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一首歌的读后感大全

《只是一首歌》是一本由[美] 宇文所安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2022-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只是一首歌》读后感(一)：本欲填一词作为书评，奈何不会。

看至一半，思绪万千，千头万绪，落笔无言。唐末五代，至宋两分。词为诗余，渐为正宗。乐章柳永，史本无踪。淫词艳曲，嫁祸文忠。南朝王谢，宋余二晏，尤喜叔原。不取功名，辞章华丽，不见苏轼，羞辱蔡京。

看了一半，似无甚资格写书评。但又想把书评写的早写，以占先机。读了195页，首先此书是学术书籍，不是休闲读物。以前念书时就知道翻译至难是诗歌，这位宇文所安居然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能把宋词研究到此境界，甚为惊诧。难怪说中国人学汉学，东亚学要去美国了。宇文先生写的晏几道确实精彩，引用的《临江仙》斗草阶前初见。和另一首《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真是再现魏晋风流，锦绣文章了。

《只是一首歌》读后感(二)：无病呻吟是时代的特色，今日也如此

无病呻吟是时代的特色，今日也如此。

词分流派，如今娱乐至死下的歌词，大多莫不如此，有响应的人群存在，就有它在的原因。

好的词，好的歌，可以跨越世代流传，也只是一部分人对词本身的共鸣而已。

花间派犹如今日的文艺清新一代，是憧憬美好的一代，至于生活，是可以不用去管，活着就行的那样！

也有与时代共情的一类，像后主李煜，生于时代，超乎时代的活着，那是真脱俗的一代，可以结果呢？廉价的悲情罢了！

《只是一首歌》读后感(三)：苏轼的出现，带给词坛的冲击

我仍然记得30多年前阅读宇文所安的《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可之后读他的其他著作，却再也没有那种情怀了，这本书也不例外。

看作者如何论苏轼： 问题是，苏轼的文学风格太鲜明。他在自己所开创的词的新写法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其日后发展的可能性在苏轼出手的同时便已经终结。所谓“婉约”派在后来不断演进，新一代的婉约派词人也会尝试前辈们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包括借鉴苏轼)。而豪放派词人的定义方式实际上就是看他们和苏轼的相似度。即使辛弃疾是苏轼之后最好的豪放派词人，他也由衷地崇拜苏轼，而且亦步亦趋，力求写得“像苏轼”。苏轼的成就是一种革新，却无法重复，只可模仿。 陈世修在编修冯延巳的词集时，我们或会想象他询问歌妓：“这是谁的文字？”这样的情境绝不可能发生于苏轼词。首先，苏轼词与11世纪中期欢宴场合横溢的浪漫情调格格不入。而且，最关键的是，大部分苏轼词的语言辨识度太高了，几乎没人会不认得这是苏轼的手笔。但凡他的集中有那么一首非典型的苏词，即那种听起来更接近常规的词，学者们都会质疑它的真伪。苏轼词既不是“词的正体”，也不是“以诗为词”——它是一种新的诗体。 艾朗诺对此有过一个精当的描述：苏轼的出现对词坛最大的冲击，在于他把自传模式完全引入了词的世界。现当代出版的苏轼词集多是“编年”本，而论者多把苏轼的词作放进他详尽的生平记录中阅读。苏词本身也常常在题目中点明具体的创作场景，或者附以长篇的序文，这也进一步鼓励后人将他的作品与生平串联起来。

《只是一首歌》读后感(四)：【转】高斌丨文学物质性与词学研究——读宇文所安《小词：中国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早期的词》

摘要：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教授关于词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小词:中国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早期的词》，英文版已于年初面世。该书以新的研究视角将文学物质性应用于词学研究之中，为词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作者立足于五代，北宋时期词作的表演性特征，从词集的形成,词作的流传等角度对词作文本进行分析。在书中作者还对大量词作进行了翻译，为国内学者研究古典诗词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只是一首歌》读后感(五)：一点杂感

先吐槽下这本书标题的翻译。乍一看会误会作者有对词体持贬损态度的意味，实则强调歌咏的形式。所以重音应落在“歌”而不是“只是”。

本书从歌唱形式的源头出发，认为最初的词是以歌词集的形式流传于世，后来在追述词史时才追溯作者。但如今的研究先都是从作者出发，忽略了词作归属的问题。因此，作者提出了许多新颖的结论推测：北宋第一个五十年歌词，在苏轼别集出现之前，应该关注词集而非作者；词作大家会吸引作品的依附，欧阳修的艳词或许当时佚名词安在他头上的产物（这一结论古已有之，但此结论的前提却与从前大不相同）；唱作的源头或许发生于隐括词，由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在词作中的流变为例；柳永的“浪子形象”是被后人及后人辑佚的作品塑造出来的，那些艳词、慢词是为了勾栏瓦肆的表演而作，具有市场性和歌女的明星效应。

其理论建构着重在导论与第一部分，如果我全盘接受的话，可以说颠覆了我对“词”的认知。从前我以为，读两首代表作，了解词人生平简介，便可称知其一二；后来发现，未知全貌不可置评，于是开始读文人别集，想着读完所有作品总能发表一点看法了；再后来发现，结集的过程也是存疑的，今人所见版本可能会误收他人之作，甚至大部分都不出自词人之手，可能只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歌曲随意比附了一位名家而已。宇文所安提出的这种可能性不可忽视，也催促着我思考小令的生成方式，并不能简单地从文字内涵、从知人论世的传统去进行传统的赏析。

除了作品归属问题，还涉及到词从格式化的代言到如诗言志的转变。这一话题从传播形式来考虑，歌词变为纯文字，促成写作内容与形式的转变，也是有说服力的。

本书尤其对词中男女视角的解读很具有启发性。以往读所谓“代言词”总有男性的目光逡巡其中，关于男性或女性的视角争论不休。宇文所安提出这种性别视角并不重要，词中主人公可以是男性，亦可以是女性，都是为了现场表演而服务。当演唱的歌词逐渐转变为精英阶层的文学形式之一，作者的归属、词中的主人公才变得越来越重要。

后几部分是围绕着演唱之歌词成为精英阶层之书面文学的过程展开论述的，但我觉得除了苏轼部分偶有闪光点，大多只是一种个人化的词史解读。这似乎也是我读到汉学家研究的通病，即理论宏大而论述不充分。总之是可以在阅读作品基础上参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