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经典读后感有感

《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是一本由朱露川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元，页数：2022-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读后感(一)：子非鱼

刚才看了看有关该书的一系列评论，突然有一个想法：学术批评应该怎么批评？

我想，如果说什么“有笔力”啊、“删去大半也不影响阅读”啊，什么“无实质性突破”等评论，还带一点学术点评的味道的话，那说出“老头子思想陈旧”等话的人，就连最起码的对前辈学者的尊重都没有了。看到这些，姑且一笑吧。

就本书来说，笔者虽不作叙事研究，但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在我看来也是近些年来较好的著作了。之所以这么说，一是个人觉得作者的立足点值得借鉴。多年来，一谈“叙事”，就是西方叙事理论，一说“叙事”，就是后现代。久而久之，便忘记了中国古代文、史也有“叙事”，我不敢说中国古代文史叙事就比西方叙事讲得好，但它绝对有自己的特色，而这恰好就是本书所努力的。第二，这本书所揭示出的一些中国古代史书的“叙事”特点，也值得借鉴，如探讨史家所处的“时”“势”“世”，借助史家—史书—社会之间的联动关系，揭示不同时代史家及其著述间的差异等。所以，个人认为总体看来，这本书是值得推荐一读的。

笔者当然无意冒犯各位评论先生，但学术批评恐怕还离不开“学术”二字，所谓“学术”二字，是不是要展现学者的风度呢！而那些以只言片语就得出肯定或否定答案的，恐怕也失掉了学者的求真之心了吧。因为我不相信一本书面世，怎么可能会像烂菜叶一样没有任何价值！

当然，我也很享受看这些点评，毕竟司马迁和班固也还被人以“班马优劣”论之呢！！

《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读后感(二)：读后

读完了。感觉对《汉书》以外的内容还是相对不太熟悉，“叙事”这东西以现在的学力来开终归还是比较虚（相关的理论也没有接触过）。但也正因如此，本书也起到了“查漏补缺”填补自身知识空白的作用，还是很有价值的。 其次，作者在第五章把对历史叙述分为了历史、历史叙述、叙述历史的人和叙述历史的人生活的世界四个部分，并在结语部分强调，理解史学家本人的思想及其经历是理解其历史著作的基础，而这种认识也往往会超出史学家本身而扩展到他的时代，真可谓一语中的。不论是江老师所强调的，所谓“文本研究”就是探析作者的主体思想以及和他同时代的“有重大历史影响力的心灵们”；亦或现在时兴的“历史书写”的研究取向（按：历史书写的学术来源有二：①传统文献学的研究范式；②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史学的冲击。窃以为露川老师在此更多地仍是基于前者，与“历史书写”的取向并不完全相同）；还是我个人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尝试，大抵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具体来说就是《汉书》的内容——十《志》（历史叙述，即对史料的采撰、选取、编排等等）中体现出的班固的主体思想（历史叙述者），以及其产生的时代原因（叙述历史的人生活的世界）。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而言，秦汉时期的研究大多以经学立论，着眼于经学与政治的互动，分析经学对特定时期政治实践的影响和统治阶层政治心理的塑造。经典著作“分量”很重（如阎先生和陈先生的著作），但近年来难有创新。而笔者则尝试以史学来取代经学，实现研究视角的创新。从史学史的角度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进一步挖掘《汉书》特别是十《志》的历史价值，不再仅仅围绕其史料价值和历史编纂学（文献学）的价值进行研究。从这个层面来看，本书的启发性是很大的。 最后，作者的行文十分干净且流畅，对于我这种行文枝蔓的初学者而言，是很值得学习的。

《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读后感(三)：历史的“门道”

中国古代产生了许多流传后世的经典史书，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它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还具有十分珍贵的文学价值。我们也知道，古代史书通常由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类史学，但他们是如何形成的，又具有哪些显著特点呢，我们这些历史专业的门外人可能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知道还有叙事风格这门学问。朱露川老师的《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从班荀二体到范袁二家》则是对史书叙事风格的一部十分优秀的综合专著。

朱露川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史学与史学批评，并发了三十多篇相关的论文、札记和评论。这部《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也是朱露川老师的学术集大成之作。

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叙事是史学活动最主要的形式之一，而对叙事的讨论，也早已形成了相关理论。《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从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中的“叙事”概念阐释出发，选择了中国史学上一组彼此关联又各具特色的皇朝史作为研究对象，共包括《汉书》《汉纪》《后汉纪》《后汉书》，作者分别为班固、范晔、荀悦、袁宏。

正如作者所说，本书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四部史学名著进行个案与整体相结合的研究，总结它们在叙事形态、叙事主线、“人”之呈现、叙事主体观念彰显、“美”的追求等方面的特点和经验。在此基础上，对四者之间相互关联的叙事形态辩证发展脉络作整体考察，重点揭示“二体”皇朝史叙事典范的生成、流变，及其如何推动史学叙事原则在唐代的初步形成。正是在“班荀二体”和“范袁二家”的影响下，纪传、编年两种形式的皇朝史成为中国史学上最重要的叙事格局。

具体而言，这部著作从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中“叙事”概念的产生极其运用出发，依次考察了“两汉书”与“两汉纪”在编纂格局、书事体要、人物叙述、主体思想、美的追求等方面多展现出来的特点极其相互关系。全书主要分为六章，分别对以上内容进行了详尽专业的探讨。

作为历史的门外汉，或许我们只是看看热闹，但若想深入了解历史的内里，《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的“门道”。

《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读后感(四)：[转] 追寻中国古代史学叙事理论体系的和谐与融通

在融通的史学叙事理论体系中，有一关键线索贯穿其中，这就是进行历史叙述的主体——史家。作者论述提示,史家持续性“在场”于中国古代史学叙事当中。例如，作者发现同样的史料在不同史学著作中的位置，呈现了这些著作之间的互文关系，“两汉书”和“两汉纪”对班彪所作《王命篇》的处理，就是极好例证。不难看出，作者对这种叙事间联系的解释回归到了史家意图层面，而非局限于形式差异。换言之，史学叙事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历史实在本身，而在于史家的意图。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真实在中国古代史学叙事中无足轻重。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风格》读后感(五)：读《中国古代史书的叙事风格》书后

在中国史学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叙事始终是史学活动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但是究竟什么是叙事呢？叙事的标准是什么呢？以及史学家究竟如何从自身层面出发采用史书进行叙事的呢？本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答案。

史学意义上的叙事虽然在《晋书•陈寿传》中就作为良史之才的标准出现，但对此概念进行提炼和明晰定义还是在刘知幾的《史通•叙事》篇被提出的，即：从事实的叙述出发，既涉及史文表述的烦简、疏密，也涉及事义的呈现和事理的解释，理想情况下还要彰显史家叙事的纵横驰骋之势。而构成史书叙事的基础则是文直、事核以及不虚美，不隐恶。其中文直是指史书叙事之文应做到直书其事。用西方叙事学的说法，就是对史书叙事的话语提出要求。而事核则是史书所述之事应做到事得其实，针对的是西方叙事学中的故事的真实性的要求。而不虚美，不隐恶，则是史家叙述人物事迹不应有虚妄的美化，不可因其恶而隐讳，即从史书叙事的价值层面提出要求。

而构成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则是关于汉代的四部史书，即所谓的班荀二体和范袁二家。其中班固的《汉书》与荀悦的《汉纪》从纪传体和编年体的角度确定了皇朝史的叙述方式，也为后世史书风格奠定了写作模板。班固在太史公的基础上对体例进行提炼，纪传体皇朝史格局因《汉书》而正式确立。荀悦的《汉纪》在《汉书》基础上进行删改，并创新式的提出了义例，于书首就提出了修史所遵循的义例。这也为后续编年体史书编撰所继承。同时《汉纪》易人物本位为时际本位。采用以时系事、以事系人的叙事结构，使得西汉十二帝的治政优劣能够更突出。袁宏的《后汉纪》则在《汉纪》基础上，运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式，更加突出了群体在历史中的作用，达到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叙事效果。范晔在《后汉纪》和《汉书》的基础上，采用更多类传形式来对人物群体进行描摹，并且提出史书叙事“以意为主”，通过总结一代得失实现“转得统绪”。

那么这四位作者又是如何通过史书叙事实现其主体意识的彰显的呢？班固采用了光扬大汉的做法，在皇朝意识引领下又保持实录。即在宣示“汉承尧运”的同时，又于史传中记录人心厌汉的事实作为镜鉴以提醒统治者“物盛至衰，固其变也”，以达到匡正汉主的目的。荀悦因出身自颖川士族，因此时刻心系汉室得失，希望能够借史书叙事实现献替之志。并且采用《汉书》写于光武中兴之后这样一个意向，去暗示东汉王朝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拨乱反正”的复兴机会。袁宏则因身处东晋玄学盛行之时，因此渴望通古今而笃名教，因前代遗事而维护皇权，并且对当时桓温的不臣之举进行批判。范晔虽然出身士族，但当时士族地位已经开始下降，并且政治上的失意，使得其只能通过借史托志，以史文传述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