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蒂法尼进早餐读后感锦集

《在蒂法尼进早餐》是一本由（美）特鲁门·卡波蒂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225图书，本书定价：2.75，页数：平装，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蒂法尼进早餐》读后感(一)：蒂法尼之外

阅读经验一次次证明，对一个作家真正的的喜爱，大部分时候是从那些盛名之外的作品开始的。所谓“盛名”，其实就是贴标签。而喜爱没有标签的作品，是出于更理性、清晰的判断。

《在蒂法尼进早餐》并没有给我什么惊喜，也许是偷师者众，“盗版”看多了再看“原典”，陈腐了。“我”一副典型美国黑色小说/电影的男主角的腔调，潦倒、酗酒、耍贫嘴、难以亲近。但是叙述者卡波特却掩饰不住自己与雷蒙德·钱德勒式的作家迥异的心肠——他太敏感、太柔弱了，他不是“我”，他更像女主角霍莉，他把霍莉的心理写得那么裕如，像自白。

他的文笔也跟钱德勒和海明威太不一样了，简练但不故意“削减”，没有废话，但毫不干涩。他那么聪明、准确，让人嫉妒。用中国的意象——文如泉涌，落笔生花。

《圣诞节忆旧》，出于个人情感的喜爱，如果你是一个男孩，在年幼的时候与一个中老年妇女有过友谊，对，不止亲情，是友谊。人的感情太奇妙，远远超出美学的、“科学”的定式。

全文几乎是细节“砌”起来的，但不是堆砌。是在充满个人感情的叙述里止不住地流淌出来。整个故事都罩了一层黄昏色的滤镜。

我最喜欢的一篇叫《关上最后一扇门》，出于经验能立刻判断这绝不是少年作品，脱离了《圣诞节忆旧》的“本能叙述”，在结构和节奏上彻底自觉，精雕细琢。

小说的叙述节奏近乎完美，是只能以小说的形式存在的审美体验。结尾处的神来之笔让我回味了一个下午。

《在通向伊甸园的小径中间》是绝佳的短篇，对白精当、人物刻画尤其厉害，阅读时能呼吸到让人骚动又惆怅的春寒。

《蒂法尼》在这个短篇面前只能算一个还没有学会“举重若轻”的少年。

最后一篇《漂亮的妞儿》，妞儿是谁呢？玛丽莲·梦露。

写的是卡波特与梦露结伴参加一个德高望重的前辈的葬礼以及散场后的一段生活流，对话为主。

他笔下的梦露是个所有人的生活里都出现过的漂亮妞儿——姿色极好，却不善“矜持”，身负“盛名”，却更不善经营。没有“神话”，也没有“反神话”。

读的时候脑子里一直在闪现的脸是：张柏芝。

如果你看过电影《卡波特》的话，就太能理解他笔下的故事了——他写来写去都在写自己，但并不是那种自传式的作者。

他以“写别人”的方式来“写自己”，那些与他自己的社会身份南辕北辙的人，像杀人犯、女明星、税务员兼老鳏夫、残疾的女佣……在他的观察里，他们性格中的某一面被提炼、放大，这一面往往是卡波特自己特别在意自己的部分：对名誉和金钱的渴望，明知名利会带来毁灭却还是难以自拔的矛盾，对身体的自卑，对性取向的自卑，对艰辛童年的无法释怀……他自己，太像一个“角色”了，滴滴点点地溶在他的每一行文字里。

《在蒂法尼进早餐》读后感(二)：纸牌、字谜、庆典和预言——卡波特的魔法。

他有一颗冷漠而仁慈的心、一副充满了发达末梢的神经系统，和一个顽强、精明、训练有素的大脑。

与所有的魔法师、科学家和真正的小说家一样，他热衷于游戏、设计和解谜。

他对小打小闹假装投入不感兴趣，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用于多愁善感。他是为创造新世界而来的。

让我们看看他创造了什么吧。

小说开始于一句梦呓般的自白；且常借倒叙之便，在某事发生前发表含混的预言式的评语。在现实/回忆之间的自如穿梭，和红色天鹅绒、褐色斑痕、灰泥墙壁、烟草、罗马遗迹这样的意象使人恍如置身褪色相片般的白日梦中。

(开篇首段就由“stucco-tobacco”这样咔哒作响的韵脚碰撞、断裂的点句营造出轻快的叙事节奏。)

故事的开头——乔-贝尔请作者辨认照片上的雕像是否是霍莉，和故事的结尾——乔-贝尔雇车送作者和霍莉去机场，这两幕首尾相连，构成了一个精巧而不落痕迹的圆环。

一，这两幕都发生在下着倾盆大雨的十月天（请注意：结尾一幕并未特地指明是十月，但作者落马受伤发生在九月三十日，可知机场送别发生在十月。作者在落马受伤一幕的开头特地指出：“这事发生在九月三十日我生日的那天。”这句话出现在这里绝不是偶然的。）。

二，都由乔-贝尔引出。

乔-贝尔是什么人呢？

一个爱好冰球和德国灰毛猎犬、十五年来坚持听同一部广播肥皂剧的、不喜交谈，脾性古怪，且患有胃病的单身汉。他的酒吧是喧闹的莱克星顿大街上的“一个冷静的所在”，只有“两面旧镜子反照出街上的情景”；他“像主妇一般精心张罗他的大花瓶”；他为客人调制各种花色的鸡尾酒，自己却永远大嚼着一堆抗胃酸药片。（书中乔-贝尔几乎每次出现都在“crunch”的“Tums”是一种抗胃酸药。译者误将其译作了一种酒名。）

不难发现，这个偏执、病态、有着令人捉摸不透的隐者气质的家伙，是整个故事中除了女主人公以外，作者唯一认同和喜爱的人物。

他也是在戏开场时第一个迎来了女主人公，又在落幕时最后一个送走了她的人。而在幕开幕落之间他只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1943年10月庆祝小说发表，第二次是道克出现，第三次是霍莉被捕。每一次出现都伴随着剧情的重大转折。

我们分别来看乔-贝尔的这几次现身。

首先是开幕时。他从“一只马尼拉信封”里变出了照片。照片上是霍莉的雕像。也就是说，是一个象征性的形象——一张纸牌。“短而光滑、像年轻小伙子的头发”、“显得过分大的安详的木头眼睛”、“渐渐向下尖削的脸”、“宽阔的嘴巴”、“非洲”、“1956年”……就是我们从牌面上读出的信息。（接着在纸牌的指引下，作者来到了棕石大楼的信箱前，开始解字谜：“Miss Holiday Go Lightly Traveling”。）

庆祝小说发表一幕中，乔-贝尔再次带着他免费的香槟鸡尾酒出现，引出了紧随其后的庆典一幕。仪式和庆典即是象征和隐喻。在故事中，庆典伴随着印第安人的篝火和浓烟、霍莉亦真亦假的谎言，并以在沃尔沃斯公司偷面具结束，为故事正在上演的舞台罩上了一层虚无、荒诞的烟幕。

第二次，道克出现，女主人公的身份真相大白而仍百般粉饰时，乔-贝尔“轻蔑地把一杯新调制的马提尼搁在我们面前。”

第三次，当女主人公被毒贩事件牵连，遭到毁灭的危险时，乔-贝尔是唯一毫无保留地信任和维护她的身份的人。

还记得吗？乔-贝尔是一名调酒师/药剂师，并且他的酒吧间里最醒目的两样东西就是魔法师们必备的法宝：镜子，和花瓶。

他登台亮相的第一个动作（“我走进酒吧的时候，乔-贝尔就正在摆弄着花瓶里的花束”）和剧终退场前的最后一个动作（“他从花瓶里抓起一把花向她掷去，花没有掷中目标，散落在地上。“再见，”他说，接着仿佛要呕吐似地冲进男盥洗室“）都是：侍弄/折腾他的宝贝花儿们。

你想到了什么？

没错。乔-贝尔就是这出戏中的魔法师。

可是显然，乔-贝尔这样沉默寡言的人是不能成为一个自然的叙事者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替他说话的人——就像一个支点似地撬起杠杆的两头。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作者要为我们表演魔法，来创造一个叫做霍莉的幻象。如果他是个开朗、快活的好人儿，他满可以得意洋洋地抖抖帽子变出一只白兔或是什么。可偏偏我们可怜的作者是一个不好热闹还多少有些自闭的家伙，他关照外部世界是通过人家信箱上的名片和废纸篓里撕碎的残信，从来不会有主动走进谁的生命的念头。想要他心甘情愿地推动情节发展那是毫无指望的。我们知道怪人只跟怪人谈得拢，因此不得不再找一个自闭的家伙来，两个人坐在酒吧间里，你一句我一句地把故事讲出来给大家听。

《在蒂法尼进早餐》读后感(三)：杜鲁门.卡波蒂的猎枪

安东尼.契诃夫说，如果你在小说中看到墙上挂着杆猎枪，那么在该小说结束前，你总能等到子弹迸发而出的时刻——伤害或被伤害，总之它不会永远悬挂在墙上。关于这条叙事策略，想来很多小说家都烂熟于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小说家在这点上都做得很棒。太露骨，太招摇，反而会像一粒老鼠屎那样败坏一锅粥。而像杜鲁门.卡波蒂这样一个8岁就开始写作，23岁就以《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一举成名，如此这般聪明绝顶的人，是决不会让这样一粒老鼠屎出现在他的小说中的。在1958年出版的这部“短小的长篇小说”《在蒂法尼进早餐》里，他就频繁地使用契诃夫的猎枪，但如果你的心思不够缜密却又是很难发现。

一、 防火梯

如今，防火梯已然成为历史的陈迹。你只有在关于20世纪4、50年代的美国电影里，或是纽约的一些旧式公寓外才能寻觅到它的踪迹。这是一种挂在公寓外、铁制的、呈Z形的装置。所谓防火梯，顾名思义，就是防火逃生用的梯子，也许用英文更能说明其功用：the fire escape。这种装置，随着纽约1938年市建筑法（简称旧法）的颁布才得以兴起。也就是说在1938年以前的建筑只有一个楼梯，由于不能达到规定的两处逃生口的要求，“旧法”才规定要在公寓的外墙上安装防火梯。但这项规定在1968年的新法中废除了，取而代之的防火阳台。1938到1968，防火梯的生命不过短短30年左右。

《在蒂法尼进早餐》的故事发生时间是二战期间，地点在纽约。因此你在小说里见到防火梯就像在水中见到鱼、街上见到人群那样合情合理，因为时间合适，地点也合适。

“防火梯”是随着卡波蒂对他曾住过的一个房间描述出现的。语意之间，它看似若有似无，一带而过，但却并非无关紧要。

在东七十几号街那幢褐石公寓的那个房间，也是第一次属于“我”自己的房间里，“我”看着摆着的书，几筒没有削的铅笔，感到想成为一个作家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了。生活贫困，但语调间却因写作而带来的自适自足隐约可现——如果这也是早年卡波蒂的声音，难免会让人联想到他后来糜烂的生活。两厢对比，总是让人唏嘘。当我读到这段话时，总是在想，如果后来的卡波蒂也持有这份心态，他的写作想来会是另一番景象。

卡波蒂是这样描述这个房间的：里面摆满了古色古香的家具，一张长沙发，几把套着那种使人发痒、红得古怪的天鹅绒的肥大的椅子，使人联想起仿佛在大热天乘坐的一节火车里似的。灰泥粉刷的墙壁，颜色活像吐出的烟草的口水。到处张贴着罗马遗迹的图片。仅有的一扇窗子对着一道防火梯。

你看，直到描述完整个房间后才顺带提到房间外面有一道防火梯这么一回事。但这并不代表防火提并不重要。要我说，房间的陈设可以更换，但是如果没有了这道防火梯，这个故事甚至无法开始也不好结束。如此重要的埋伏，而卡波蒂的态度却是如此随意，这正是他的狡猾、高妙之处。

小说里有三处关键的情节转折都得倚赖这道防火梯才能完成。

卡波蒂对防火梯第一次使用使得“我”和霍莉小姐的相识成为了可能。在这之前，尽管我从信箱上知道有她这样的一个人——“霍利小姐在旅行中”，知道她每天都很晚回家，知道她会坐在防火梯上让风吹干头发、谈吉他、唱歌，尽管她后来晚归时也会按响“我”的门铃，他们偶尔也会在大街上碰到，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两个人在相互结识上有任何进展。如果没有防火梯，两人可能永远会是相见而不相识。有天晚上，霍莉小姐爬上了防火梯来到了我的窗口，接着又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的房间。这样，故事也就顺理成章地往下发展了，不然真不知卡波蒂会用哪一种方法让他们相识。

后两处发生霍莉小姐涉嫌贩毒案被捕之后。一处在她要求“我”替她喂食她的猫，我则从防火梯爬到她的房间里。也就是这个动作，“我”发现了霍莉小姐的情人在背叛她。巴西人何塞的表弟正在收拾他的东西，并且转交了何塞的一封信。这封信暗示了霍莉小姐的梦想，那种在“蒂法尼进早餐”，四周坐着高贵气派的人的生活梦想破碎了。——这里我要顺便提及该小说的另一个中文译名：《郝莉小姐在旅行中》。这是董乐山的译法。译者认为，蒂法尼（Tiffany）,指的是纽约一家高级的珠宝首饰店，不是饭店或酒楼，当然这毫无疑义。但是他又说，“作者在小说中把它作为酒楼的名字，目的是显得豪华气派。作为书名译成中文也许会使读者费解，因此译本用书中主人公的名片上所印的两行字作为书名。”后来在一次星期六的读书会上，一位老师甚至认为在蒂凡尼进早餐是根本不可能的，言下之意，书名到有些莫名其妙的意思了。这些做法、想法都太过于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了。难道他们会比卡波蒂更理解小说的精髓？作为读者，包括译者，所做的不是去否认作者，而应该尽量去理解其中费解之处，即使你不理解，你也应该相信作者，尽量保持原样放在那里。在蒂法尼进早餐，其中的意思不在于蒂法尼不是一家酒楼，因而不可能进早餐，而应该将它看作一个意象，一个来自乡下的姑娘，带点浅薄无知的姑娘对一种华丽的生活的剪辑和想象。这样也就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了。“在蒂凡尼进早餐”这一意象的意蕴是直白的“郝莉小姐在旅行中”所没有的。当然，这是题外话。

最后一处则在霍莉小姐要离开的时候，那时大雨倾盆，“我”在雨中的防火梯里爬上爬下为霍莉小姐带出了首饰、百年陈白兰地，猫以及那枚圣克里斯托弗像章。这一处的使用我不想夸大它的作用，但至少它使得霍莉小姐能够顺利潜逃而不费周折，也使得后来她把猫丢在西班牙区的这一表演提供充裕的时间。

二、 隐秘的导火索：费雷德和萨利.托玛多

以上便是“防火梯”对小说情节发展所起的效用。显然，那句“仅有的一扇窗子对这一道防火梯”绝不仅仅是句赘语，防火梯也绝不是摆饰。与“防火梯”一样，小说还埋伏着另外两杆猎枪：费雷德和萨利.托玛多。

《在蒂法尼进早餐》中发生的事件很琐碎，缺乏连贯，它们基本上是按照时间流逝窜连起来。但是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如我与霍莉小姐相识，霍莉小姐家中的聚会，圣诞节互赠礼物，我与霍莉小姐失和，她丈夫的出现以及她的过去，与巴西人何塞的恋情，最后因涉嫌犯案而逃离纽约……在所有这些事件单元中，最重要的两件莫过于霍莉小姐的丈夫的出现和因涉嫌贩毒案件而逃离纽约。一个导致了她的过去被发现，另一个决定了她的未来。

第一件事或多或少解释了那个叫“鲁拉米”的乡下小姑娘何以会成为老是带着墨镜，衣着朴素但却散发着光芒的霍莉小姐的。在这一点上，霍利小姐有点类似于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不甘于平庸的生活而去寻找玫瑰色的爱情，则多少受到浪漫小说的影响。而鲁拉米则是因为那些“杂志”那些“花里胡哨的画面”——这种说法确立的前提是我们能够相信她丈夫的猜测是对的。也就是说，两者的蜕变都有一个“他者”在影响着她们。而霍莉小姐也有那么点包法利夫人的气质。正如她对乔.贝尔所说那样，她是那种不断向上跳跃，最终飞到天上去的“野东西”。这种“野东西”的特质也与霍莉小姐向“我”坦诚的可怕的“红鬼病”相呼应。不过这两位相隔一个世纪，一个大西洋的女人自然也有不同之处。包法利夫人的追求显得浪漫、纯粹，因而变得沉重；而霍利小姐则多带了份世故和现实。并且，正如卡波蒂在她的名字霍莉黛.戈莱特利（Holiday Golightly）所暗示的，无论是得是失她的负担都不会显得太重，她总是会轻快地向前走。她自知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她不会有幻灭感，因为她的眼前总是有大把的机会等待着她。

卡波蒂在处理那位得克萨斯州的马医，也就是她的丈夫出现在公寓门前，由他之口说出霍莉小姐的过去，在这一事情上并没有显得特别突兀。这是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做好了或隐或显的铺垫，他只是在必要的时刻把这个包袱随手抖落而已。而这个包袱的密码就是弗雷德，佛雷德，我的兄弟（可能还包括霍利小姐的弹吉他，和那首歌的曲调：“不想睡，不想死，只想上天逛牧场”）。在“我”与霍莉小姐第一次面对面交谈时，她就称说，“我”与她兄弟弗雷德很相像。这当然可用来解释她对兄弟的深情和怀念，但另外一面，它则以间接的形式告诉读者，费雷德也许就是连接霍莉小姐的过去与现在的一条虚线，一个莫尔斯密码。如果你破解了这个密码，那么只要顺藤摸瓜就可以找到她的过去。

第二件事直接导致了故事的结束。故事的结尾和开头一样至关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因为故事如果不被毁灭不被结束，故事作为故事本身就会毫无意义。很多小说家，比如约翰.欧文，在写小说的开头时很有可能也在心里谋划着如何结束它。《在蒂法尼进早餐》的卡波蒂也是如此。也是在“我”与霍莉小姐的第一次交谈中（这次交谈埋伏的信息可真多啊），我们知道霍莉小姐每个星期四都会去往辛辛监狱看望一个叫萨利.托玛多的人。这点在以后偶尔也会被提及，但是看起来似乎并不怎么重要。但这条隐秘的线索，像是导火索般“滋滋滋”地燃到了结局部分，最终在那里爆炸了。当你看到这起爆炸事件时，你会怎么想？你也许会感到惊讶，但又会立马幡然醒悟，开始去赞叹作者不动声色的设计。原来这家伙从一开始就想好了这么干啊，可是他还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你也许会这样想。

与防火梯一样，费雷德和萨利.托玛多，这两个密码埋伏在小说纷繁的小事件里又一次显示杜鲁门.卡波蒂在编织故事方面上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