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林网

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读后感1000字

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读后感1000字

《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是一本由[德]丹尼尔•施赖伯著作,索·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2,页数:41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精选点评:

●桑塔格发明了桑塔格

●有一种作品编年史的感觉,所以想看了很多桑塔格的多部书,亦即优秀的传记,但对其思仍欠;还有就是看到了人甚或女性在时代和社会中的局限性,天才亦如此;最后很佩服苏珊的坚韧品质,无论是对自己抑或对自己的作品;最不关心她的性取向或交友,可能是因为我“名盲”,也可能是因为它们已经太被关注了;最后,我喜欢她爱电影爱摄影,我显然没有她那种看一整晚电影、每天都去电影院或剧院的迷影力,惭愧......又是一个很上镜的人......

●一个德国人写她的一生,出乎意料的好。

●简笔详略平衡

●年底没读完的好书,过完年赶紧补上。对于桑塔格,这本书是一本合格的思想传记,难得可贵。

●早期的桑塔格依靠其散文成为她那个时代文化理论辩论中最重要的声音之一,在其散文之外,她还以电影制作人、戏剧导演、剧作家和小说家的身份享誉全世界。同时,桑塔格主要以其对流行文化的坦率态度而为人所知,她以同样的理论工具——以及同样的热忱——如弗里德里希•尼采,来分析至上女声组合的音乐。

●一位女性作家的精神人生之旅,和时代白描。主人公、传记作家、翻译在各自领域都为读者奉献了诚挚的作品

●很清晰的关于桑塔格作为知识分子的传记。书籍设计不易翻看 过于狭窄,扣一星…

●有些人,就是希望时间多给她一些就好了

●2019071:桑塔格曾说过:“我把自己看作一场古老的战役中一位披挂着一身簇新铠甲登场的武士:这是一场对抗平庸、对抗伦理上和美学上的浅薄和冷漠的战斗。”这本传记即呈现了桑塔格作为一名斗士的一生以及她一生中的思想结晶,这种好战的斗士姿态,也就是本书译者所说的“捍卫”,在回环往复的时代潮流中,始终“捍卫严肃写作,捍卫精神生活,捍卫‘不死性’”。不仅是与平庸世界的对抗,更是与自我的抗争,在时代精神的更替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唯一相同的是,她从畏惧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桑格塔第三次患癌后的人生最后时光,可以和《暮色将至》对照着看,无往不胜的桑特格在死亡面前也像动物一般惊恐,她不相信自己也是会死的。她用她的智识完成了她的不死性,那个“让人觉得她仿佛昨天才出生,还有整个世界等待去探索”的桑塔格,不会死去

《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读后感(一):复杂与揪心 渴望与前行

前天看完她罹患癌症的一章后,这种已经事先知晓的事实却让自己翻不开下一页,只在动态记下含糊的读后感:“此刻只剩下一种偷窃的情感,想把她的痛苦都偷过来,甚至是她的一生,即使这相比于我对她而言是更不公平的”,可是最后,我却没有按下发表按钮。(图1)

图1

昨天看到文字记录下的晚年桑塔格,很是揪心,很想说些什么,她一直处在严肃文学与流行文化的矛盾交接处,她渴望站到更多的人面前,却又想时刻捍卫住自己“最后的知识分子”立场,与大众的趣味隔离开来,即使自己并不承认这个角色定位。但桑塔格这种对流行文化的沮丧到今天已经不是一个无力感了,而是变成一种社会群体的漠视,连偶尔的大众媒体讨论也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变相娱乐的流量收割。(图2)

图2

今天看完桑塔格生命最后的部分,再重看她的纪录片,跟一年前的感觉完全不同,更像是想要通过影像确保她的存在,仿佛画面比文字要更可靠。即使这违背了她想要通过文字、通过书让自己活得比自己的年龄更久些。

但有更多的方式留住了她,这已足以。

《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读后感(二):书摘丨苏珊·桑塔格:一天只有24小时,但我试着以48小时来对待

【编者按】

苏珊·桑塔格(1933-2004),美国第一代公知,与汉娜·阿伦特并称为美国20世纪知识界的两位女神。作为文化评论家、小说家、电影制片人、导演和剧作家,她是不平凡的知识分子,也是引领时代的流行偶像。《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一书描绘了这位女作家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一生,探讨了桑塔格在影响美国民众文化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这位精神偶像的人生历程中反观当时动荡的美国社会发生的文化变革。本文摘编自该书《生命与死后生命(1998-2001)》一章,由澎湃新闻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发布。

苏珊·桑塔格 资料图

与安妮·莱博维茨一起的生活塑造了桑塔格的1990年代。她们一起旅行了许多地方,比如约旦、埃及、意大利和日本。出于研究的目的,她们拜访了桑塔格小说《在美国》的女主人公海伦娜·莫德耶斯卡先前位于加利福尼亚安纳海姆的农场。1996年,莱博维茨在纽约上城区的莱茵贝克(Rhinebeck)购买了一处风景如画的地产。克利夫顿角(Clifton Point)曾是传统的阿斯特家族(Astor family)的农庄,这个家族是极有影响力的老纽约金融贵族和上流社会的代表。这块地产拥有很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房子,以及一个池塘和哈德逊河畔的一块地。莱博维茨带着极大的乐趣重整了这块地产,并和桑塔格一起搬进了池塘边的一座小房子里,在剩余的装修工作全部完成以后,这个房子变成了桑塔格自己一人的乡间小屋。

在罹患乳腺癌之后,桑塔格对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十分敏感。她的身体在1998年夏变得越发糟糕,7月初她重新接受了医学检查。结果让人沮丧。她又得了癌症,这次是一种罕见的宫颈癌。虽然这次诊断预测的治愈概率要高于上一次,但对一位65岁且已经得过癌症的人来说,这种希望也不绝对。正如她第一次面对疾病时那样,桑塔格这次也只为一种可能性作心理准备:活下来。戴维·里夫后来把这种态度形容为“积极的拒绝”。桑塔格相信,正如她二十三年前坚信的那样,她可以战胜概率。卢辛达·柴尔兹回忆:“苏珊当时绝口不提她可能的死亡。”

桑塔格在巨大的折磨下度过了接下来的一年半时光。在纽约的西奈山医院(Mount Sinai Hospital), 她做了彻底的子宫切除手术,并进行了漫长的放化疗医治。患病的第一个月,安妮·莱博维茨几乎每天都陪在她身边——在桑塔格的鼓励下——记录下她爱人患病的不同阶段。莱博维茨在2006年出版了她被广泛讨论的摄影集《一个摄影师的一生》,而里面的小画幅照片是她职业生涯中最动人和最受争议的摄影作品。它们展示了桑塔格是怎样在神志模糊的状态中由一位医护人员清洗身体,又是怎样在朋友和助手的帮助下进行化疗,以及她是怎么失去她那著名的头发的。

安德鲁·怀利每天在中央公园晨跑后都会去看望桑塔格,他生动地讲述了桑塔格是怎样将她的生还和她目标的实现结合起来的。即使在半睡半醒间,她还在思考她想写的书。某天早晨当怀利走进病房时,他的朋友还没醒,皮包骨头地躺在病床上。“我看着她,”怀利说,“然后想,上帝啊,她死了。当我碰到她的手臂时,她突然间醒了,然后说:‘我要工作!’‘什么?’我问道。她接着回答:‘我要工作!’ 我抱着她:‘你完全疯了。’这就是典型的苏珊。她真的就处在死亡的门槛上,尽管如此,她不想让我以为她很快就要睡着了!”

化疗抑制住了肿瘤,但它强烈的副作用包括脚上的严重神经性病变,因此66岁的桑塔格在经过漫长的物理治疗后必须重新学习走路。康复的过程十分煎熬,但她是位斗士。她很开心自己能活下来,享受着每一分钟。

与此同时,桑塔格出于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意愿又开始写作。她在第二次癌症期间完成的第一篇文章是为一本摄影集所写的导言,她和莱博维茨一起构思了这本摄影集。为了1999年秋出版的《女性》(Women),莱博维茨对200名美国女性——女艺术家、女政治家、家庭妇女、农妇和脱衣舞女——拍摄了肖像,并将它们编排成一份千禧年之交美国女性生活的人类学大纲。这个构思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拍摄的德国人肖像集《时代的面孔》(Antlitz der Zeit,1929),却采取了一种完全中立的摄影视角,比桑德更强调不同社会背景间存在的冲突。桑塔格在她的序言中问道,是否存在着某种事物能将摄影集中呈现的女性统统联系在一起?但在经过一系列反思之后,这些反思的某些部分看起来并不符合这个时代,桑塔格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这篇散文中,她继续讨论了《火山情人》结尾部分四位女性的独白以及在她的剧本《床上的爱丽斯》中已经讨论过的主题:女性的存在。桑塔格在多数情况下没有成功地挖掘出该主题表面之下的内涵,这表明,虽然她对此深感兴趣,但这个主题不是特别适合于她。她自己作为女性的人生过于矛盾,因此不具有代表性。她既不接受被她批评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话语,也不遵循1990年代以来盛行于美国大学的后女权主义性别逻辑。她宁可退回到更遥远的地带。在那些年的采访中,她承认她对弗吉尼亚·伍尔夫重新有了兴趣。在许多层面上,桑塔格带有人类学色彩的思考与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中的反思相类似。但不同于伍尔夫的是,桑塔格没有成功地解释清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也没有强调一位女性的“人类境况(conditio humana)”的普遍性。

桑塔格在《女性》这本光滑锃亮的摄影集中更加积极突出的,以及在她严重患病后标志着她成功回归公共生活的,是她个人形象的确定。《女性》的最后是桑塔格的一张肖像,这是她最美的照片之一,诞生于她与摄影机长达一生的爱恋。她剪短了的灰白头发在化疗过后又重新浓密起来,赋予她颇有戏剧张力的脸庞以一种感官的重量。她双手支撑着下巴,穿一件深色高领毛衣,眼神专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独立的批判权威的偶像。

戴维·里夫在回忆母亲的文章《疾病更甚于隐喻》(Illness as More than Metaphor,2006)中讲道,尽管桑塔格从不谈论死亡,但她会死的想法却像一个“幽灵处在她的许多讲话背后”。这尤其体现在桑塔格“对长寿无法抑制的渴望”和“她时常说的活到100岁的愿望”中。 在周边的人看来,死亡的强烈压抑的主要影响有时候明显地反映在她超人般的生存渴望里。桑塔格还能够一直谈话、阅读、看电影一整晚而不睡觉。她有时候在采访中会自嘲地说道,她有种感觉,自己已经用完了九条命中的六条,她同时又解释道,自己现在才刚开始真正写作,而最好的作品尚未到来。“我有一个完全新的人生,”她在2000年3月宣称,“它会变得非常伟大。”“一天只有24小时,但我试着以48小时来对待它。”而桑塔格也正是这么做的。她甚至开始学钢琴,这是她母亲在小时候禁止她做的。桑塔格的热情是维系生命的一个动力,并传染给了她的很多朋友。当她的前助手之一杰夫·亚历山大(Jeff Alexander)教她如何使用网络并为她设立了一个电子邮箱时,桑塔格对这个新的事物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一个月后就比她的助手知道得更多。桑塔格在她的楼顶房里安置了许多台电脑,这样她就可以随时随地地写作和上网了。

桑塔格在化疗期间完成了小说《在美国》。正如她之前的小说《火山情人》,这本关于波兰演员海伦娜·莫德耶斯卡的小说也是对历史事件的一次文学改编。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强悍的女性。桑塔格在创作中结合了传统的作者视角与想象的日记片段、书信、对话以及内心独白。

尽管她尽了所有努力,结果却让人沮丧,冗长的篇幅都是关于演员和明星偶像,关于欧洲移民和美国梦的陈词滥调。许多场景都单调与刻板。女主人公高尚的无私和她在艺术上的沉醉,有时好像桑塔格带着时而佯装的天真在发表她关于公共人角色的观点。

在小说的个人叙事层面,有迹象表明桑塔格也在利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来探讨自己的声望。比在《火山情人》中表现得更为强烈的是,桑塔格在这本小说里戏谑地影射了自己的个人经历,比如她的萨拉热窝岁月,她和菲利普·里夫的婚姻,以及她祖父母波兰犹太人的出身。小说在导言中贯穿着针对桑塔格弱点的自我指涉式奇怪评论,许多加戴引号的概念需要理解,像在费力地暗示她有着严肃知识分子的声誉。

尽管具有实验性倾向,《在美国》的大部分内容却还是传统的。这不仅明显区别于1960年代受过高度现代主义训练的桑塔格的文学观点,更是站在了“世界文学作为高雅文化”这种不容置疑的论断的对立面,体现在那些年桑塔格对作家如约瑟夫·布罗茨基、安娜·班蒂(Anna Banti)、丹尼洛·契斯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的讨论上。如果说桑塔格认为她的文学偶像偏爱某种不受潮流影响的复杂性,甚至在主流文化中赋予这种偏爱一个颠覆性的地位,那么她对《在美国》所采取的力求通俗的策略就危险地接近于被瑞士文学批评家安德里亚·柯勒(Andrea Ko¨hler)所贴切形容的“在素材和故事情节上追求休闲读者的品味”。

鉴于上一本小说的成功,FSG出版社为《在美国》投入了同样规模的宣传经费。虽然桑塔格因为复发的癌症而明显的愈发虚弱,但她依然非常专业地对这种促销努力予以支持。《在美国》出版于2000年春,FSG 的宣传负责人杰夫·赛洛伊在全美组织了一轮详尽的巡回朗诵会,他陪同桑塔格前往芝加哥、西雅图、波特兰、旧金山、洛杉矶、伯克利、丹佛、爱荷华城、休斯敦、迈阿密与华盛顿。尽管旅途辛劳,桑塔格却非常享受这种巡回朗诵,也很开心与她的听众见面。

尽管有许多异议,《在美国》却被美国最负盛名的文学类奖项国家图书奖提名。当2000年11月桑塔格站在曼哈顿万豪马奎斯酒店的舞台上接受奖杯时——附带10000美元的奖金——她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说自己感到震惊已经是一种轻描淡写了,”她几乎无法呼吸,“我比我所能表达的还要感动。”

在之后的记者会上,桑塔格对于那些有关负面评价的提问回答得略微有些执拗,她说自己没有阅读任何评论。“被批评是痛苦的。”

在纽约的文学圈中,桑塔格的小说比起她的散文要较少地受到喜爱,这次授奖继续被视作对她智识偶像地位的推崇。然而,在她的小说出版以及获奖时的诸多采访中,她强调自己没有受到现已成为共识的公众评判的影响,并再次申明她已经成功转型为小说家。桑塔格认为她的小说水准要高于散文,有时甚至更大胆地称,如果自己1960年代的散文被逐渐遗忘却因小说被记住,那也不算坏事。

虽然桑塔格即将步入七十,但她并不像一个年长的女性。安德鲁·怀利说:“甚至在生命终点时,她看起来依旧像21岁。她对不知道的东西一直很感兴趣。

许多人在晚年会回到他们熟悉的事物中。但桑塔格的生活让人觉得她仿佛昨天才出生,还有整个世界等待去探索。”桑塔格称自己的年龄是“奇异的”。她依旧做着一生中都在做的事。即使年岁已高,她还维持着一种不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这尤其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强度上,也体现在对新朋友的坦率上,以及对新的艺术和政治作品的热切能力上。

因为国家图书奖对《在美国》的认可,她的文学声誉等于获得了官方的保证;桑塔格在2000 和2001年搜集编辑了她近二十年的文章和演讲,结成文集《重点所在》(Where the Stress Falls,2001)。虽然她以熟悉的激情打算开始新的写作计划,比如一部关于文学的文集,囊括了她近来的散文和演讲,一本发生在日本的新小说,一部短篇小说集和第三本关于她疾病的自传。然而,如桑塔格所承认的,她太缺乏纪律性,没有办法规律地写作。相反,她的工作强度时强时弱,而且她以一种蓄意的轻描淡写模糊地掩饰了这个问题,并在2002年1月告诉英国的《卫报》:“我不觉得有必要每天或每周都写作。但是,我一旦开始,就会在书桌旁坐上18个小时。……我经常早上开始动笔,再突然回过神时天已经黑了,中间没有起来过。这对膝盖很不好。”

这种工作方式不可持久。对桑塔格来说,这些写作的困难都源自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两次罹患癌症之后,她更加强烈地追求一种确定的、理想化的死后生命。戴维·里夫在桑塔格死后出版的散文集《同时》(At the Same Time,2007)的序言中描述,他的母亲属于这样一类作家,“他们在面对死亡的必然性时,以幻想他们的作品会比他们活得更久……来安慰自己”。这种幻想也可能变成完全的挫败,它体现在桑塔格持续不断的抱怨中,她认为自己不像她那一代的其他作家那样多产,比如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或者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我不是全职作家,我从来就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会长达数月来回地游荡、做梦、拜访一些地方或者看一些东西……我永不停歇。”

《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读后感(三):桑塔格的故事

读完《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一书,本想写一篇书评,但一开始动笔,就变成了一篇读书笔记。每一段其实都想评论,但越写越觉得多余。

这是一本精彩的传记,描述了一种令人浮想联翩的精神生活方式。桑塔格的一生:天才与局限、努力与功利、责任与乖张、勇敢与不合时宜……当下的反思:家庭与大学教育、婚姻与女权、写作与洗稿、独立与自由……在这本书里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写读书笔记,相当于把这本书读了第二遍,这个过程非常享受。我不知道这属不属于一种创作,至少经过自己的裁剪编选,能够表达一定的喜好倾向与价值观,简单讲,就是清晰了自己的意见。

桑塔格说:“在纽约,人们只需走上街道,就会被在场的许多移民提醒,世界的其余部分真的存在。”世界公民,就是对其他文化永远保持着无法满足的好奇。这是这本书给我的最大启发。

1933年出生在纽约的桑塔格,父母在天津从事皮毛贸易生意。所以桑塔格的小时候,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由保姆带大,缺失母爱与陪伴,敏感,痛苦的滋味常常偷偷潜入,“被父母反复抛弃意味着对自我个人想象的价值的反思”。一次她的保姆跟别人说,这孩子早熟,“早熟”这个字眼让桑塔格始终惊讶这个词的含义,并试图开始理解她与其他小朋友的不同。

桑塔格5岁的时候,她的妈妈从中国独自返回,因为她的父亲在天津死于肺结核,年仅34岁。由于桑塔格严重的哮喘,她的妈妈觉得纽约的空气不好,全家南迁到迈阿密,但迈阿密的潮湿加重了哮喘,又搬迁到荒漠中的亚利桑那,“好像世界的尽头”,母亲依然频繁的外出,桑塔格迷上了居里夫人的传记,居里夫人成了她童年的绝对英雄,这是一种孤独中的激励。

桑塔格12岁的时候,母亲嫁给了一个二战老兵桑塔格。所以,桑塔格这个名字,是跟随的继父的姓。一家搬到加州——“加利福利亚是自我建构身份认同的首都”。她的继父常跟她说:苏珊,你如果读书太多,你会找不到男人。”她心想:“这个白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很多智慧的男人。”

桑塔格在杂志上读到芝加哥大学的介绍,校长哈钦斯禁止通行的高校教科书,取而代之的,是阅读康德和笛卡尔,将古典的自由技艺,重新确立为唯一合法的教育。这是芝加哥大学提供给学生有关公民教育的“经典鸡尾酒”——不断学习有关生命、思想和社会的基本问题,并将它们哲学化。桑塔格在这里遇见了一系列对她产生影响的老师,“终于感到自己找到了同类”。

菲利普•里夫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老师,立即被来听课的“沉默、严肃又美丽”的桑塔格吸引,课后就共进了晚餐,第二天又早餐和中餐,到了晚餐,里夫就向桑塔格求婚了。桑塔格17岁结了婚,19岁成了母亲,“这般毅然决然让人们觉得她主要想尽快将青春期甩在身后”,“她似乎对自己设计的人生计划十分确定,无需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将精力无端地浪费在困惑、经历或者自我尝试中。”

里夫的学术进展,得到了桑塔格的很多启发和激励,但里夫并不太承认他妻子的学术贡献,而“丈夫们对他们年轻夫人的自我实现都缺乏热情”。学术晚宴上,教授们饭后都到外面抽烟,桑塔格不知道该与另外的教授夫人们聊什么,她鼓足了勇气走向了教授们。这解放的创举让里夫和他不守常规的年轻妻子产生了裂痕。桑塔格越来越感觉到生活的束缚,“所有氧气”都从她身上“跑掉了”。

1957年,桑塔格获得了奖学金前往英国牛津大学读书,这样她和丈夫分开了一段时间。其实她在牛津只呆了4个月,牛津大学充斥着“男性厌女的倨傲”。桑塔格中断了学业搬去了巴黎。这里充斥着画廊、书店、出版社、酒吧、咖啡馆,有着芝加哥大学那种过度发散和非正式的哲学讨论。“美丽、精致、文化、美食、性、逃离和所有一切无法定义的东西,简称为氛围。”

她在巴黎的各种社交场合不断遇见知识生活的偶像。一次聚会,“有一个长得像萨特的年长男性,只是比他更丑而且跛脚,后来他被证实就是萨特本人。”桑塔格在巴黎坚定了自己作家的志向,也产生了新的感情,发展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终于该回美国了,里夫激动的在机场迎接她,取完行李,里夫还没来得及插入车钥匙,桑塔格告诉里夫,她想要离婚。

1959年,一文不名的单身母亲桑塔格,带着儿子来到了纽约。目标是成为一个作家。她同时做很多份工作,要谈无数场恋爱,要过奢侈的文化生活,同时还要抚养小孩,但她看起来有用不完的精力。她开始写她的第一本小说《恩主》,并得到了fsg出版社老板斯特劳斯的赏识。斯特劳斯是古根汉姆家族成员,1946年创办出版社以来,出版了2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作品。

得益于斯特劳斯的人脉,桑塔格很快获得了上流圈子的入场券,而桑塔格容貌精致高雅,又极富戏剧张力,自然而然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她明确知道该如何正确的登场,她将“一种关涉魅力与浪漫的观念,带进了干涸的男性知识界”,她与众不同的肖像(《恩主》一书的宣传广告)奠定了桑塔格职业生涯的关键基础——偶像化。桑塔格的散文在纽约的各种刊物广泛发表。

散文《关于“坎普”的札记》把桑塔格带向了智识明星地位。桑塔格解释美学经验的三条道路。一条是对高雅文化的经典、严肃的探讨,一条是极端意识的现代先锋潮流,还有一条就是坎普,简而言之一个词,就是“颓废”。在充斥消费文化和娱乐产品的社会,“坎普”是一种“生存方式”。桑塔格表面上在肯定大众文化,但其实是想表达“对失败的严肃感受”。任何流行和媚俗,都可以思考和分析里面存在的高级性,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桑塔格获得了新文化感受力批评家的名声。《反对阐释》一文表达了阐释的行为拒绝了艺术的独立性,是对个人感官世界的污染。艺术存在着转译不了的东西,不要尝试指述其意义。“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桑塔格深谙挑衅之道,也让她受到相应的攻击。“交际花”、“雌雄同体”、“能用祖母的边角料做出绝美的床单”,隐藏的厌女情节瞄准了桑塔格,一个有着过人智力的女性总是被看成个别现象,桑塔格的名声超出了知识分子圈所能达到的上限。

1967年,桑塔格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纽约大游行,最终和另外264名抗议者遭到逮捕,其实只在警察局滞留了2个小时就被放出,但起到了很标志性的宣传效果。很有意思的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简•雅各布斯,也是被逮捕的抗议者之一。随后,受“北越”的邀请,被当作和平运动的代表,访问越南。她在《河内之行》中质疑这次不得已参加的“政治秀”,指摘强加在她身上的“越南抗战的美国友人”角色,她分析了形式化的共产主义官方语言,对越共乏味又全面组织话的语言深感厌恶,但又认为北越是一个值得被理想化的地方,充满了矛盾的心理。

桑塔格选择的大部分旅行地点都出于这政治上的同情,比如古巴。她欣赏她所设想的古巴社会主义模式中的经济公平和社会正义。甚至在一篇《古巴海报》的文章中喊出了“菲德尔万岁”。作为新左派的意识形态,桑塔格最激进的部分是,认为西方文化的成就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但这种热情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很快就消失了,1971年,她参加了古巴作家帕迪亚被捕的联名抗议。政治上的改变意味着阵营的分裂,她强烈的宣称有转变想法的权力,而且认为这是一名知识分子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

1972年再次拜访越南之后,1973年,桑塔格前往中国。虽然此时桑塔格依旧支持革命,但中国的集权体制给她带了了极大的震撼,中国之行让她明白:“共产主义社会严肃的道德主义不仅会消灭美学上的自治,而且会让艺术生产变得不可能。美学的自治必须得到保护,它作为智识不可或缺的养料必须予以珍惜。”桑塔格在《迷人的法西斯》一文中批评了里芬施塔尔将法西斯意识形态元素翻译成关于渴望、吸引力和外在完美的浪漫主义理想,使得纳粹军装崇拜以施虐-受虐的游戏方式复苏……这意味着桑塔格与激进运动的最后道别。“她一生都没有追寻某种党派路线或者服从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

从改革社会的政治志向中抽离,桑塔格回到了稳固的个人主义途径,找回了自己。在写作《论摄影》时,桑塔格被诊断出乳腺癌。治疗的过程让她产生了《疾病的隐喻》的写作想法。1977年,《论摄影》出版,成为摄影史和摄影理论的奠基之作,文化批评的标准文本。《疾病的隐喻》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成为了医生和癌症病人的必读作品。两部作品为桑塔格带来了更巨大的名声。《疾病的隐喻》强烈支持直面癌症,反对谈到癌症使用的“入侵”、“进攻”、“反攻”的殖民主义军事用语,驳斥癌症的不可言说与神秘化,桑塔格尤其反对癌症与抑郁人格相关、心理无法处理的能量转变为肿瘤的流行说法。

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章中,我发现了另外一个和简•雅各布斯一样惊喜的名字——理查德•桑内特,就是《肉体与石头》、《匠人》的作者。桑内特1976年在纽约大学创办纽约人文研究院,召集作家学者研讨辩论。桑塔格就是第一批受邀者,并为这个研究院带来了决定性的成功,而且桑塔格的儿子,还在这个期间成为了这个研究院的院长。纽约人文研究院很快成为纽约知识界的中心。研讨会后大家去桑内特家享受桑内特的厨艺,做饭正是桑内特的爱好。难怪,在《匠人》一书中,桑内特用了很多篇章讲如何撰写菜谱。

桑内特成立研究院的初衷是抵抗学术专业化的趋势,但因为布罗茨基的参与,研究院成为支持和接纳东欧和苏联异见人士的中心,他们都是从社会主义祖国逃亡到西方的知识分子。研究院针对的解救计划,标志着桑塔格对古巴、越南这类国家同情心的破裂,这种破裂在1970年代中期已经有所体现,到1980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美国出版,更为扩大。桑塔格经历过中国、古巴、波兰、越南之旅,回头看,这类教育之旅,就像是参观“革命迪士尼乐园”。

桑塔格好斗和勇敢,这也让她不易相处。她像女王一样,给周边的人带来压力,“一头怪兽”,“像英国的天气,随时乌云密布”,让人难以忍受。但这种情绪的内在是持续不断的“文化渴求”,桑塔格在电影、戏剧、小说,以及政治运动中,没有止境的探索,充满无尽的欲望。“她决定反对一种单纯的私人生活”,她感到她有责任去公开反对偏见和压迫,这对她来是一种存在的意义。这个特质在她抗击霍梅尼悬赏《撒旦诗篇》的作者拉什迪人头达到高潮,在美国使馆遭到攻击,很多出版社和国家收到炸弹威胁,停止引进和出版,“几乎所有人都在犹豫,但桑塔格从来不畏惧任何东西。”

桑塔格曾经捍卫流行文化,但到了1980年代末,她对娱乐文化无法遏制的膨胀感到沮丧,“将人类行为最不得体的一面变成一个普罗大众值得追求的目标。”她渴望重塑经典的写作,希望几百年后仍有人阅读她的书,但在实际生活中,她又如此的实用主义的享受流行文化,各种演唱会与好莱坞电影,和《名利场》酬劳最高的摄影师莱博维茨谈起了恋爱,直到离世。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摄影师之一,莱博维茨和桑塔格一样,是一个自信且自负的女性。她用独特的风格定义了80年代的“名人”,24岁就成为了《滚石》的首席摄影师。她们互相欣赏对方的艺术目标和雄心,但当桑塔格需要向莱博维茨解释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区别时,桑塔格会斥责自己的女友愚蠢。莱博维茨的摄影回忆录《一个摄影师的一生》收录了记录她们关系的私人照片,充满了坦诚、自然的亲密、温情脉脉的爱慕……大爱。

桑塔格写小说出道,《恩主》的预付稿酬才500美金。桑塔格写散文名声大噪,一篇纽约书评的文章就500美金,于是写散文像不可戒掉的毒瘾。但在桑塔格心中,小说才是文学的最高形式,“不死性”的追求,从开始到结束,她都没有放弃。但毫无疑问,散文的表达与结构方式上的惯性,限制了桑塔格小说上的成就。1992年出版长篇小说《火山情人》,评论冰火两重天,桑塔格终于享受到了“小说家”的名声,但同时,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批评:“该书大段文字完全是对原始文本的改写,就是简单的抄录,桑塔格缺乏移情能力,所以她很难虚构,仅仅是一种历史贴纸。”

2000年,“抄袭”这样的指控在桑塔格的最后一部小说《在美国》出版时再一次发生,桑塔格以傲慢回应了这些指控。她提到小说前面的说明已经强调,小说受到了历史人物莫德耶斯卡的启发,“不多也不少”。在面对《纽约时报》时,桑塔格援引文学理论为自己辩解:“所有处理真实历史人物的作家都会改写和吸取原始材料……我使用了这些原始材料,也彻底改变了它们……文学一直以来都隐含一系列的引用和影射。”

这些指控没有造成持续的消极影响,相反,她在全世界范围获得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文学奖项,美国国家图书奖、耶路撒冷奖……如果不是癌症夺去了她的生命,诺贝尓文学奖也是可能的。在领取耶路撒冷奖的时候,桑塔格再一次展示了自由独立勇敢的性格,她批评以色列:“我认为,只要以色列居民不从占领区撤出,就不会有和平……我这么说……是基于一种尊严。”向他颁奖的是耶路撒冷当时的市长,后来的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奥尔默特一言不发。

2001年9月11日,桑塔格正在德国访问,通过电视获悉了家乡纽约发生的事。她没有抑制住愤怒,为纽约客写了一篇《杀人犯不是懦夫》,认为恐怖袭击归咎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尖锐的攻击关于怯懦的袭击者的平庸修辞,谴责美国政治和媒体自以为是的蠢话,“让我们用一切手段共同悲伤,但让我们不要一起愚蠢”。这番讲话不合时宜,非常刺耳,让失去朋友和亲人的纽约人痛苦又愤慨,并反击与羞辱桑塔格刚愎自用、歇斯底里、道德白痴。“桑塔格证书:颁发给那些在恐袭时头脑尤其混乱的知识分子。”

桑塔格非常在意现场亲历,但911凑巧她又隔着距离发表言论,她没有听到双子塔倒塌时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响声、呛鼻浓烟以及大街上的逃亡。桑塔格从德国返回美国,第一时间从机场乘坐出租车以最近的距离到达了还冒着浓烟的世贸中心,她在万人坑附近来回游荡了一个小时。两周后她获准进入灾难现场,她告诉一位记者,她此刻才理解什么是巨大的牺牲数目和毁灭的现实。“很偶然的,我代表了一种观点,激进的或尤为不符合主流的,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常识。”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小布什政府的军事计划受到广泛的质疑,桑塔格反伊拉克战争立场和文化批评在欧洲得到了呼应,作为异见知识分子,苏联东欧巨变中消失的形象又出现了。2003年,德国书业和平奖,也是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颁给了桑塔格,评价桑塔格没有丢失“欧洲遗产的眼界”,维护了自由思想的尊严。桑塔格致辞说,文学为我们提供那些你自以为思考过、感觉过、相信过的东西变得混乱的经验,“逃出民族虚荣心、小市民习气以及强迫性地方主义的监狱,意味着自由。”

桑塔格生命的最后9个月是与癌症痛苦的抗争,在决定治疗方案时,她选择要活下去,不在乎生存质量。去世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以110万美元的收购了桑塔格2000册藏书、信件以及手稿,建立了桑塔格的私人图书馆。去世后,她选择安葬在了她的第二故乡巴黎,蒙帕纳斯公墓,贝克特、萨特和波伏娃也葬在此处。桑塔格终于成为了她向往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本文由作者上传并发布(或网友转载),绿林网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未经作者许可,不可转载。
点击查看全文
相关推荐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