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经典读后感有感

《刻骨铭心》是一本由叶兆言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42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刻骨铭心》读后感(一)：刻骨铭心

2002年看过叶兆言《1937年的爱情》后，丁问渔在1937年的爱情至今刻画在记忆中，并没有被十五年来年看过的许多本别的书的内容冲刷掉。这是叶兆言的魔力。

叶兆言是令人尊敬的。他对旧南京的执着描写，充满了关于事实的调查，因此背景翔实。叶兆言的最令人尊敬之处，是他在把人物放置在旧南京时代背景之下的时候，坚持忠实于人物本身的人性，而没有为他们预设某种价值观念。同时也忠实于还原时代本身，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作家凤毛麟角。因此丁问渔是活的，何雨媛是活的。在《刻骨铭心》里，丽君、碧如、秀兰、锦绣都是活的。就连作为配角的王可大、冯焕庭、何为，也都是活的。他们都忠实于他们各自的人性。因此看完掩卷，细细琢磨每一个人物，都觉得不胜唏嘘，可以持续地被记忆。从这个意义来说，叶兆言甚至是伟大的。

在所谓的“先锋小说“时代，曾经存在着一种很麻烦的写作方式，这种方式下产生的作品，可能会带来阅读的愉悦，但看完之后，能够遗留在记忆中的，只是一种意象，一团模模糊糊的情绪。像叶兆言这样能把人物活生生地留置在记忆中的，确实也不多。

这一批作家中，形成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写作的同时，不可抑制地总把“自己”带入作品中去，从而影响了故事的独立性。在《刻骨铭心》的故事部分，这一问题并没有显现，但是在开头的两章和“不是结尾的结尾”中，却变本加厉地用代入破坏了故事。然而因为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力量，抛开开篇和结尾，它依然十分强大。

叶兆言可能对语言的技巧掌握不是最好的。他掌握长篇架构的能力也有些吃力。但是他的勤奋和坚持很好地弥补了这种缺陷，使得《刻骨铭心》的故事越读到后来，越令读者投入其中。同时，我忍不住地想象，如果把几对年轻人的命运，放在旧南京的时代洪流之中，完全可以是一种鸿篇巨制，其惊心动魄的程度，不输于《京华烟云》，或者《巨人的陨落》等三部曲。

饶此，《刻骨铭心》仍然是叶兆言自《1937年的爱情》以来最有力的作品。

《刻骨铭心》读后感(二)：南京人读南京人在南京写的南京故事

这本书我买了两本， 第一本我出差去新疆的时候带着的，在阿勒泰这个城市认识了很多善良的哈萨克族人。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你都能发现他们的眼睛里有光。当时，书我还没翻过，看到第一章叫《哈萨克斯坦》，我就觉得必须把它送给一位在那儿认识的哈萨克青年，我想让他知道我的城市是什么样。 回来以后我又买了一本。两天就看完了，好看的，情节紧凑，人物数量适中，性格鲜明，语言流畅，外加地名、店名都是自己熟悉的，读起来更是仿佛在和朋友聊过去领居家的八卦。 唯有一处别扭，就是在1937年日本人进南京城的描写中，读之前总觉得按走向，某个主角会遭遇一些令人悲愤的事情，所以一直提心吊胆，但读完这段，却发现悲愤的事情都发生在非主角身上，主角基本都带着主角光环，不免又有了与潜在预期不匹配的失落。另外，冯焕亭落幕时的言行，我觉得和作者最初设计的人物性格不太符合。 但这些都不妨碍我喜欢叶老师的书和文风，继续支持叶老师。

《刻骨铭心》读后感(三)：是不是挣不脱的命中注定？

《刻骨铭心》是叶兆言先生“秦淮三部曲”的第3部。其余两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和《很久以来》我都读过，印象深刻的，是《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了。我问自己，为什么就忘了《很久以来》？已有妻儿的语言学家丁问渔居然在别人的婚礼上疯狂地爱上了新娘雨媛，并不言放弃地死打烂缠想要雨媛成为他的爱人。怎么可能？相信所有开始阅读《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的读者都会咧嘴一笑：雨媛是国民党军界元老的女人，她所嫁的余克润是个飞行英雄。雨媛与余克润成为夫妻，可谓是珠联璧合，丁问渔怎么能撬动得了？然而，叶兆言用文学逻辑将生活逻辑打散得面目全非却又令人信服，所以，《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格外精彩。

这倒也不是《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最吸引人的地方。

我们为什么要读小说？生活平淡如水，我们需要作家在文学逻辑的规则里幻想出一个或者美丽动人、或者惊心动魄、或者情意绵绵、或者锥心刺骨的故事，让我们忘情在文学里，以弥补现实生活的缺憾。《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就满足了我对小说的想象——那真是一个“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爱情故事，读来令人心旌摇荡。

所以，《刻骨铭心》完全可以驾轻就熟地写群像中一对璧人的爱恨情仇，或者是丽君与亚声、冯焕庭、何为的故事，或者是秀兰与希俨、俞鸿、王可大的故事，或者是碧如与绍彭、希俨的故事，甚或是比利时姑娘卡蜜拉与瑞麟的跨国爱情故事。列举了一群男人和女人的名字，会不会有人起疑：叶兆言先生的新作难道讲了一个乱哄哄的所谓爱情故事？瞧呀，除了卡蜜拉和瑞麟起于爱情终于婚姻的男女之爱始终如一，其余几对，经历的都是有岔道的爱情或者婚姻。可是，假如我们知道，《刻骨铭心》的故事始于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的黄金十年终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蜂拥而至的这段时间，就会明白小说的人物关系为什么会如此错综复杂。莫不是叶兆言先生不知道乱世里的男欢女爱、反目成仇最容易吸引读者吗？想必不会。以《花影》、《花煞》等小说轰动文坛，又以《走进夜晚》、《没有玻璃的花房》等等中长篇巩固了文坛地位，还有一摞散文加持的叶兆言先生，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只是，虽已年过六旬，却不肯在自己熟识又舒适的文学道路里疾步飞奔的叶兆言先生，始终在寻求突破。

《刻骨铭心》寻求的突破路径，有些难度。仿佛从故纸堆里拎起了南京的过往，打量、斟酌后随意地切割出1926年8月至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那一段岁月里的南京市井。因为随意，所以，丽君、秀兰、碧如、卡蜜拉、冯焕庭、希俨、绍彭等等都像是原生态的南京人，作家并没有按照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这一文学原理去打磨他们。这样的写法，很容易将自己笔下的人物写成熙来攘去的众生相，读者过目便忘，可是，无论是实际的女主角丽君，还是偶尔出场的丽君的双胞胎弟弟瑞麟，一遍《刻骨铭心》读完，他们就能住进读者的心里——说真的，当面向叶兆言先生讨教时，曾经对“刻骨铭心”用作书名不以为然，此刻，深深觉得，唯有“刻骨铭心”才是这本小说最严丝合缝的书名。

每一对在《刻骨铭心》里出没过的男女，都被我记在了心里，要说在我心上留下最深刻痕的，恐怕是秀兰这个人物了。

秀兰年幼丧母，很不幸地，又摊上了个无赖一样的父亲。在“把你卖掉”的恐吓声里长大的秀兰，居然能葆有对生活天真的热情，本来不易让读者接受，可是叶兆言先生写来，只用秀兰去照相馆拍照这一幕戏，就让秀兰在读者心里活得自然又美丽：“秀兰嘴上说着不笑，等到真坐下来准备拍照，灯光热乎乎地打在脸上，心里却忍不住要笑（注：因为照相馆拍照的活伙计，是她喜欢了许久的希俨）。她想到刚刚在照相机里看见的倒影，想到自己现在的样子，也肯定是倒着的。想到自己来照相馆之前，横照镜子竖照镜子，想到自己在镜子里的表情，应该保持的形象……”这段小说开始不多久出现的关于秀兰的描写，初读时有些不以为然，但随着《刻骨铭心》的情节发展，回头再读一遍秀兰登场的描写，不得不赞赏叶兆言先生的铺垫，是漫不经心地修筑堤坝的写法，后来，秀兰成为电影明星，秀兰嫁给剧作家俞鸿，秀兰离开寻花问柳的丈夫，秀兰再谯“伪警察”王可大有些意外地过上南京城里最底层市民的生活，假如没有小说开始不久那一段照相馆里的铺垫，作家赋予秀兰的人生激变，随时都有可能一脚踩空。

曾经的电影明星，后半辈子却成了南京城里最底层的老百姓，住在破旧的矮平方里，靠王可大蹬三轮车的收入艰难度日，秀兰却“对眼下这样的平静日子，有了家有了儿子，倒也能欣然接受”，这种绚烂归于平静的人物设计，要比丽君更动人心弦。出生豪门、两任丈夫一个革命党、一个国民党警察局的头子，差一点成为她第三任丈夫的何为又是汉奸，自己从挥金如土到穷困潦倒，要说《刻骨铭心》中人生最跌宕起伏的，要数丽君。可那是特例。只有秀兰，映射的是普通人群的命运，那真的是挣不脱的命中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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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骨铭心》读后感(四)：小说与民国史的装置艺术

（刊于《北京日报》2018年7月10日）

文/俞耕耘

叶兆言的小说《刻骨铭心》，本身是段刻骨铭心的民国史，一套地道的南京故事拼图。作家在秦淮地域里翻出的历史底子，让人惶惑不已――究竟是把小说“伪装”成历史，还是干脆把历史看成最宏大的“文本”。作家也许并不关心这种新历史主义（这不过是研究者的一点儿阐释兴趣）。他想要的是一种装置艺术：如何把虚构安置在“拟真”的历史叙事里。叶兆言写得如同榫卯，了无痕迹，故事安插的历史名人就像路标，宣示小说形象的实在感；衬引的历史事件又像幕布，托出家族叙事、儿女情长的深度。

故事的跨度其实不大，从北伐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不过二十余年光景（一代人的功夫），却呈现了南京生活的史诗风貌。原因在于，作家并不追求长度，而是把故事写得宽博异常，那种人物的延展厚实、流转通透，使作品得到空前扩张。诸多故事单元同时蔓延，人物关系或由家族、姻亲、情人、朋友形成繁密蛛网。你完全可以拆解出小说的“构件”――丽君从革命者到堕落者的“名媛故事”、冯焕庭从投机革命再到抗日遇难的“军阀消亡”、绍彭、希俨这对密友走向不同阵营的“成长史”，再加上纷繁的时局分析与战争书写。

此外，在这些“大板块”周围，还生长着碎小的“故事群岛”：底层女秀兰的影星路、闺秀碧如的失意情感、亚声的为国殉难、丽君“洋弟媳”的远嫁、锦绣的心酸不幸、特务何为的人面兽心等等。可以说，《刻骨铭心》就像“民国故事集成”，几乎囊括了五四新文学以来所有主题。如果用影视剧“故事主线”、“男一男二”的思维来看小说，那就未免茫然。

因为，叶兆言有意让人物众声喧哗，显得力量均衡；穿插补述，又借鉴古典小说的“复线各表”。这就像史书里既有列传，也有纪事本末的效果。同时，这也削弱了传统主人公-主线的中心模式，用重心不断的位移散射，实现一种游牧化叙事。即使如此，《刻骨铭心》依旧有一个核心框架，那就是“民国女性群芳图”，男性视角下的“女性生存史”。叶兆言写得感伤慨然，如果抛开第一章和后记的区隔功能，完全有理由相信它就是民国作家的手笔。

他的神奇，在于能同时生发、唤起太多“潜文本”。底层叙事带着张恨水的调子，哀婉感伤犹如郁达夫的气息，家族叙事又像林语堂的线条。绍彭、希俨对待革命，其实只是稀里糊涂的好感，就像巴金作品里的“青春激流”。最让人萦怀的丽君故事，贯穿始终，其实是重构了张爱玲式的“倾城模式”――人世的那点儿情爱竟只能靠战乱、荒城才能存在，有些残留。丽君爱上曾经要刺杀的军阀冯焕庭，后来与汉奸、三面间谍何为苟合，也太像《色·戒》的故事。

然而，叶兆言的深刻是发现了相似故事的悲剧内核――那就是反讽性、分裂性与轮回感的糅合。丽君竟能由恨生爱，与前夫的仇家生儿育女；她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却又甘愿与汉奸同床交欢。秀兰从底层少女，成为电影明星，归宿又回到原点，嫁给当初提亲的小警员。冯焕庭淫人妻女，最终丽君和女儿锦绣也被何为所占。比利时的洋媳妇，锦绣都被母亲“诅咒”，应验了不幸。作家用一系列“差异的重复”、主题的再现，晕染故事的烈度。虽微澜，却惊心。

戏剧性的不可思议，往往却是最大的真实。叶兆言拒绝了一种普遍、恒久的人性观。相反，他写出了“人性的流变”，全都服从于“生存的意志”，根本无法跳脱。这是小说最具力度的地方。看到丽君，如同看到《长恨歌》里的王琦瑶。乱世里女人只能不断在男人之间流转，贪得点儿须臾的肉身安逸，获得些伪装成情爱的欺瞒。她们全是浮萍式人物，在乱世无根失据，只能靠当“太太”、做“姘头”、生孩子，才能换得片刻安稳。

小说里没有什么“原发的情爱”，全是男女兜兜转转、半路勉强的蹩脚结合，违背伦常的混乱偷情。男性形象或是抛妻舍家、另谋新欢、始乱终弃的玩家（如冯焕庭、俞鸿、何为）；或是软弱无能的希俨，给移情别恋的绍彭荒唐“顶包”，收拾残局――娶了被绍彭抛弃的碧如。也许，只有秀兰对希俨的痴情、丽君对亚声的爱慕，锦绣对父亲的怀恋，才是原生真情，而这大多吉光片羽。《刻骨铭心》注定是一部男性逊位的“阴性叙事”，正如小说中所言：男人死了，只剩下寡妇。

丽君、碧如、秀兰、锦绣的故事，其实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故事。她们折射了金陵女人，民国女性被迫浮沉，无可选择的生存。同时，她们也成为城池、历史演绎的“肉身载体”，女性记忆。叶兆言用说书人“远绍历史”的姿态，以淡然压抑着处处的留情。你会发现，叙述胜过了描写，生存欲望压过了伦理情感。他写出了民国女性最痛苦的暗影：真情被慢慢磨蚀，价值被逐渐耗尽，肉体欢愉麻痹内心痛苦，为了生存忍辱负重。

这时，我们再看第一章“烈女游娜”就别有意味。作家偏偏用一个假装纪实的当代故事开篇，“对话”民国名媛故事，恰形成巧妙的双关、互文和反义。游娜委身富商、高官子弟，试图拍电影，成为女演员。其实与倪老板、俞鸿捧红秀兰，借机占有，并无二致。然而，游娜以“阉割”惩罚丈夫的沾花惹草，却反倒被贴上“烈女”标签。这大概既戏谑了故事中男性的无能化，同时也暗示女性意识从民国现代性“进化”成当代性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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