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与大臣》经典读后感有感

《君主与大臣》是一本由[美]白彬菊 (Beatrice S.Bartlett)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9.00元，页数：62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君主与大臣》读后感(一)：军机处与清朝覆亡的联系

明朝中后期，在位时间最长的两个皇帝嘉靖和万历懒政，导致了中央权力控制能力的减弱，文官系统和宦官系统党争，消耗了帝国的生命资源与续航能量。清朝建国以后，吸取了这一教训，为加强对帝国的控制，皇帝凡事亲力亲为，与各种政权机构打交道，处理繁多复杂的政务。这一现象在雍正王朝达到了顶点，据说他在位十三年，平均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其余时间均在处理朝政，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大量的事务忙不过来。为了处理激增的事务，他把数个分立的辅佐皇帝的机构合并成一个大的新机构——军机处，在君主和中央各机构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甚至直接执行和落实。那么，军机处是加强了皇权还是缩减了皇权？本书认为，军机处最初设立的目的是帮忙皇帝进行事务的处理和落实，是对皇权的加强和巩固。但是，随着军机处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其权力日益扩张，成为了举足轻重的权力中枢机构，反过来削弱了皇权，君主专制统治向君主与大臣的合作转型，大臣限制了君主的独断。作者的这一论断，颠覆人们印象中的军机处是皇帝办事机构的观点。本书主要是探求18世纪这一转型如何发生，何以发生？是什么导致军机处的形成并令其崛起，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凌驾于中华帝国的其他机构之上？在律令密如凝脂，繁似秋荼的时代，在官僚间的党政极为敏感的行政环境中，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何以被推上主导的地位？这个集权向分权的转型，对清朝中后期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对乾隆时期最终击败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以及乾隆皇帝十全武功的军事胜利等，都是重要的因素。还有，鸦片战争之后，军机处这一富有经验的班子应对了帝国最后50年的种种紧急情况，包括大规模叛乱、皇帝幼冲、摄政体制以及西方日紧的入侵等。作者据此得出结论，“有了18世纪从皇帝亲理政务向君主——军机大臣共治的这一转型，才推动了清朝在中期达到盛世，并延续了自身存在，直至覆亡。”

《君主与大臣》读后感(二)：清代中期的批示治国

网络上曾流传过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的“搞笑”批示。前者的批示感情色彩浓厚，夸人骂人都直抒胸臆，而后者的批示则套话连篇，各式各样的“知道了”被网友玩坏了。总之，两位清代皇帝的批示都与想象严重不符，甚至让人大跌眼镜。

经由美国学者白彬菊的这本讨论清中期军机处的书，我们得以进入历史的语境，还原出那些“搞笑”批示的由来与背景，进而明了其实那些看起搞笑的批示其实有着深厚的制度基础。就拿雍正的批示来说，之所以他在朱批之中如此“真性情”，是因为那些奏折诞生于皇帝与亲信之间的私密交流，他的吐露心迹也有拉拢的意味。相比之下，乾隆时期的奏折制度已经常规化、制度化、规范化，形成了几个固定的套语以节省时间精力等成本。与“知道了”及其他套语相对应的，是军机处等机构不同的处理措施。也就是说，批示不止表面看到的几个字或几句话而已，实际上是一整套复杂的制度。

从白彬菊的分析来看，清中期采用的是批示治国，只不过前后有所变化，主要体现在君主和以军机处为代表的大臣之间的动态平衡。与一般人对专制皇帝的想象不同，在军机处制度成熟运作时期，皇帝的意志要受到军机处的掣肘，并不能为所欲为。此外，由于政务的繁复以及时效等因素，皇帝极为依赖军机处的协助，而不是相反。这一结论颇为“反常识”，但白彬菊细致地材料梳理和严谨的分析就摆在那里。我甚至佩服她笔下的军机处制度，在前现代帝制时期竟然能做到如此高效、有序和持续地运转。

作为一本制度史研究的佳作，以下几点也让人印象颇深。

一是原始档案的利用。这一点只需翻看注释即可。从台北到北京的地域跨度，从康熙到嘉庆的时间跨度，再加上汉文和满文的语言切换，这一本砖头后的译作底下，是由一座海量的原始资料库。相比之下，有的学科还没有区分一手文献和二手文献的意识。

二是机构成长的评估方式。作者较为明显地运用了七个指标进行测量，分别是机构扩充、人员增加、文书数量、办公设施、经费状况、内部结构和程序规则。这些隐然体现了作者对官僚制理论的熟稔。

三是决策体制的分析。君主和军机处在不同事项或领域得决策权分配以及决策流程，折射出二者的权势关系。这一视角的引入恐怕仍是得益于作者的社科素养。

《君主与大臣》读后感(三)：维护专制皇权的临时性手段

似乎并无太多可学习借鉴的地方，类似的内容在《辨色视朝》和《日暮乾清门》中已经较为明确的写过，当然本书的最大价值可能在于第一它属于国外研究清史的成果性书籍，第二其成书日期较早，放在当年当属价值较高的一种，恰如那本《五四运动史》，现在看来了无新意，放到四五十年代去看，可能感受截然不同。 军机处的本质，在我看来，就是维护专制皇权的一种临时性手段，既灵活，又依附。无论明清还是其他各朝，皇帝都在采取一套以下御上的把戏，所谓御上，是指每个朝代都有桀骜不驯的皇族、虎视眈眈的外戚、居功自傲的大臣，如何让自已的地位更加超然且皇权稳固，是每一个皇帝都需要思考并解决的问题。事涉权力，必然腥风血雨你死我活，不同朝代当然有不同手腕。比如宋朝，各种同参知事，各种虚设兼职，让官员行动的合法性一直出于一个可疑的状态，是谓既让你力事，又不给你专职;到了明朝，为防止丞相专权，特意把这个职位永久性的移除，然而后果不过是分权给大学士，以内阁票拟的形式新瓶装旧酒而已;到了清朝，又别出心裁，所谋划军机处之初，既是为了区分外朝和内廷，也是为了提升皇帝的决策地位。详细一点来说，外朝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是票拟制度无形中弱化了皇帝的作用，整个题本签署过程中皇帝被等同于一个橡皮图章一样的吉祥物角色，只在专业官僚们提出的建议后加盖印章而已，这显然对于权力欲十足的帝王是不可忍受的;其二在于，外朝的保密性实在是无法让人满意，各种政事，皇帝尚且未签，下属早已知悉，这对于皇权的严肃性显然极有害处。为了解决这两个大问题，雍正着意改革，构建自己的内廷班底。雍正时期的不确定性、软弱性是内廷最大的特征，原因也不过是雍正对权力的敏感体现而已，所以张廷玉一般卓异的人物一一终满清一朝配享太庙的郡王14大臣12其中汉人仅此1人而已——也曾专门说: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所以雍正时期内廷确实好使，不仅忠诚，而且所有的功劳全是帝王的，雍正历来的勤政形象，“亲自阅览，一字一句，皆出自朕之心思”，塑造的极为成功，然而现在来看，内中水分不少。似乎类似的变革、机构的设立都集中发生在帝王权力不稳的时期，比如康熙、乾隆对于这个变革就不那么迫切，反而是雍正各种折腾，而到了清末道光也试图玩类似的把戏，用戊戌君子们为章京，试图再次架空军机处以构建属于自己的新内廷，可惜权力之争刀光剑影，功亏一箦。 清朝还是一个极重祖宗家法的朝代，所以外朝对于历任帝王的批奏都储存起来，以备以后查阅作为定例援引。这无形中是一种束缚，你不可以为所欲为，想批什么就批什么，你的批奏会在身后留下永恒的影子，犹如未来拿着放大镜时时的注视着自己。这种压力雍正也不喜欢，于是使用各种“特”字来明确不要放到援引之例中。其实这是一种妥协办法，身为封建帝王，他可以直接废除掉这种规矩，但对于身后名、天下议的一种敬畏，帝王也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即使不喜欢外朝的种种，他也必须依赖外朝，不能直接与外朝撕破脸。但讽刺的是，祖宗家法再大也大不过现世权力，明明有清一朝从未有过太后垂帘的先例，反而有皇族多尔衮摄政的旧事，慈禧却完全无视，掌权至死。 到了乾隆，军机处正式成为一个成熟的机构，兼顾行政、通信、档案、出版四方面，其中最核心的权力源泉当然是对信息的控制，也就是对奏折的阅览处置权，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及撰拟谕旨，或廷寄等其他执政手段。而它与皇帝之间密切的关系又是这一切的基础。有道是帝王心思难测，军机处也不可能时时事事与帝王保持高度一致、绝对一致，出现意见不和时如何处理显得尤为关键。一味唯唯诺诺毫无主见肯定是不行的，这种奴才到处都是，军机处不养刀笔吏;强项犯上更不可取，恶了与帝王关系，轻者被踢出决策层了此余生，重者直接下去陪先帝。军机处在此的成功之处作者概括的极简洁:军机处的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它是以书面形式提出指导意见，而不是在可能引致当场争辩的谈话中。这就提供了一个极为巧妙的转圜空间，一个缓冲的余地，一个可供选择的梯子，如此一来帝王可以从容的应对本来可能是突发的冲突，选择最理智的处理办法，而比起哪个意见对国事更有利而言，冲突的消弭才是军机处奴才们最大的心愿。如此既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又不会让帝王嫌恶，实在是绝佳解决办法。军机处最后一个职能在于管理档案、监管出版，这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档案留给后代子孙，很多都会成为援例影响后人的决策，谁不希望自己能留下一个深深烙刻在王朝根部的身后名呢？我去参观过一次皇史宬，对于存放历朝实录的大箱深有印象。而通过出版史书，清朝可以宣扬自己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以及决定它取得的成就如何为将来的人所理解，一句话，即掌握了最终解释权。 军机处的出现与演变，即君王与大臣们权力博弈彼此推动的结果。

《君主与大臣》读后感(四)：《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读书摘要

军机处

第一部分 雍正朝分立的内廷：军机处的前身

一、雍正初年内廷的加强：

外朝的职责：行政、通信、档案、出版；问题：腐败、效率低下以及信息的不保密性

雍正即位面临的问题：满洲人在政府的优势；众兄弟的恩怨纠纷；对蒙古准备的战争；严峻的财政问题

内廷：内务府、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问题：满蒙人过多，声望高，威胁大

控制外朝的尝试：总理事务王大臣、大学士、管理部务大臣、会考府；结果：成效不大，问题不小，官员联合抵制，隆科多、八阿哥等人的威胁

规避外朝的内廷：大学士、管理部务大臣、服丧期的总理事务王大臣等等，雍正对此不满；实行新的奏折制度，垄断信息来源并借机培植亲信官员

二、雍正的内廷助手：

亲王与大学士

关键人物：深受信任的怡亲王以及汉人张廷玉；解决问题：财政、西北战争、通信

雍正对怡亲王的评价：事无巨细，皆王一人经画，无不精详妥协，符合朕心。

张廷玉与怡亲王的区别：“雍正皇帝视怡亲王为心腹近臣加以使用，已取得一种专制的治理方式……相较而言，张廷玉不能满足雍正皇帝对心腹近臣的要求，他不能够反驳君主或是像怡亲王那样直言不讳。尽管雍正皇帝信任张廷玉并十分倚重他。”

三、皇帝的内廷代理人：

内廷三大臣：怡亲王、张廷玉、蒋廷锡

内廷问题：“不是一个依法设立、有确定成员数、拥有显赫头衔以及确切组织任务的班子。”是皇帝的私人工具。

代理人的发展（扩大化）：户部堂官、从户部到大学士

任务:讨论政策与撰写谕旨

书面议覆、朱批、代理人的议覆奏折、廷寄

通过一系列措施，雍正帝对皇权大大加强，军机处此时基本算是皇帝的工具，然而随着战争的扩大与事务的繁多，军机处也随之加强

四、为平准之役而设立的内廷下属机构：

户部军需房、办理军需大臣

军机处开始迅速扩大，人员增长，事务繁多，权力也因之加大

雍正四年是转折点，之前是竞争性的统治（人为制造派别，使得自己大权在握），之后则是越发依靠大臣进行统治，除了三位核心之外，越来越多的专业官员加入军机处中，不过雍正仍然使内廷代理人、户部军需处、办理军需大臣分而治之。

第二部分：乾隆内廷统一时期军机处的建立于扩张（1735—1799）

五、总理事务王大臣时期内廷的转型：

内廷迅速合并，三者合为一体，成为强大的军机处

军机大臣开始位高权重，兼职众多头衔乃至实缺，下属军机章京的扩大；档案出版事业以及史学编纂的日益繁荣，军机处的权力日益侵蚀外朝；亲王、权贵在内廷影响力的衰弱；汉人的势力增长，

与雍正朝的转折：雍正时内廷因非正式而脆弱；乾隆时合并为一，强大且因非正式而获得更多特权以及活力。

六、18世纪军机处的结构

军机大臣：兼职众多，权力极大甚至在奏折廷寄中名字的书写也出现特殊照顾

任命：京官文职正二品以上；皇亲（主要是外戚）；军机大臣的儿辈；满人优先，但汉人势力增长

特点：能力强、政治可靠、行政职责的不断扩大

乾隆朝军机处扩大的重要原因：不断的扩张战争；出游巡幸

皇帝与大臣关系的转折：“从前的君主独断转变为皇帝——军机大臣的统治形式，这一直持续到清朝结束。皇帝不再直接处理许多与外朝相关联的问题。军机大臣通过兼职，现在监管着许多外朝事务，必要时会积极干预。交给外朝的调查会在军机处解决，甚至有时会重新书写。一个新的管理层——军机处——现在矗立在皇帝和外朝中间。

七、军机处下属组织

军机章京：军机大臣提名、皇帝首肯

乾隆时规模不固定、常常变动，吸纳新人以处理紧急事务；效率高，办公条件简朴；同样有兼职；业务有常规抄写，也有除了最机密的谕旨的撰拟；时常外派，待遇优厚，“通过提升以前的军机章京，军机处将自己的人置于各要缺，在整个帝国内有着广泛的联系，并且得到忠诚、富有经验的襄助，这一做法所带来的形势大大有利于军机处。”

军机处满伴、方略馆

至此，外朝拥有的四大权力被军机处严重侵蚀，内廷实际上成为权力中枢

第三部分：结局

八、嘉庆皇帝对军机处的改革

嘉庆改革：因和珅案而起，外朝的反扑；对军机处的地位与声望有所损害，但无关痛痒，反而是将非正式的军机处制度化与正式化了。

“嘉庆改革显示，在19世纪初，不再对军机处实施真正的改革。它的中心位置早就形成并牢固确定。皇帝对它的忠诚和高效深信不疑。外朝官僚不能够有效挑战军机处在18世纪中后期所取得的霸权。皇帝和国家都已离不开它。

结语：

军机处设立的时间问题：从雍正继位到乾隆二年底；第一阶段是相对软弱、分散；第二阶段则是合并为一的、强大化。

内廷转型的主要阶段：康熙皇帝与雍正皇帝；雍正去世与乾隆继位；乾隆二年末及之后

18世纪有利于军机处成长的因素：保密性；内廷的非正式性与法外活力；兼职；通过官僚机构联系一切；信息接触；军机处的职责；通信的扩张与规范；不拘于繁文缛节；乾隆年间的战事；到处巡幸；军机处满汉混合；大臣们的野心

可能阻碍成长的因素：皇帝的反复无常与外廷

军机处与皇帝的关系：军机处尽力地影响决策并约束皇帝的专制意向；皇帝有权随意书写奏折，但皇帝不受约束的行为非常少见。

“无人挑战的皇权可以灭绝一个家族，令一省贫穷 ，给国防带来危险，或让帝国沦丧于蛮夷。经过了数个世纪，中国各朝的大臣们想出了种种办法，一限制这种不受约束的皇权所造成的潜在破坏……在18世纪，北京中央政府的大臣同样会对君主施加限制不足为异。事实是，统治太重要了，不能留给最高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