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安平傳读后感摘抄

《儲安平傳》是一本由韓戍著作，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409图书，本书定价：HK$100，页数：2015-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儲安平傳》读后感(一)：仍未远去的储安平

下午刚拿到《储安平传》，还没细看。一上手就直接翻到第十三章，光明日报总编辑。有七个小标题，第六个是“党天下”，这也是储安平最为人所关注地方。储安平那篇讲稿今日读来仍振聋发聩，没有道理吗？但是领袖的“让敌人猖狂到顶点”引蛇出洞的阳谋，聚而歼之，妙得很。我无意于对当时的环境有什么评说，只有在真实的历史面前一切才显示出本来面目。储安平对政治的抨击从民国直到四九年后，然而他失败了，真心实意的意见成了罪状，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也是多么的不识时务啊！毫无准备的进了包围圈。这本掂量起来颇有些分量的书，有形的重量，那无形的重量呢？是掂量不出来的。最后一个标题叫做“归途何处”，储安平去哪儿了？没人知道。但他仍未远去，他漂泊无依，鬼魂野鬼似的，是他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

《儲安平傳》读后感(二)：民族主义者储安平

罗志田先生在研究近代中国各种思潮纷繁变化的时候指出，透过各种思潮的演变，可以感受到一条民族主义的潜流。在阅读储安平传的时候，也隐隐的感觉到，支撑储安平思想转变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储安平曾经在《观察》杂志上面批评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但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储安平并没有选择跟随国民党或者是选择流亡海外，而是留在大陆继续进行舆论的监督。新生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不存在其它的舆论的，其它的民间舆论都是资产阶级对人民的肆意攻击。一代报人在新政权下也不得不解散报社，积极向争政权靠拢，但是其做诤友的心一直没有改变。双百方针的提出激活了这颗沉寂的心，这个事业心极强的报人有积极投入舆论监督的活动中，殊不知一张无形的网这在撒开，“党天下”的言论一下激起千层浪，开始时还以最高领袖的指示四处张扬早春天气舆论的储安平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一颗民族主义者的心“向人民投降”，在反右运动中储安平彻底失去昔日的理想与抱负。在那个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年代，他根本无法置身事外。如苍兄，我走了，储。一代报人就这样与世决绝。而右派这一身份始终没有得到平反，但这还有多少意义呢？

《儲安平傳》读后感(三)：一个符号

储安平 储安平日益变成一种怀旧的符号，一个想念由自的符号，然而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的他实际上是很多人对反抗、由自与知识分子理想的寄托，然而他未必足以当此。 储安平实际上难说把由自作为最高的价值理念。相反，他有着极其强烈的“强国家”的诉求。在大学生时代，他就是参与抗议、激进地要求government对日开战之人，而并不考虑实际情况。虽然他当面顶撞了蒋主席，却没有受到惩处，而能够继续在报纸上发表言论，指责果党败坏民族的血性与道德。 假使说，这还算是普通爱国心的范畴，那么之后他的一系列文章、言论，却表明他离由自的理念，确实有相当距离。他谴责中国人没有公德，提倡国民性的改造。这里，他虽然反对儒家的“修身”，却落入一样的窠臼，因为虽然他批判了儒的私德而主张公德，却都是通过改造人的手段实现；而人无法自己完成改造、达到他者的规定时，便只好寄希望于一个外在的权威，而个人的由自也就荡然无存。 他先后办了几种文学杂志，比如《中央公园》《文学周刊》，不过并不十分成功。虽然他成功的做到不从意识形态着手，对作家的讽刺还是太过，以至于接近人身攻击。他的手腕还需要锻炼，他的专长也不在于文学。而当他转向政治性报刊，他的才能与观点体现的就更加突出了。 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储安平发表了不少文章，比如《能力分配与服从领袖》《论领袖制度》《谈领袖》《拥护领袖与尊师重道》等，不无鼓吹领袖的嫌疑:实际上，虽然这里有身居此位、不得不为的因素，他自己却也是领袖的拥护者。他并不认为领袖与大众平等，相反，他以为领袖乃是“天生给人饭吃的气魄”，有着特殊的“天才”，那么，不那么天才而且需要领袖给他们饭吃的民众，就只能服从了。当然，他爱的不是领袖而是国家，但是一旦个人被抹去，国家只是一个虚的实体，储安平在这里只能陷入对领袖的崇拜中，虽然他现在把领袖的位置给了一个相对中正的人，却难保不会呼唤一位超凡领袖。 值得注意的是，当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发表后，储安平因为对其中“给秦桧翻案”而征文抗议，甚至还早于官方对吕的打压。储安平的民族至上情节反映的相当明显。而民族至上的主张者，总是必须要有一位领袖来代表民族的。 这种激起民众热狂的超凡领袖，也能够得到储安平的支持，而议会政治出来的政治家却未必。 和郭老不同，储安平心中的超凡领袖未必是红日，而可能是元首。 储安平1936年时去观看柏林奥运，他宣称“欢呼震天，国旗飘扬，这种热烈的情绪和亲热的空气真是让人感动的要掉下泪来”，继而是“他们都怀着最大的热情，来到他们的京城。。。他们对于他们的国家何等关切，他们对于他们的元首是何等崇仰”，元首崇拜已经呼之欲出。他无视该次奥运的种族歧视，而专门歌颂“日耳曼精神”，他赞美“德国的人民，喊着那样恳切、勇敢、崇敬的声音来欢迎他们的元首。我们只看见几十万条粗壮的臂胳，像铁一样直的平伸着，没有一点颤动，没有一点下斜，他们德意志国民的精神那时就完全在这一条臂胳上”，而德国也就“恢复其世界头等国家的地位了”。他既把德国视作强盛、解放的模板，自然期盼着中国也能如此，而民众的自由也就屈从于“开明专治”“新型独材”了，恰可与丁文江、钱端升等人呼应。 储安平在英国求学期间，受拉斯基影响最大，不过这一点还要以后再说。当时他赞美的乃是英国的议会政治，然而，即使如此，他却也学到英国人的实用主义，这使得政治制度的评价变得不那么重要而专注于“富强”。于是，他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在的影响。 在抗战期间，他与第三党有所交集，不过关系不深。唯他在私事上与果党程沧波有隙，所在的国立师范又相对压抑，他乃从拥护国府转向批评为主。不过他并未完全丧失判断力，从他《我们对苏联修献案的看法》可以判断，他对苏俄的野心与威胁相当有洞察，只是他提及苏联“有兴趣”的是波罗的海、东南欧、巴尔干，不知他是否把中国，也纳入这一框架？如果是，他大约不应该心存希望，在报上登出《延安文艺讲话》并且引起讨论，因为这是只能学习，不可辩论的。 战后，储安平的“野心”似乎更大了，因为此时应当已经是建国阶段了。他办《客观》，既有新月派的吴世昌，也有左边的聂绀弩。他的目的是以“独立知识分子”身份，促进进步。在他看来，个人诤谏容易流于辩护士，组党不切实际，而公共论坛则是最好方式--然而他忘记的是，公共论坛和组党一样，不切实际；他可以影响大小知识分子的心灵，却改变不了政局。与组党一样，他们都只是两大之间的弱小。真正不公平的是，他们实际上只能损害给他们以这种有限由自的一方，而钢铁般组织起来的另一边，却只会渔翁得利。 所以他批评果党接收腐败，固然不错，却败坏了其形象，而他认为cp不足以拿到政权，甚至希望他们变成和平的反对者、监督者，更是美好的幻想，他希望用老虎抗衡狼，来保护羊群，结果自不待言。虽然他也发表言论，指责cp处没有由自，可是他依旧在指望着老虎会有“操守”与共和主义色彩的“公心”。 之后他办了名气最大的《观察》。这当然胜过今日多矣，可他开篇即把果党说成“失败的统治”，又不认可cp，使得他只能走拉斯基式的“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即“政右经左” 。所以他鼓吹其福利与国有，为此他主张“斗争”，甚至主张允许工人的打、砸。这在学理上值得批评，谢泳先生即批评他“太重拉斯基而忘记哈耶克”。不过这本来就是书生空谈罢了，何曾是一条备选的道路呢？ 他的政右，却又是有条件的，他并不把由自与主民放在较高的位置上，而是带着相当功利主义的色彩去看待的，由自是为了促进国家的进步，主民也不是利益的各分，而是广泛参与(倒是有晚清主张设议院者“通君民”的遗风)，宁可“开明的专治”。所以，他的《观察》，并不是宣言由自，而是宣扬民族，宣扬拯救“国运的危殆”--虽然这个杂志确实是由自的一个象征。 这种情况下，他的国际判断力不得不受了影响，对果党的亲美大加攻击，却宁可无视ussr的巨手。他还赞美ussr，“其政体虽然另树一帜(！)。。。到底把国家弄的像个样子。。。人心自然归附”。看来他并不想知道ussr人民是多么痛苦，而只被大国的幻影迷住了。所以虽然他早就认识到在当时由自是多少，而cp那里由自是有无，却宁可为了“国家富强”，而让由自归于无。 由自确实会归于无。《观察》固然有许多读者与拥护爱戴者，却依旧只能是乱世浮萍。他对果党的批判日益深入。可悲的是，这并不有好处，

《儲安平傳》读后感(四)：安身立命无处去 平治天下谁可为

（以下是读完后的一个整理和自我感受，不是书评。）

读书之前，储安平在我眼里是一个标签，现在他是一个人。

他有着强烈的事功心态，自视甚高。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国，他渴望通过自己的一份力量让国家强大。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高的理想就是平天下。在储安平最意气风发的时候，让人想起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气度。时代不同，平天下的方式不同，而储安平选择安身立命和平治天下的方式是办报。

他的大学时代在《光华周刊》中对学校特别是对年纪长潘炳麟批评中，可以窥见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性格特征。一方面他不畏权威，嫉恶如仇，敢于对平的事情发声，另一方面他恃才傲物，用词激烈，不给人留余地。九一八后学生去南京请愿，在蒋介石安抚学生训话后，储安平一人挺身而出质问政府为什么不出兵东北。这举动大胆而反叛，储安平自身未必不害怕，可他就是要挺身而出。1933年储安平为国民党《中央公园》做编辑工作，锻炼出干练的工作作风和负责的办事态度。《中央公园》主要是对文学本身批评，而少涉及意识形态，虽然储安平自诩公平，可《中央公园》对林语堂和鲁迅批评时，并没有登出相反意见的稿件供读者参考。

《中央日报副刊》时代的储安平开始脱离文学，转向评论，评论的风格也从激愤走向客观理性。而这些评论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有明显的民族国家意识。而这种民族国家意识在去德国参加奥运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赞颂希特勒，鼓吹法西斯主义。这看似于他要去英国留学，学习其政治历史有矛盾之处，但其实这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枚硬币就是民族主义。我不认为储安平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的定义难以确定，至少对我来说，强调个人的权利，反对极权是最主要特征之一。而储安平对英国与德国的吹捧不过是对其强大羡慕，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不过是一种手段，他是采用一种实用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

1938年回国后，储安平一直鼓吹抗战，同年8月他提出代表《中央日报》去前线采访战争情况。他一心只扑在"大家"上，而对自己"小家"缺乏关注，妻子端木露西理解他，无论是留学还是上前线，他却不理解端木露西。甚至所谓的程沧波事件1939年春夏他才知晓。储安平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女性观念也趋于保守，甚至将家庭视为其追求功业的累赘。露西从光从名字看就是一个新女性。她爱浪漫也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一些观点并不比储安平差露西理解他，支持他，他虽对露西也有感情，却不顾露西的想法和需求。到储安平在国立师范学院时期，两人的感情走到尽头也并不奇怪。

与妻子分开后他在桂林《力报》的评论中出现一种转向。他不再单纯歌颂抗战伟大引导民族情绪而对政府的过失有所批评。显示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形象。这种转变是基于时局的变化，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战胜日本不过是时间问题，知识界关注点从抗战转向建国。储安平在《力报》上重申自由，批评国民政府，批评中更增加了政论家的深刻。在他办《客观》时期，他批评国民政府腐朽党派机制，对共产党有复杂的态度，对国共在战后做法各有批评，关注民生，大谈福利政治。可与《创造》内部人员有观念不和，同时也有更大的雄心，他去上海着手准备新刊物。1946年《观察》的创办使储安平有了自己"兴论建国"的阵地。

《观察》倾注了他所有的心血。筹备股东，租赁房屋，约稿，审稿，编辑，出版，储安平都亲力亲为。《观察》自我定位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刊物"，"以高级知识分子"为阅读对象，其立场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观察》大受欢迎，最重要的原因是犀利论证的姿态。开篇就将国民党统治定性为"失败的统治"，但并不意味着他支持共产党，这点他阐述："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他想走一种"中间路线"，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领导，而《观察》上也集结了大量知识分子发表这种【第三条道路】理念和主张。这时期，他鼓吹的自由仍然是作为手段的自由，而不是作为目的本身的自由。商业上的成功，让他更加自负，有了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救世主心态，对时局的批判也更加犀利。《观察》成功达到了最高峰，可开到荼靡，春天也就尽了。1947年对学潮的鼓动已触及到国民党的底线，除政治危机之外，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崩溃也使《观察》陷入经济困难。国内形式也逐渐明朗，储安平不得不做出新的转向。1948年12月内政部查封《观察》，储安平在此早有意识，提前逃亡至北平。

1949新政权成立，储安平被作为政协代表候补，以他的资历来说，这是很高的待遇了。他亦对新中国做了不少热情洋溢的赞美，心中仍然有他的报人梦。他早早在北京为观察社买新房，依然亲力亲为，渴望成为共党的"诤友"。而国家的新闻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性第一"，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报纸应该用来宣传运动，教育干部，打击敌人。《观察》复刊开篇文章就是《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和编辑方针》。除清算自己，自我批评外，储安平仍卑微希望报纸可以对各级政府提出建设性批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复刊后的《观察》完全采用歌颂社会主义一片大好形式的态度，《观察》已经穷途末路，名存实亡。1951年4月15日，观察社正式结束。

储安平与报纸最后的缘分是1957年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在此之前他做出版工作，后又去新疆，报道新疆新面貌。这期间他避开了一系列政治运动，这对他来说不知是好是坏。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1957年又作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塑造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储安平正是在这样的风气下开始磨拳擦脚，希望再次大展抱负。毛泽东鼓励党外人士帮助中共整风，给中共提意见，但知识分子仍有顾虑，不敢说话。储安平改版《光明日报》提出民主党派的报纸必须为鸣放创造条件，增加民主人士发表言论的篇幅，但明确《光明日报》不会反党。储安平也如实贯彻了他的想法，积极推动各地鸣放，《光明日报》的版面上也排满了轰轰烈烈鸣放的稿件。五月中下旬，毛泽东决定将整风转为反右。储安平却浑然不知，在6月1号他大胆提出【党天下】的问题，意气风发说“要谈就谈个大问题”。其实相比《观察》时期对国民党的批判，这份批判是相对温和的。他不知道这正撞上了枪口，之后他就被打成大右派，开始了无休止的检讨，妻离子散，别人对其避之如瘟疫，在一次次的运动中接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万念俱灰。1966年9月，他失踪了。1982年官方认定其正式死亡。

储安平的命运由时代和他自身的性格共同造成。我一个沉默的大多数，非常巧合读这本书认识他这样的人。他不是个高明的人，政治上有幼稚之处，性格上缺陷明显，甚至我对他很多观点都不同意，可他真诚，勇敢，努力追求，他想用报纸做“平治天下”的手段也许还有人也抱着这样的愿望。

对于书本身的评价，读书少说不出什么，作者在后记自己有谈论。书中史料丰富多样，这相对可以更客观全面认识储安平，作者并不为储安平避其缺陷，不过作者对此有分析与辩解，书中也有推测之语，不过大多是基于史料事实做出的推论。为他人立传本也不可能完全呈现其本来的面目，总有作者自身的影子，读书的人也带着不同的眼睛。

《儲安平傳》读后感(五)：谢泳：储安平研究小史

本文发表于《书屋》2015年第12期

韩戍《储安平传》(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后，我感觉需要对二十多年来的储安平及《观察》研究作一个小结。韩戍《储安平传》在这一阶段的储安平及《观察》周刊研究中，是一个重要收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一阶段中一个成熟的研究成果。学术史上常有“后出转精”的说法，但不是所有的后出成果都能超出前面的研究，这其中除了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和评价及相关史料的发现外，还有研究者的心理动力，也就是说一个常见的研究对象是否还需要重新投入自己学术兴趣和精力去完成，这本身也包括了研究者对所选研究对象的判断以及对研究对象复杂性与丰富性的理解，韩戍对此有很清晰的意识，同时也有自信的判断。当我看到眼前这一部《储安平传》的时候，我认为韩戍对自己所选的研究对象的判断是富有想象力和判断的，因为他用自己新发现的史料和对史料的分析，再一次丰富了储安平的人生经历，同时解读了他思想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学术研究中选题很难，尤其旁人已做过的研究再要出新更难，但韩戍敢下这个决心，确实需要坚定的学术勇气。

储安平重新进入读者的视野大约是在1989年初，当时戴睛完成了《储安平与“党天下”》，展示了对了历史人物可能引起时代反映的敏感，在储安平及《观察》周刊的研究中，这个传统始终延续下来，即储安平及《观察》研究不纯粹是一个孤立的学术问题，它一定是建立在时代现实的真实感受中，章诒和写储安平的散文，同样也是这个传统的延续。这也是储安平在近二十多年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中，总是在不同阶段可以引起时代回声的原因。到韩戍研究储安平的时候，应当说储安平的历史地位已经凝固了，启蒙的任务似乎已经完成，再把他作为个案来研究，需要对历史现象的极端敏感和判断，一般研究者可能回避，但韩戍选择了坚持，最终完成了这部《储安平传》，这个学术自信相当重要。

储安平研究是在启蒙时代开启的，一开始它的学术追求就没有简单停留在一般的报人和作家研究上，而是把重心放在了重新寻找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的精神源头上。上世纪八十年末，最早自觉意识到储安平及《观察》周刊自由主义传统的是余英时和汪荣祖，他们分别在重新评价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时，对储安平及《观察》周刊给予高度评价，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储安平及《观察》周刊才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至少我自己是由此才开始试图全面了解储安平其人和《观察》周刊的。多少年后，我才知道1984年就有一位日本学者平野正完成了《储安平的立场与〈观察〉周刊的性格》的长篇论文。2009年夏天，我到厦门后曾开过一个“纪念储安平先生诞辰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第一次在会议论文集中刊出了平野正的论文。当时陈永忠在台湾出版了《储安平评传》，加上我2004年公开出版的《储安平与〈观察〉》，算是这一阶段比较专注于储安平研究的几本书。这期间有大量的学位论文选择储安平及《观察》周刊为研究对象，零散的文章也时有刊出，但多数是冷饭重炒，能静心搜求储安平生平史料和佚文遗事的，我以为非韩戍莫属，我要对他的学术判断和学术耐心表示敬意。他敢于选择储安平为研究对象，内心肯定先就存了一分对先贤的敬意，同时也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学术勇敢，因为储安平研究的风险有时候还不体现在学术史料的搜求难度上，其它方面的顾虑也常常让学者望而却步，而韩戍选择了继续前行。

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近年能够进入公共话语的，似乎只有《大公报》和储安平的《观察》周刊。进入公共话语，意味着研究对象成为脱离专业研究的公共常识，也就是说离开专业研究，他们也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谈论的热情，不是所有研究对象都有这样的命运，只有那些人生选择和个人命运包含了丰富性和复杂性的人，才可能获得这的历史机遇，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为历史而生的，历史自然不会忘记他们。具体到储安平而言，他在专业上的成就，在同时代人中并不突出，但他在历史关键时刻的每一次选择，却总能体现时代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对时代的敏感程度远超于他的专业成就，所以他可能是永远会被人谈论的对象，而多数在专业上远胜于他的同代人并没有这样的历史荣耀。1992年我写《〈观察〉研究》时，我就相信这个人以后会不断为人谈起，因为他为历史付出了他的勇气和智慧，今天看到韩戍的《储安平传》，我更感欣慰。

韩戍是许纪霖先生的学生，纪霖先生是我们这一辈人中最早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学者，韩戍能选择为储安平立传，我想他的学术灵感一定与纪霖先生有关，韩戍在学生时代即能完成这样一部传记作品，不要说纪霖先生了，连我这个仅见过韩戍两面的人，也为纪霖先生感到自豪，有这样的学生，我们做教员的人，对以后的学术事业应当更有信心。

韩戍掌握储安平史料是我目前所知最完整的，我后来没有再继续关注这个题目，一是学术兴趣转移，再是感觉储安平史料再发现很难，但韩戍在这方面的判断显然比我高明，他不但发现了相当多的新史料，更发现了相当多的储安平佚文并且整理出版，在这方面韩戍表现出了相当出色的学术素质，同时也展现了相当优秀的学术潜质。

韩戍这本书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我略说两点。

韩戍生活的时代，获取史料的第一手段是网络，网络的第一便捷是发现史源，但要真正得到史料，也还不是一件易事，韩戍在这方面的努力很成功，只要有史源的，他绝大多数得到了，所以这本《储安平传》是我所见史料最丰富的一本，再发现新史料的可能是存在的，但要超出韩戍则有极大难度，因为韩戍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再一点是韩戍扩展史料的能力很强，他能在已知史源的方向上，扩展很多史源方向，比如在储安平的生平史料中，对端木露茜及储安平交游人物史料的发现，对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有很大启发和帮助。同时韩戍也非常注意域外史料的获得，比如欧洲方面的史料，他在台湾早期情治部门的档案中也发现了储安平史料，这体现了韩戍成熟的史学训练。

2015年5月18日，我参加完储安平衣冠冢揭墓仪式后，在回厦门的高铁上读完韩戍《储安平传》，当时我就想为此书写一篇书评，谈谈自己的感想。我当时的阅读感受是这本书在储安平史料的搜集上花了很大功夫，为进一步提高储安平研究的学术水平加厚了基础，但韩戍对储安平的理解，我以为可能与其师纪霖先生和我这一辈关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人还有区别。这是本书的优点还是缺点？我一时不好下断语，但我感觉在对储安平的理解上，我们这一辈人有比较强烈的时代感受，而韩戍可能更多学术判断，简单说就是，我这一辈人，多看储安平的优点，而韩戍这一代学者可能凡事更愿意用客观和学术观点来来判断。比如对储安平思想倾向的理解上，我们更愿意将储安平视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而韩戍则特别愿意评论储安平身上的民族主义特征，就一个人的思想倾向来说，说储安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似无不可，但就其一生事功判断，最后可能是自由主义思想起了根本作用。还有对储安平当年对希特勒的一些赞扬言论，韩戍的评议似乎也稍嫌简单，其实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多以动态和结合世界局势变化来判断，方能更切近事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可能有他们自己成长时代的特殊性，当对国家的感情和自己思想倾向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身上通常表现出浓烈的民族主义特征，这可能也是一个时代印迹，不独储安平，其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又何尝不如此？但在思想倾向上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判断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个人以为大体还是不错的。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传统曾经中断，所以我这一辈人中，凡在一些历史人物身上发现了自由主义思想倾向，都感觉亲切，有时候愿意夸大他们身上这方面的优点，这是肯定的。我们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当代情感和思想倾向不自觉带进研究对象中，这是难免的，但我至今也还不完全否定这种感情，因为理想的历史研究，很难成为一种纯粹对客观历史知识的追求。我要说，在客观历史知识的追求方面，韩戍这本《储安平传》远胜于我那本《储安平与〈观察〉》的小册子，但在将研究对象与个人历史处境结合的情感交织中，我以为我的情感多，而韩戍的情感少，我忽略储安平身上的缺点(有些是我当时还不知道)，但有些是我有意为之，我愿意夸大他身上的某些自由主义思想火花，但因为时代变化的原因，韩戍已经没有这方面的自觉意识了，这可能是一种学术进步，但我们愿意将历史研究和时代处境联结的追求，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可取处。这也许就是所谓一代有一代的学术吧!

2015年7月2日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