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娜丽莎发现史读后感精选

《蒙娜丽莎发现史》是一本由[美] 黛安娜·黑尔斯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36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蒙娜丽莎发现史》读后感(一)：她在画里微笑，直到永远……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声名久远。有关这幅名画及其人物原型的考察，迄今已经深挖细缕，议论纷叠，而新的作品仍在不断推出，引发一次次的阅读回望。

美国作家黛安娜·黑尔斯的这部《蒙娜丽莎发现史》，是一次对蒙娜丽莎的艺术史考察，更是一次超越艺术品本身的，对那段佛罗伦萨历史的重新发现。

作家以文化学者的名义，亲临佛罗伦萨。作为发现者的主动视角，好处在于可以通过作家的行迹，结合她对佛罗伦萨史学家的拜访，综合各家的观点。他们分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简史》作者丽莎·卡博利查、意大利当代文学批评家和女性主义作家安杰拉·比安基尼、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性问题专家萨拉·马修斯-格列科，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教授马尔科·钱基，美国中西部学院联合会佛罗伦萨项目主任约瑟芬·马里奥蒂等人。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整理这张列表，是因为通过这些专家身份的展示，我们可以大致明白这部作品主要涉及的话题。内容围绕达·芬奇的艺术风格和成就，丽莎身处的盖拉尔迪尼家族和她的丈夫的焦孔多家族的谱系，穿插当时佛罗伦萨的掌权人美第奇家族的影响力，并且提及欧洲战争和文艺复兴的形势。线索比较多，借助访谈来展开、串连，转换之间比较自由，不失为一种好的方式。

这些专家还能提供有洞察力的意见。蒙娜丽莎的微笑表达了什么意思？自从弗洛伊德流行之后，通常的论断是列奥纳多对母亲的移情。钱基不以为然，别扯了，不是你想画就能画出来的！那么多画家尝试过表现微笑的方法，最后都失败了，达·芬奇为什么能成功？因为他经历了多次的实验。看看他的手稿，看看他以前的作品，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早就隐现在《圣母子、圣安妮与圣约翰》、《圣母子与圣约翰》等画中。艺术探索从来不能一蹴而就。

这部作品最得力处，我认为，突出了当时佛罗伦萨的女性生活境况。

作家不仅写了丽莎，还写了其他几位女性。玛格丽塔是比丽莎早了半个世纪的家族长辈。那时候的佛罗伦萨，男人是家庭的主管，妻子儿女相当于财产。玛格丽塔必须容忍丈夫达蒂尼的出轨。达蒂尼的私生女吉内芙拉很有个性。绰号“雌虎”，以名媛的姿态穿梭社交圈，拒绝结婚和生孩子。玛格丽塔粗通文墨，打理部分生意，并且有书札存世。达蒂尼夫妇这批珍贵的文献档案的打捞，是本书的一个成就，可以看作女性意识的萌芽初探。

当然，“她们不是女性主义者”，比安基尼说道，“她们不想改变世界”。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来讲，她们并没有女性解放的冲动，她们却依然能够在历史和文化进程中留下自己的痕迹，这才是真正足以说明的潜在的力量。

作家描述了妇女们的困境。比如，生育之痛。丽莎的父亲安东马里亚的前两任妻子均死于难产。养育之恸。丽莎生育了六个子女，其中一半夭折。婚姻之悲。如果不能出嫁就只有出家，老处女会被视作“怪物”，女孩出嫁的前提是拥有一笔好嫁妆。安东马里亚的贫寒给女儿造成了很大的惶恐，幸而贵族名望和商人联姻的模式让丽莎得到了一位丈夫。丽莎的美貌、温良和操持家务的能力，让她得到了丈夫的喜爱。佛罗伦萨政局动荡不安，安稳的家庭生活难以奢望，丽莎的两位女儿先后选择遁入修道院，其一年轻病逝，其一僻居乡野。

丽莎本人活到了79岁。对她来说，虽有一些缺憾，比起同时代的其他女人，她过得已经够好了。最好的、最幸福、最烂漫的岁月，大概就在丈夫延请知名画家，描摹她的容颜的那些时刻。佛罗伦萨成了传奇，达·芬奇成了传奇，蒙娜丽莎也成了传奇。在她身后，那些热闹喧哗，那些围观聚讼，与她又有什么关系呢？她在画里微笑，直到永远……

《蒙娜丽莎发现史》读后感(二)：蒙娜丽莎寻踪记

作者： 王珊禄｜摸鱼司特约作者

本文最初发表于《美术报》2018年7月3日公众微信号

没有哪个面容，能像蒙娜丽莎一般，在如此久远的年代中，让如此众多的仰慕者为之倾心。她是全世界最为著名的肖像画，没有之一。教育学家把她写进小学课本，艺术家不由自主地临摹，广告商大肆利用她的美名。在法国，每年有超过900万人争相步入卢浮宫，只为一睹这位神秘女性的芳容。

列奥纳多·达·芬奇 蒙娜丽莎1503-1507年 法国巴黎卢浮宫藏

戴安娜·黑尔斯也和大多数游客一样，曾瞩目凝视这件艺术杰作，但不同的是，她提出了一个人们常常忽略的问题：这画中的主角究竟是谁？

当黑尔斯揣着皱巴巴的地图，在佛罗伦萨的街道上小心翼翼地寻找蒙娜丽莎的踪迹时，这一问题的答案还并不明晰。但随着她思考的不断深入，随着历史材料的不断涌现，一切逐渐浮出水面，这张神秘的面容也越来越清晰。

作为记者，黑尔斯有着与一般学者截然不同的写作方法。看得出来，当她着手撰写《蒙娜丽莎发现史》时，并不满足于传统学术写作的条条框框，也不愿妥协于传记写作常使用的线性叙事，而是像侦探小说一般，从一个很小的线索出发，一点一点地揭示，一点一点地牵扯，顺藤摸瓜，按图索骥，整个过程丝般顺滑，畅快无比，以至于当读者一口气读完大呼过瘾之时才发现，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找到最终某个具体的答案，而是要展现人们“发现”蒙娜丽莎的过程，以及这位神秘女性所处的充满戏剧性的时代。

阿基乐·贝尔特拉梅（意大利） 卢浮宫偷盗蒙娜丽莎的窃贼34×25cm 印刷品 1911年9月

蒙娜丽莎是谁，这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吗？乍看如此，似乎只要找到一个生猝年，一些简单的生平信息，就能填补百科全书上的这个词条。但黑尔斯的雄心显然远非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她在书中呈现的，不仅是一名女性的点点凡尘，更是一个时代的洋洋大观。

一名女性的点点凡尘，是这本书的基本线索，也是黑尔斯的独到之处。从丽莎的出生、出嫁，到相夫、育子、守寡、去世，作者清晰地勾勒出一位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女子形象。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黑尔斯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在讲述蒙娜丽莎的故事时，总会不由自主地代入到那个时代之中，萌发来自现代的关怀。丽莎出嫁之时，并没有选择未来的郎君的权利；出嫁之后，也只是丈夫的附庸；随后长女夭折，胞妹因为嫁妆不足不得已进入修道院；丈夫去世，自己不愿为后代添麻烦，进了修道院。这些事情，这样的生活状态，在现代女性看来，充满了悲剧色彩，也是值得同情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给予了充分的思考。尤其是丽莎去世后，并没有按照丈夫的意愿与他合葬，而选择长眠于奥尔索拉修道院中，作者认为这是一种脱离与独立的象征，是值得肯定与赞扬的。这样跨越时代的判断，着实是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一个时代的洋洋大观，是黑尔斯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丽莎的故事，同样也是整个时代的故事。就拿丽莎出嫁这件事来说，由于牵涉到佛罗伦萨的婚嫁制度，使得作者顺其自然地花了大量的篇幅讨论了两个家族的起起落落，一个是蒙娜丽莎的娘家盖拉尔迪尼家族，一个是她的婆家焦孔多家族。赶巧的是，婆家恰好是没落的贵族，娘家恰好是新兴的富商，这又涉及到两大统治阶级的利益纠纷。互相攀附扩大利益，在佛罗伦萨有无冕之王之称的美第奇家族自然而然。

美第奇家族

进入叙事，作为政治生活的宏观力量，影响着丽莎的生活。不过即便在丽莎生活的短短几十年里，美第奇家族的同治也不是常青树，它严重受到世俗的法国统治者和天主教统治者的影响，在两大势力斗争的过程中成为牺牲品或是弄潮者。于是全书的视野再次扩大，延伸到意大利之外，乃至整个西欧和南欧。就这样，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整个时代的特征，在一次小小的婚礼上表现了出来。

在视野扩大的过程中，另一位重要的人物也在时代的潮流中颠荡起伏，那就是《蒙娜丽莎》的创作者，雷奥纳多·达·芬奇。与商人的妻子丽莎不同，学者们对于达芬奇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也十分繁琐。而在这本书中，黑尔斯恰到好处地找到了那些足以影响《蒙娜丽莎》这幅作品的故事，以极其简洁的篇幅，一方面将达芬奇融入到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年代之中，另一方面为我们呈现了《蒙娜丽莎》创作的前世今生，不仅是这位天才与丽莎面对面的过程，也包括在此之前重要手法的尝试、绘画思想的形成等等，一切影响这件伟大作品形成的因素，都以线索的身份出现在这篇“侦探小说”之中。

同时，作者还讨论了达芬奇去世后这幅作品的去留，这是许多传记作者常常会忽略掉的。事实上，《蒙娜丽莎》的成名，有机遇、有巧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在学界是共识。那么，如此美妙的一件作品，为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受重视，在公共浴室之中遭受热气的蒸腾？又是怎样的机遇与巧合，让它登上世界第一画的宝座，成为卢浮宫的镇馆之宝？黑尔斯在她的书中，给出了一系列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一连串答案的撰写，也使得这篇侦探式的简史，在时间的维度上，有了更多的跨越。

洋洋大观，世界历历在目，点点凡尘，丽莎处处动人。《蒙娜丽莎发现史》发现的不仅是丽莎、达芬奇的故事，更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肖像。

《蒙娜丽莎发现史》读后感(三)：“女性没有文艺复兴”：《蒙娜丽莎》背后的婚姻生意与单身女性

原文首发于界面文化

《达·芬奇画蒙娜丽莎》，Cesare Maccari (1840-1919), 1863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852年，艺术家吕克·马斯佩罗从巴黎一家酒店的四楼纵身跳下。他在一张纸条上留下了遗言：“我渴望理解她的笑容，苦苦挣扎多年，依旧未能如愿。我宁可一死了之。”这个她，指的便是蒙娜丽莎。

自将文艺复兴带入法兰西的佛朗索瓦一世于1525年前后将《蒙娜丽莎》挂在枫丹白露他的私人浴室中后，这幅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名画在王室收藏中的地位起起伏伏，继而在成为卢浮宫馆藏对公众开放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蒙娜丽莎》于1911年从卢浮宫失窃消失、又于1913年重返法国的事迹则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传奇经历不仅将这幅画抬到了法国国宝的地位，也令画中人的形象举世皆知。

一张描绘《蒙娜丽莎》于1913年返回巴黎的明信片。来源：视觉中国

长久以来，人们为画中眼神深邃、嘴角含着一缕神秘微笑的女子魂牵梦萦，然而我们很多时候会不自觉地忘记，达·芬奇用高超技法付诸笔端的这位完美女性，实际上是一位真真切切在历史长河中存在过的人物。《蒙娜丽莎》画中人的原名为丽莎·盖拉尔迪尼，她是佛罗伦萨商人弗朗切斯科·德尔·焦孔多的妻子。1494年，弗朗切斯科的第一任妻子卡米拉·鲁切拉伊逝世；次年，他迎娶了丽莎·盖拉尔迪尼，两人共育有5个孩子。当丽莎生下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弗朗切斯科委托达·芬奇为妻子作一幅肖像画。大多数传记作家认为，达·芬奇从1503年开始为丽莎绘制画像，然而直到这位艺术家去世，他都没有将这幅画作交给委托人。

在500多年之后回头审视丽莎·盖拉尔迪尼的人生，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位佛罗伦萨女子身上，一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女性所处的生存环境、文化习俗和日常生活。美国记者、作家戴安娜·黑尔斯（Diana Hales）在《蒙娜丽莎发现史》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蒙娜丽莎同时代的佛罗伦萨女子从出生、成长，到结婚、生子乃至死亡的种种际遇。有意思的是，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丽莎是一个“人生赢家”：作为一个没有多少嫁妆的穷贵族女子，她在一个女性需要依靠男性才能生存、婚姻市场极大地利于男性的社会里，成功地嫁给了一位富商，且获得了后者的爱重。对于那些不那么幸运的女子而言，进入修道院做修女是她们剩下的出路，然而讽刺的是，这一群女性反而可能是那个时代在公众领域最有话语权、享有最多自由的女性。

1479年6月15日，丽莎·盖拉尔迪尼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家庭。和当时所有佛罗伦萨天主教徒家庭的新生儿一样，她在位于圣母百花大教堂对面的圣约翰洗礼堂受洗，正式进入佛罗伦萨的公民档案。

在任何时代，孩子的教育问题都让讲究体面的家长非常操心。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认为，知识是“女孩魅力的点睛之笔”，因此富裕的家庭会雇佣家庭教师给子女讲授语法、数学、逻辑学、文学和拉丁文。对于像丽莎这样父母手头拮据的女孩而言，所受的教育可能就比较有限：阅读（主要是宗教作品）、写作、简单的算术、诗歌、歌唱。另外她还要掌握一门乐器，例如七弦竖琴，还有女孩必备的技能缝纫和刺绣。出身上层家庭的女孩还必须掌握优雅的淑女礼仪。她们要学习如何行屈膝礼，如何用餐——用右手的三根指头捏住刀叉，拿起餐桌台布的边沿，轻拭嘴唇。

女孩们有各式各样的玩具，包括小球、木马、小钹、小鸟玩偶、镀金小鼓等，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用赤陶土制作、身穿天鹅绒和锦缎衣服的婴儿耶稣的塑像。那样的玩偶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的女孩而言，甚至比芭比娃娃对于现代女孩更为重要。她们长大结婚时，往往会把这个小小的玩偶放进陪奁箱带去夫家。

和同时期的中国贵族女孩一样，佛罗伦萨精英家庭的女儿的活动范围通常局限在深闺之内。除了参加宗教活动之外，她们很少有机会走出家门。每年的圣洛伦佐节是她们可以自由外出活动的日子之一。为了纪念圣人圣洛伦佐，佛罗伦萨人在每一年的8月10日聚集在教堂外载歌载舞，这也是男女老少难得能够欢聚一堂的公共场合。

在1977年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历史学家琼·凯利-加多问道：“妇女是否拥有文艺复兴呢？”她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在意大利的城邦国家中，国王、公爵和亲王占据统治地位，为数不多的女性可以通过继承遗产或借助父辈和配偶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然而在以民主政治制度自得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女性却是二等公民，被剥夺任何参与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佛罗伦萨女子既无权购置地产、参加选举、担任公职、上大学攻读医学或法律，也无权加入行会、经营生意、独立生活。她们甚至不被允许踏入政府或司法机构的大门。如果女性作为证人或被控犯罪，她们必须在法院门外呈交证据。即使有男性知识分子欣赏女性的才情，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女性的地位肯定在男性之下。人文主义者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擅长写缠绵悱恻的言情作品，但他竟以一种鄙夷的态度将女性称为尿壶，“需要时把它挪过来，用了后放到一旁。”

“佛罗伦萨的男人和女人认为，在社会等级结构中，他们各自占有永恒不变的位置。对他们来说，女性主义、妇女权利以及男女平等这样的词汇毫无意义。”黑尔斯写道。丽莎和她同时代的女性都认为，女儿、妻子、母亲就是她们一辈子中唯一需要扮演的角色。

出嫁是文艺复兴时期女性获取社会地位的前提条件。20岁以上的单身女子会被认为让家族蒙羞，哪怕是她的父母也不能一直供养她。大多数上层社会的女性与比自己大一倍的男人结婚，她们之中成为寡妇的比例几乎达到1/4。

因此在女孩年满15岁或16岁的时候，富裕的父母通常会开始通过职业婚介或家族亲戚物色相亲对象，17岁仍然待嫁，会被视作一个危险的信号。糟糕的是，在当时佛罗伦萨的婚姻市场上，男性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新郎及他们的家人对女方嫁妆的要求越来越高，嫁妆数额飞涨：1350年平均为350弗罗林，1401年平均为1000弗罗林，15世纪最后25年中高达1400弗罗林。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弗罗林是佛罗伦萨发行的含3.53克24k黄金的金币，按照现在的兑换率，一枚金币的价值为135-150美元。由于嫁妆数量直线飙升威胁到了社会稳定，佛罗伦萨执政团于1511年4月22日颁布新的法令，规定佛罗伦萨公民的每个女儿的嫁妆上限为1600弗罗林（当时嫁妆数额已高达3000弗罗林）。

不过，在这个首创银行业的城市里，人们有着灵活的应对之策。1425年，一种类似于现代政府债券或基金的嫁妆理财方式创立。在女孩5-10岁时，父亲会在银行存入一笔钱（按照不同时期的物价金额从60到100弗罗林不等），政府根据存款时间支付不同的利息。以一笔数额为100弗罗林的存款为例，经过15年之后，它可变为500弗罗林的嫁妆；7年半之后，本利相加的金额为250弗罗林。如果女孩夭折，嫁妆基金在一年零一天之后支付本金。如果女孩放弃婚姻进入修道院，嫁妆基金将成为数额小许多的“修道院”嫁妆，付给她所在的修道院。

一般来说，像丽莎这样没有嫁妆的姑娘，找到丈夫的机会几乎为零，但幸运的是，她的父亲安东马里亚找到了一位和嫁妆相比更看重门楣的女婿。弗朗切斯科比丽莎大13岁，经营丝绸生意。他在上一段婚姻中已经获得了大笔嫁妆，在这一次婚姻中，这个酒桶工匠的曾孙更在乎与盖拉尔迪尼这个历史悠久的家族联姻所带来的社会地位提升。于是他与安东马里亚达成共识，以后者名下的一片价值400弗罗林的农场为嫁妆迎娶丽莎。

在婚事敲定后，男方会首次登门拜访，女孩们直到这时才有机会见到自己未来的丈夫，这也是她们首次亮相于未婚夫面前的重要场合。黑尔斯指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阳台约会并不只是莎士比亚的艺术杜撰，而是真实的意大利传统——丽莎盛装出席在这样的追求仪式上，含羞带怯地向下望着自己未来的丈夫。

“如不结婚，就当修女！”到了15世纪末，修道院成了体面人家抛弃没有嫁妆的女儿之处，精英家庭宁愿送女儿去修道院，也不愿意让她们屈尊下嫁。统计数字显示，佛罗伦萨50余家修道院成为了多达一半的上层人家女孩的最终归宿。教会规定，成为修女必须出自女孩本人的自由意愿，但到了16世纪初，当事人是否同意已经完全没有意义，父母们被敦促着早早将命中注定献身基督的女儿送进修道院，远离尘世的种种诱惑。女孩们通常在9-11岁之间“蒙上面纱”，在12或13岁时举行最后的宣誓仪式。

一旦女孩立下终身禁欲、保持贫寒、绝对服从的誓言，她们生活的绝大部分内容就剩下虔敬活动了。她们要为佛罗伦萨城祈祷、朗诵赞美诗、吟唱颂歌、阅读经文、背诵圣经、冥想；她们还要打理修道院的菜地，缝制修女要穿的衣服，或为神职人员绣制礼服、为教堂的祭台绣制亚麻台布、为自己的家人绣制手帕。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富裕的焦孔多夫妇选择将大女儿和二女儿送进修道院，其中二女儿玛列塔大约在1515年左右进入圣奥尔索拉修道院。圣奥尔索拉修道院建于1309年，与许多其他知名的修道院一样承担类似寄宿女校的职能，接受的学生年龄下限为5周岁，在德育和智育两个方面为学生提供教导。学生的学制不限，短至几周，长达数年。

圣奥尔索拉修道院的申请难度堪比常青藤大学，当然院方考察的不是女孩的才智与梦想，而是她背后的家庭——女孩的背景必须完美无瑕，她的父母必须有能力支付她的生活费和其他开支。修道院院长会根据每个女孩家庭的具体情况，考虑名望和财富两个因素，逐个确定女孩需要支付的费用。疼爱女儿的富裕家庭会支付额外的费用来换取女儿在修道院里更好的待遇（比如说雇佣没有嫁妆的贫穷家庭的修女为仆）。如果女孩的父母捐赠给修道院的金额特别大，她们还可以免去参加宗教活动等诸多义务。

修道院的生活固然清苦，但讽刺的是，修女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代最有资格参与社会生活、施展抱负的“职业女性”。黑尔斯发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修女会从事历史、会计、企业、药品和管理事务，她们记录编年史，创作话剧，撰写专著，绘制宗教画本，制作插图，编配教堂音乐，其中的崭露头角者甚至能够在政商两界获得不小的影响力。

“我情不自禁地提出一些带有假设性质的问题：如果可以结婚，我是否愿意与自己并不了解、但是或许会逐渐爱上的老男人结婚？我是否愿意接受男方的家人，与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之下？我是否愿意数十年如一日，承担单调、无聊的家务琐事？我是否愿意冒险一试，去面对怀孕和生产可能带来的致命后果？”黑尔斯写道。

或许是为了让女儿远离婚姻生活的是非，丽莎决定将女儿送进修道院。在针对“剩女”的嘲讽依旧大行其道的21世纪，我们或许应该庆幸，和文艺复兴的女儿们相比，我们已经获得了更多定义人生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