其代价包括社会不公的产生及战争机制成为解决希腊社会问题的常规化手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希腊人最引以为傲的城邦得以诞生并成为了希腊生活的基本制度。在大约三个世纪的时间(公元前8-5世纪)里,希腊城邦为其公民提供了若干新的空间和激励,“其程度体现在这个时代的个人成就上——这些人在各行各业都声名远播。”(P42)这包括在诗歌、哲学、数学和技术领域的诸多显赫一时的名字。正因为希腊人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极高成就,他们开始将自己的城邦和政治制度奉若神明,并在事实上取代了对奥林匹亚诸神的崇拜。

然而,辉煌之后的挑战很快接踵而来。希腊世界的人口持续增长,但其海外扩张却遭遇了逐渐高涨的抵抗和竞争(特别是来自西部的腓尼基人和伊特拉斯坎人),被迫在公元前六世纪末之前结束了扩张,由此增加了希腊社会向内的压力,推动其全面的变迁和改革。经济革命使许多城邦构成更大的联合体,在经济上互相依赖,但同时“每个城邦的政治主权维持在自己狭小的空间内,这是一种无法维持的矛盾。”(P61)

面对波斯军队大举入侵的希腊人暂时合作联手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希波战争:公元前490-479年),之后的半个世纪见证了希腊艺术繁荣的巅峰,却也同时见证了“希腊世界经历内部争端走向自我造成的灾难的时代”(P69)。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城邦政治集团或其他希腊的政治力量都未能给希腊世界带来统一和和平,反而因其私利自相残杀,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席卷了整个希腊世界,为希腊文明造成了无法恢复的巨大创伤,城邦主权国家也就此走向没落。

这个时代产生了希腊史进程中最重要的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他们的哲学理念、道德勇气和科学精神却对带来一个超越城邦政治生活形式的世界无能为力。马其顿帝国昙花一现的辉煌只为希腊人带来了短暂的统一与和平,很快就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暴亡而再度分崩离析,“他首次把希腊世界扩张到了一个更大的规模,然后又如同之前的城邦一样在政治上把它们分解为长期互相征战的国家,成了力量更强的战争机器。希腊精神在后亚历山大时代的政治成就只是建立了超越城邦模式的新型地方国家。”(P110)

与此同时,公元前4-3世纪,罗马逐渐崛起,其人口和军事力量持续增长。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已经制服了希腊世界中所有可能与之抗衡的力量,成为其中唯一的霸权。不过,在文化方面,作为征服者的罗马却被希腊所倾倒征服。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期间,罗马的上流社会热衷于一切跟希腊有关的东西,包括艺术、建筑、文学和哲学。诗人贺拉斯对此有感而发地说:“被掳的希腊反而把罗马掳去了。”[1]罗马似乎成了希腊精神征服史上的最辉煌胜利。在罗马的统治下,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的重要城市都纷纷繁荣起来,成为希腊文化的中心。希腊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遍及生活的各个层面,从政府机构、法律到商业、工业,甚至连服装时尚也不例外。作为这种文化的显著标志,希腊式的体育馆和剧场也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新处所。

然而,在日益强大的表象背后,战争对社会和经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新市镇的发展、主要依赖奴隶劳动力的农场和种植园的膨胀等问题却使罗马内部满目疮痍、祸患丛生,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内乱和内战,直至公元前31年屋大维以铁腕的帝国政体取代罗马共和国为止。

长期的痛苦动荡之后,奥古斯都的和平为希腊世界带来了舒缓,希腊精神的恢复在帝国的保护下又延续了两百多年,罗马因此得以从容地完成了马其顿人未竟的希腊文明大厦。“这个新秩序基于四种重要的机制:一位神圣化的救世主(笔者按:指被神化了的罗马帝王);一个神圣化的世界国家——一些地方性的城邦国家组成了这个政治体;一支职业军队;一批职业的行政官。”(P152)但这一切并未带来希腊世界亟须的复兴。“一个破败的社会缓慢地由一个世界国家统一起来,但它具有普世性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专横而官僚的,它的生活沉闷乏味。崇拜罗马女神和恺撒神的人为仪式,无法满足人们内心在崇拜偶像化的城邦衰落之后留下的真空。”(P159)

在逐渐积累的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希腊文明的衰颓已然无可挽回,最终被融合了希腊精神的基督教文明取而代之。即便如此,因其内在矛盾而灭亡的希腊精神的幽灵仍对现代生活发生着强大的影响,并构成了当代世界危机的深层动因。

二.希腊精神的核心特征

“希腊精神的特征在于,它将这种制度(笔者按:指城邦制度)作为手段,对某种特定的宇宙观予以现实地表达。”这一“特定的宇宙观”的核心通过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哲人普罗泰戈拉的格言“人是万物的尺度”鲜明的体现出来。亦即,“希腊人把人视为‘创造之主’(the Lord of Creation),并且将人作为处于神之地位的偶像来崇拜。”(P10)这就是人类崇拜或人文主义。

当然,以人本身作为崇拜对象的思想并非希腊文明所独有,而是在各个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的倾向。然而,希腊人却是有史以来人类崇拜最为专注和坚定的实践者,这种精神的优劣成败由此在其文明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现,也为后世提供了剖析和鉴戒的最佳范本。

最初激发希腊文明的崇拜对象是来自蛮族的奥林匹亚诸神。众所周知,他们实际上是其人类原型的鲜活再现,但相比之下“就像一位既丧失了幼儿纯真却又不具备成人自控力的少年。”(P13)在野蛮粗鄙、纵欲堕落方面甚至让其原型也不禁自叹弗如,因此很快便在希腊世界中声名狼藉。

之后的希腊人选择“在两种不同的人类崇拜形式中摇摆……(一是)对显而易见的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第二个选择是崇拜某位被神化之人”。(P14)

第一种崇拜形式的典型是被神圣化了的希腊城邦。希腊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语境使城邦这种独特的政体得以产生和发展,而城邦也的确在若干个世纪的时间内为其公民提供了相当的自由空间和福祉,例如城邦的法律和兵役制度将个人从古老而不合时宜的家庭制度及其沉重义务中解脱出来(正如埃斯库罗斯的阿特柔斯三部曲所描述的那样)——“但代价是落入了城邦的新束缚”(P41);在希腊世界的海外扩张时代,城邦也为个人提供了不少新的空间和激励,由此产生了希腊人在数学、哲学和诗歌等领域的高度成就。由于这些原因,希腊人开始将自己的城邦政治制度奉若神明,进而以之取代了奥林匹亚诸神的地位,使其成为了“希腊世界的首要宗教。”(P43)

然而,作为供人崇拜的人类集体力量的代表和象征,城邦的神圣地位却并未能长久的保持下去。原因之一是城邦制度本身的天然缺陷,例如与其自然环境有关的狭隘性和排他性,诸多城邦之间的对立纷争,依赖对外扩张和战争作为维持内部稳定和福利的常规方式,以及城邦政治利益在其各阶层当中的不公正分配等等,这些问题随着城邦经济的发展、海外扩张的受阻和其统治阶层野心的膨胀而逐渐走向失控,终于以大规模内战的形式爆发出来并摧垮了城邦制度的根基。

与制度缺陷相应的另一个危机征象是城邦的道德堕落。“关键性事件就是苏格拉底和雅典之间的道德冲突。……当苏格拉底迫使雅典在尊重他的良知与杀害他之间做出选择时,他挫败了雅典。”这场失败比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更具有破坏性,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比依法谋杀苏格拉底更能让所有城邦远离希腊精神。”苏格拉底通过自己的殉道声称并实际证明了“城邦事实上是最不值得偶像化的事物。”(P98)

希腊人的第二种人类崇拜形式是对被神化了的个人的崇拜。随着城邦制度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的破产,其中的个体对城邦的忠诚与归属感也日趋衰微。适逢其时,希腊世界应运而生的一些显赫帝王和思想者们构想出的哲学偶像一起填补了希腊人灵魂的虚空。这些偶像包括首先成功确立了其(受官方承认的)神圣性的马其顿君主,尤其是亚历山大大帝[2];继之而起的是以前所未有的军事强权终于一统整个希腊世界的罗马帝王,从恺撒和屋大维开始,公然将君王自身树立为救主和神并法定为国家崇拜的对象[3];与此相应,在现实政治中饱尝幻灭的思想家们则企图以救世或出世的哲学偶像来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

然而,不管是亚历山大还是屋大维,他们最初的伟大构想和理念都无法弥补其潜在的蛮族精神及终有一死的凡人所无法克服的自身缺陷,他们的宏图大略和功业成就也并未为人民带来太平盛世——实际上,长期以来,在战乱频仍、祸患重重的希腊世界中,“平民百姓基本的生活状况……一直没有什么改变。”[4]。把人神化的崇拜仪式不过是徒有其表,和罗马万神殿中数不胜数的大小诸神一样最终沦为空洞虚伪的形式;同样,柏拉图所想象的引领理想世界的哲人王不过是其一厢情愿的梦幻,和斯多亚派或伊壁鸠鲁派冷眼漠视万丈红尘以求自我解脱的出世智者一样,都无法成为令人满意的膜拜对象,也根本不可能解救他们自己,遑论其余的芸芸众生[5]。

希腊人未尝不曾体会到其文化精神深处的矛盾和虚空。例如,尽管希腊文学作品以乐观明朗、积极入世的姿态而著称,亚历山大大帝所钟爱的荷马却在《伊利亚特》中论及希腊人崇拜的神祇时喟叹道:“有名无实,多么虚空!(How vain, without the merit, is the name!)”[6] 事实上,同样的哀叹之声充斥在整个希腊的文学作品,以致一位研究者指出:“没有任何文学作品比希腊人的著作有更多悲哀叹息。他们哀叹悲苦的人生、易逝的爱情、骗人的希望,以及无情的死亡。”[7]尽管拼尽全力,执意凭借其个人意志和智慧找到出路,最终却适得其反,不得不饱尝自己的行为所招致的悲惨恶果——这种哀叹在希腊悲剧最典型的“命运”主题(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尤其表现得淋漓尽致。

正是由于希腊精神自身内部潜在的致命缺陷和毁灭性力量,由于长期以来无力应对其面临的各种挑战,在新一轮的蛮族冲击和东方宗教的侵蚀下,希腊文明最终土崩瓦解,无力回天。实际上,“在基督教成为希腊式世界国家的官方宗教之前,在蛮族立足于希腊人此前奠定的基础建立自己的继承者之前,希腊精神已经死亡。”(P187)然而,比了解这些事实及其因由更重要的是:这一切对今天有什么意义?

三.影响与反思

尽管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希腊精神早已灭亡,但是,希腊精神的根本特征和倾向对其后的种种人类文明仍发生着深远的影响。

例如,汤因比着重指出:“公元前175年左右,希腊精神与犹太教的相遇是希腊史上最独特的一个事件。”(P144)希腊精神和犹太宗教思想原本泾渭分明,其出发点和基本立场迥然不同。以旧约圣经为代表的犹太信仰以独一的至高主宰、全能的上帝为绝对中心,上帝的诫命和原则与人为的价值标准不同,要求的是人对祂的衷心爱戴、信赖和服从。然而,正如历史学家E.许雷尔(Emil Schürer)指出的,在希腊化时期,“希腊精神通过广采博收而变成了世界性文明,而其中希腊因素占有主导地位。这股希腊文化的洪流势不可挡,犹太人虽然并不情愿,却也渐渐地被淹没了。”[8]在这场不期而至的遭遇中,希腊精神和犹太思想在彼此的折衷妥协之下逐渐发生了某种融合,于是出现了一种犹太宗教的希腊化版本,并由此衍生出后世所知的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

汤因比指出:“随着三种曾属于希腊文明范围内的新文明拜占庭基督教、西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它们共同证明自己通过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获得了希腊的启发。事实上,这三种文明可以一起被归为‘希腊化的’(Hellenistic)和‘犹太的’(Judaic)文明。”(P189)众所周知,这些文明的影响极为广泛而深远,绵延长达千年之久。

近代以来,希腊精神之幽灵继续以种种不同的形式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机体,除了科学万能主义,唯理主义或唯意志论及其衍生的政治形态(如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也同样是类似的精神驱动力的产物。众所周知,欧洲文艺复兴的发动是以对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遗产的重新发掘和倡导为契机的,而它又和将基督教信仰个人化和主观化的宗教改革一起,成为西方社会现代性进程的主要推动力,并进而随着西方的政治殖民和文化扩张将其影响扩展到全世界。“公元17世纪末以前,被重新发掘的希腊文化在艺术和科学领域产生的影响,已经被西方思想家们消化和超越。而在政治领域内,将区域性国家偶像化的希腊式崇拜也在复兴,今天它已成了西方以及迅速西方化的世界的主导宗教。”(P189)

这样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今世界。毋庸置疑,在今天的西方世界,这种以人自身为崇拜对象的宗教实际上“明显拥有主宰地位……尤其是崇拜自己通过实际运用现代西方物理科学家的种种发现而克服人类之外的自然界的力量”。(P10)

在汤因比看来,无论以何种名义或形态示人,这种藏匿在现代世界危机之下的“希腊的偶像崇拜形式”绝非一种可以轻易忽视或抱以乐观态度的事物。相反,既然希腊人早已“悲怆地证实了人类崇拜的缺陷”(P16),即人之自我神化的骄狂所致的惩罚终究不可避免(就像希腊悲剧通过神秘化了的命运主题所喻示的一样),“而任何形式的人类崇拜实践又如此无法令人满足”(P14),现代世界若要避免其希腊祖先的厄运,唯一的选择就是“必须义无反顾地驱除这个恶灵。”(P189)

的确,现代世界已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见证了总体性战争的疯狂与绝望、科技进步背后物欲的极度贪婪以及在空前的自由与开放的名义下伦理失范的困境和虚空,而在这一切之后,这个满目疮痍、危机四伏的世界是否像当年的希腊人一样意识到人无法通过崇拜自己而实现人之为人的真正本质和目的呢?如果自我崇拜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死胡同,那么人类是否必须谦卑的寻求某种无限高于自身的信仰?尽管汤因比的历史思考没有解答这样的问题,本书题记中引录的耶稣拒斥魔鬼引诱时的话却似乎暗示了这样的可能:

“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圣经》马太福音4:10和路加福音4:8,出自申命记6:13

[1] Greek History.Archaic to Classical Age: Oxford Bibliographies Online Research Guid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010.P3.

[2] 由于亚历山大将波斯人逐出埃及,于是被埃及人视为拯救者,如同法老一般,太阳神殿的祭司称其为“太阳神之子”,后来又被认为是希腊最高神祇宙斯之子.(参Elizabeth Kosmetatou: Alexander in the Oasis of Siwa.Hellenic Electronic .Center.1998.http://www.greece.org/alexandria/alexander/Pages/siwa.html.2016-04-07.)

[3] “罗马人称屋大维为奥古斯都(Augustus),意即‘备受尊崇者’,各地的居民视他为神,向他欢呼。”(Moses Hadas.Imperial Rom,Time, inc., 1965.P69.)后来,罗马元老院正式将奥古斯都册封为神,并于帝国各处设立神龛供奉他,由此开了罗马帝王崇拜的先河。学者乔治·博茨福德指出:“实际上,在基督教被引入以前,对皇帝的崇拜一直是罗马宗教的主要动力。”(George Willis Botsford.A History of Rome: For Schools and Academies,Macmillan Company, 1908.P214.)

[4] Peter Green.The Hellenistic Age: A History,Modern Library, 2007.P130.

[5] 陈恒指出,无论是斯多亚哲学或伊壁鸠鲁主义或怀疑主义,希腊化时代的哲学都无法如其宣称的那样帮助人获得内心安宁或某种独立于世界的幸福,它们“在管理个人生活或组织共同体方面所提供的伦理指导是无效的。”——参陈恒:《从晚期希腊哲学看希腊化时代人文精神——以伊壁鸠鲁学派为例》.见《社会进步与人文素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文集(2006年度)(哲学·历史·人文学科卷)》.P78.

[6] Samuel Johnson.The Works of the Poet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with Prefaces,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Volume 6,Pat.Wogan, 1804.P137.

[7]Insight on the scriptures: Volume 1.Aaron-Jehoshua,Watchtower Bible and Tract Society of New York, International Bible Students Association, 1988.P1000.

[8] Emil Schürer, Geza Vermes, Fergus Millar.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Volume 2,A&C Black, 2014.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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