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视》读后感精选

《关于电视》是一本由皮埃尔•布尔迪厄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46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2011-1-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关于电视》读后感(一)：描绘平常事，信任观众。

描绘平常事，信任观众。

遗憾没能早几年读到这个哪都买不到只能翻印出来的书。

曾经关于电视的一切分析与批判在互联网时代重来一遍，一代更比一代强势的媒介机能之下，貌似总以眼球的名义引导人民去向本不重要的一切。

眼球是谁臆断的呢？

过年看《我是歌手》被刘欢女儿对父亲的一句“唱你的，要信任观众”触动了，终明白那种自我的坚定来自何方。

眼球不需要被臆断，需要的还是拨云见日。一个谬误就是以为用户每天把你和你的竞品都用个遍，对这无比了解。精力不要集中于制造细微的差异，要去把握关键点。（近期明灯）

何止报纸，何止电视啊……

《关于电视》读后感(二)：关于电视

① 第一次接触批判学派理论性较强的书。通读全书首先感到的是布尔迪厄浓厚的精英气质，如同李普曼和勒庞一样对公众表现出不信任，但他的这种不信任更多的是出自当时媒介（电视）的不负责任。他创见的使用“场”的概念进行社会学研究，将社会各个领域划分为不同的场进行分析。

② 不同类型的所有媒介构成一个结构性的“新闻场”与其他场互动影响。由于新闻场极易受到市场逻辑的影响，且新闻场对其他场尤其是纯粹的科学场和艺术场有巨大影响导致最不应受到市场影响的属于精英的科学和艺术受到玷污。他有关电视的娱乐化、商业化的理论在今天的中国仍可印证。

③ 电视的这种局限性是源于它作为技术的特点造成。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互联网似乎成为了可以规避电视局限性的传播媒介，电视新闻追求时效性导致的同质化逻辑的确被互联网结构。但事实上网上的公知和电视辩论中的所谓知识精英又有何区别？公众在传播中仍然处于被蛊惑的地位。

《关于电视》读后感(三)：2021.5.4

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其本质是一种串通、共谋的关系：收视率是隐匿的上帝，生产者为了追求这个目标不得不努力求异，却无意中趋于一致；越是追求大众性，就越是要磨去棱角，把显而易见作为评判是否具有资格的标准；所谓的信息不过是有关信息的信息，其内容来源于同行。而记者们一方面虽然自己被媒介所统治，另一方面却又凭借着这种工具控制着在公共空间表达观点的权利；处于新闻场之中他们在无意中进行审查，对真正有象征力量的言论不屑一顾。

想要打破这个圈子，就得用其他更具竞争力的媒介来取代，于是再次陷入新一轮的循环……即便如此，但还是有那么一小撮叛逆的年轻人在进行着无望的斗争，新闻业集中了两种对立的典型，一种是最惶惶不安、贪得无厌的人，另一种却是最叛逆、最具批判精神的人，把纯艺术创作与社会经济状况的矛盾推到极限。 布尔迪厄的论述又何止是单纯地针对电视而言的呢？电视只是作为各种媒介中矛盾最为突出的一个案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尔迪厄无疑最早预见了新闻行业的内卷倾向。

《关于电视》读后感(四)：2021.5.6

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本质是一种串通、共谋的关系；收视率是隐匿的上帝，生产者为了追求这个目标不得不努力求异，却无意中趋于一致；越是追求大众性，就越是要磨去棱角，把显而易见作为评判是否具有资格的标准；所谓的信息不过是有关信息的信息，其内容来源于同行。想要打破这个无谓的圈子，就得用其他更具竞争力的媒介来取代，投放一个特洛伊木马。 即便如此，但还是有那么一小撮叛逆的年轻人在进行着无望的斗争，新闻业集中了最惶惶不安、贪得无厌的人，和最叛逆、最具批判精神的人，把纯艺术创作与社会经济状况的矛盾推到极限。 我们无需把责任归咎于任何一个个体记者身上，结构性机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一个文化生产者的专业资本越雄厚，就越会具有抵抗的倾向；相反，越面向市场越商业化，就越倾向于与外部权力合作。

布尔迪厄承认自己陷入一种乐观主义的空想之中，认为增强人们的机制意识，可以帮助受支配的人们拥有自由的工具控制这种机制。 布尔迪厄的论述又何止是单纯地针对电视而言的呢？电视只是作为各种媒介中矛盾最为突出的一个案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尔迪厄无疑最早预见了新闻行业的内卷倾向。

《关于电视》读后感(五)：《关于电视》摘要

皮埃尔·布尔迪厄（法）：《关于电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次印刷。

9：

布尔迪厄在这两个方向上进一步追问，他以犀利的分析有力地揭露了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个基本功能：反民主的象征暴力和手上也逻辑制约的他律性。着便构成了《关于电视》的两个基本主题。

11：

布尔迪厄一语中的：“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

23：

福楼拜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应该描绘好寻常事。”这也是社会学家们所遇到的问题：使寻常变为非同寻常；谈的是寻常事，但却让人看到它是多么的不寻常。

17：

电视的象征行为在新闻方面表现在把注意力放在能吸引公众的事件上，我们把此类事件称为“公共汽车”，意即服务于全体大众。如人们所说，“公共汽车”式的新闻不应触犯所有人，没有风险，千篇一律，不会产生意见分歧，让所有人都感兴趣，但采取的做法，便是不触及任何事关重大的东西。社会新闻就属于这种日常的、基本的食粮，是一种信息，它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能吸引着公众又不造成任何后果，还打发了时间，这些时间原本可以用来阐述别的东西的。然而时间在电视上是极其珍贵的。如果人们花上珍贵无比的几分钟去谈论一些无聊的东西，是因为这些十分无聊的东西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掩藏了弥足珍贵的东西。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知道很大一部分人是不读报的，它们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交给了电视，把电视当成了消息的唯一来源。电视成了影响着很大一部分人头脑的某种垄断机器。然而只关注社会新闻，把宝贵的事件浪费在空洞无聊或者无关痛痒的谈资上，这样一来，便排斥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该掌握的重要信息。这样，在接受信息方面，人们便渐渐地有了某种区分：一类人可以读到严肃的——尽管有电视的竞争，仍然保持不变的严肃立场——报纸，可以读到国际报刊，收听到外语电台等等：另一类人则只有电视提供的那点信息作为自己的政治知识，也就是说起政治知识几乎等于零（当然，对露面的那些男女的直接了解，如他们的面孔、他们的表情所提供的信息除外，这些东西即使在是在文化上一无所获的人，也是可以辨别的——这就是很大程度上致使他们远离一部分政治要人）。

36：

思维与实践存在着某种联系。而电视所提出的问题之一，就是思维与速度的关系问题。人是否可以在快速中思维？电视在赋予那些认为可以进行快速思维的思想者以话语权的同时，是不是已经命定只配有一棒子fast-thinkers（快思手），一些比他们的影子思维还有快速的思想者？……

36：

福楼拜所说的“固有的思想”，是指所有人业已接受的一些平庸的、约定的和共同的思想，但同时也指一些在你接受时实际上早已被认可的思想，所以并没有一个接受的问题。

41：

（讨论会上的审查）：第一层面：主持人的角色。这也是给观众印象最深的角色。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主持人总是处处干涉，给人限制。总是主持人摆出话题，提出问题（有时问题提得荒谬之极……）。他们要让你遵守游戏规则。

49：

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受到一系列的制约，而各种制约都与记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所谓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激烈的，无情的甚至荒谬的竞争关系，同时也是串通的关系，客观上的同谋关系，其基础是与他们在象征的生产场中的各自地位相联系的共同利益，是他们之间有着共性的认知结构以及与各自的社会来源、受教育程度（或未受到的教育）息息相关的感知方式和评价方式。因此，电视这一看似无羁无绊的交流工具实际上是套着绳索的。

62：

我们的社会面对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要避免陷入两种相对立的错觉之中，一是错以为“前所未有”（有些社会学家就喜欢这一套，尤其是电视上宣布前所未见的现象或翻天覆地的革命，是很时髦的），二是错以为“历来如此”（在保守的社会学家看来，“天下没有任何新鲜事，永远都会有治人者和治于人者，有富人和穷人……”）。他们的错觉有着很大的危险性，何况不同时代之间的比较是极其困难的；人们只能将一种结构域另一种结构作比较，而且还往往冒着闹出谬误的危险，仅仅因为缺乏文化知识，就有可能把某件普普通通的东西当做千古之奇闻。这正是当记者的往往很危险的原因之一：由于并不是任何方面都很有知识，会为一些平凡无奇的事而大惊小怪，而真正翻天覆地的大事却又没有特别的反映……历史知识对于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不行的是，在许多领域，尤其是在现当代的历史领域，研究工作还很匮乏，特别是关于新闻业这类新现象的研究，就更是少之又少了。

64：

我们都熟知这条规律：任何一个新闻机构甚或一种表达方式，越是希望触及广大的公众，就越要抹去棱角，摒弃一切具有分华丽、排斥力的内容。

98：

我曾指出，电视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方面，它降低了进入某些场，如哲学场、司法场等的入场权：它可以把以行业的内部标准衡量根本没有支付入场权的人冠为社会学家、作家或哲学家等等。另一方面，它能够触及最广大的民众。在我看来难以做出正当解释的是，电视以扩大观众为由，降低入场权。有人也许会反驳，说我所持的是精英主义的言辞，在保卫已被围困的伟大科学文化城堡，将民众拒于门外（想方设法禁止那些往往自称是民众代言人的人物上电视，这些人借口自己能够为民众所理解，由收视率来代表民意，借助各自的特长和奇特的生活方式，充当民众代言人）。不错，我确实是在维护人类最崇高的创造所必不可少的生产与传播条件。为了避免在精英主义与蛊惑民众术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必须维持甚至提高进入文化生产场的入场权——我刚才说过，我希望社会学能够自主，它遭受了种种厄运，其主要原因就是社会学的入场权太低——增强出场的责任，同时改善出场的条件与措施。

110：

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远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受制于市场的裁决，始终经受着市场的考验，而这是通过顾客直接的认可或收视率间接的认可来进行的（尽管面对市场的直接压力，国家的资助可以保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无疑，在更直接依赖于市场（如相对于文化电视台的商业电视台）的新闻机制中占有较高地位（如电视台台长、总编等）的记者，一般都更倾向于在新闻制作（“做得简明”“做得简短”等等）及对作品和制作人的评价中（“在电视上播得很好”“卖得很好”等等）采用“收视率标准”，而年纪最轻、地位最低的记者则相反，更倾向于以“行业”的价值标准与原则抵制他们“前辈”更现实的或犬儒主义色彩更浓的要求。

112：

在偏向于生产“新闻”这一没有持久价值的产品的场的特殊逻辑中，争夺顾客的竞争趋向于采取竞夺优先权的形式，即争夺最新的新闻（独家新闻）——越接近于上也这一极就越明显。

117：

新闻场（尤其是对哲学和社会科学而言）主要是通过处在新闻场与专业场（文学的或哲学的等等）之间的不确定位置上的文化生产者的干预，对其他文化场施加影响的。这些“知识分子记者”利用他们的双重身份来回避两个领域各自的特殊要求，并把在其中一个领域内或多或少已经获得的权力带到另一个领域，他们因此可以起到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引入处于学院式奥秘主义和新闻式公开主义之间难以界定的两可范围内的新的文化生产形势；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批评性的评论，推行文化生产的某些评价原则，给市场的裁决披上知识权威的外衣，并增强了某些类型的消费者“从众”的自发倾向，正渐渐地加强了收视率或“畅销书排行榜”对文化产品的接受的影响，以及对文化产品生产的间接但长期的影响，引导人们（比如出版者）去选择那些要求不高但比较好卖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