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读后感大全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一本由[加拿大] 文森特·莫斯可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18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传播政治经济学》读后感(一)：以为会懂读起来很难

政治经济学算是我们最早接触的学派了，为毛这本书读起来却这么难，犯困。顺便问哈，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哪些人在主攻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受众商品论？擦，到底要敲多少字才不算“评论太短了”才会让我发出去？！！！要不要我把这本书全敲下来？？？？

《传播政治经济学》读后感(二)：《传播政治经济学》梳理（二）：空间化

（二）空间化

空间化即克服社会生活中的空间和时间限制的过程，由亨利·列斐伏尔提出。

空间化的研究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其一，传播在空间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空间化对传媒业的发展尤为重要。

传播政治经济学有关空间化的研究主要关注传媒业中企业权力的制度性的延伸（institutional extension）。特别是企业集中（corporate concentration）的不同形式，或企业加强自身组织管理以控制市场的不同方式。

1.企业集中

企业集中的形式主要有横向集中和纵向集中

（1）横向集中（horizontal concentration）

第一种横向集中指的是一家媒体公司收购另一家媒体公司的股份，而这两家媒体公司同属于传媒业，但业务并不直接相关，也即跨媒介集中（cross-media concentration）。

第二种横向集中指的是媒体公司收购非媒体公司，或非媒体公司收购媒体公司。

（2）纵向集中（vertical integration）

纵向集中指的是在相同的行业内、相同的产品线上的企业集中。它可以使得一家企业能够控制整个生产过程。时代-华纳收购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美国广播公司（ABC）收购娱乐体育节目网是纵向集中的典型案例。

企业集中的目的在于控制不确定性因素，使公司尽可能的避免外部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并使公司从内部竞争中获益。

2.传播与企业集中

首先，在企业集中的过程中，快速有效的传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在传媒业中，企业集中“像大众传媒一样历史悠久”，并且在最近十几年快速扩展，出现了许多大型跨国传媒集团。

3.所有权与企业集中

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于企业集中的不同形式的研究主要关注所有权的集中，并且主要通过分析企业控制的市场份额、不同频道中媒体内容的多样性、企业董事会的人员组成、企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或销售协定等，分析所有权的集中度。

4.国家

国家在企业和产业的结构变化中扮演了“建构性的角色”。减少国家规制并不意味着结束规制，而是意味着扩展市场规制。因此解除规制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国家的建构活动。

国家的建构活动主要包括：商业化、自由化、私有化、国际化

（1）商业化

商业化即国家的调节规范形式舍弃了公共服务、公共利益，以及普适、平等等公共价值，转而采用市场价值，建立市场规范。

（2）自由化

自由化即通过一系列国家干预手段，增加市场中的参与者的数量。

（3）私有化

私有化即国家干预售卖国有企业。

（4）国际化

国际化即国家像公司一样创造自己的团队协定或战略联盟，比如关税贸易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5.全球化

全球化的二律背反

《传播政治经济学》读后感(三)：边缘的革命何以可能

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探索是从对现实的追问中展开的：在媒介分化、思想多元的环境下，执政党为何还要强调“党性原则”？通过社交平台获得成功的“草根”网红，是社会流动性提高的结果，还是阶级固化的另一种表征？既然新媒体是赋权性和平民性的，为何还会产生数字鸿沟？……

从空间坐标来看，转型期的中国充满了矛盾与抗争；从时间坐标来看，数字经济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与挑战。变动中的政治经济秩序，呼唤着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回应。

站在十字路口的传播学，从发展之初就不断地从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中汲取营养。对来自政治经济学挑战的回应，催生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都鲜少进入主流的视野。这一学科所遭受的质疑和批判，很多都集中在其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作为第一本从哲学角度总结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其深厚的理论基础与跨学科研究视野，图绘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谱系，拓宽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展现出这一“边缘”研究取向的蓬勃生气。

一、内容概览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是建立更加民主的传播秩序，和更加民主的人类社会。莫斯可所论述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实践？基于这一问题，全书可结构为四部分：理论基础，历史继承，核心观点和反思批判四部分。

第二章和第三章，莫斯可以“界定+解释”的方法，介绍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及特征；并以对古典范式的批判为出发点，介绍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流派；第四章聚焦传播的概念及其他社会和知识因素；第五章和第六章回顾了北美、欧洲及发展中国家的早期研究，以及当代传播学发展的新趋势；第七章至第九章绘制了指导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具体理论；第十章通过考察与相邻学科的区别与联系，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自身进行反思与批判。

莫斯可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分析理论，将其定义为“社会关系的研究，尤其是权力关系的研究，各种权力关系彼此建构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第2页）” 作为政治经济学在传播学领域的延伸，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传播背后的权力角色，即媒介与资本和权力之间的互动。

莫斯可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置于历史进程与时代前沿，他所确定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可概括为：基于现实主义的、兼容并蓄的、批判的认识论，和动态发展的本体论，以结构化、商品化与空间化为出发点，以“权力关系”为核心，研究传播中的控制和存在。

二、相关研究的几个特点

传播政治经济学扎根于多元文化（第308页），理论基础的多样化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多义性与复杂性，因此也是兼容并蓄的。在各具开创性的研究之中，仍可发现几点共同的特质：

（一） 关注传播系统控制权的不平等分配，以及其与社会的财富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模式之间的关系

从社会学渊源来看，韦伯认为所有能稳定社会秩序的支配都具有合法性；涂尔干将劳资冲突看做是社会失范现象。而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由于存在着压迫与剥削，冲突才是社会的常态。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掩盖，经典传播学研究对社会制度的维护，传播政治经济学重视揭露媒介传播不平等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

学者既关注传播体系内部的不平等分配，也关注社会和全球化层面的不平等分配。如在商品化中，受众商品论关注大众媒介对受众剩余价值的剥削（第175页）；空间化中，关注全球化的等级体系（第231页）；结构化中，传播对社会阶级、种族和社会性别的形塑（第240页）。

（二） 将社会理解为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结构

传播经济学研究围绕三个核心的动态过程展开：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在这个意义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就是对于过程的研究，关注传播与社会的相互建构（第88页）。实证主义抽象出理想社会条件下单一的、可知的客观规律，研究者的任务在于发掘这个规律[]。早期传播学研究受自然科学研究影响较深，致力于探索普遍适用的理论解释，而轻视对社会变化的关怀。传播政治经济学则聚焦普世价值的解释权，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论证其阶级性。

将社会分配的不平等视为一个过程，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不平等是如何被呈现为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并进而被合法化的过程。如葛兰西的霸权研究，关注权力如何将霸权转化为常识（第269页）。

（三） 凸显批判与抗争，强调社会的实质正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对现有制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对平等和民主传播秩序的要求，促使传播政治经济学将目光投向在媒介中“失语”的被边缘化的群体。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实现了从支配到抵制，即从支配企业和精英到女性主义与劳动群体的转变（第145页）。

传播政治经济学呈现出更多关注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媒介的作用不是维持现有社会结构的稳定，或是保障表面的自由；如果个人在事实上是有差别的，为了保证每个人享有相兼容的自由，媒介就有义务提供这种可能性。对社会性别、种族、发展中国家等研究议题，莫斯可都给予了高度的关切。

（四）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否定之否定”，不断地通过自我批判接近真理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哲学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否定观，其研究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坐标和对具体社会情境的分析。作为一个以批判为研究取向的学术流派，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在发展中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第十章中，文森可通过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澄清了学科之间的分歧与联系，以及传播学的回应；并强调了跨学科与跨文化交流互动的必要。

三、结语

对社会结构的批判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长期被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然而，从传播学的历史进程来看，当中许多被主流社会所批判的理论成果，反为主流社会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宏观议题的关注，亦是对传播学闭门造车的“内卷化”趋势的有力对抗。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传播学研究对主体性的要求，也使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呼声近年来不断高涨。

“对话权和沟通权不是天赋的，如同民主，它们只能靠弱势者不懈的争取，不能靠强势者的施舍或让渡。”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社会的视角，代表着争取民主和平等抗争的努力。它致力于揭露媒介背后的控制，却绝不是消极悲观的：对未来的想象建筑在反思与批判现实问题的基础上。现实社会的不平等性与冲突性，恰恰意味着制度演进的丰富的可能性。

《传播政治经济学》读后感(四)：理解当下媒介行业及其背后结构的基础书目

文森特 • 莫斯可，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加拿大女王大学荣休教授，他研究的领域包括：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政策，以及传播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出版了多部关于传播、通信技术和社会的著作，《云端：动荡世界中的大数据》、《数字化变局：通向后互联网社会》、《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等。

自1996年出版以来，本书就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著作之一，并且在广泛吸取意见后，2009年，莫斯可再一次出版修订版，在书中更新了很多案例材料，还详细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理论积累路径，以此解析当今全球化、数字化、商业化的传播产业、传播制度和传播现象背后权力扮演的角色。

内容：

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作者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性和主要思想流派出发，阐述其对传播学研究的启发。

一、基本概念

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活中的控制（社会组织、管理自身事务的过程）与存在（人们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进行的研究。

对于传播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视野。

以政治经济学思路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就是将传播活动看作一种经济活动。他关注的是传播的生产、流通、消费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于传播活动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出的问题是要理解：信息化时代，权力在传播生产、分配和交换的过程中是如何起作用的，以便对信息时代的社会与权力变迁作出更全面的分析。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框架

1、哲学基础

传播政治经济学，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兼容并包的、建构性的和批判性的认识论基础之上。在存在论方面：它则认为社会变迁是普遍存在的，并且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也在不断变化。

基于特定的认识论和存在论，莫斯可在本书的第七到九章详细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出发点：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正是这三个本质概念构成了分析全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①商品化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化的起点。商品化：将因使用而产生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转换为，因投入市场而产生交换价值的商品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东西的使用价值转换为交换价值的过程。一方面传播过程和技术对社会商品化起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商品化过程也渗透到了传播过程与传播制度中，并且对传播这种社会实践产生了影响。

对传播商品化的考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内容商品化：企业通过制造反映资本利益、意识形态的产品控制消费者市场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数字化时代变得更容易，因为数字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企业制定更加准确、具体的商品来满足受众的喜好。

商品化的过程使得媒体产业从头到尾都被纳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并且做到这一点，主要依靠的还不是内容商品化，而是受众商品化。

受众商品化：媒介公司利用节目建构受众，广告客户付费给媒介公司来接触受众，受众再被传送给广告客户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媒介企业把受众打包卖给广告商，受众则通过购买商品创造价值。

劳动商品化：在商品化过程中，资本切割了创意、设计和实施、执行的完整链条，将这两部分能力分离；把权力从专业新闻工作者手中转移到代表着资本利益的管理阶层。他们来掌控生产流程中的技术状况和利益分配，像是一些企业，为了减少工资支出，就会用机器生产代替印刷工人，让媒体工作者承担越来越多的工作。所以说，传播产业劳工的劳动变得越来越商品化。

②空间化：事物克服社会生活中空间和时间限制的过程。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就是关注企业权力在传播产业的制度延伸，分析资本是怎样利用大众媒介和传播技术来克服地理空间上的障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媒介聚集，放眼全球可以看到，在不同领域都出现了巨型的全球企业，像是迪士尼、时代华纳、谷歌、微软这些大公司。

媒介聚集的方式包括有，横向整合和纵向集中。横向整合：是指一家媒体公司购买另一家媒体公司的主要股份，传统媒体行业购买新媒体，或是，媒体企业涉足非媒体行业。纵向集中：是指相同产业生产线上的多家公司的集中，（比如造纸厂和报刊公司的合并）集中后的公司得以控制整个生产过程。

③结构化：社会和个人分别创造彼此的过程。

换句话说，人类是结构的产物，而结构又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像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民创造了历史，却是在自己无法决定的条件下创造的。”就是对结构化的很好解释。政治经济学分析一直重视结构，特别是在商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结构。传播政治经济学则倾向于聚焦社会阶级结构，考察各类社会关系的组织过程。

结构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的权力，限制了个体，建立了社会阶级、种族、社会性别。传播政治经济学，就是考察在上述过程中，社会精英对于传播控制权的创造与再造，以及传播资源使用权的分配问题。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还考察个体又是如何使用媒介和信息技术增加自身权利、进而型塑社会结构。

三、他山之玉

上述几章的分析都集中在学科内部，在本书的第十章，莫斯可将视线投向学科的外部，考察传播政治经济学和与其相邻两个学科（文化研究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关系。

1.文化研究：

它从社会整体出发，主张文化是所有大众参与形成的，不仅仅局限在少数的特权精英。

传政经，主要研究的是，文化（作为商品化过程的产物）的生产和构成，文化研究则提醒传播政治经济学，不要停留在商品化的层面，要去关注普通人对于生活意义的追求，关注个体的主体性和自觉意识。因为普通人的需要、目标、失败与成功都是传播内容分析的实质。

2.公共选择理论：

十分重视国家，它把政府视作一个广泛社会力量的独立仲裁者，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组织有足够的力量支配社会。但是，传政经就是一直趋向于把政府看作是过度依赖于资本的角色，因此，公共选择理论就提醒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政府的积极角色。

在与上述两个学科的对话过程中，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中吸取了有益于自身发展的部分，也为那两个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启发。

不足：

学者讨论媒介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 担忧垄断的商业现实可能会侵害公共利益, 这些讨论从第一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就开始了。从传统资本主义, 到帝国主义再到信息资本主义, 从旧媒体到新媒体, 表象繁多, 结论却永远那么相似。只要用莫斯可“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这三化去结构自己的分析框架, 任何国家的传播体系都最终都可以得到相似的陈词滥调：任何市场经济国家的传播政策都一定是资本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合谋;任何非完全意义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传播政策一定是资本作恶, 政府背黑锅。到最后, 这种研究就不再是理论发现, 而是政治站队或表态, 表明研究者是愤怒的左派知识分子——理论退场的地方, 剩下的只会是彻底的意识形态。

思考：

最后，谈一谈我的感想，在智能传播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变化，像是算法的介入、创造和分发的门槛下降、企业盈利模式的改变等等，当然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像是数字劳工、技术垄断、人的异化。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所以说，无论是学习传播理论，还是思考媒介产业的发展，《传播政治经济学》都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它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媒介行业及其背后的结构具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作用。

《传播政治经济学》读后感(五)：《传播政治经济学》梳理（一）：认识论、存在论、商品化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

传播政治经济学以一种唯实的（realist）、包容的（inclusive）、建构的（constitutive）、批判的（critical）认识论为基础。

唯实即同时承认抽象概念和社会实践的实在性（real），与个殊式（idiographic approach）和律则式（nomothetic approach）相区别。

包容即反对本质主义，反对将所有的社会实践简化为单一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建构即承认因果决定论的局限性（limits of causal determination），主张把社会作为相互建构的系列过程来处理，这些过程在不同阶段彼此相互作用，相互作用的方向和影响只能在具体研究中得以理解。

批判即主张在与古典主义经济学、多元论政治科学、文化研究等其他知识体系的比较下，在与民主、公民参与、社会平等等指导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观标准的参照下，进行研究和知识生产。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本体论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本体论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approach）有所不同，更加注重研究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更加注重发展切入点（develop entry point）以描述各种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其对于社会机构（电影公司）的分析主要寓于对于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将故事转化为电影等商品）的分析之中。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三个切入点

（一）商品化

在分析商品化之前必须先定义商品。

首先，商品是一种特殊的产品（product）。亚当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产品包含两种价值，一是满足人的欲望和需求的价值，即使用价值；另一种是使产品自身可以在市场上交换的价值，即交换价值。而商品则是围绕交换过程组织生产的产品。

其次，商品，尤其是商品的大量堆积，是资本主义生产最清晰明确的再现（representation）。在此处，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现了分歧。古典政治经济学倾向于将商品的大量堆积自然化。而马克思认为，商品的大量堆积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的产物，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生产过程主宰了人，而不是人主宰了生产过程（product of“ a social formation in which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has mastery over man, instead of the opposite”）。”(Marx,1976a:175)

商品拜物教正是描述了这一社会形态，而且根据马克思对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商品不仅隐藏了一系列社会关系，隐藏了围绕价值的阶级斗争，商品还具有自己的生命和权力，并且超越了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命和权力。“因此，为了找到一种类比，我们必须遁入宗教的蒙昧王国。在那儿，人类大脑的产物（神）作为具有自己的生命的自主人物出现，既互相建立关系，又与人建立关系。商品世界同样如此。我把这个叫做拜物教——一旦劳动的产品被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它就会附在上面，因此与商品生产密不可分。”（1976a:165）

商品化（产品转化为商品）是一个将一种其价值根据其满足人的各种需求的能力来确定的产品转化为一种其价值根据市场价格来确定的产品的过程，是一个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

首先，鉴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于商品的定义，商品化的过程既是一个满足各种物质和精神需求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剥削（与反抗剥削）的过程。而剥削过程（和剥削关系）之所以能够客观化，主要是因为商品的双重蒙敝性。其一，商品将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自然化。出现人眼前的是商品，而不是围绕商品生产进行的斗争。商品被视为一个生产过程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社会斗争的社会结果；其二，商品被物化（reified），商品具有自己的生命，与个人和社会对立，并塑造个人和社会。

其次，商品化的过程不同于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客观化（objectification）的过程。商业化更加狭隘，主要指的是在受众与广告商之间建立一种社会关系。客观化则更加广泛，主要指的是人际关系“具有物的特征，因此获得了一种虚幻的客观性”的过程，商品化是客观化的具体形式之一，在商品化的过程中，获得虚幻的客观性的“物”是商品。

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传播的商品化。传播与商品化的关系中主要有两种：其一，传播的各种过程和技术促进了整体的经济的方面的普遍的商品化过程。其二，影响社会整体的商品化过程渗透到了传播的各种机构和过程，其进步和矛盾影响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传播。传播的商品化形式主要有三种：内容的商品化、受众的商品化、劳动力的商品化

1.内容的商品化

内容的商品化即信息产品转化为商品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内容的商品化的过程视为剩余价值的实现的过程（realization of surplus value）。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主要受到三种因素的影响：劳动者、消费者、资本市场。

首先，资本通过各种管理方法压榨劳动者，剥削其剩余价值。劳动者的抵制能力会影响资本的剥削程度，其抵制能力主要取决于劳动者自身组织的实力（比如新闻界行业工会的实力）和总体的社会状况（比如资本以劳动外包和新闻机器人取代劳动者的能力）。

其次，资本通过各种市场策略（比如建立垄断、打造多样化的产品线以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创造品牌认同），控制消费者市场，使资本成为“自然的”产品供应者。消费者的抵制能力也会影响资本的控制程度，其抵制能力主要取决于消费者集体行动的历史和总体的社会状况（促进还是阻碍消费者使用其他替代性的产品）。

再次，剩余价值的实现受到资本市场的影响，尤其是资本成本（cost of capital）。具体包括允许用资本代替劳动的资本成本、允许扩展商品形式的资本成本（比如从报纸扩展为全新闻付费有限电视频道（all-news pay cable channel）或网络服务的成本）。

由此可以看出，商品化的过程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劳动者、消费者、资本市场等多个主体都接入了商品化的轨道。

上述对于内容的商品化的过程的分析主要围绕直接的内容商品生产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集中关注作为一般商品的内容。但内容（信息产品）也是一种“特殊的、异常强大的”商品，它除了创造剩余价值，还形成了特殊的意识形态。对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他们的文化工业研究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另外，考虑到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殊性，其创造剩余价值的方式不限于直接的内容商品生产。它还可以“通过广告在其他商品生产部门内创造剩余价值”（Garnham）。因此，大众传播媒体作为一种广告媒介，在整体经济的商品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间接但重要的作用。而意识形态正是由此被整合进了生产过程。

在新媒体环境下，内容的商品化的过程又有所变化。

2.受众的商品化

受众的商品化即受众转化为商品的过程。

传播政治经济学有关受众的商品化的分析主要见诸于达拉斯·斯迈思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中提出的“受众商品论”，这也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最经典的理论之一。

斯迈思认为，马克思主义激进的继承者都将大众传媒业视为意识形态机器，却忽略了大众传媒业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即大众传媒业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究竟承担了何种“再生产的角色”？这一问题又可以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下被大量生产、由广告支持的商品到底是什么？”在斯迈思看来，这一商品正是受众。

斯迈思的理论将媒体、受众、广告商结合成了一个三联体（triad）。这一三联体由一系列互惠关系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化的过程，旨在“拯救媒介的唯物主义分析”。这一商品化的过程可以大体概括为广告商通过付给媒体广告费，买到了在特定时段使用特定媒体收看特定节目的受众（商品）。这一商品化的过程不再局限于“媒体-受众”，也包括了广告商以及全体资本。这一商品化的过程使得大众传媒业加入了整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并非通过创造浸透了意识形态的内容，而是通过为广告商创造受众）。

同时，这一三联体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受众劳动的过程，进而可以引申为一种特殊的受众观。受众既不是大众社会论者所谓的惰性大众（inert mass），也不是多元论者（pluralists）所谓的联合生产者（co-producers）。

资本像建构（construct）劳动者一样建构受众，同时，劳动者和受众也在一个由资本建构并掌握各种决策的结构建构着自身。对于劳动者来说，存在着从“完全服从”到“出工不出力”的不同反应。对于受众来说，他们可以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如资本所愿参与或观看、以相反的方式阐释节目、直接不看节目（attending or watching as capital would like, interpreting programming in oppositional or alternative ways, or simply not watching at all），也即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受众的三种立场，只不过这一切必须在“由资本确立的社会舞台中”（a social field whose terms of engagement are primarily set by capital）。

3.劳动的商品化

有关劳动的商品化的论述主要源自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中对于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过程的分析。布雷弗曼认为，在商品化的过程中，资本将劳动分为概念（conception）和实行（execution），或预见、想象、设计业务的能力（power to envision, imagine, and design work）和将之付诸实施的能力（power to carry it out），并将概念的权力（conceptual power）集中于管理阶层，泰罗制被广泛应用。于是，劳动过程发展的一般趋势便是最大程度地把直接生产过程的知识转由管理完成，劳动技能和操作技术转由机器和工具完成。劳动者逐渐成为无需更高技术的“非熟练”（deskilled）劳动者，成为机器的附庸，被资本以一种自如的、弹性的方式（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紧密控制着，不仅无法在体力和智力上获得解放，反而面临更加严重的异化

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那些加诸于媒体生产的制度性控制，关注随着技术水平提高而得到改进的传播方式如何增强了整个劳动过程的商品化。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看来，传媒业的确需要更高的概念思维（conceptual thought），但是对于记者、编辑等传媒业者的个人创造性的强调遮蔽了他们与其他劳动者、他们的劳动过程与一般经济中的劳动过程的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我们可以在塔奇曼、费什曼、甘斯等人的组织传播学和社会学研究中获得更加深入的理解。他们研究了管理新闻生产过程的官僚结构及其结构性压力，证明了大量的组织规划和预先处理（pre-processing）将收集、包装、分发新闻简化为了一系列作业流程。

4.内在商品化与外在商品化

（1）内在商品化

内在商品化（immanent commodification）,即商品生产自己的新商品（commodities produce their own new commodities）的过程。

政治经济学家米汉进一步发展了斯迈思“受众商品论”。他认为，“交换的不是信息，也不是受众，而是收视率”，有关受众规模、组成以及其媒体使用模式的报告构成了“媒体系统的基本商品”。A·C·尼尔森公司便是生产这种商品的典型代表。

在莫斯可看来，收视率的商品化揭示了商品化的循环本质，也即商品化的控制论性质。商品化要求使用测量程序以生产商品，使用监管技术以掌握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及时动态。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信息成为了一种新的商品，即一种商品直接从生产另一种商品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也即内在商品化。而内在商品化使整个商品化的过程的循环得以实现。

（2）外在商品化

外在商品化（externalizing commodification）即商品化的过程扩展到公共机构区域（institutional areas）的过程。

公共机构区域由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原因，在历史上被遗漏在商品化的过程之外，或者只是受到了商品化的过程的轻微影响。但是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商业化的过程逐渐入侵了那些曾经倾向于按照一种不同的社会逻辑，比如普适、平等、社会参与、公民身份等组织起来的公共空间、公共资源、公共生活。

5.商品化的替代过程

（1）私人生活中的替代过程

私人生活中的替代过程即在私人生活中培养亲密、友谊、亲情的过程。

（2）公共生活中的替代过程

公共生活中的替代过程即在公共生活中发展民主和公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