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冒犯观众读后感100字

《必须冒犯观众》是一本由李静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页数：32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必须冒犯观众》读后感(一)：用心之作

本来是想当戏剧评论看的，发现其实是本个人文集的时候还略有失望。

但读着读着，感觉作者极为用心，仔细看了看目录，这本书是她近十多年几乎全部文字的结集，每年的产量不过数篇，如此精致打磨自己的文字，焉能不美，只是如今这样的作者太少了。

《必须冒犯观众》读后感(二)：自己究竟道行浅

从深夜到拂晓，读李静的批评随笔集《必须冒犯观众》，心里有震动。这本书按年份编排，收录了她从2003年至2013年十年之间所写的文章，大多关于文学与戏剧。

我一向对批评家没有好感，因为这个行当里有太多人拿着文学理论的工具把作品大卸八块，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可读性，对作品本身也没有一颗心。现在，因为读过李静，我恐怕要纠正这一偏见了。

其实李静2011年的时候就有耳闻，当年她出版了第一本批评文集《捕风记》，并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年度批评家大奖，我也在书店里碰到过这本书，但因为所谈论的是当代作家，本身没有兴趣，就没有细看，是错过了。今次买来《必须冒犯观众》是想看看李静到底是谁，结果一看，却是让我不得不反躬自问：我是谁？

是的，读完这本书，李静对于各种书的评价，对王小波和木心的深爱，在我这里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一个用心用力真实写作的批评者，她的写作让我突然发现，一个人不可以这样轻盈，你必须站立到你的土地里去，才能有真正的力量。

在这个“意义蒸发”的年代，李静像堂吉诃德面对着“风车”，一只长矛还是要挥舞出去，并且衣冠不乱，做一个真正的骑士。她强调，文学批评必须“持续不断地表述对美、真实、意义与自由的体验，对心灵形式和精神生活的个体性与复杂性的探索。”她也一直在这么做。

她对当代文学的现状感到失望，但是仍然写下《2005年文学面孔》《2008年文学一瞥》《中国文学2012：长钙的一年》等文章，这些对当年中国文学的个人总结，现在回头来看，更显出价值。同时她还主编了十年时间的《中国随笔年选》，留存时代中匆匆而过的闪光。这些工作，需要大量阅读，同时也需要“光亮、博识、澄澈、理解他人”。

她在许多文章里陈述批评的要义和边界，但在后记里却说，“经过十余年的批评写作，我才确切地知道自己并不适合批评写作。批评家需要轻盈、博识和系统知识，我的视线却沉重、集中，缺少对系统知识的兴趣”。这本书里的文章“是一个作者的一己偏见，源于持续不断的执拗注视。”

她所言的偏见，在书中可以很清楚的找出脉络，她对王小波和木心的深爱，一点不掩盖，不遮饰，对于面目可憎的东西，也毫不吝啬批评。但我喜爱这种偏见，因为她来源于真心，并非人情或者利益，关键，她功力深厚。读完她对王小波、张爱玲小说的解读，使我想要赶紧重新去读一读它们，因为，“在他的解剖下，作品的轮廓愈发清晰，原来目光未及的地带也一一浮现；你对杰作的感应如难言之痒，却偏偏被他搔中；更重要的，你发现他的观念不是木乃伊，而是跟作品一样一有着摄人魂魄的肉身美感”。（这本是她评价许志强的句子，但放在这里，也非常合适）

阅读李静的文章，让我感到震动外，还有自我怀疑。当然也知道，书评、随笔和文学批评的不同，正如萧乾在《书评研究》里说的，文学批评的对象是为创作者，而书评的对象是普通读者。就我自己来说，还不仅仅是为读者，更是为自己而写。但终究，道行深浅，一望即知，还要修炼。

《必须冒犯观众》读后感(三)：坚守与超脱

我没怎么好好看过王小波，最初读李静也是因为《必须冒犯观众》里五篇写王小波的纪念文，不过读完就直觉般感到很灵。具体来说，其中有两处很点到我。一是谈王小波小说中关于权力控制的主题，李静说“但王小波与其他作家的不同在于：后者多将权力本身描述为‘恐怖巨兽’，王小波则描述为‘滑稽怪物’；……后者的核心焦虑是生存与奴役，王小波的核心焦虑是存在与自由；在揭示权力罪孽时，后者的叙述本身或多或少都烙印着‘权力巨兽’的精神创伤与思维同构性，而王小波的叙述则隐含了与权力系统迥然相悖的精神路径与价值源泉——以独立运用个人理性和创造力，追寻存在的真实和自由。”（P234）

“恐怖巨兽”和“滑稽怪物”仅八字却已将该问题说透。这不禁让觉得李静的文字真是精准，有种刺开迷雾直取本质却又不刚硬的直觉式概括能力。再翻看她的其他文章，这种精准俯拾即是：比如她说《色·戒》“是一部表现‘人’被‘绝对国家’所挟持的悲剧。”（P149）；讲李娟“写人，不靠世故，靠情热。写动物、植物、天地，不靠知识，靠心——最终牵挂的还是人。”（P227）；而她的《中国文学2012：长钙的一年》集中显现其近景式概括能力之余，还让人惊羡其远景式的对比总结能力，比如文中评价路内、曹寇、阿丁、阿乙四人的共同特征：“从底部看世界的‘恶意’视角，生猛冷冽的叙事态度，书面叙事语与粗野口语、网络用语的喜剧性交融。”（P250）

不过，李静的文字绝不仅流于工匠卓越技巧的精炼与炫目，不然也无需提及她点到我的第二处了——“对于王小波留下的精神遗产，我终于知道了要把它分为两个部分：王小波心肠和王小波智慧。没有前者，绝无可能产生后者，……在智力相当的情况下，正是这最朴素的心肠，划出了不朽与速朽的分界。也正是这素朴之物，最无法取巧和作假，它一旦与心智的运动相结合，便会使人的创造力迸发出震撼灵魂的光芒。……他还暗示我：社会的健全与进步，只能诉诸每个公民自身的努力与觉醒，若寄望于‘王者师’，则一切必会归于虚妄。”（P39、40、41）

坦诚而言，于此我已嗅及信仰相关的气息。在我看来，每个公民的努力与觉醒，涉及到自我的内在建构，而个人的内在建构将最终指向信仰。此外，这种最终指向是确定的，不会因为通向信仰的道路是哲学、艺术或是其他而发生改变。

在《必须冒犯观众》中，我感受到了李静于文学批评的理解及实践背后的信仰的力量。概括来说，这份信仰已在文中具化为两种姿态：一是坚守，二是超脱。前者表现于对个人价值、意义和自由的追求上，后者则体现在彼岸世界、至高神灵的视角中。

至于对文学批评的理解，李静除了常借用乔治·斯坦纳的一句话外：“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偶尔也自述道：“我愿意强调一句貌似武断的话：意义和自由乃是衡量一切精神创造的价值标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尤为如此。”（P210） 正是这份对个人价值、意义与自由的追求，使得李静无论何时都不会采用“物化”的视角看待作家和作品。她直言自己想避免规范化的语言方式，不认同“学院派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学术化、规范化、反个人化的评论，大量分发刚性术语，运用客体化‘我—它’言说方式。”（P217）因为她觉得“批评与作品之间，则一定是‘我—你’关系，即两个主体间的关系。”（P217） 此外，李静还坚信“批评者的态度是一个恒在的态度，有人格在里头，它就不会褪色。”（P218）并且“任何人都很难反观自己。所以，一篇评论的价值，并不实现于评论对象，而是实现在利害无关的第三方——也许他是创作的同行，也许只是热爱阅读的人，它给他们带去思维的启示。”

这份对个人价值、意义和自由的追求，具体到文学中去，即表现为李静对于文学艺术性、独立性的坚守。比如在《文学与底层》中，她甚至负气般地反问道：“‘社会属性’如果能取代文学的艺术属性，那么文学自身的存在理由又在哪里呢？如果单单要描绘底层的苦难，那么新闻报道就可以了；如果要为底层争取公平与正义，那么参与政治斗争就是了；如果要研究社会主义中国何以会有底层存在、他们如何存在、又将如何演化，那么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不就成了吗？如果把以上的功用诉求完全加诸文学，那么除了让文学越来越远离‘文学性’，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结果吗？”（P109）在此般理念的观照下，李静的文章，恰似阵阵清劲之风，吹开了文学批评之潭上规整死板庙堂文与浮躁戾气江湖文的沉沉绿障。

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李静的眼光往往是“俯视”的，换言之，她始终会试着用彼岸世界、至高神灵的超脱视角来理解这一切。面对中国当代小说写作存在的问题这样宏大的问题面前，李静直言不讳：“最重要的问题，是‘精神本体’的缺失。……作家们往往只是从世相的角度，从世俗秩序的立场来寻找题材和手法，和现实生活太同步了，缺少一个彼岸性的观照角度，一种陌生化的眼光，来叙述‘凡常’的生活。”（P214）

在作品中，这种超脱的视角也时常可见。既有“中国当代文学总是以‘风潮’的形式演进自己的历史，作家们极少能有置身局外者。”（P108）类的隐约，也有“易卜生看见了shangdi和人，当代作家眼里只有人”（P184）式的直白。此外，当李静尝试用超脱视角去审视张爱玲或鲁迅之类的名家时，往往也生发出深刻且令人动容的观点来。她写张爱玲“还是一个异类但地道的中国人，她走到了中国虚无文化的尽头，那里既无家国祖先的慰藉，又无shangdi与人性的拯救，她是因文化性格和身世际遇而丧失天真、无处安放的孤独游魂。”（P149）她看鲁迅“为地上的天国而舍我——他太爱那些无依的灵魂，放不下弱者的眼泪，他希望自己加入的战斗能给他们现世的超度和安慰。……但先生的经验和理性还未认识到：凡以‘地上之国’之名建造的，莫不是人间地狱；崇高的牺牲者托举起来的不是众生的自由，而是‘人神’的僭越。”（P261）

其实，“崇高的牺牲者托举起来的不是众生的自由，而是‘人神’的僭越”这句话中，已经暗示了“坚守”和“超脱”之于李静的关系了——对于李静来说，正是对个人价值、意义以及自由的至上追求和坚守，才使得她亲自来到shen的面前（1、观照本书多处行文，以及李静多次引用《圣经》的情况，我在此直接用shen来表述至高神灵、绝对永恒真理的存在2.、超脱视角是信仰的体现，故之后多从信仰角度讨论），认识shen，认识那一切智慧的开端，认识真正的善、真正的爱以及真正的自由。

“人不能被强制从善。人只有经过自己的自由选择，才能走向真实的善。……但自由因此有一个悖论：自由地选择恶，必然会导致取消自由本身；只有自由地选择了善，自由才可能真正存在。因此自由可能因为自身的特性而吞噬自己。但即便如此，人类也唯有通过这种极其危险的方式获得自由。而自由地选择了善和爱，就意味着承担一切自由的责任和苦难，这责任与苦难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yesu形象获得隐喻。黑暗中找到的光明，才是真正的天堂。”（P161）从这段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李静是如何追寻自由直至路的尽头，而柳暗花明，终在信仰里柔软却坚韧地栖息下来。

个人价值、意义及自由和信仰的具体到文艺上，李静曾大段引用英格玛·伯格曼的自白代己发声：“我认为一旦艺术和信仰分离，它就失去了根本的创造动力。……在从前，艺术家把作品奉献给shen的光辉，自己却默默无闻。……在这样的世界里充溢着坚定的信念和自然的谦卑。今天，个人已经成为艺术创造的最高形式和最大毒害。自我受到的最微小的创伤或痛苦，也会被放在显微镜下仔细琢磨，好像它的重要性是永恒的。艺术家视自己的主观、孤独和个性为神圣。于是我们最后都聚集到一个牢笼里，站在一起为自己的孤独哀鸣，既不互相倾听，也意识不到我们正在相互窒息。”（P181）

也正是信仰的力量，使得李静在分析“当下知识分子在制度干预的道路上一旦遭遇挫折，就会对中国现实的改进感到完全无能为力”的问题中，直取要害“这是‘知识功利主义’的必然结果：既不相信个人的精神存在、精神建设之意义，又无力改变国人的物质存在状况，于是知识者只能陷入思维和行动的虚无与停滞之中。……而中国若果真会有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姑且这么叫吧），则应当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成长与精神健身运动，在此一过程中，他们与公众分享精神成长的经验，并共同走向成熟。”（P127）

信仰支撑了个人的内在建构，它会给你一些坚定如柱的根基，让你在欲望恣睢的世界里，有干净自守之地栖身；也能让你在喧闹漠然的世界里，不至怯懦勇敢发声。而李静的《必须冒犯观众》恰是此话生动而又贴切的注脚。

当然，如果你要反问李静自己是否也是需要成长和精神健身的一员的话，我想或许她会以这样一个故事作为回应：《伦敦时报》（London Times）邀请了一些作家以“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为题撰写文章，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的答案是：“编辑先生：在我。” （注：切斯特顿（1874-1936） 20世纪杰出的作家。他视野广阔，思想深邃，笔调诙谐，对C.S.路易斯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最著名的著作有《异教徒》、《回到正统》、《永恒的人》等）

最后不可避免要交代一下书名，其实作为一本文集，《必须冒犯观众》对理解内容是没有实质性帮助的，不过却是打开本书精气神的一把钥匙，连同封面的一个哭面具和笑面具，共同萦绕出读者触及本书的第一丝气息。而当你合上书后，再次触目于二者，不禁会心一笑——是的，必须冒犯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