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古村纪事》读后感锦集

《青海古村纪事》是一本由赵贵邦著作，45.00元出版的2013-1图书，本书定价：408，页数：，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青海古村纪事》读后感(一)：谢谢慢先森先生，谢谢April先生。

《青海古村纪事》未能做的更精细是因为，出版社初校三次稿，第四次我又进行了详细的校对，把方言俗语中不准确的做了修改，个别句子或段落别嘴的也往顺里理了一下，可惜的是书印出来，还是采用的第三次校稿。估计是误用。以后有机会再版，我会整个儿的再次斟酌细化一下。慢先生大概是我的乡党吧，书中村子的地理位置都那么清楚。当时稿子要的急，我用三十天的时间狂写了四十万字，所以有些地方未能精益求进，不过想来，再次出版的可能性很渺茫，我也只能在此处再次向两位仁兄致歉。

本来这个时代有好多东西都块垒于心，但生活窘迫，疲于一日三餐，几乎已经没有机会和力量将那些东西书写出来，而且出版难度巨大，大半生以来写的好多东西都搁置高阁，恐怕只能当遗产留给后辈。

再次谢谢两位仁兄的关注。

《青海古村纪事》读后感(二)：土地的不可估量的忧郁 作者：郭建强——赵贵邦《青海古村纪事》读后

一百年前，俄罗斯诗人叶赛宁发出这样的喟叹：“啊，田地啊，田地啊，田地，/啊，我的不可估量的忧郁！”差不多一百年后，在中国大地上，乡村和小镇迎来了类似叶赛宁曾经目睹过的那样的命运。比当年的俄罗斯更甚，今天中国的乡村（包括城镇），以一种变脸式的浮浪快速改头换面。叶赛宁为被遗弃的乡村吟唱的哀歌，在青海诗人赵贵邦《青海古村纪事》一书中找到了回响。他以数百幅照片和50万文字，记录了故园的消失和改变。

近些年，在曾经鼓舞了一代人的“报告文学”这种中国式文体侧畔，生长出了另一种带有还原现场和贴身书写的作品，被称作“非虚构写作”。在这种文体中，作者降低了“报告文学”中的高嗓门，加强了客观描述和报道力度。贵邦先生的《青海古村纪事》似可归入这一种写作类型。此书以记录为“施工标准”，却于字里行间更加强烈地满溢出告别传统生活的伤痛。一种来自田地、来自土地，来自有过乡村经验的忧郁沉思，板结在书中这片土地的一草一木，和形形色色的男女身上。

“乡下的家不见了”，这是刺激赵贵邦写作此书的原点。乡下曾经温暖了作者的整个童年；离开乡下，意味精神和心理的第二次断奶。实际上，乡下找无可找去无可去，在不断地“整容”中已经或者正在割裂记忆。由乡村移居城市的人们的不适症，有深入骨髓的因子，而乡愁之渴再无方可解。

具有这种痛感和乡愁的人多不胜数，表达感同身受文学艺术作品也屡屡让读者悚然一惊，牵扯起各自埋藏深浅不一的回忆和情感。在青海，王文中先生《岁月的痕迹》《远逝的村庄》两部著作，曾为文化界瞩目。《青海古村纪事》与王著异曲同工，同悼青海汉族村落传统生活的分崩离析。与文中先生借乡间事物一唱三叹不同，贵邦则把焦距对准了人，以人物的行为处世，铺展村镇今昔生活画卷，讲述族群生活方式的裂变。

借《青海古村纪事》，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就在身边常常看到的人物。无论是跳楼的二娃、失踪的常永安，还是大学毕业回到小镇做买卖自谋生路的女大学生，抑或离家出走几年不归的乡村女孩；这些“村二代”力图摆脱土地，重构自我命运，那终如飞絮浮萍的挣扎轨迹，是一种不同于父辈的“活人”经验。对于父辈甚至祖辈，作者用文字留下了他们关于生活和生产的种种方式和形态，表达了他们关于一种传统农耕生活的理解和希冀。上辈人“活人”的经历和经验，并没有因为时代磨难和环境的逼仄而褪色；恰恰相反，在他们吃过的苦和对生活最本质的企盼中，辉射着一种来自传统文化的光亮和温暖。

遗憾的是，在现代化和城镇化浪潮的淘洗下，后人们——新一代村镇人，有很多陷入了铜里不进铁里不进的状态。他们已经无法成为父辈那样单纯而具有超强承受能力的吃苦人，又不具备在城乡夹层立足生根的实在技能。即使一些致富人家，因为生活环境的变化过于迅疾，也缺乏成为城里人的足够的精神心理准备。赵贵邦在此书中“追踪”了几个沉溺于吃喝嫖娼窃的“村二代”，在他们身上显示了精神缺钙的可怕疾病。

任何一种文化发挥作用时，都会显示出二重性，甚至多重性。对于《青海古村纪事》中的人们而言，土地和与土地生活错节盘缠共体生长的儒家文化，既是对生活和精神的校盘和基准，也意味一种凝滞和束缚。由此，在今天社会发展和巨变中，“古村落人”的心灵地震和实际生活形态的断裂，实在是惊心动魄的，用多少部书来表达都理所应当。

诗人赵贵邦写作《青海古村纪事》时，压抑了的情感强烈爆发。他把来自田地、大地，来自耕读传家的人们的郁结和忧思，盛载在貌似客观的记录中。然而，家园不再土地不再的沉痛，并没有因为客观而失去温度；曾经的记忆和温暖也没有因为无奈的喟叹，而丧失意义。那些场景和仪轨，那些已经活过人和正在活人的乡亲们，在作者钎焊着许多青海口语和称唤的表达中呈现出黑白照片上颗粒般的质感。

《青海古村纪事》读后感(三)：乡关何处 ——赵贵邦《青海古村纪事》漫谈 ...作者 阿甲

古有贤德之君下派文士到民间，广采各地乡野淸闻，民俗土风，稽考为政之得失利弊，以图将来者，因此有“采诗官”一说。

诗人赵贵邦有一天厌倦了玩弄词语的魔方，突然逆着农民工进城的方向，走进了乡野。“回望”自己的出生地，游走于一个个日渐成为“空巢”的村庄，用手里的相机，心里的纸笔，匆匆记录了（抑或“抢救”着）关于乡土记忆的点点滴滴，于是有了这部带有“采编”和“纪事”色彩的《青海古村纪事》。

乡关何处--阿甲（阿甲评拙作《青海古村纪事》--《青海日报》20140905刊）

我不知道这样一种“返乡”之旅，这样一次农耕文明落日余晖中的“守望”，带给了他怎样一种心灵震颤，只是叙述一下子变得缓慢，语言消瘦了下去，在他平实的有点粘滞的语言叙事背后，我感觉到的是一种更多更大的“沉默”。而这“沉默”里，似乎又是一颗广漠无垠，历经沧桑的历史之心有太多的话要借他之口娓娓道说。

青海河湟谷地是青海主要的农业聚集地，先民们一代代刀耕火种，薪火相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河湟文化圈”，它以农耕文明为主体，以孔孟之道传家，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边地的游牧文化和外来的伊斯兰文化及其信仰也杂陈其间，因此文化形态上又有着一种“混血”的意味，他们既尊崇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的美德，还有进退有据，礼数悉备的各种规矩，而对各路神灵也都具有敬畏之心。当然，一个汉族人，当问起其先民的历史渊源时，大多数人都会说出其祖上来自于南京朱氏巷的传闻，轶闻不可细考，但从保留了许多古汉语词汇和发音的青海方言和礼数周全、家教谨严、遵行孝道的古风中，又似乎可以窥探到许多消失在时间深处的历史背影。

而如今，随着“工业文明”的长驱直入，随着土地的征迁，生存方式的改变，传承了千百年之久的河湟农耕文化体系正处于巨变和消解之中，这既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家园丧失、覆没的过程，也是“现代化”裹挟下，一种文明结构、社会结构转型变迁的过程，这种“千年未有之巨变”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一个区域社会中的群体和个人，正如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所强调：“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轨道，从而形成新的生活形态，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以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都更加影响深远”。对于一个有着美好乡村童年记忆的人，这种变迁显得那么痛心疾首，五味杂陈。

赵贵邦说，这是他的“第二次断奶”。

《青海古村纪事》是一部带有“口述史”性质的民间叙述文本。不同于大多数学者们时髦的人类学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是，这是一部真正用“心”写出来的书。出于一种“诚实”，作者摈弃了现代作家学者们常常强调的“自我”立场，“自我”观点，以及情感渲染，以极为简省的“口语化”白描手法，“忽略”乃至“悬置”叙述主体的方式，以最大的努力倾近着“人物”及“场景”“事件”的本真面貌，一步又一步，一页又一页地保留着乡村记忆中最后的那些风景。那一张张照片，那一篇篇文字，像一帧帧从大火中抢救出来的“岁月遗照”，蕴含着时间本身的塑性力和破坏力，以及一种事物一种文明穿透语言之壳扑面而来时的深深诘难，乃至责问。

赵贵邦说，我以前没想过要写这样一部关于乡土的书。但是有一天，“他们”却自己找上门来，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婚丧嫁娶、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找上了我，我不说不行，

《青海古村纪事》里，赵贵邦成了一个“倾听者”。

这是一种近于“匀速”的叙事，许多“故事”，“人物”内心的悲欢都消弥在几近“平静”的“寒暄”之中，当一种内心的波澜由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或时过境迁的“旁观者”（或“亲历者”）娓娓道来时，已销尽了“故事”原初发生时的那种激越、惊怵，而变成了一种不激不厉的“回味”。而这种“回味”每每显得异常真实、精到、扎嘴。《回到下里巴》和《古村老庙》说的是乡村变迁中古老信仰体系的瓦解，“有神空间”的萎靡、消失的故事。无论是固守农村老院子的明伯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对儒家道统礼数消失的感叹，还是村庙几经拆除重修的描述，以具体、细微的生活当下的事物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旧的信仰体系所发生的嬗变，马克思·舍勒曾言：“现代性不仅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的转变，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望、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不仅仅是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舍勒《协调时代中的人》）。这种转变引起了价值观、是非观的模糊，好坏对错都成了个人的决定，而日渐缺失了明显的公共分界。在《贼娃一箩筐》《赌博郎常永安》等篇章中，偷盗者迅速致富，在村子里盖起了小洋房，开着小卧车明目张胆的按着喇叭进进出出，由于一种渴慕和尊崇，个人的偷盗行为被带动成了集体偷盗行为，由于惩治上的乏力乃至混乱，过去被认为是见不得人的事现在却变得名正言顺。赌博郎常永安运水泥拉建材时内外勾结大做手脚，肆无忌惮捞取不义之财，网友雪晨心安理得逃买火车票。在失却一种“生存尺度”后，一种基本的行为自律已不复存在，人们在欲望的驱遣下沉沦于纷乱的世相不能自拔。《二娃之死》《大碗的悲剧》中的二娃和大碗最终令人同情的结局，虽然有着自身性格和成长环境方面的原因，但跟那种随着生存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的激荡、冲击、诱惑，充满着暴戾之气的大环境也有着很大的关系。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一块不动产，当它被换成一沓可以数得清楚的纸币时，土地和农民便永远地分别了，农民赖以生息的农耕文明背景便永远地塌陷了，庄廓院，村庙，戏台，水磨，油坊，麦田，农具，乃至河流，树木，鸟叫声都在变成记忆里的风景。当然，跟着一起消失的，还有农村人那种纯朴厚道的心性。

乡关何处--阿甲（阿甲评拙作《青海古村纪事》--《青海日报》20140905刊）

这部书中还有另一类篇章，那些底层 “人物”像特定时代的活化石，反映时代变迁的一面镜子，极具“史”之品格。《老祁的前世今生》就是一篇非常扎实的文章，我的“好同学”老祁是个初中没毕业就去谋求生路的农民工，他勤奋，坚毅，吃的各种苦，在与命运的一次次搏击中，不断向一种渴望着的生活挺进，先到可可西里挖了三年金子维持家计，后来又到建筑工地当小工，自学成砌墙的泥瓦匠人，努力锻炼成施工队长，又发奋钻研建筑图纸，终于成为一个项目经理，但随着年龄的增大，家庭的变故，项目审批的严格化，老祁不得不退出自己喜爱的建筑行业，在扎巴镇卖起了蔬菜，这个他早年深深鄙视的行当，老祁身上，反映了整整一代农民工自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现在的艰辛创业史，生活史。充满了苦涩的份量。《脖根村的说书匠》则是一种古老的文化技艺在时代遭际中沉浮的“标本”。我的“姐夫”说书匠李生贵“平日里看着不吭不哈，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来”， 日常生活还闹出了许多笑话，挑水把腰闪坏，赶驴送粪把腿压折，但只要一坐在说书桌旁，便立刻像换了个人似的，“说起书来声调是声调，板式是板式，有模有样，一会儿变成了关云长，一会儿变成了赵子龙，一会儿又是孟姜女，浑身是本事”，包产到户后没人听书了，李姐夫依旧把那些板凳规规矩矩摆在堂间地上，放上家里的烟瓶，煮上两壶茶待着，半晚上半晚上等听书客，此情此景，读了令人唏嘘难禁。一种文化技艺随着一个时代已永远地走进了历史的烟尘中。

赵贵邦说，我再一点心劲儿都没有了，人类历史的行进，令人沮丧。

这部貌似“土的掉渣”的作品其实具有一种“先锋气质”。

这来自于作者对历史的一种理解，历史具有自身的演进轨迹和不为人所能洞彻的力量，万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历史真正值得感怀的不是GDP的发展，不是某些人物的丰功伟绩，而是那些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在不同时空遭际里的心灵诉求。而作者的叙事策略又加深了这一主旨，区别于传统乡土叙事作品的是，《青海古村纪事》中，作者通过搜集当事人“口述”这种方式，将通常处于叙事中心的主体“忽略”或“悬置”了起来，作品中的“我”变成了一个“倾听者”和“记录者”，“自我”被置换成了“他者”，“他者”处于叙事中心。传统小说（或散文）叙事模式中，无论是突出主体性的“第一人称”叙事，还是讲究事件、情节“在场感”的第三人称叙事，要么“我”言说“我发生的事情”，要么“我”言说“他们发生的事情”，叙事主体一直是“我”， 《青海古村纪事》中的“我”是隐匿的，模糊的，古村里形形色色的“人”和“事”通过那些“亲历者”（或“旁观者”）的叙述向“我”走来，“亲历者”（或“旁观者”）以自己的价值准则和处事原则限定并框定着叙述，因此这种叙事既带有生活原生态语言的粗野、粘稠和平实，又有着方言的简洁生动，携带着更多生活现场的温度和质感。在各种各样的生活（同样是心灵）“事件”中，“我”仿佛只是一个“探听”（如旧闻记者）、倾听（如外人）故乡消息的人。

这一点使作品具有了某种“口述史”文献的价值，又暗合着许多“后现代”论述中关于“作者”的定义，即：在后现代语境里，没有全知全能高高在上的叙述主体，“我”不“言说”，某种“文化结构”“心理结构”乃至未名的“存在”借“我”之口“言说”，与强调“在场感”露才扬己的主体性叙事恰恰相反，在这里，“事件”很高大，“亲历者”（或“旁观者”）的叙述很高大，我只是趋于沉默的一个“倾听者”，“记录者”而已。

这种叙事造成了文本构成上的一种“间离效果”，略微遗憾的是这种“间离性”并没有成为作者自觉的艺术追求，对于一个“人物”、“场景”、“事件”的看法，“亲历者”（或“旁观者”）的选取上面太窄，“价值结构”有些单一，雷同，没有将其放入多重价值视野的观照中，从而使其更具有反思的力度，使作品主旨进一步拓展、深化。当然，诗人赵贵邦更关心的是乡土上正发生和已发生的那些事情，正在不断消失的或正在不断涌现的事物，那些已经失去了昔日家园的人情感的抚慰，因此部分地牺牲掉了作品的艺术性而赢得了一种温情。

这样一部含有温情的作品到底看给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