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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原西鹤选集》读后感锦集

《井原西鹤选集》读后感锦集

《井原西鹤选集》是一本由[日]井原西鹤著作,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20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井原西鹤选集》读后感(一):致富奇方煎法妙

谈到攒钱,我实感惭愧。汲汲营生至今,总是穷神相伴,与财神无缘。我爸妈常责我手指缝太疏,钱财过过手就没了。但我想了想,主要原因还是过手的钱太少了。

生活“入不敷出”,重点不是“出”的问题,收入不对等才是贫困的源头。因为生活有些花销不管怎么勒紧裤腰带都得支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大家都想着开源节流,但“开源”得靠能力吧?那么只好在“节流”方面下功夫了。

要节流?就算你痛下决心剁手,准备一副要长期艰苦度日的样子,但身边的商场、手上的电商,做微商的朋友和国外的代购朋友,不论哪一个都不会答应吧?

当今时代,真觉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物质化的消费场景中,无处躲藏,很容易就被各种套路带入状态。

《井原西鹤选集》读后感(二):折服

起初,看某宣传文字说钱译如何如何如之何,当时心想,这么薄一本书,如何又能如何到哪儿去。某傍晚开看,居然很耐读,本来以为两天能看完,竟然看了五天。主要原因是看到一定程度就呼呼睡着了,这与本书的内容和翻译无关(又不是看美女...)。

日本永代藏系列,主要写町人盛衰记,短篇基本三五页,没有催人泪下的创业史,多是夯实根基踏实劳作积攒金银,偶有一两篇也写了投机取巧。

世间胸算用系列,写各个家庭如何过年。年关这个词语渐渐从现今的作品中消失了,我想年关的苦困还是有的,只是不再给作家描述的理由。书中多篇幅描述过年的时候如何还清欠款和如何躲债。躲债这个有意思,某篇写某寺庙年关竟然只有三个香客,主持说人这么少,不如各自拿回香火回家过年吧。照理这三人应退散,结果每一个述说起来,居然都是年关苦困,听佛法不过是给躲债一个堂皇的理由。

不晓得作者文风就如此,还是译者有一番加工,我个人觉得手法在《红楼梦》之上。只不过一个短,一个长,无从比较架构。

可能要债技巧多如此,有两篇幅中重复了要债人坐在欠债人厨房前的开场白:“我看你家珍味竿上挂满了鱼鸭吃食,儿女也置办了新衣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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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6,第八行,“他又何尝不想......”,“又”字错打成了“文”字。我估计别处可能也有错字,因为有几处读不顺,但时间关系,没有回头去找。希望是估计错误。

题外话:好多友邻喜欢写日志的时候风文拟古一下,推荐学学此书,不然只会落得个不敢恭维的评价。

《井原西鹤选集》读后感(三):井原西鹤的町人世界

在日本元禄文学三杰(松尾芭蕉、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中,松尾和近松都出身武家,只有井原西鹤出身于町人(日本江户时代的工商业者)之家,正因于此,他在元禄文学“世俗化”方面走得最彻底。加藤周一说元禄文学并不是町人文学,但井原西鹤的作品却为町人文学开了一个最辉煌的头。简而言之,同为谈林派的俳谐大师,井原的写法就与松尾芭蕉大异其趣,他的句子例如“今晚地板摇不摇,浮世结亲银是敌”,“这时节睡着醒着,都望着天色”,“出云米千袋,赶紧卖掉吧”,围绕町人的日常生活打转,少了松尾的风雅,多了世俗的鲜活。其次,他成就更为卓著的小说,完全表现町人的日常生活,在日本小说史上可以说是第一个。

井原西鹤出生于大阪。如果说江户(今东京)是德川时代最大的消费城市,那么大阪就是最大的交易场所。这样的一个町人世界,自然会形成不同于武士价值的町人价值。德川封建制下的町人,大概有两件事是他们最为关切的:性的快乐和金钱的积累。井原西鹤的小说的主题,恰好与此相对应,他最著名的两类小说,一类为描写花街柳巷生活的好色小说,代表作为《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等;另一类是围绕着町人的金钱生活打转的町人小说,代表作就是这里要谈到的《日本永代藏》(钱稻孙译为《日本致富宝鉴》)和《世间胸算用》(钱译为《家计在精心》)。

用现在的话来说,《日本永代藏》和《世间胸算用》是经济小说,也可以说是以金钱为题材,正面表现、宣扬町人的价值观。《日本永代藏》收集了一个个商人如何通过智慧和节俭成为巨富的故事,其用意就是大张旗鼓宣扬此种町人哲学。它高调地宣称钱财的获取不靠上天的眷顾或幸运,靠的是当事人的聪明头脑。比如《时运转开彩得彩》写一寡妇经营种种生意,未能如意,最终想出个妙法:将自家的房子做彩头,现场标卖,每个人投四钱银子,就可以抽彩,抽中的人得房子,结果卖出三千张彩票,不但还清债款,还有一大笔剩余,寡妇借此又成了财主。

所谓的凭智慧致富,不仅指靠正当的路子致富,一些不太光彩的招数也被井原西鹤看作有头脑的表现,完全不考虑其中的道德问题。《墨迹屏风费心机》写一町人见某妓女家中有值钱的古旧屏风,于是巧言令色令该妓女完全倾情于他,慷慨将屏风赠给他,他将屏风卖与富家,借此得到第一桶金,最后成大财主,再将妓女赎出,可谓人财两得。

除了正面树立町人的价值观,井原西鹤对武士及别的阶层的生活方式大加贬斥,以之作为反面例子,从而更强调町人的谋生之道才是世间最正当的人生之路。《朝担盐筐晚油桶》写一群失所多年的流浪武士,生计无措,只好低声下气投奔一对靠“早上卖酱油醋、中午担挑盐筐、傍晚换为油桶、晚上打马蹄铁卖给马丁”的勤劳的町人夫妇,作者最后总结认为歌道与弓马之事无益于町人,“商家之事须是算盘打得细,天秤称得准,流水账记得勤。”同样,作者在《大黑目聪明神助》一篇中也大肆嘲笑一位精于书法、茶道、连歌、能乐、小鼓、蹴鞠、棋艺、三弦、尺八、净琉璃却无益于眼下生计的人。在他眼中,町人的谋生之道才是最为切实可行的生活方式。

相比起《日本永代藏》中对经商致富过于理想主义和乐天主义的描绘,《世间胸算用》虽也强调积蓄财富靠智慧和苦心经营的观念,但井原西鹤透过描绘贫人富人如何度过年关的种种光景(更多的是穷人如何想方设法躲债的苦涩故事),对町人的世界作了更现实、更为沉重但也更为谐谑的描绘。加藤周一认为从技术上看,这部短篇小说集和《好色五人女》,几乎可以说是西鹤的最高佳作,不但因为它“观察敏锐,谐谑奏效,叙述紧凑”,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它无情地点出了町人世界贫富分化的现实状况。

井原西鹤小说的深刻和卓越之处,在于他以越来越现实的笔法描绘町人的世界:以快乐主义始,以悲观主义终;以理想主义始,以现实主义终。他的好色小说,从《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一路下来,到《好色一代女》,如加藤周一所说,“从单纯的快乐主义向快乐之后的悲惨的空虚感自觉转移”。同样地,他的町人小说,从《日本永代藏》到《世间胸算用》,再到他的遗作《西鹤绝笔》,也有从单纯乐观到最后的空虚喟叹的悲观作结,“从信赖实力主义社会,逐渐转移到厌恶这个对与个人下功夫和能力无关的、由金银力量支配一切的社会。”

不过,纵使井原西鹤晚年越来越对町人世界持无奈和悲观的看法,他骨子里始终还是町人本性,始终执着于对此岸的关心和性和物质的享乐主义,其小说的调子始终是积极向上的。西乡信纲在《日本文学史》中称赞西鹤“积极地歌颂了人不依靠神佛,只依靠自己来处理自己命运的力量”。尽管他描绘了町人的致富、没落、破产等种种兴衰起伏,但难得的是,他没有如近松左卫门那样转向佛教的宿命观,他写町人就算沦于贫困的境地,也自有一种骨气和自豪,还善于自嘲自谑,也就是始终不失达观。因此,作者就达到了比初期的好色小说更为深刻的境界。”

元禄时代并非町人大行其道的时代,而只是町人意识抬头的时代,因而西鹤町人小说的读者,并非一般的町人大众,而是中上层町人和武士知识分子,其语言风格当然不全是通俗的,大译家钱稻孙采用明清小说的典雅笔法译之,可说是天衣无缝,其佳胜处,有论者以为胜过知堂译式亭三马。这样的译作,堪称神品,已经臻于翻译的化境:译者根本不是在译书,而是在再创作。读《井原西鹤选集》,钱稻孙对西鹤小说的翻译,显然无愧于这个评价。

《井原西鹤选集》读后感(四):我所知道的钱稻孙(文洁若)

(查找钱稻孙老前辈的译作时看到了文洁若前辈写的关于钱老的一些故事,就把它贴了出来)

明知说今不如昔犯忌,业务挂帅尤不可取。然而在我从事日本文学编辑 工作的这三十几年中间,却时常感到像过去的一些本国学问底子厚,文笔好, 而对所译作品又理解得那么透彻的老译者,今天可真难觅到。怀着这种遗憾, 我写过周作人,现在还想谈另一位大翻译家:钱稻孙。在日本文学翻译的成 就方面,这两位是不相上下的。他们的学问都非常渊博。钱稻孙懂得音乐、 戏剧、美术、医学,还精通日、意、德、法文。早在三十年代,他就用离骚 体从意大利文译过但丁的《神曲》,并编过一部日本语法讲义。

我之所以在写过周作人之后,又来写钱稻孙,自然是由于我同他们两位 在编辑业务上都打过七年交道,而同钱稻孙,还有过一段难忘的师生之谊。 考虑到他们两位在政治上均失过足,我迟迟未敢动笔。但是,我又一直觉得, 不应因此而完全抹杀他们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

一九五○年夏天大学毕业后,我考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当一名校对。 次年三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了,我被调去做编辑工作,自一九五八年十 一月起,就从生了重病的老编审张梦麟手中接过日本文学这一摊。当时的情 况是,日文译者虽然很多,但是能胜任古典文学名著的译者,却是凤毛麟角。 例如江户时代杰出的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瑠璃(一种说唱曲艺)就一直 找不到合适的译者。起先约人试译了一下,并请张梦麟先生(他病愈后,改 任顾问,不再编稿了)看了,连连摇头。我就改请钱稻孙先生译了一段送给 他过目,这回张先生读后,不禁拍案叫绝。于是只好请钱先生先放下已翻译 了五卷的《源氏物语》,改译近松的作品和江户时代著名小说家井原西鹤的 选集。同时,钱先生还在补泽《万叶集选》,出版社并且希望他能将旧译《伊 势物语》和《谣曲选》也整理出来。

一九六二年的一天,我听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在隔壁的办公室对总编室主任郑效洵说:“派文洁若去把钱稻孙那套本事学过来吧。”接 着,楼社长就向司机班要了一辆车,陪我到西四受壁胡同的钱家去。 一进门,楼社长就说:“钱先生,我给你带来了个女弟子。”出版社自一九五八年起,每月原预付给钱稻孙一百元生活费。交稿后,由稿费中扣除。那已商定,由于我去学习,占了他的时间,自即月起,调整 为每月一百五十元。从此,我每周上午去他家三次。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生 有过不少位老师,然而没有一位可以称得起恩师的——就是除了一般课程 外,还给过我特殊指导的。现在回顾起来,钱稻孙先生确实是我在日文及日 本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位恩师。

钱稻孙的毕生志愿是完成《源氏物语》的翻译。那时,这部日本平安时 代的名著已改约丰子恺先生翻译了。于是,楼社长带我去他家那次,他就不 无遗憾地提出这个问题。楼社长回答说:“像这样一部名著,完全可以有几 种译本。将来您还是可以重新翻译嘛。”

钱稻孙尽管目力较差,身体却很硬朗,我原以为他能像萧伯纳那样工作 到九十多岁,然而中国的事态却注定他只能活到七十九岁。一九六六年的红 八月中,他被抄家,连床都抬走了。老人被殴打得遍体鳞伤,躺在地 下呻吟,没多久就被迫害致死。

今天回想起来,当初请钱稻孙放下《源氏物语》,改译近松门左卫门和 井原西鹤的作品,还是做对了。像和时间赛跑似的,丰子恺于前夕总算把九十一万字的《源氏物语》译完,该书已于八十年代初分三卷出齐。 倘若仍滞留在钱稻孙手里,以他的速度,至多能译出全书的一半。如今,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学丛书》三十卷中,总算有了钱稻孙的一卷完 整的译文:《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选集》,而且这两部作品难度之大, 绝不下于《源氏物语》。钱稻孙的译文填补了我国对江户时代文学翻译介绍 的空白,而且这是无人所能代替的。

自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我在钱稻孙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了四年日本 古典文学,他生活清苦,保姆动辄就辞工。比他大四岁的者伴儿,又患了肠 癌,经常还得由他这位年近八旬的老学者去服侍。为了不给他增添负担,我 便决定把学习与工作结合起来:他译什么,我学什么。这样,实际上也就是 起了帮他整理稿件的作用。近松门左卫门的《曾根崎鸳鸯殉情》、《情死天 网岛》、《景清》、《俊宽》这四出戏的译文,就是这样由我帮助整理出来 的。

然而那些年,出版社对一个年轻编辑的要求十分严格。除了学习及业务, 每年还必须参加一两个月的体力劳动,此外,又有各种季节性劳动(如到郊 区抢收麦子等)。尽管楼社长说过:“到钱先生那里去学习,也是工作。” 可我还是不得不加班加点来补上每周三个上午离开岗位所耽搁的编辑业务。 一九六三年,我约钱稻孙译了一篇有吉佐和子的《木偶净瑠璃》。当时他正 在翻译净瑠璃,而日本这位女作家的这个中篇,是以当代木偶净瑠璃艺人生 活为题材的,除了钱稻孙,再也找不到合适的译者。钱稻孙只花了两个月就 把全文译出来了。我因为十二月份又要去劳动,用铅笔在原稿上做了些改动, 送到他家,并说过了年再去取。月底劳动结束后,我到办公室去了一趟,发 现钱先生己把译稿连同我借给他的两本杂志一道,送回来了,还留了一封信, 信中说:

人形净瑠璃稿看过一遍,改得很好,稍微加了一点工。那译稿因为(1)期限恐怕过了,没有好好检点; (2)近来生活烦苦,精神疏忽。复看一遍, 甚多自惭之处,加工也未满己意。铅笔改处,大抵都好,没多意见。净瑠璃 四篇,总算完了。现在写着《前言》。至于注,相当繁琐,也尚须时日。其 中曲调所关,参考无书为苦。打算天暖一点,去音乐研究所查阅《音乐大事 典》。这一两年,总算学习了一番戏剧方面的古文和史事,其实还不够通的。 我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到河南林县参加四清,直到一九七三年七月,我 才返回办公室。其间,译者来信十之八九都己丢失了,惟独钱稻孙这封短信 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这封信一方面反映了钱稻孙对待翻译工作的认真态度, 同时也说明年近八旬的他,还得挤公共汽车去查阅资料,老伴儿又生着病,

以至“生活烦苦,精神疏忽”。 钱稻孙曾告诉我,他当时所住的受壁胡同九号这座房子,是他的父亲购

置的,他本人的工资,除了养家糊口,全都用来买书了——绝大部分是日文 书籍,堆满七大间屋子,早年他曾计划建立一座图书馆。日本投降后,他被 国民党以汉好罪关入监狱,书也全部被没收。后来因病保外就医,五十年代, 他多次到北京图书馆和王府大街的科学图书馆去查找这批书,始终也没有下 落。他书架上的几十部工具书,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岩波书店陆陆续续送给 他的,所以他才能够从事翻译工作。

一九六三年,我还把丰子恺译的《源氏物语》第一卷整理了一遍。那时 钱稻孙已患了白内障,看字吃力了。我便念一段《源氏物语》原著,再读丰

子恺那段中译文。钱稻孙完全靠听觉来提出自己的看法。就这样,终于整理 出几十条修改意见。我是复写的,一式二份。毕竟只是钱稻孙口述的,他并 未过目,我怕没有把握,又送去请周作人做了鉴定。在周作人一九六四年的 日记中,有这样两段记载:

一月二十三日 人民文学出版社文洁若来访,请为鉴定《源氏物语》校记,辞未获免。 二月二十七日

开始阅《源氏物语》校记。 我估计周作人是看在老友钱稻孙的情面上才答应下来的。一九五九年我

就碰过周的钉子。《石川啄木诗歌集》的选题,原是他自己定的。后来我另 外又选了几首请他补译,他当面未置可否,可当天下午就写信推辞了。

周作人既然接下这项任务,还是认认真真鉴定了一遍,并发现了我们漏 掉的一些问题。可惜在期间,他原来的墨迹已全部丢失。幸而我已把修 改意见全部誊清在复写的另一份校记上,所以八十年代在发排阶段,还是用 上了。两位老先生和我本人,总算没有徒劳。

我最后一次见到钱稻孙先生,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我因为即将 赴河南林县去参加四清工作,放了三天假,在家整理行装。一天,社会科学 院哲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突然来访,要我赶译一篇关于世阿弥的《花传书》 的手稿。我对日本古典戏剧能乐一窍不通,只知道这是关于能乐的艺术论著, “花”是要求具有感动观众的最高水平的表演技巧。用了两天时间,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我才将全文译出。但总觉得没有吃透原文的精神。第三天上午, 我就跑到西城去向钱稻孙先生求救兵。照例还是我把原文先念一遍,再念我的译文,并提出疑问。他要我从书架的第三层抽出一部戏剧辞典,翻开某一项,念给他听,然后发表他的修改 意见。就这样,只花了两个小时,问题全迎刃而解了。我从他家赶到社会科 学院去交了卷,还说明这是经过钱稻孙先生校订的,并要求从我的稿费中扣 除一部分,付给他作为校订费。

第二天,我就登上了开往河南林县的火车。我想起了钱先生告诉过我的一段往事。他曾给一个日本医学代表团担任过口译。饭前,日本人一口气讲 了两小时,钱做着笔记。饭后,他就滔滔不绝地译了出来,也足足用了两小 时。举座皆惊。我估计那是钱先生壮年时的事,而我去求教于他的那次,他 已七十八岁了。据从中华书局调到文学出版社来的老编审张梦麟告诉我,他 参加过一次欢迎日本代表团的座谈会,周、钱都在座。他认为钱稻孙的口语 比周作人地道而纯熟。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周作人当然远比钱稻孙重要。单就翻译成 就而言,我认为两人各有干秋。周作人译书,从来不打底稿,总是考虑成熟 后,用毛笔一挥而就。钱稻孙则是用钢笔写蝇头小楷,一遍遍地修改。他的 视力之所以衰弱得厉害,与此不无关系吧。这里,我还想再简单地谈谈钱稻孙先生的经历和翻译风格。 钱稻孙于一八八七年生在世代书香之家,祖籍浙江吴兴。祖父钱振伦曾注释过六朝诗人鲍照的诗和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骈文。父亲钱恂著有《史目表》 等书,曾任清朝政府派到日本的留日学生监督。著名的语言文学学家钱玄同 是他的叔父。钱稻孙是长子,九岁时,随父赴日,毕业于成城学校、庆应义 塾中学和高等师范。回国后不久,又随着担任公使的父亲到意大利和比利时。在此期间学了意大利文和法文,并自修美术。另外,还在大学里专攻医学, 读德文。民国初年任教育部视学,同时为北京大学医学院的日籍教授做课堂 翻译。日籍教授回国后,即在医学院教人体解剖学课。以后又任北京大学讲 师,讲授日文和日本史。后升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 又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讲授东洋史,业余研究日本古典文学,着手翻译《万 叶集》等日本古典作品。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各大学纷纷南迁。钱 稻孙受清华大学委托,留京保管校产,未随校南下。北平沦陷后,汤尔和任 伪北京大学校长时期,钱任秘书长。汤死后,钱接任北大校长兼文学院院长。 政治上失了节,但总算保全了清华、燕京、北大三校的文物。

抗日战争前,钱稻孙原是位备受学术界尊重的名教授、学者、翻译家。 五十年代初期,他作为有历史包袱的留用人员先被分配到山东齐鲁大学去教 医学。他感慨系之地对我说:“我是自己扛着铺盖只身去赴任的。但那总比 坐牢强多了。”后来他被调回北京,在卫生部出版社当一名编辑。一九五六 年退休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特约翻译。《译文》杂志(《世界文学》的 前身)曾发表过他译的《万叶集》和歌和《源氏物语》第一帖,并附有译者 对这两部日本名著的介绍,颇受瞩目。他还译了木下顺二的戏剧《待月之夜》、 山代巴的小说《板车之歌》(作家出版社)以及电影剧本《罗生门》(北京 电影出版社)等。不同于周作人的是,以上几家出版社和杂志社发表钱稻孙的译作时,从未要求他改用笔名。然而一九六二年由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林谦三的《东亚乐 器考》,明明是钱稻孙翻译的,书中却根本没署上译者的名字。仅由欧阳予 倩在《叙言》中交代了一句:“我就请人代为翻译”。拿到赠书后,钱稻孙 托我给楼适夷社长带去一本,他苦笑着对我说:“谁叫我犯有前科呢!”全书约三十六万字,是钱稻孙平生所经手的最长的一部译作了。作者就东亚各国——主要是中国,以及日、印、朝、缅、柬等国的古乐器,作了四 十一篇考据论文,还有四篇附论。文中论述了“体鸣乐器”、“皮乐器”、 “弦乐器”、“气乐器”中各种乐器的起源、沿革、乐律以及乐器名称的语 源等问题。对于研究东方各民族的音乐和东方文化史的人们来说,是很有参 考价值的。除了钱稻孙,很难设想还有第二个人能把这么一部艰深的学术著作译得如此通俗易懂,而且文字优美。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跑了上百趟图书馆, 查阅了大量有关参考书,真是做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

日本学术界对钱稻孙的译文特别敬重。

一九五九年,他译的《万叶集选》由日本学术振兴会在东京出版。日本著名学者佐佐木信纲为此译本写了《汉 译万叶集选缘起》,语言学家新村出撰写“后记”。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也在 “跋”中称赞译者道:“(中国人)对日本文学真正的关心与尊敬,始于本 世纪。本书译者钱稻孙先生与其僚友周作人先生开了先河。周先生的业绩以

《狂言十番》的中译本为代表,钱先生的主要成就当推这部《万叶集》的中 译本??(钱)先生兼备中国、日本和西洋三方面的教养。惟其出自先生之 手,此译本即使作为中国的诗作来看,也是最美的。”

钱稻孙先生在中的损失惨重。打砸抢后,一辈子的手稿均已 荡然无存。亏得近松门左卫门、井原西鹤和万叶和歌这三部选集的译稿,由 于已交给了出版社,得以幸免于难。他花三年时间呕心沥血译成的近松门左 卫门的戏剧和井原西鹤的小说,已于一九八七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日本文学丛书》的一卷出版了,并获得我国读书界的好评。 试看钱稻孙所译近松门左卫门的《曾根崎鸳鸯殉情》中这段文字:露华浓,夏虫清瘦;

情真处,配偶相求。

好不俊俏也风流!

粉蝶儿双飞双逗,这搭那搭,旖旎温柔;

东风里,翩翩悠悠。

人家彩染的春衫袖,却当作花枝招诱;

并起双翅,悄立上肩头,恰好似,仙蝶家纹天生就。

译文韵字的安排,长短句形式的结构,以及化俗为雅、俗中有雅的风格, 不禁令人联想到我国的元杂剧、明清传奇。

至于他译的井原西鹤作品,则具有明清小说风格。每段前的两个七字句, 颇似我国章回小说的回目。像《日本致富宝鉴》中“水间寺放利生钱,江户 城添暴发户”这样的回目,堪与《水游传》相媲美。

如今,钱稻孙先生生前所改译的《万叶集选》和他后来补译的其他万叶 和歌,计划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作为单行本出版,这也聊以告慰九泉之下的 这位卓绝的学者、翻译家吧。

一九九○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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