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史经典读后感有感

《中国政治史》是一本由吕思勉著作，鹭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38.00，页数：26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政治史》读后感(一)：权力的游戏

这本书脉络清晰，以时间为轴，展示历代内政和外交两个剖面，最大的看点是各方利益博弈。

从内政上看，贯穿始终的是统治阶层内部的利益调整，皇权、相权、地方政权为了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争斗不息，外戚和宦官时而是强助攻，时而是猪队友，有时还要变成主攻手。内部利益冲突掀起的浪潮不断冲刷统治壁垒，直到触及民不聊生这个底线，才轮到老百姓揭竿而起粉墨登场，演完一分钟的群演戏份，继续站到台下看借势而起的王侯将相上演下一出权力的游戏。

从外交上看，各民族为了尽量少投入多产出彼此相爱相杀，带头大哥全靠拼武力值。外交政策就是胡萝卜和大棒轮番上阵，打得过就打服，打不过就交换利益；能赶走的赶走，赶不走的把他变成自己人。一切外交都围绕各个时代的核心利益来：农业经济时代，争夺人口和土地；贸易经济时代，争夺商品和渠道；商业经济时代，争夺市场和规则制定权。

人民的福祉么，从来都只是利益调整的副产品。

《中国政治史》读后感(二)：所谓”历史命数”,终究是人的局限------《中国政治史》读书笔记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大概被许多人标签化了罢。自古就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更迭演变。两千年的黑暗封建专制统治是相当顺口的一张封条，封锁了过去两千年社会历史的大门。

一个人会固执于过去的记忆，记忆是生命的印证。那一个人会着迷于远去的历史，因为历史是文明演化的痕迹，是今日之一切的缘由，大概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吧？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曾说：今人多拿历史来说中国之是非，但是他根本就不了解历史，他所控诉的也根本不是中国的历史，又如何可以将一切过错归罪于历史？当时读到此处，我声泪俱下，可能有一些荒唐。但是，历史不是单纯的“历”与“史”两个字，而是前人鲜活的生命印记。当人们控诉“历史”时，可知自己究竟在控诉什么吗？也许不过是把“历史”想成了一个“上帝”一般的形象。和对待上帝不同的是，多数人只把自己并不了解的糟糕现实之原罪抛给了他，却不施与应有的尊重。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究竟如何？我不过是在茫茫学海中，踽踽独行的人，只能挑几点来说说我的所知与感受。

首先，无论是城邦制度，小国寡民还是封邦建国，天子居中央，诸侯众星拱之，所有的政治制度都基于社会共同体而存在。从原始社会逐渐发展而来的政治制度，其政权正当性基本上没有孰优孰劣，只有所面对的内外部环境的区别。 东周以前，贵族世袭，学在官府。缺乏社会流动性的制度，固然让现在的人感到有失公平。但，在生产力落后，事事受制于天时地利的时代，人人各司其职，休养生息，倒不失为一个理想的制度。广大农民们安心务农，一年下来上缴一点物资给政府，由政府来维系必要的社会秩序。不理想之处，则多为人力之不可及的地方，强求无益。所以孔子才会希望回归周礼制度，社会在礼乐的规范下，基本安定平和。 然，世事总是处于变动与发展之中的。人事变迁，制度不得不随之变化。于是有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动荡发展。

到秦汉时期，大致汉承秦制，但又有所增补。两汉之制，是历来备受推崇的制度形态。郡国并行制、三公九卿制、察举制、刺史制度、赋税制度、兵役制度等等，在当时社会，采用这些制度来治理国家，于很大程度上行之有效，又有助于国家之兴盛。于此，要重申的一点是，中国自古便有相当完备的制度体系，并以此治理国家。选贤举能，任用贤人治理国家，并不能直接与“人治”二字对等。哪个国家不是有人治理的呢？但中国政治在治理过程中并不完全按法令执行，保有较大的灵活性，存在较大执行漏洞也是不可否认的。这里的漏洞，绝不仅在于皇权缺乏限制，还源于众多利益阶层之间的角斗。这一问题的来源，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是基于既得利益团体一己私利，但同时应看到保有执法的灵活性，有时候更合乎道义，更近人情———任何一制度，一治理方式，都有其利弊。总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

其二，要点明的是，皇权问题。在两汉之前，皇权在贵族手中更迭交替，自古如此。传统权力加上皇帝这个职位赋予的职位权利，皇帝的权势可想而知。但是，政府首脑并不是皇帝，而是宰相。国家的治理权力应该在政府，而不是在皇室。宰相是皇室代表人，更是政府的统帅。政府自有一个完备的官僚体系和治理机制，绝不是给皇帝为非作歹的。只是，另一方面，皇权与政府关系不够权责分明是古代政治制度的一大弊病，这一制度漏洞成为各个利益集团弄权的戏台。

此时，如果皇帝个人才能、品行出众，唯才是举，用人得当，又能平衡好各方势力，大多数时候会出现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因一个正面势力的出现更容易带领整个局势往好的方向发展。皇权正处于影响局势发展的中心位置。但是，皇帝的个人才能带来的个人权利，只会直接改变中央的势力结构，政治清明与否还要看当时的外部环境：制度是否符合人事，集权分权是否平衡，中央与地方关系，社会矛盾是否尖锐（如典型的土地兼并问题）等等。一个繁荣的、政治清明的时代从来不是由一个人或一家一势造就的。处于那个中心位置的皇权成事不易，坏事倒是相当方便。

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政治史》中说：前汉政治败坏的根源，始于昭帝时期，霍光秉政，丞相之权，移于尚书。这里制度的变迁，按历史大趋势，皇权应该和政府分开。但丞相之权，移于尚书，尚书本是皇帝的一个秘书，属于内廷，如此朝中无重臣，就留下了后世外戚夺权的空隙。制度的变更不总往好的方向进行，坏的制度不容易改好，好的制度却容易崩坏。当局势稍有失衡时，时人便喜欢借势集权，经此一变故，要想再均衡又难了。

自汉以后，社会几百年间多处于动荡分裂状态，直至隋唐统一。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国家治理之实权再次回归政府。安史之乱以后，中央与地方关系恶化，只勉强维持着统一局面。而中央的问题，始于唐德宗以来，建立神策军，由宦官统领。取得较大的军权，应是宦官权势滔天的首要条件。从此，阉党的势力就紧紧伴随着王朝一步步走向没落。逐渐衰落的门阀势力、经科举登上政治舞台的士族新贵和阉党三股势力对峙，对峙到王朝的灭亡。哪一方都无法力挽狂澜。

同样的，宋代的文人政治相当繁荣，堪称海晏河清。但是，在逐渐败露的冗官、冗兵问题面前，一次次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一代代仁人志士没能阻止国家山河日下 。这并不是看着一个腐败的封建王朝覆灭，因为这不是革命，是改革失败后的无力回天。最后国破家亡，子孙后代被欺压在异族的统治下苟活。哪怕一个世纪之后，汉人恢复了自己的政权。但是旧有的文化已经残破不堪，随之而来的，也只是一次大跃退。

秦王扫六合、汉高祖建国、汉武帝大一统、昭宣之治、光武中兴，以及后世的贞观盛世、开元之治......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朝代更迭，社会复兴与衰败，总有很多核心人物在每一次变革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人可以很大程度地影响历史的发展进程，但是却摆脱不了自身的局限。人和人的局限聚集在一起，逐渐就演变成所谓的“历史命数”，所有人都囿于其中，无可奈何。

《中国政治史》读后感(三)：读史随感——吕思勉《中国政治史》

关于黄帝和蚩尤的涿鹿之战，我以前一直疑惑不解，为何两个黄河下游的部落要跑到张家口的高原上去决一死战。读了吕思勉的《中国政治史》才知道此涿鹿乃为彭城（今徐州），仍在黄河下游范围，这样才符合逻辑了。因为文明都起源于大河下游，此为世界历史之规律。后人按图索骥，把古书之涿鹿当成今之涿鹿县，谬之千里；而据此推断黄帝起源于黄土高原，则是颠倒历史了。实际是大禹治水失败，华夏民族才从山东向西迁徙的。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第一章即强调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实在是地理孕育和抚养了历史，因此读史而不知地理，实如盲人瞎马也。

关于地理和历史的关系，还有一则往事可谈。我上高中时有个问题百思不解：为何希特勒打遍欧洲唯独不打瑞士？若说瑞士是中立国，但以希特勒之蛮横，何所顾忌？问历史老师，老师答不上来，只敷衍我说此题高考不考。很多年后，我从军事和地理角度思考此题，才豁然开朗。因瑞士为高山之国，而希特勒的“闪电战”无非两招，先是飞机轰炸，继而坦克占领，而此两大利器在山区都不得施展，即便强行攻下瑞士，也是得不偿失。历史老师不懂地理，则是教育专业化之弊了。

关于史前史的问题，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只有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也缺乏大量出土文物的印证。但是通过合理的逻辑推测，以人类学的普遍规律为指导，还是能一窥史前的概况的。比如西方史学不承认中国有夏朝，因为缺乏出土文物。然而从出土的商朝青铜器看，其冶金技术之发达，绝不是从之前的石器时代、陶器时代一跃而成的。而商朝的甲骨文已经是很成熟的文字，也绝不是从结绳记事时代一跃而成的。所以商朝之前必有一个时代，是文明萌芽、发展的时代。而世界各大文明都有洪水的传说，比如诺亚方舟、大禹治水，这也不是什么巧合，因为世界各大文明都是农业孕育的，恰恰都居住在大河的下游，洪水泛滥是很常见的现象。

关于秦统一中国的原因，吕思勉的《中国政治史》认为一是秦地偏而民风朴。（为何民风朴则能胜？书中未说。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解释秦国获胜的原因之一是秦国统治稳定，少内乱。似是民风朴的结果。）二是秦地广人稀，招三晋之人任农，而秦人任武。（这点很像古希腊之斯巴达。）三是奉行法家政策，裁抑贵族势力。（这点说反了，应是秦国贵族势力弱，所以变法阻力小。张岂之有详述。）另外张岂之认为秦国地理位置优越，不易受六国攻击。这点则很像美国了。而《哈佛极简中国史》认为秦国处边地，多与游牧民族争战而能兵强。但燕国为何不强？所以我不能认同此观点。

关于秦统一中国的原因，众说纷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还是秦国民风淳朴，有利于统一思想。反观六国：韩赵魏本是“三家分晋”，自然不和；楚国是吞并越国，越国是吞并吴国，这是三种文化，也不会和；齐国有臣篡君位的先例；燕国衰于君臣猜忌。历史上中原王朝屡被游牧民族攻破，也恰在中原内斗、草原统一之时。国共战争，共之能胜，在于延安整风，统一了思想；不似国民党之派系纷争。

吕思勉在《中国政治史》中指出，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经过汉化后，往往流于骄奢淫逸，然而不能因此就怪罪汉文化腐朽。中原沃土为他们提供了淫逸的物质条件，而淫逸的意志却是他们本来自有的。这种见解是拨开了现象的云雾而见到了历史的本质。罗马也是在继承了希腊的文化后毁灭于骄奢淫逸的，可见中西都是如此。症结不在文化而在人性。人类奋战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享受。开国之君的励精图治还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安逸。所以末代皇帝的荒淫，纨绔子弟的挥霍，其实是他们早已注定了的必然命运。

吕思勉在《中国政治史》中评价武则天：“她是一种只计维持自己的权势地位而不顾大局的政治家。”而丝毫没有提到武则天倚重科举之士，消灭关陇贵族集团的事实。从此魏晋以来的门阀世族被科举出身的寒门子弟所取代，实在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进步。虽然武则天也许是出于私心，但是她确实是能够看清历史潮流并且顺势而为的，这一点可堪人杰了。虽然她私生活荒淫无道，政治手腕阴险毒辣，但高层的政治杀戮没有波及到民间，也算是中国的一大幸事了。

宋朝有两大改革家，一是范仲淹，一是王安石。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核心是整顿吏治，限制官员职田，严格官员考核，这是触动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的，自然是失败的结局。王安石的变法有两方面，“理财”与“整军”。“理财”主要是通过财税、信贷等政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管控，以消除大商人投机套利的空间；由于商人自古地位低下，所以此政策尚有成效。而“整军”则主要是裁撤冗军了，这是打破了很多人的铁碗饭的，自然效果不佳了。历来史家评价北宋变法的失败，多归因于其指导思想是孟子的“王政”，“王政”只是纸上理论，不合实际。其实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触动了利益集团，而造成党派相争，行政混乱。今天的改革要吸取历史的教训，要注意“帕累托改进”，思考如何在既得利益者不受损的情况下，使尽可能多的人受益。

王安石一直是充满历史争议的人物，宋史一代宗师邓广铭一生四次写作《王安石》，其中虽有时代思潮的扰动，却也说明对王安石的历史评价难有定论。从今天的角度看，王安石的变法只是一个空想。社会改革首先需要社会调查，然后分析调查数据，然后从逻辑上论证政策的可行性，然后在小范围内进行试验，试验成功后才能推向全国。而在北宋时不可能有此科学的流程，更不可能有科学的思想，所以其政策只是拍脑袋决定。而其政策一开始就全国推行，出现问题后不得不全面取消，朝令夕改，使民众对改革失去了信心，其失败就不可挽回了。所以说，王安石不是一个改革家，只是一个空想家。

现在网络上有“北上广深房价永远涨”的舆论，其论据是参照日本的发展趋势，人口向东京集中，地方城镇人口净流出，呈现东京繁荣、地方凋敝的“马太效应”。若单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确实在理，但中国不同于日本，在中国凡事还得讲政治。比如东北近年经济下行，人口流出，而中央有“振兴东北”的政策以应对。因为东北的战略地位重要，如果人口空虚，必有外敌入侵。清朝不准汉族人出关，造成东北空虚，俄国趁机入侵，就是惨痛的教训。“京津冀一体化”也把疏解首都人口作为重要内容。北宋首都汴梁，人口过多，被金兵围困后，因缺粮而自乱，这也是一惨痛教训。

清朝的“康乾盛世”，表面上维持着稳定的统治，实际上在民间，“反清复明”的运动一直是暗流涌动。南方有天地会，北方有白莲教，后来给满清沉重一击的则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覆灭后，又有捻党、回乱。吕思勉在《中国政治史》中指出：“清朝从道光以前，总督用汉人的很少，兵权全在满族手里。至太平天国兵起，则当重任的全是汉人。”于是有所谓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中兴名臣。而这时的臣与君已貌合神离，君臣之礼要渐渐让位于夷夏之别了。所以几十年后，由于武昌的一次意外爆炸，所引起的一次仓促起义，而能使统治中国两百余年的满清王朝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就绝非偶然事件了。

人类早期社会，人少地多，因而人贵地贱，所以当时的战争以掳掠人民为目的，所以形成了奴隶制。而随着人口的发展，社会变成了人多地少，因而人贱地贵，所以保有奴隶就不如保有土地合算了，于是战争的目的变成了争夺土地。而奴隶解放，变成了交租的农民，绝不是统治者的良心发现，而是经济利益使然。进入工业社会，由于工业的利润远远高于农业，于是战争的目的由资本驱使，变成了对原材料和市场的争夺。而到了后工业时代即信息时代，信息、数据的珍贵性将越发突出，成为未来统治者争夺的焦点。

吕思勉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中谈到《老子》的“无为”思想，近人把“无为”当做“无所作为”解，其实是错误的，应该解为“无化”。“就是主张任人民自化，而不要想去变化他。”因为所谓“黄老之学”，老子的思想其实来源于黄帝时代。而黄帝部落是一个游牧民族。《老子》书中没有男女字，只有牝牡字，可见其游牧民族的性质。而所谓“无为”也就是后世中行说规劝匈奴“勿变俗、好汉物”的思想。用现代话说就是要规避“文明病”。而老子的思想又尚雌性，这是否是母系社会的遗留？从哲学家的角度看《老子》，往往被字句所障目，而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老子》，则有峰回路转之感。

翦伯赞在《中国史前史上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中国母系氏族的酋长，如伏羲、神农、黄帝等都为男子，看似矛盾，实则正常。其引用民俗学的资料，以现存的母系氏族去推论中国古代的母系氏族：“在嚣伦族中，氏族评议会由女子组织，她选出的酋长是男子。梭罗门诸岛的土人，指导权操在男子手里，但须经过母系的授权，才可以行使。”因此，“在母系氏族社会中，可能有女酋长，但男酋长的存在也是很自然的。”我们再说《老子》一书，其成书虽在东周，然其思想则是继承了黄帝的时代，因此后世以“黄老”并称。而黄帝既为母系氏族的酋长，由此可知《老子》一书中的尚雌性的思想，实为母系社会的遗留了。

吕思勉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中写到：“商人乘卖主找不到买主时，可以用很廉的价格买进；到买主找不到卖主时，又可以用很贵的价格卖出。一转手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大受其剥削。”这里用“剥削”一词，显然还是中国传统的“抑商”思想在作祟了。其实以古代交通之不便，商人长途贩运财货，时不时会遭遇强盗或野兽，稍有闪失就会财毁人亡。因此其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而且当商人的门槛也是很高的，不仅要工于计算，还要体格健硕。因此其收益和个人素质也是成正比的。古代的商人大概都是出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于是有丰富的地理知识和适应各种环境的体魄；民风彪悍尚武，因此适合长途贩运，阿拉伯男人至今还有佩刀习俗，可为例证。在中国，游牧民族自古被中原农耕民族所鄙视，所谓“夷夏有别”，这可能是“抑商”思想的根源吧。

吕思勉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中将先秦诸子的思想按历史的渊源划分：“农家代表神农时代的思想。道家代表黄帝时代的思想。墨家代表夏禹时代的思想。儒家代表西周时代的思想。法家代表东周时代的思想。”这样划分，诸子思想的脉络就十分清晰了。神农是原始农业部落，所以农家的思想是君与民同耕，因其自给自足，所以厌弃商业。黄帝是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居，所以道家的思想尚自然、轻人为。夏禹是农业共产社会，阶级对立还未形成，所以墨家的思想是兼爱、非攻。西周是封建贵族社会，封建的核心是宗族世袭，所以儒家的思想注重君臣父子的人伦秩序。而东周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封建贵族没落，新兴地主阶级崛起，所以法家要崇尚变法，强调国家的统一的权力了。

吕思勉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中论述西汉前期的政治，“以王霸道杂之，谓以法家督责之术对付官僚阶级，以儒家宽仁之政对待人民。质而言之，便是‘严以察吏，宽以驭民’，这实在是最合理的治法。”秦亡则因为始皇纯使用霸道，于是人民反抗；汉衰则因为元帝纯使用王道，于是官僚放纵。官与民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如何平衡两者的利益，是治国的关键。如果官僚的利益得不到满足，则国家不能发展；如果人民的利益被损害太甚，则国家不能稳定。而反过来说，如果官僚太腐败，国家也不能稳定；如果人民太贫弱，国家也不能发展。以今天的政策比之，“从严治党”就是“严以察吏”，杜绝官僚的腐败；“依法治国”就是“宽以驭民”，保障人民的利益。其根本目的都是使国家繁荣昌盛、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