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读后感精选

《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是一本由钱林保 / 高芳仪 / 《世纪》杂志社编著作，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5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读后感(一)：爱情还是老的好

复古的浪漫情怀，旧时的纯美爱恋。经过时间的洗礼，慢慢升华成永恒。#爱情还是老的好#爱情值得被相信，付出，就有美好的可能；得到回应，好好珍惜，这份互动便能升华成闪耀的回忆，相伴到永远，在彼此生命的年轮里刻下圆满。

《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读后感(二)：战地情书—— “当两个人一见钟情的时候，一场悲剧的因子已经种下了”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爱情故事——相识、相知、相恋、相守——通过书信，互诉衷肠与理想。然而放在1944年，放在抗日的战场，这个故事又有了另一种含义。

他——钱林保，一个中国远征军的翻译官，随军从桂林到缅甸，转战各地。

她——高芳仪，一个辍学女大学生，为理想从上海经浙赣湘抵桂，亲身支持抗战。

在桂林相遇，错过却又重逢，似中国版的“傲慢与偏见”，却最终成为“乱世佳人”，将悲剧变成喜剧。

他说：”还好，我们并没有一见钟情，反之却因各人的刚硬而分散，到后来才慢慢渐进的，希望我们能永远保持这个温度，也不要叫它达到沸点。“

他说：”在目前，你在重庆，我在印度，也不知几时相见，也许两个月后我调到缅北去，从密芝那向曼德勒推进，那时只要橄榄核一样大的一颗铅粒或是一条半吋长的铁片，就可以了结一切。那时你也可以把我忘了，再也不必纪念我。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不是故作惊人之笔。但是，如果我不死，我能够生还祖国，那时第一个要找寻的是你。“

她说：”我一连的给了你三四封信，大约在一个时候都能读到，这数封信我告诉了你我将要冒险到昆明去，其原因一半是为了你，希望在昆明迎接你归来，我们在昆明相见。一半为的是在重庆已失业，同样流浪，同样要寻工作度生活，那末能到昆明去找寻工作，能到一新地方去见识一下，不是很好吗？“

她说：”我的身心是已经全都给了你，这是爱你的缘故，虽然表面口头上时常很硬心，说不很想和你结婚。因为有时想想你没有什么好，可是心底里实在已经不能再离开你了，否则我会孤独寂寞的。请你好好地培养她给你的身心，使她永远快乐满足。

“

这份爱，经过战争的洗礼，越发地动人。一年的通信，让两颗真挚的心擦出火花，更让平凡的你我相信爱情。在生离死别的岁月里，真正的爱情发出的夺目的光。

《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读后感(三)：远征军的爱情“两地书”

钱天华先生是我尊敬的长者，也是忘年之交。前不久，他送我一本《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读后令我双重惊叹。第一重惊叹，我没有想到此书的作者之一、钱先生的父亲钱林保曾是中国远征军的军官，而远征军的历史为我多年来所关注料；去年5月，我还特意沿着当年中国滇西远征军反攻的路线，前往云南的芒市、龙陵、松山、腾冲走了一遍，感触和收获良多，因此，阅读此书让我对他的父亲油然而生敬意。第二重惊叹，此书收录了1944年到1945年间，钱林保先生与当时的恋人（即后来的妻子）高芳仪的往来书信130多封，彼时，钱林保加入了远在印度的中国远征军（又称中国驻印军），担任翻译官，高芳仪则在国内的重庆、昆明等地辗转谋生，关山阻隔，相距万里，两人却通过鸿雁传书，交流思想与感情，用钱天华先生的话来说，父亲“为祖国而征尘万里，诉衷情而鸿书百封”，两颗年轻的心由相识而相知、相恋，最终喜结连理，谱写了一曲战乱年代纯真的爱情乐章。新中国建立后，钱林保将这些书信精心抄录，编为“素心集”。虽然夫妇俩后来经历了反右、的重重磨难，所幸劫后余生，“素心集”竟然完好无损，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才有了钱天华先生在《世纪》杂志主编沈飞德先生的帮助下，将其编辑成《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以下简称《爱情书简》）一书出版，让世人得以体味这曲战时爱情之歌的真挚动人与丰富的内涵。

《爱情书简》清晰地展现了两个年轻人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追求爱情、息息相通的心路历程。钱林保与高芳仪渐渐熟悉后，在信里引用了好莱坞电影中的一句英文台词“Every soldier is fighting for three things：fighting for a better world，fighting for himself，and fighting for a pretty girl”，进而吐露了自己的心声：“第一我为了未来的新中国而战，第二我为自己的前途作战，第三为了什么，我想你一定也明白了吧。”读之令人动容。然而，他明白自己随时有战死沙场的可能，因此又理智地劝告恋人一旦如此，便把自己忘掉，但是，假如能够生还祖国，“那时第一个要寻找的是你”。对感情的矢志不渝跃然纸上。而高芳仪对钱林保的态度则经历了从冷淡到热情的过程。桂林相识时，她对钱林保的印象平平，他加入远征军主动与高芳仪通信之后，随着了解的深入，她逐渐喜欢上了这个正直、坦诚而又聪明的青年，于是在信中向他表白：“起初我是被爱，现在我们是相爱着了。”从此牵挂他的安危与行踪，情感日益浓郁，“将我的心灵随着带着跑，跟随着你左右去游历”。“请你好好好地培养她给你的身心，使她永远快乐满足”。

这本书信集是钱林保、高芳仪耕耘爱情的见证。然而，他们不但有卿卿我我、浓情蜜意，更有共同的理想志趣将彼此联系在一起。钱林保家贫初三便辍学，当过烟杂店的学徒，教会的杂役，但他好学上进，喜欢文学，热爱艺术，即便在军旅之中，也憧憬着“将来中国的客观条件能够好一点的话，我还是愿意在文化事业方面争取我的前途。”我们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在部队里积极参加业余话剧的排演活动，把自己画的异域风情的速写寄给恋人；他会写旧体诗，很有见识地称赞现代作家中鲁迅与郁达夫的旧体诗写得很好，并且教高芳仪如何欣赏古典诗词；还把自己喜欢的歌曲抄寄给她，与她一起欣赏。高芳仪则在信中告诉他自己喜欢邹韬奋先生的作品，读过许多小说，说自己听了舒伯特的《圣母颂》、《小夜曲》后会感动得流泪，在重庆乡下做家庭教师傍晚在田野散步时喜欢唱歌，给自己单调的生活增添些许乐趣。时下喜欢议论民国范儿，这本书信集中一对恋人所体现出的良好的文化修养，不正是平民青年知识分子的民国范儿吗？

钱林保较早踏上了社会，经历了不少挫折，因此，他的思想相对成熟又不失进取之心。他认识到现实的社会不是理想的社会，当初的理想消磨了大半，但同时表示“所谓不屈不饶，至死不渝，也就是所谓浩然之气，大无畏的精神，是值得保存而且要加以培养的”。他怀有一腔炽热的报国之心，发愿“几时，能让我一个人驾驶一辆坦克车去压平三岛呢？”盼望着早日打回祖国，“并不是单纯为我在自己，也为了祖国，缅甸滇路早些通，重兵器就可以运到中国，也就可以打击敌人，收复失地，我们也有用武之地了”。另一方面，他对政府的腐败、现实的黑暗，又以批判的眼光清醒地看待。当高芳仪来信流露了想参加远征军的想法，他立即回信提醒她印缅并无女兵，如果参加国内的教导团，很可能会沦为官老爷们的玩物，所以“千万别存这个念头”。而两人在信中交流的昆明物价飞涨，百姓生活困顿，印缅路通车后，一些人利用运输大发国难财的情况，则是抗战后期“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背后——中国社会相当程度上的真实写照。

钱林保喜欢鲁迅的《两地书》、徐志摩的《爱眉小札》，他与爱妻的这本《爱情书简》又何尝不是一本“战时两地书”？其中有清风明月般的爱情心语，也留下了那个年代青年精神风貌的剪影，还可以让我们多少一窥抗战年月的风云变化。

《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读后感(四)：那年的情书

（这是我最近在某报实习写的报道但最后因故未能上版……就放豆瓣里留念了~）

66岁的钱天华至今还记得九岁时常常目睹的那一幕画面：父亲钱林保每晚在灯光下誊抄一大叠信件——远征印缅战场时与母亲高芳仪于1944—1945年间通信的一百三十多封“战地情书”。“半透明的粉红色道林纸下垫着划有小方格的衬纸，用钢笔工整抄录；时而停笔沉思，时而回想起当年情景与母亲交谈，相视一笑。”那时的钱天华对那一张张被父母无限珍惜的信笺，及信纸上偶尔印有的军队标志充满好奇，而父亲并不多加解释，忙于伏案抄写。历时两年誊写完的书信被钱林保整理成册，取名《素心集》。

半个多世纪后，钱天华将这本历经岁月沧桑的手抄书信集，以《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为书名委托《世纪》杂志社编辑，并由上海书店出版社近期出版，至此这个生长在抗战烽火中的爱情故事才得以为世人所知晓。9月7日，在上海图书馆主办的讲座上，作为这本书信集最早的读者，钱天华向观众展示了父母当年的书信原件，并感慨自己仿佛“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手上的余温，闻到笔端的墨香”。

烽火信笺上的琴瑟和鸣

“在目前，你在重庆，我在印度，也不知几时相见，也许两个月后我调到缅北去，从密芝那向曼德勒推进，那时只要橄榄核一样大的一颗铅粒或是一条半英寸长的铁片，就可以了结一切。那时你也可以把我忘了，再也不必纪念我。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不是故作惊人之笔。但是，如果我不死，我能够生还祖国，那时第一个要找寻的是你。”

——摘自1944年10月31日钱林保写给高芳仪的信

钱林保，又名钱礼，1917年出生于上海嘉定南翔，自幼家境贫寒，初三辍学进烟杂店当学徒，后入挪威海员教会做杂役。1938年春赴香港挪威海员教会工作，他勤奋好学，喜爱文学、艺术，期间曾追随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等大画家学美术，擅长漫画。1944年春，钱林保考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南干训团担任翻译官，在桂林经友人介绍结识了自上海奔赴重庆投亲的女大学生高芳仪。与钱林保命运相似，1922年出生于广东汕头的高芳仪自幼失去双亲，襁褓中就被杭州望族高家收养为二女儿。1938年，高芳仪到上海法租界新本女中就读，1943年秋考入沪江大学商学院，为避战祸，这年冬天她辍学奔赴内地，与同学经浙赣湘一路抵桂。

初次相识，两个年轻人并没有擦出爱的火花。1944年6月，日军攻陷长沙后沿湘桂线南下，桂林一时慌乱。沿黔桂线逃难的高芳仪与随军西撤的钱林保在六甲小站偶然相遇，难中重逢让颠沛流离中的两人渐生好感。再次离别后钱林保随军至昆明，7月14日他给去重庆投亲的高芳仪寄去一封问候的短信，没想到居然收到了回信。高芳仪在之后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钱林保的第一封信只有寥寥几句话，但这些书写在古色古香信笺上的清秀毛笔字给她留下一种“深静”的好感。情弦一旦拨动，两个年轻人之间的书信就再也无法中断，即便远在印度、缅甸，也难阻鸿雁传书。

1944年秋，钱林保编入中国驻印军装甲部队战车营保养连任翻译官，远征印缅。他在高芳仪书信里的称呼也变为“万里之外的游子”、“在异国的游子”。这位天性乐观、幽默、积极的“游子”时常向朝思暮想的高芳仪介绍自己在异域的所见所闻：天气、饮食、服饰、歌舞……但字里行间也时常难掩对残酷战争与飘渺命运的慨叹。这位远征军翻译官当时处于朝不保夕的险境，“只要橄榄核一样大的一颗铅粒或是一条半英寸长的铁片，就可以了结一切。”即便如此，当恋人高芳仪为他的生死格外忧虑时，钱林保仍以豁达之言劝慰她，“经过几次‘火的洗礼’，我对死看得太平凡了。”

抗日名将、缅甸仁安羌大捷作战指挥官刘放吾将军之子、现居洛杉矶的刘伟民在讲座上说，最终能穿越战争烽火与高芳仪结为连理的钱林保无疑是远征军将士中的幸运儿。在印缅战场上，仅刘放吾领导的113团在仁安羌大捷中就有202名将士捐躯沙场，客死他乡。

钱林保与高芳仪相逢于战乱之中，他们的爱情并非才子佳人一见钟情那样的传奇，而是在时间流逝中静水流深日久生情的彼此取暖。两个萍水相逢的普通人，因为共通的精神底色、坎坷命途与生活态度，仅凭手中纸笔在14个多月中渐渐发掘与加固彼此之间的信任与温情。如钱林保信中所写，他们两人最初的邂逅并未迅速达到爱情沸点，“我们并没有一见钟情，反之却因各人的刚硬而分散，到后来才慢慢渐进的。”1944年12月1日，钱林保在致高芳仪的信中写道：“虽然我们相见的日子太少，但在通信中互相道故、互相同情、互相安慰，这是我们感情增加的主要原素。至于寄雅歌以寓意，藉诗画而传情，又是另一个要好的成因。”

在两人130多封往来书信中，除了交换彼此生活境况、表达牵挂、思慕之情的文字之外，还提及若干画作、诗歌、戏剧、电影、歌谱、书刊等，从《西青散记》、《鬼恋》、《人与超人》、《联合画报》、《音乐世界》到Forever and a day（电影《一世与一天》）、New Wine（电影《葡萄春满》），两人在书信中谈古说今，其话题跨越文学、美术、音乐、电影、戏剧等领域。钱天华说，他决定将父母亲的《素心集》公开出版的原因之一是当今社会书信越来越少，人际之间的情感表达越来越肤浅，网络上居然还出现情书范本，“情书被糟蹋得不像话”。当这册爱情书简面世后，几乎每一个翻阅过的读者都会为钱、高两人的文笔、国学素养和生活情趣所折服，有人甚至将这本书信集誉为“民国文艺青年的《两地书》和《爱眉小札》”。

《素心集》伴素心人

弥漫着文艺浪漫气息与家国历史悲情的“战地情书”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23日画上句号。9月26日，自印度返回昆明的钱林保与高芳仪久别重逢，这对烽火情侣于圣诞节在香港道风山的基督教堂举行了婚礼，婚后双双回到上海。

1955年前后，钱林保履行曾经在信中对爱人许下的诺言，将两人在1944年7月至1945年9月这段时期内的130多封往返书信整理、誊抄，并装订成一本深红褐色硬封面、烫有银白色“素心集”三个字的书信集，这就是《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的前身。

据钱天华介绍，这本标志着战乱年代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素心集》，在父母亲的晚年甚至他自己的生活里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1958年春夏之交，被打成右派的钱林保下放到上海远郊嘉定外冈农场，高芳仪也从教师身份变为勤杂工。家庭骤变中，为了寻求在坎坷中继续生活的动力，钱天华开始阅读父母亲的《素心集》，“才完整地了解到他们的身世、经历、思想、情趣、心路历程和价值观、道德观”。

十年动荡，《素心集》难逃厄运。钱天华回忆，有人说此书曾在某单位“反四旧成果展”上展出，好奇、翻阅者不少，为防止造成不良影响，没几天就收掉了，多亏当时某统战系统干部的看重，《素心集》才完好无损。1995年圣诞节，两位老人结婚50周年，当时钱林保第一次轻微中风后刚恢复不久，他用金色纸剪了一个“爱”字贴在一个“红心”上，压在方桌的玻璃板下，以纪念这桩跨越半个世纪的婚姻。1997年钱林保辞世后，高芳仪孤身枯坐时常常翻阅《素心集》，有时也会惊讶自己年轻时竟然写了这么多动人的书信。母亲睹信思人时油然而生的这种“历史感”，也是钱天华将书信集整理出版的原因之一。

钱天华在讲座上说，父母书信的内容大部分都可视作珍贵史料，并非“鸡毛蒜皮”的琐事，而是两个平凡人在一段不平凡的岁月中真实而真诚的对话。此前出版的书信集大多为上流社会或者文化名人的书信集，比如沈从文与张兆和的《从文家书》、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眉小札》等，而这本书信集却记录了两个普通人在20世纪中国这场最漫长的抗日战争中的悲欢离合，以大时代中的小故事，为平凡人被消音的历史挽回了尊严。钱天华希望《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能够补充、完善并反映历史上中国远征军的真实情况，并能对反映和重塑书信文化、中国军人文化（尤其国民党军人文化）以及海派文化起到一定作用”。《世纪》杂志主编沈飞德认为，钱林保记录的这段军旅生活，为远征军历史提供了许多翔实的史料；而高芳仪信中记述的大后方重庆和昆明的日常生活和各种见闻，以及她作为家庭教师所目睹的抗日名将高吉人将军的家庭情况，也为抗战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面对这本属于父母年轻时的爱情记忆，钱天华说自己的原则是“不点评父母的处世为人， 只谈自己对书信的感受、感情和看法”。他对父母唯一作过的评价是：“他们晚年延续青年时代的操守，一生表里如一。”

《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读后感(五)：《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 七旬老人写给读者书店的一封信 | 读者故事

读者书店，和你有故事的书店。

现在，我们找寻与《读者》有故事的你。

前段时间，有位慈祥的老人在朋友的推介下带着五岁的孙女来到读者书店，爷孙俩从入口处“卷首语”铁艺字开始，到书店里的迷你“敦煌莫高窟”，再到《读者》杂志桥……都如数家珍般仔细看了个遍。爷爷耐心地给小孙女讲解着书店里的一切，温馨的背影给店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老人在店里与书店君聊了一阵子，临走互相留了联系方式。本以为故事就这么结束，没想到过了没多久，书店君竟收到老人写给书店的一篇文章《"卷首语”的玄机——虚实于形，贵在内化于心》。

十分感动，实在惊喜。于是我们又联系上这位老先生，做了简单访问，汇集成今天的“读者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钱天华。

出差路上的《读者》杂志

钱老1946年出生于上海，退休前在机关工作。

八九十年代，上海的交通并不发达，没有地铁，多为长途汽车，而他的工作又时常需要到郊县企业考察，比如早上8点从徐家汇出发，通常11点才能到莘庄，下午5点又再坐车返回市区，路途上就得耗费近6个小时。

那路上的空闲时间如何利用起来？钱老选择了看书。而下一个难题又横亘眼前，路上适合看什么书呢，专业性过强的书籍不想看，轻松娱乐的书籍没有营养。正好这时，《读者》杂志浮现在钱老脑海中——它选取的文章博采中外、荟萃精华，篇幅短小，风格贴合大众，是碎片时间的最佳读物啊！

就这样，《读者》成了钱老忠实的“出差伴侣”，一篇篇精彩又富含哲思的文章，充实了他漫长的路途时间。

八十年代的上海公共汽车

1995年，钱老换了工作单位。刚去人事部门报到时，他内心还有点紧张，但当他看到一位女同志正在看《读者》时，他一下子便觉得亲切起来，对新单位的印象也好了许多。

钱老说：“你每天吃一个鸡蛋，你说不出来有什么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你就身强力壮。而《读者》就像这样，沉淀下来进入你的骨血里。”

《读者》是家传的“小马宝莉”

钱老虽然学的是机械专业，但却兴趣爱好广泛，偏爱文艺。从钱老写给书店的文章也可看出，他的字里行间带着古拙之风。

钱老说这方面主要受父母亲影响深远，父亲钱林保，好学上进、喜欢文学、热爱艺术，原是中国远征军翻译官，随军远征印缅期间，与母亲高芳仪互传信件，1944年至1945年14个月期间，130多封书信往来，记录了那段“家书抵万金”的峥嵘岁月。其父晚年期间将书信重新誊写，汇集成册并取名为《素心集》，后汇编成书《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出版，并拍成微电影《烽火情书》。

《一个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爱情书简》书籍封面

钱老年少时每每浏览《素心集》，都感受到父母亲浓厚而深沉的爱，也看到父母亲对文化、历史、音乐等方面的交流与见解，潜移默化下，钱老的心里便埋下了文学的种子。

《烽火情书》微电影截图

《读者》1981年创刊，钱老的儿子1982年出生，此后，他便更关注能滋养心灵的优秀读物。当他儿子10岁、开始接受思想启迪时，《读者》便成为了他儿子形影不离的课外读物，从小学都到初中，从初中读到高中，在《读者》的陪伴下，他儿子的语文、作文能力都非常优异。

时光流转到现在，对于小孙女来说，“小马宝莉”是她童年的最爱，而对于她爸爸来说，《读者》杂志就是他的“小马宝莉”。钱老说，等到小孙女长大之后，依然会让小孙女看《读者》。因为《读者》对他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本杂志，更是家人之间的精神纽带。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钱老写给书店的文章——

"卷首语”的玄机——虚实于形，贵在内化于心

文/钱天华

沪上“读者”书店，选址、落位于南京东路闹市周边。因其诞生于纸质化媒体式微的年代，以维系和振兴品牌为宗旨，则以匠心独具的创意和令人怀想的物件，展现于观者眼底。敦煌洞窟的缩微景观引人遐思；1981年以来一本本厚实的《读者》铺就了道路；介于其间的书架和座位，让图书和读者都有安身和对话之处。书店后部，配置了可用作舞台、论坛的空间。如此虚实相依的安排和格局，使其别开生面。

久闻友人推介，是日，携带将满五岁的小孙女前去领略一番。进得书店后，不及“开卷”，就径直通往“敦煌洞窟幽处”驻足察看，继而静坐良久，感受徜徉于书丛中的来自大西北的《读者》的灵魂。走到“洞”外，本本《读者》与我对视。回想从“文化荒漠”时期一直到今朝满园春色之时，《读者》伴随着几代人，走过的不寻常的岁月。《读者》在当代中华文明史上特殊的功绩，不言而喻！

忽然，想到在进门之时，似乎看到门口有幅版面介绍，料想是与书店的历史有关吧？照例，新书开卷，必先读序。新店开张，也应先阅“开场白”。于是便返回到店门口，举目细看，只见一版白底黑字的“蝌蚪文”犹然在目。辨识多时，甲骨文？东巴文？不得其解。无奈小孙女不停发问，我只得自作聪明地告诉她，“这是古代的人刻在……”正在此时,大概书店服务人员听到了，热情地迎上前来告诉我：“这不是文字，而只是一种象征；每个灵动的符号意味着某本《读者》的"卷首语"；没有具体哪一本的指向，完全凭读者自己对各期《读者》的卷首语的理解和思考，来选择其认知中的佼佼者的灵性表达。”

闻此言思衬,这一个个任性的小精灵,几乎可以覆盖了所有读者的内心。《读者》的成就，就在于数以千万计的几代中国人的内心都经它的雨露滋润，美好的精神食粮已内化于心。而今后品牌的持续发展，也全仗于品牌再以新的方式和内容让读者内化于心。老者期盼！

今天书店君想借这篇文章，

感恩像钱老这样的忠实读者。

因为有您们的支持，

《读者》、读者书店才得以成长至今。

谢谢您！

编辑 /ludan 、郑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