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边西北》读后感锦集

《拓边西北》是一本由曾瑞龙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3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拓边西北》读后感(一)：精彩的分析

与其姊妹篇≪经略幽燕≫比较，作者在史料的运用和辨识上似乎更为驾轻就熟，动辄搬出理论术语的情况大为减少，更多的是深入的分析和出色的考证，虽然缺少地图，作者的学术功底和才华仍得以尽情地展现。

《拓边西北》读后感(二)：狠执着

和上本书一样，还是执着的延续了牵强附会 缘木求鱼的精神，这个附会不知是故意还是刚愎而不自知，总是可悲的。

好多重要观点看了气人 也懒得去驳，有一处却自带喜感：P56言宋为防西夏进攻 预先在环州近城水源下毒，然后作者说这里至今还有“河水苦涩”的特征 可以证明一千年前人家确实是下了毒的。这段着实精彩 如果为了证明重要的观点 急功近利 学术底线一下没守住 还可以理解，毕竟利之所在。可这位老兄的操作让人很看不懂 无关痛痒的佐证 非要自暴其短，于是逻辑合理啥都不重要了，只能说习惯成自然。

西毒欧阳锋什么的在宋军放毒大师这里都是浮云，你不信？自己去尝，河水确实是苦的嘛！

《拓边西北》读后感(三)：回忆随手记

躺在床上刷微博，忽然忆起七八年前在高中时读《拓边西北》当键盘军事家的快乐。不由自主随手胡扯几句——或许，对于北宋而言，铲除西夏是国朝必需之事，西夏一日不除，关陕永无宁日。但过程中实际上是有着非常复杂的勾连的。 首先还不是战略战术的问题，而是西军内部的问题。西军自生的将门，东京来的勋贵外戚，西军里的蕃将和蕃部，都有着极为复杂和悠久的联系与矛盾。 其次是战术。宋夏战争前期，北宋基本采取守势。一直到哲宗朝边臣章楶琢磨出了一套费钱费时，但长期有效，成功率高的进攻战术，称之为“浅攻”。简单讲，就是封锁边境，以大国雄厚的物质力量不断推进军事存在，以小规模的部队不断消耗小国的军事资源。这一策略在近代还有两个人执行过，一个姓曾，成功了，一个姓蒋，一度几乎成功了。 “浅攻“战术的背后，是五代传统的突击冒险、英雄主义风格在军事技术进步面前的失效，而大兵团作战在黄土高原又缺乏足够运动空间。神宗朝两次大规模兵团作战的失败证明了，小股部队在复杂地形环境里，有着足够的优势，后勤压力小，作战成本低，失败可容错高。 而小规模运动，又给了本就分裂的内部军头们各自发挥才能的空间。这就获得了战争中最宝贵的东西——机动性。 章楶以前，北宋在陇山处处被动，章楶以后，原本机动性强的西夏骑兵被堵死在各条溪流河谷中间，而宋人用堡垒将战线一步步推到横山以西。尝到甜头的宋人子弟，就记得了小股部队各自单打独斗打顺风仗和消耗战的快乐。但是，小股部队面对大兵团，可以击溃，却绝无可能消灭。靖康之际，华北平原的宋人面对久违的大兵团时，仓促重组大兵团，但包括西军在内的武装仍保持了散兵游勇的散漫作风，在金人大兵团冲锋的战术下被冲散得零落成泥碾作尘。一直到岳飞以极高的纪律组织了大兵团骑兵与金人对冲，才扭转了颓势。 而辽金的存在又带来了最后一个影响因素——外部干涉力量。战争不仅仅是战争双方的问题，而是交战国及其关系国家的连带活动。对于东亚世界而言，任意战争的胜败都直接影响了1050年前后形成的国际均势。 当年西域万里疆，而今边防在凤翔。安史之乱对汉家的重伤，很难用短时段来画上休止。宋夏战争为什么会延宕日久？神宗朝对仁宗朝国际均势的突破为什么会可耻的失败？战术上的失误是直接的表征，陇西和陕北的蕃化才是关键内因，辽人的支持是最次要的外部因素。 试图在一个文化生活胡化，社会结构部落化的区域快速赢得战争，是求侥幸的。李继迁和李继捧兄弟在太宗朝一降一走，降者脱离土壤，逃离者在草原中蛰伏，不久便王者归来，重整部落民众开始对宋人的反击。杀一酋，复生一酋，杀酋的效率还不如杀马快。 浅攻的消耗战，放弃了幼稚的速胜论，以低烈度的战争，一步步削弱底子薄弱的小强之邦。而浅攻的温水煮青蛙，也比较不易于刺激外部势力的担忧与干涉。（PS：神宗对夏战争急于求成的焦虑和他严重的恐辽症是一个硬币的一体两面，而哲宗还是个孩子时，便对契丹人毫无畏惧，连带的对夏战争也就没有太多的情绪影响决策。这是神、哲父子个人心理特质最大的差异。）哲宗朝在西夏问题上为国家留下极大的操作空间，而辽人对夏的冷漠，则是坐山观虎的乐见其成。他们太过于期待复刻庆历——重熙赠币的无本胜利。与神宗的恐辽症一样，契丹君臣也有严重的恐宋症。这种基于历史记忆的恐惧，为各方正确评估时局带来了严重的偏移。

《拓边西北》读后感(四)：【5月书评】古丹-读《拓边西北》有感

本书是曾瑞龙先生关于北宋中后期宋夏战争的一系列论文的合集，并不是一本完整的专著。所以本文也相对零散地讨论书中的一些内容和结论。

阅读者：书生-古丹（学号Y003）

本月书评：2篇，年度书评10篇

本书是《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一书的姊妹篇，借鉴当代军事战略理论，把宋夏战争作为整合军事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古代案例，详细考察了北宋中后期对西夏战争的进程，从对外扩张的内在驱动力、对外战争中战役法与大战略的互动、拓边战争的政治意蕴几个角度系统讨论了北宋中后期在西北的拓边活动，从而得出了迥异于传统史学叙述的结论，饶富新意和启示性意义。

l 作者：

曾瑞龙，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士、哲学硕士，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哲学博士，专攻宋代军事史，生前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要著作有：《宋朝史论》、《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等，及学术论文多篇。

l 读书笔记：

l 概述

本书是曾瑞龙先生关于北宋中后期宋夏战争的一系列论文的合集，并不是一本完整的专著。所以本文也相对零散地讨论书中的一些内容和结论。

l 拓边政策下的众生态：文官政府、军功贵族与边地士人

这本书与《经略幽燕》的对比很有趣味，经过几十年的演化，宋廷已经从宋辽战争时期的那个大号军阀霸府转变成了一个统一帝国的官僚政府，决策方式有了官僚机构的稳重周全，自然也有了官僚机构的迂腐和效率低下。

北宋立国数十年，军功贵族就在政治生活中边缘化，对于掌握大权的文官来说，维持帝国的稳定是唯一要务，任何生事的想法都是令人讨厌的。在这种价值取向上，很多文官甚至反对嘉奖获得胜利的将领，因为这种嘉奖可能会助长其他将领为获得功绩在边境制造事端的野心。

当然，文官不等于全部反对战争，尤其是王安石变法后，新党为了证明新法“富国强兵”的作用，并进一步证明自身执政的合法性，一直积极支持拓边政策。

支持拓边政策的还有一股力量——边地士人。随着宋代经济中心的东移，陕西在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经济的衰落影响了文教事业，陕西士人在科举上难以同中原、江南甚至河北的士人竞争。在这种情况下，陕西的士人纷纷效仿起他们汉唐时候的前辈，在正常的上升通道被阻塞的时候，通过投身对外战争来获得进身之阶。

司马光虽然天天骂对夏战争，可正是战争为他家乡那些不能在科举中胜过南方人的陕西儿郎提供了军功出仕的机会。唯物主义思想家、大儒张载在年轻时就曾打算率领江湖好汉开拓河湟，包抄西夏的侧面。如果朝廷再不给那些科举无望的陕西士子一个上升通道，投奔西夏的张元、吴昊就是明证。

l 政策取向的基点：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

无论观点是战是和，朝堂关于战争问题的争论始终有两个泾渭分明的维度，基于儒家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取向和基于现实政治考量的功利主义取向。

以比较典型的主和派为例，既有基于势力平衡等现实考虑的苏辙，也有完全站在意识形态上反对战争的司马光。司马光在战场形势明明处于上风的时候，依然坚持归还神宗时占领的全部西夏领土。这绝不是一个基于军事和地缘政治作出的决策，唯一目的只能是彻底毁掉王安石和新党“富国强兵”的合法性。这点司马光和苏轼苏辙是不同的，大小苏并不反对“富国强兵”的追求，只是反对新党某些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并不能达到目的。而司马光是要从价值取向上否定“富国强兵”的合理性，而推行他自己的一套价值取向。

l 文武之别：将领选拔途径的嬗变

所谓“重文轻武”这个千年老梗，在宋代之前根本不能成为一个问题。诸葛亮是文是武？李靖是文是武？秦汉时候的大夫们挂个将军衔就能带兵出征，他们自然不可能既轻自己又重自己。

但宋代是一个军事工作有一定专业化又不够专业化的时期，加上继承了唐末五代各种职衔分离，眼花缭乱到蛋疼的官制，就有了理论上文武有别，实际工作中又不按这个来的乱象。

比如说王韶，从经略安抚司机宜文字干到枢密副使，一辈子都在西北拓边，他主持的河湟开边号称两宋边功第一，这么位猛人，可人家是进士，是文官；以词留名后世的贺铸，从来没上过战场，可他的本官是右班殿直，属武资序列，是武官。

这种怪现象怎么来的？也是宋夏战争带来的。本来宋夏战争爆发前的大宋军队，和历朝历代一样，都是由军功贵族，也就是将门把持的。但是宋夏战争爆发后，接连的军事失败，将门遭到极大削弱，既然将门撑不起整个帝国军队，那么必然要引进新鲜血液，那么作为大宋社会最牛B的一群人，进士们自然纷纷投入军旅。

后世所文人掌兵的评价，就来自于此。其实，唐代担任高级军职的世家大族子弟，你也很难说是文人还是武人，而宋代，科举官僚取代了世家大族的政治生态位之后，自然要在高级军职中分一大块蛋糕，这是很正常的事。文人掌兵，或者用高级军官来源的变化来描述更为贴切。

像范仲淹、韩琦这样的高级文官，一般保留自己的文官本官，担任经略使、宣抚使一类的高级军职，统管地方军政，能最大限度地动员中央到地方的各类军政资源。

而中低层文官或文官子侄，往往直接转为武官，亲临战场一线，比如张亢、景泰、种世衡，还包括了后来的王厚（王韶次子）。甚至还有刘涣这种文转武又转文的牛人。

事实上，分将门蛋糕的除了进士，还有那些行伍出身的低级军官。在汉唐，底层士兵很难成为高级军官，但在宋夏战争中，许多底层士兵出身的军官升至高位，最出名的比如担任枢密副使的狄青。

说有“重文轻武”，确实有，文资歧视武资，进士歧视在座所有人；说没有重文轻武，毕竟宣抚使、经略使这类军事职务谁也不敢轻视，有宋一代，对军功也是非常重视，好多宰执都是靠军功进的两府。

所以说，重文轻武，歧视的是你的出身而不是你目前的工作，鄙视链就是最“文”的进士出身》次“文”的将门出身》不太“文”的行伍大老粗出身。宋朝毕竟是一个封建等级制社会，讲出身，讲等级，这是它的时代局限性。不过，如果在宋代以前，狄青这样连行伍大老粗都不算，就是罪犯充军的所谓“贼配军”出身，如果不是改朝换代，根本出不了头，更不用说坐到两府宰执的位置上了，这还是有一定进步性的。

l 军事学说的演变：弹性防御与堡垒主义

宋夏战争的主战场是陕北，陕北的地形大家都知道，千沟万壑，当年毛主席牵着胡宗南在山沟沟里打转。宋军在河北大平原上对付辽军的弹性防御手段在这种地形上开始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支离破碎的地形限制了各路宋军的机动和配合，三次大败都是孤军深入然后被事先设伏的5-10倍的西夏军包饺子的结果。

为此，紧急接手西北的范仲淹提出了“进筑浅攻”的策略，这也成了之后宋军无论进攻防守一以贯之的原则。“进筑”就是到敌人土地上构筑堡垒，山谷中的堡垒群既可以掩护己方补给线，又能遏制西夏的入侵，“浅攻”则是要步步为营，不脱离堡垒的掩护，避免遭到伏击。

这种堡垒主义其实仍然是弹性防御的一种，只是更加强调了堡垒的支持作用，但是野战军的作用同等重要。进筑行动的成功，首先是要击败当面的西夏常备军，使其无力骚扰筑城，等待对手调集兵力时，堡垒已经筑好，则可以就地转入防御。对方如果围城，兵力少则可以出城打垮对手，兵力多则西夏国力不能支撑。明末虽然也想效仿堡垒主义，但是关宁军并没有西军那样优于对手的野战能力，甚至连可靠的野战能力都很可疑。结果不是施工队被人吃掉，就是建好了城池，一波波援军被人围城打援。

章楶，这个写得一手婉约词的福建人，进一步发展了弹性防御，他提出“战兵在外，守军乃敢坚壁”，并且认为当地汉番居民虽然可以在西夏入侵的时候避入堡垒，但是土地房屋带不走，如果野战部队更加活跃的话，可以有效遏制对手对乡间的劫掠活动，进一步减小损失。他的理论在西夏几次倾国入侵中得到验证，不超过7万的宋军在堡垒的掩护下每每吊打40万以上的西夏军。

西军在“进筑浅攻”的原则下形成了稳定的战术风格，即使朝堂对于战和问题的反复摇摆也没有影响到这种风格，积极防御，短促突击，依托堡垒。无论是元祐年间的保守战略，绍圣年间的进攻战略，西军的战术都能很好适应。从防守到进攻，军事学说的变化稳重而连贯，避免了一些战争中因为战略的变化而军队作战方式无所适从导致的消极后果。

l 一点不同的意见：关于种氏将门崛起的原因

最后，提一些跟曾瑞龙先生不同的意见，关于种氏将门崛起的原因。曾先生认为，因为战争的复杂化和专业化，促成了参谋体制的发展，形成了机宜文字这样的参谋机构，种家子弟因为其文官背景长于参谋作业，所以在对夏战争中崭露头角。

诚然，机宜文字的设置标志着参谋体系的制度化，机宜文字不是过去将帅的私人幕僚，而是有编制的官员，像王韶这样大牌的机宜文字甚至赶走4任主官自己上位。但是，机宜文字和近代参谋机构的差别依然很大。虽然曾先生首开先河地在古典军事史中引入了现代军事学研究工具，但是对现代参谋业务依然不甚了了，在书中加入了很多想当然的东西。

首先，参谋业务跟文官背景没有半点关系，曾先生被演义文学里的“军师=儒将”的观念潜移默化地误导了。比如曾先生提出，因为对夏作战中常见的“进筑”作战方式，需要搜集情报、绘制地图、雇佣民夫，筹备后勤，野战，筑城等很多专业门类，对指挥的复杂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催生了参谋机构，并让有文官背景的种家将领脱颖而出。这就是想当然了，宋辽战争期间动辄超过十万人的大兵团运动战其指挥的复杂性绝不弱于对夏作战，一样需要大量的参谋作业，但当时的将领并不具有所谓“文官背景”；同样，在对夏作战中，很多将领都指挥过“进筑”作战，也没有证据表明那些没有“文官背景”的将领不能胜任这种工作。总之，参谋作业是军事工作专业化产生的新要求，对传统的文官和武官来说都是新事物，没有谁天生更擅长一些。

其次，种家将的优势和特殊贡献在书中也写得很清楚，比如对统帅的战略决策提供建议，搜集西夏国内政治情报，分化收买西夏国内政治势力，安抚边境上的亲宋党项部落等等。这些工作并不属于参谋作业的范畴，放在现代，甚至不应该是种家子弟担任的地方军事长官所能参与的，而应该由中央政府的专职情报、外交、民事部门来处理。这些非军事工作，才是种家的“文官背景”发挥作用的地方。

种家之所以能参与这些工作，恰恰是因为古典时代军政不分的遗留。在古代，因为通讯手段的限制，中央政府必须放权给边境将领，默认甚至鼓励边地将门使用自己家族几代人经营的私人关系为帝国构筑情报网和外交渠道，赋予将领地方的民事和财政权利，使其能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灵活应对威胁。种家的崛起，不是因为近代的专业化要求，而是因为古典的封建主义要求。种家这样军政一把抓的“文官型”将领，才是汉唐以降边境将领的常态，狄青这样行伍出身的纯军事将领，才是宋代产生的新事物。

虽然宋代的封建程度已经有所降低，但在边境，将领家族的私人关系和影响力依然十分重要，当种朴从种家经营数代的鄜延路调到熙河路之后，脱离了家族情报网络的支持，最终导致种朴被伏击最后战死。

最后说一点，曾先生认为种家的文官出身方便其与文官的交流，从而能对战略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也是想当然了。种家放弃文官身份成为将门之后，国家承认其家族在边疆的封建权利，对应的，自然要剥夺其朝堂影响力。种家对国家战略决策的影响力远远不及王韶这样的进士出身官僚，即使是通过影响陕西主帅（一般是宰执一级的文官）来推行自己的战略，也会被朝堂里的文官骂得半死，“种谔不死，战事不止”就是这么来的。

下一步的问题：

1、北宋军事指挥体制的演化？《唐宋变革时期的枢密院研究》

2、进士取代世家的政治生态位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唐宋社会变革轮岗》

3、西军对夏进攻作战的瓶颈？《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