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几录经典读后感有感

《尘几录》是一本由田晓菲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43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尘几录》读后感(一)：采菊东篱下，戛然见宋儒的屎溺

原来流传至今的陶渊明形象是宋儒塑造的，这就令人恶心了，陶渊明大概还是有价值的，恶心的是宋儒这种自我意识过剩的意淫。

包括意淫陶渊明醉卧大石的呕吐物。其实是文化牛皮癣，佛头着粪。还有作者提供的另一例，宋人卖伪造的铜雀台砚。宋代文化之低劣，为我文明谷底，还不如明，有一种纯真的露阴癖。

作者这个角度还是重复《赤壁之戟》，略露怯。没有交代宋代文化背景与南朝的差异。

受限于现代学术分科，没有和经学的演变勾连。郑玄解经，认真比对，将诸经打磨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宋儒以义理解经，空疏又支离。辣鸡。与本书的主题如出一辙，以义理肢解陶渊明。

《尘几录》读后感(二)：什么？"悠然见南山"不是陶渊明的原话！

.

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蕞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苏轼）

~~~

《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

作者：田晓菲

出品方：@三联书店

.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名句，我们在语文课上都读过。可是，普通读者很少知道围绕“见”与“望”的争论及其文学史观的问题。

.

苏轼这段话，可谓疾言厉色，一锤定音。“见”被视为更自然、更具有偶然性；“望”被认为“俗”“神气索然”。但是，从目前证据来看，现存蕞早的《文选》抄本和初唐类书《艺文类聚》皆作“望”，不作“见”。田晓菲推断，种种迹象似乎表明，在苏轼提出“见”之前没有哪种版本是“见南山”的。那么，苏轼为何坚持“见”呢？

.

田晓菲认为，取“见”弃“望”，凸显了两字所差异的审美情趣和陶渊明的人格特征。个体是丰富多层次的，陶渊明并不只是淡泊宁静的代表，田晓菲从陶诗细缕分析，他的心境仍渴望入世，魏晋隐士大多以退为进。可是，北宋文人对稳定文本的渴望和把陶渊明塑造为单纯个体的渴望，让他们坚持认为“见”才是“任真”的，才是陶渊明风格。

.

换句话说，陶渊明不是他那个时空的陶渊明，而是苏轼及其文学集团创造出来的理想化人格。田晓菲强调了现代的“读者反应”理论对于作者形象和文本解读的塑造，陶渊明作品大量异文的存在，尤其宋朝雕版印刷广泛应用后对于定本的修改和争论，反映的就是后世文人作为读者强烈地参与文本创造的意图。

.

田晓菲说，《尘几录》的目的是勾勒出手抄本文化中的陶渊明被逐渐构筑与塑造的轨迹，探讨读者如何主动地参与对“陶渊明”的生产和创造。她希望把陶渊明放在他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文学语境中去探讨，揭示手抄本文化的世界是如何变动不居的，我们当下认知的只是陶渊明的众多可能形象之一。

.

田晓菲为此作了大量的考证和详细的梳理，本书是陶渊明研究的力作，我们可以不同意她的观点，但她的思路和考证很有启发。而田晓菲的根本目的，也不在于文本，她蕞后把手抄本文化和互联网文化加以比较，指出这两者共同的流动不居和“去中心化”特征，称之为人类处境的寓言，我们现在又走到了文化转向的关键时期。

《尘几录》读后感(三)：时倾一尊酒，坐望东南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魏晋」陶渊明

裹住陶渊明的尘网或许不只有他自身人生中的俗务，还有后人自顾将所谓的“淡泊陶渊明”形象加诸他身，越缠越紧，只能化作如今这番模样。

《尘几录》此书是罕有的将历史中典型人物形象与手抄本传播的互生关系单点出列、详加分析背后逻辑的著作。

涉及手抄本，就不能忽略一个概念“异文”。它是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印刷业大举兴盛之前，人们通过手抄书籍来达到传播、收藏目的的一种方式。既是手抄，难免有讹误，所以一部作品出现的不同版本就是“异文”。

以陶渊明的《饮酒》（其五）为例。

其中的“悠然见南山”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段公案，有的版本做“悠然望南山”。一“见南山”，一“望南山”兴起了古来多少争议，著名的自北宋苏轼起，他就秉持“见南山”的观点。

以苏轼为首的“见南山”派，他们的观点大致如是：陶渊明摒弃凡尘俗世，脱了官身做隐士，身在人境但心在天地间。所以他的信步山水、他的身临其境都是发乎心的，心随意到。采一把菊，蓦的抬头是南山。山已在他眼前。这种山来就他，表明了他和自然的一种圆融之态，他已在自然中。但“望南山”是他在自然外，就成了他要去寻着山看，是他去就山，用释家的话说就是“着相”了。

这就是“见南山”派的逻辑，他们认为这样才符合一个浑然天成、淡泊隐逸的陶渊明。

古代如此，现代亦不例外。戴建业老师解读的陶渊明也是“见南山”为起点，来阐释他和天地自然的浑然一体之境界。

但《尘几录》此书所著之目的，正是为了给“立地塑圣”的陶渊明另一种可能性，或许“见”、“望”背后的他实非世人所想？手抄本的传播与既定形象的陶渊明是何种相关联系？以陶渊明为点，辐射出文本传播与治学之间或亲或疏、或正或负的关系？

从赵宋说起。

自宋起，印刷业技术一日千里、行业大盛，这种技术上的革命加速了文化的传播，所以当人们手持此等利器，恨不能将此前历朝历代文本皆付梓问世，那么他们就要面对“异文”的问题了，“究竟哪一个版本才是正确的？”

还是以陶渊明为例，设若按苏轼而立来算，那么距陶渊明的时代也有600年之远，无人敢凿凿确定究竟哪个版本是正确的，甚或真正的版本是否流传下来也无人知。

此时，就需要领袖、大家、藏家、文人、或相关业者，来判定、辨别、甚至改写出一个最佳版本。书中提及一个例子（当然此例相对罕见）：著有《唐阙史》的高彦休讲了一件事，一个世家出身进士及第的韦公子“尝纳妓于洛”，全因她不止青春好姿色，还腹有学问做底，“韦曾令写杜工部诗，得本甚舛缺。妓随笔铅正，文理晓然，以是韦颇惑之。”

这个可能在我们如今看来略显极端的例子，在当时却实不算大不韪，人们不认为随手校勘、改写一个文本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在这种群体意识的基础上，为已经远去600年的陶渊明的文集确立一个所谓的“正本”就成了这种松散的文人集团的肩要。于是，一个符合宋朝意识形态的陶渊明在北宋重生了。

这就是本书作者田晓菲老师的观点：宋人一方面从自己审美出发，读取陶渊明的诗作中的“平淡”，另一方面又通过集体控制陶渊明“异文”文本取舍来强化这种“平淡”，所以自宋以降，陶渊明成为了一种固定符号——隐士诗人之宗。

那么，真实的陶渊明是不是真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脱凡出尘？

书里亦有一小例。《晋书》载，名相王导之曾孙王弘想拜访陶渊明而不得。但在这个踩着世家高官的名头上位的魏晋之际，陶渊明不见的原因却非“洁志自珍”，而是说他本来就不是贤人，“不想王弘因拜访自己而得到习近不肖的名声。”这番姿态和表白足以证明陶渊明是个很知俗务交往的人，谨慎、自谦、处事周全。

世人对陶渊明的读取，成为文本传播、再造过程中一个经典的例举。读完本书的收获不仅限于“见”、“望”之辩，也不为穷究陶渊明到底是否淡泊天成，最终还是为了在此后解读历史人物和文本时，多放一寸余地，给更多的可能性留白。

读书是个繁而密、博而杂的事，愿永持向取之心，“时倾一尊酒，坐望东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