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社會之崛起》读后感锦集

《網絡社會之崛起》是一本由曼威·柯司特著作，唐山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NT$550，页数：64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網絡社會之崛起》读后感(一)：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简体字版）

这本书是我们上现代性理论的必读书目，以前没有注意到卡斯特这个作家。从这本书开始，能够感觉到他传承了鲍德里亚。

前半部分也就是第一章到第四章大约是关于科技和网络的背景。我是从第五章开始精读的。

第五章 真实虚拟的文化：电子沟通的整合、受众的终结与互动式网络的出现

因为身处其中，所以对network society带来的人际交往方式的变化是极为感兴趣的，在本书P461中，作者写到多媒体最重要的特征，是多媒体在领域里以其各式各样的变貌，容纳了绝大多数的文化表现。接下来的小节叫做“真实虚拟的文化”，P462 现实总是虚拟的，因为现实总是通过象征而被感知的。（这与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一书中说到的媒体建构了现实，而我们由于不是当事人，所以了解到的这种现实本质上很可能是幻影。）P465中，作者做了总结：新沟通系统彻底转变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向度：空间与时间。地域性解体脱离了文化、历史、地理的意义，并重新整合进功能性的网络或意象拼贴之中，导致流动空间取代了地方空间。

第六章 流动空间

全球化刺激了区域化。

“空间的社会理论与流动空间的理论”小节，P504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而是社会的表现。换言之，空间不是社会的拷贝，空间就是社会。空间的形式与过程是由整体社会结构的动态所塑造，这其中包括了依据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享有其利益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相互冲突的价值与策略所导致的矛盾趋势。实施航，空间是结晶化的时间。

第七章 永恒的边缘：无时间之时间

”否定死亡“P552我们社会中的主流趋势乃是将死亡从生命中抹除，以表现我们的技术野心，并且与我们对短暂瞬息的欢庆一致，或是借由在媒体中重复再现而消除了死亡的意义；那重视他人的死亡，而我们自己的死亡则是意外惊奇中的遭遇。通过将死亡与生命分离，并且创造技术的系统来使这种信念得以长存，我们在生命范围里建构了永恒。因此，除了我们被圣光笼罩的那短暂一刻，我们都已经成为永恒。（不太理解。）

《網絡社會之崛起》读后感(二)：网络社会的崛起

18世纪，蒸汽机的轰鸣声推着人类进入了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一个世纪以后，人类对电和电磁波的使用推动了信息技术的变革，慢慢地看到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晨光；20世纪后，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的发明，数字通信、卫星通信的发展形成了新兴的电子信息技术，使人类利用信息的手段更是发生了质的飞越。

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亚于两次工业革命。卡斯特在他的网络传播著作《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提到:“作为一种历史趋势, 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 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也就是说,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 正在重塑着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多个层面。”

信息化、全球与网络化的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在20世纪后半叶在全球尺度上浮现。在这种信息经济体内，单位或作用者的生产力与竞争力，基本上是看它们能否有效生产、处理及应用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而定。生产力的增进与竞争的持续，都是在企业网络之间互动的全球网络中进行的。90年代金融界也因这样的经济形势而改观，在组织与技术方面重新自我创在。卡斯特在书中详细地提到：“一方面，全世界金融公司之间的重大合并案，把这个行业凝聚成为几个超大型集团，以逐渐整合的方式触及全球，涵盖许多经济活动。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业从性质上转变了金融交易的方式。功能强大的电脑，以及先进的数学模型，让日益复杂的金融产品得以有繁复的设计、追踪和预测，即时运作，也在未来时间里运作。”可见，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网络，对金融行业的改观，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除此之外，网络社会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的影响也不容小觑。网络社会将生产自动化融入了我们的生活之中，一些传统的制造业逐渐选择以机器代替人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节约了成本。这样的新型生产工具的出现，也影响了人民的就业选择。因为一些具有替代性作用的自动工具，选择从事技工与操作性工作的人数会有所下降。但这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当机器与人类一起竞争工作岗位，是否让人们的就业机会再一次减少呢？卡斯特在书中对这样的想法进行了批判, 他认为虽然机器进入劳动领域会取代某些劳动力, 但是由此所达到的高生产力会增加竞争力, 从而增加雇佣人员, 带来就业机会。

除了对人们的劳动就业产生影响外, 网络社会的崛起还影响着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互动方式。人们传播消息的工具逐渐从书信转变到网络社交软件上来。一种虚拟的网络交友文化也由此兴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完全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而FaceTime以及微信视频通话技术更是让人们的交流突破了文字的限制。

如今已经进入了21世纪20年代，网络社会已经从崛起变成了常态，但是网络社会并没有就此停止发展的脚步，我们作为生活在网络社会的个体，也不能停止学习，要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适应现在以及将来可能会产生的变革。

《網絡社會之崛起》读后感(三)：被流动围困的社会

课程作业，版本不一样见引注。说实话给分让我一度怀疑自我，但是这本书也是难得好好读过的。里面有很多预言——尤其是后面两部书中的图景正在实现，读完以后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活着应该豁达一点，毕竟流动这么快，只有你能确定自己

摘要：

本文梳理了曼纽尔·卡斯特的著作《网络社会的崛起》的主要内容。从本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入手，最后收束于研究结论。针对研究内容着重分析信息社会中的信息技术，提出在“技术-社会”范式中因技术存在被夸大的社会承诺，进一步在探讨研究方法的过程中点明网络社会中流变性带来的复杂性可能的不安与焦虑，最后落点在由此带来的多元性和统一性的探讨上。[1]

正文：

一、内容简介

《网络社会的崛起》是曼纽尔·卡斯特《信息社会：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部曲的首卷。在本书中，卡斯特以详实的经验资料为读者展现了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信息社会在经济领域的多层次表现，并对当时热门的若干判断逐一分析，明确了经济领域中诸多现象的可能因果链条，并最终将其落于文化以及时间与空间的新特质上，为后一卷《认同的力量》做了铺垫。

作为首卷，卡斯特在开端即明确了三部曲的论证意义在于明确“意义”的存在。延续经济基础的转变影响上层建筑的逻辑，技术与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得原本文化再生产的领域变得具有争议性。社会运动的特征和流动性使得认同的重要意义不断上升，但与此同时，工具理性作用下网络个人主义的功能也在发展。在普遍弥漫的以消解“意义”为主的后现代主义中，卡斯特希望找回实际存在的“意义”，以期能对未来发展有一定的参考性。

在这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中，“技术”无疑是革命的先驱。在这里，曼纽尔通过梳理技术的历史发展和在当代的特征尝试提出一种新的技术范式，即“信息技术范式”：突出处理信息，效果无处不在。这种范式最大的特点在于其遵循网络化的逻辑，在此中兼得身居网络之中的好处，并且让不加入网络的人深感不便。身处其中的人们适应弹性，而特定的技术——不论是不同技术之间，还是工具和人类之间，全部、逐渐整合为一种高度整合的操作系统。[2]但是另一方面，技术并非是此次革命主导的元帅。在激进的变化之中，曼纽尔坚信其背后仍然有社会与文化的作用——国家与个体、保守派与反叛者的合谋，最终将信息技术塑造成社会所需的形态。

在这样一种技术范式之中，经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以全球化、网络化为基本特点的信息主义为主导，国家和网络企业成为主力军，“新经济”的潮流自美利坚风靡全世界，并且逐渐影响到劳资关系的特点。在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诞生途中，人们在激变中发展出多元的经济模式，各自应和网络化的特点。而这种“并存”也不简单以特定区域区隔开，而是以动态的片断形式存在。最终将世界各地编入网中，在“全球”与“地方”的拉扯中形成一个特殊的过渡形态。

进一步延续对技术带来的影响的探讨，作者在充分的经济基础论述过后开始试图描述文化上的一种新趋势。网络化的本质是容纳差异性，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则将真实和虚拟融合在一起，最终实现了终结受众、促进互动的整合沟通。“在这个系统里，现实本身（亦即人们的物质与象征存在）完全陷入且浸淫于虚拟意象的情境之中，那是个‘假装’的世界，在其中表象不仅出现于屏幕中以便沟通经验，表象本身便成为经验。”[3]

这种沟通系统带来的另外深层次改变就是时间和空间概念和实际存在意义上的变化，产生了“流动空间”和“无时间之时间”。作者继续强调，在这层意义上探讨这两个全新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原有工业社会的时间概念即刻消失，而是在不同的时空层次上、甚至在同一层次中以某种矛盾的姿态同时存在。“流动空间”的流变性一方面可能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使其发生改变，另外一方面也会使得新的权力区隔以全球化的形式延续下去。而在“无时间之时间”的概念之中，人们在经济上更追求弹性和网络化，而之于生命和社会而言则在技术的承诺中触及到若隐若现的“永恒的边缘”，“流变建构了存在，时间驯服了空间”[4]。

总结来看，曼纽尔在本书中对于网络社会的“崛起”给出了非常完整的图景（本卷重点探讨的是经济），并且试图延续以往社会形态研究范式的路径提出一个新的可以进行对比研究的新的讨论范式（即所言“技术-经济范式”中的“信息技术范式”）。在把握网络化中流变性、片断性的特质的同时，卡斯特同时引入一种动态发展的视角，也正应和“崛起”这一表达动态的词汇，严谨地指出了这种新社会形态崛起的过程性和复杂性。

二、评论

正如卡斯特自己在开篇导言中言“寻求意义”，《网络社会的崛起》在总体基调上是以相对积极乐观又不失谨慎的态度评估信息技术带来的变化。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再评说这本著作时难免有事后诸葛亮之嫌，何况卡斯特本人也并未将本书视作预言，但是论全面性和对新概念的界定，却又使得这本书有了“现代社会先导书”的意味，并在之后流逝的时间中一一兑现。在此基础上结合“网络传播”现有的课程内容，从本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入手，最后收束于研究结论，讨论相关感受。

（一）对网络传播的进一步阐释：围绕“信息技术”的核心议题

在现阶段提及“网络传播”时，常人第一反应仍是将其归属于传播学领域。但在本书中，卡斯特将这种传播从狭义的新闻与传播领域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层面进行探讨。然而不论在何种领域，遵循这种“网络传播”模式的核心之核心都在于“信息”。

在卡斯特的梳理中，历次重大技术革命的背后实际上都有赖于知识与信息的更替，进而改变生产力的来源。知识是有组织的陈述，而信息强调的是知识的传播。在此基础上，由以能源为主导的工业主义转向以知识的组织和信息的传递为主导的信息主义，正是现代社会正在上演的重大变化。我们常说的信息技术与其说增强了知识的组织性，更多的还是创造了信息传递的巅峰——显而易见的是，人们现在更多烦恼于海量知识的组织和处理，而并不忧心于信息的送达。

可以说，信息是网络传播的核心内容，而信息技术则使得网络传播实现成为可能。从这层意义上，技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社会：没有信息技术的发展，现在所言的“节点”在过去还是有着遥远物理距离的“地方”，仍然需要跨越崇山峻岭才能通情达意；而在信息技术已经渗透的现代社会，现存知识的可及性则明显上升。但是另一方面，现代有关信息技术背后的反叛文化和乌托邦精神似乎又过分迷信了信息技术带来的可能性。在这里，比起对信息技术力量的崇拜，卡斯特更相信社会。如果追溯信息技术的诞生，其背后的基础性支持更多是源于国家目标，只有集中的力量，才能提供最坚实的后盾。在后续的发展中，由信息技术本身带来的无限可能使得创新弥散于网络之中，形成了分散化的趋势——即常人深信的类似于“乔布斯神话”这样的个人英雄主义，便是分散化创新趋势的具体表现。但是至少在现在，我们仍然能在全球的几个地方找到若干拥有“创新氛围”的节点，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将信息技术发挥到极致。

除了书中澄清的信息技术迷思，这里进一步提出可能的疑问点。当今处于信息社会的人们正如以往处于蒸汽机时代的人们一样，究竟是蒸汽机跑的更快还是社会制度变化的更快，究竟是信息技术带来的问题更多还是人们应对的办法更多——有关变化和社会可能的应对，种种困惑，不一而足。对此，卡斯特在详细列举了诸多影响因素后，总结“技术就是社会”，是社会的具体形态，“技术表现了一个社会通过社会制度驱使自身掌握技术优势的能力”[5]——社会学家的信仰正在于此，要相信社会的力量，集中、多样层次且富有潜力。

然而，再从信息技术与网络社会的关系上升到更抽象的“技术-社会”范式中，以往理论家所提出的隐忧仍然是存在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问题仍然似达摩克里斯剑高悬于人们的上方，社会是拥有力量的，然而遗憾的是社会虽然由人组成，却不完全由人所控制。正如信息技术为现在的我们铺陈开的景象：所言网络传播，其理想形态即是实现节点到节点的无障碍连通——这是信息技术的承诺。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信息“量”的增大并不意味着信息的“质”在增加——至少在现在，关于“多点传播”之后可能的进化形态又是什么，似乎并没有人能给出如马克思般划世纪的预言。

可以想见，在崛起变为确凿的事实后，信息技术的发展将沿着“更快、更便捷的信息传递以及更合理的筛选和组织知识”的路径：金融市场中追求速度、资源配置中追求弹性、个体选择中追求个性，而差异性和复杂性愈发深刻。这种发展路径的可怖即在于人们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会陷于现代社会利用信息技术的许诺中——确实，在21世纪初，技术的蓬勃发展让人们看到了社会延展的可能性，那是独属于个体的、真实与虚拟融合的乌托邦；但是现在，再看到一些所言“新”技术，却已经不再像过去那般“革命”。简举几例，在中国，不论是百度投资的自动汽车，还是阿里成立达摩研究院，都隐隐约约陷入了“为了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悖论，远在国外有关特斯拉无人驾驶的研发价值和紧迫性被重新评估——有关技术满足需求的可能性的讨论并不明确，而社会以其模糊的姿态隐匿其后，告诫人们“不必慌张”。

至此，人们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陷于信息技术织成的美梦，在无尽的知识获取与个性化的承诺里，最终抹杀人们真实的需求，而再无发展创新的动力？又或许，真正的创新并不可能凭空诞生，而是源于信息社会中呈现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这其中的风险又应该如何评估，谁来承担，或许都是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对理想型的探索：“技术-社会”范式中引向怎样的未来

如默顿所言“中层理论”的重要性，尽管在数据的时间点和例证的选取上仍然值得再探讨，卡斯特的基本观点是清晰且明确的——利用经验事实澄明概念，解答已有因果假设中虚假的关联，这些概念本身又成为他从现实判断中抽离出的“理想型”，最终可以利用此作为自己理论的主心骨，得出自己的结论。

这些漂亮的分析尤其详见于卡斯特对于新经济、网络企业和就业结构转化的分析之中，比如新经济中澄清服务业在实际数据呈现中实际上是“剩余”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实际增值的判断，并重新引用具体数据进行归纳和总结；在网络企业中明确“多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基于网络传播性质两处的极端（一个仍然保有民族国家的界限，一个可以为了资本越过实现不顾及此），并且以此提出“网络企业”才是作为更接近现实的理想型；而在对就业结构的探讨中，作者也明确了若干时间概念，结合网络化的逻辑，将弹性作为基本原则放入个人的就业选择中，特别明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技术并不全然直接导致更多的人失业，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会引起人们工作时间的缩短；在可分配的工作时间总量固定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风险就是年龄（现在看来是老年化）带来的挑战”。

关于具体理想型的探讨并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在这里我们希望将卡斯特涉及到的若干因素和最终抵达的研究结论拿出来进行讨论：资源的转换、资本的流动、权力的异位和社会的撕裂。

所使用资源的转换是一切得以实现的前提。在某种程度上，由以能源为主导的工业主义社会尚未远去，而以利用信息创造剩余价值的信息主义精神已经兴起。现实中，我们仍然活在以能源为基础的世界，但是我们在竭尽全力降低对能源的依赖（这是目标，实际如何是可操作性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对于符号意义的解读已经可以比原来创造更多的价值，而这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资本在更大范围的流动：世界市场真正意义上变成了全球市场，投资、贸易、消费等基本经济行为都有了更大施展的范围，而资本在全世界的流窜似乎也将整个世界变成了豪赌的乐园。

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并没有到来，我们仍然处于被资本支配的“水深火热”之中，而这种“支配”实际上源于权力祛魅的不彻底。卡斯特一方面指明了祛魅的道路源于真实虚拟文化的浮现，人们的操作系统中已经将“真实”和“虚拟”融入到了相当的符号体系中——不一定是完全相同，但是其象征意义上的影响力已经是不可估量的。旧社会若想具有以前那样强大的控制力必须进入信息主义的逻辑，以免遭到意外的反击，或者就此停留而无法前进。但是另一方面，关键的已经不是权力主体本身，而是权力能否适应流动的特性，在更广意义上流动，而不是安逸于此。区隔仍然存在，权力和地位的符号象征世界共有。这种“异位”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使得权力本身的支配性不会消失，而是权力所有者的风险增加：既是丧失权力的风险（人们要以更敏感、更准确的方式感知流动性），同时也是将其影响力扩大到更广范围的人群中去承担的风险。

在这层意义上，作者比起得出理想型或者做出预测更多将落点放在了具体的作用因素上的写作手法为我们指明了这样一条未知的道路：权力的游戏本身并不足够吸引平民百姓，它回报颇丰，却充满风险，一如这样的“风险社会”。资源、资本、权力是人们惯常使用的语汇，将人类的一切苦难归结于此，哪怕是新鲜出炉的信息社会也未能幸免。在这场盛大的革命中，时间和空间多重意义上的错位并存加重了这样的撕扯，于是我们看到了在这些多重主导因素下综合下社会发展最严峻的两大挑战：流变性带来的复杂性。

在卡斯特的陈述中，社会是否处于线性的乐观发展之中不可确定，但是确实，社会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应该是在不同程度上沿着这两个特性纵深发展：流动的越来越快，理想型又没有全然消失便叠加在一起。人们尝试着用制度去调节，然而在网状结构之中，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顾此则失彼。这或许正是卡斯特不经意间为我们点明的隐忧所在：我们忧虑的，并不是技术本身能否解决问题，也不是制度在这个无法控制变量的社会实验场中如何作用，更不完全是后现代主义试图消解意义的放弃治疗，我们所忧虑的，恰恰是在新的社会形态之中多到更多的可能性的存在。这种可能性“客观中立”，用二元但不确切的说法就是好坏参半。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理想型的探讨本身目的不是为了达成怎样的理想目标，而是为了研究的可行。那么，在这种多样可能性之中，研究者既面临无尽财富，同时也面临无尽深渊，而这也是默顿对“中层理论”强调的原因所在——真切地、急迫地希望获得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和建议。从自己身处的困境出发，联系之前对“技术-社会”范式的重新思考，一言以蔽之，就是，现在的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三）对于永恒的多元性以及暂时的统一性的理解：残酷无情与充满希望的配比

总结来看，有关新崛起的网络社会在联通世界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信息社会强调的则将信息背后的符号象征转变为新的价值，最终实现了信息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重构。在信息社会中，人们默许甚至容许差异性的存在，而不是强调其同质性（可以理解为追求理想型的可能性和对现实影响的可操作性逐渐下降）。信息社会强调的信息传播的重要性，这在各个社会都是一样的；但是其中的“信息化”强调的是“信息的生产、处理与传递成为生产力和权力的基本来源”，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其关键特色就在于网络化逻辑。由此带来了不可回避的流变性命题：一是不同时空之中本身存在的因实际文化和社会背景导致的流变性渗透差异，具体可以体现为“流变空间”的浮现和地方逻辑的抗争；另一是流变性本身带来的有关触碰到永恒时间边缘的可能，具体则表现为“无时间之时间”，将原本依循文化组建的生命周期逐渐化归为个人选择，将人们有限的生命通过技术的允诺无限拉长。

有关流变性带来的复杂性是一个古往今来都在讨论、乃至从社会学成立之初就成为终极命题的问题，而“网络化”的运作思维连带着“信息”作为核心让人们不得不进一步直面多元性和统一性的悖论：正如书中呈现出的多元化开放图景仍然被实际现实（文化、制度背景）所割裂，人之所见既有繁荣昌盛，又有衰败枯萎，皆是区隔化、片断化的技术、社会与历史变迁。狄更斯曾经在其著名的《双城记》中发出“最好”与“最坏”时代的慨叹，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或许更是如此：这或许正是被流变围困的社会。

从理论意义上说，各种因素的流变将不确定性与确定性、未知与已知不断重新洗牌，人们尚未看清未带挖掘的历史，又惊惧未来的不确定性。在此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将所有问题寄望于多元并存，最终落点在“复杂性”三个字上，然而这又恰恰是人们怀疑的源泉。如何在这样不稳定性越来越强的基础上突破不确定性，或许并不是个人、而是由人组成的社会需要共同面临的难题。

从应用现实的角度出发，自由与平等的恒定命题被再度提起。随着个性化表达的兴盛，自由精神重新被提起，而国家这样的庞然大物又为了维持确定的稳定性加大相关的控制，只可惜，弥散于网络之中的势力捉摸不定——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技术奇迹，后有恐怖主义带来的全球恐慌。或许对于自由的需求和追求自由的能力人各有异，而强大而集中的势力也不必然更没有义务将饭羹平分给它们的子民（可以理解为这是为了稳定形势做的努力）。这并不是解决技术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仍然是属于人、属于这个充满了人的社会的问题。而有关这部分的探讨，或需要进一步阅读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才能有更具启发性的思考。

网络社会所许诺的多元性为更多有差异的个体提供生存的可能，而对于未能适应网络化逻辑或者不擅长利用信息的人，他们的生存空间又在逐渐被网络压缩，或者仍然安于一定动态变化过程里的统一的静态之中——他们的这种“差异性”中的一种，又可以有谁来保证？流变的社会最终会加速到何种形态是我们所不知的，每个人大抵都还生活在一定的统一性中。然而终究是在夹缝中生存，无所谓好坏，这或许又和后现代主义的“丧”曲通暗合——卡斯特所言的意义确实存在，存在在这流变性和复杂性之中。如此看来，只能在人类短暂的一生和社会尚且看不到极限的未来中继续探索了。

[1] 在此明确，谈论“信息社会”时的核心为“信息”，而“网络社会”的重点是“网络化逻辑”，两者是操作内容和操作系统运作逻辑的关系。

[2] 总结自曼纽尔·卡斯特 著, 夏铸九、王志弘等 译. 网络社会的崛起[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P83-90

[3] 曼纽尔·卡斯特 著, 夏铸九、王志弘等 译. 网络社会的崛起[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P463

[4] 曼纽尔·卡斯特 著, 夏铸九、王志弘等 译. 网络社会的崛起[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P566

[5] 曼纽尔·卡斯特 著, 夏铸九、王志弘等 译. 网络社会的崛起[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