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花鸟》读后感1000字

《云南花鸟》是一本由曾孝濂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布面平装入函套图书，本书定价：196，页数：46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云南花鸟》读后感(一)：一树梨花落晚风

“我小时候，在墙缝中掏过三个幼雏，本想悉心喂养，无奈此鸟气味难闻，只能放回原处。这个味道绕梁三日，到老我都记忆犹新，后来知道了这是戴胜，戴胜现在也是网红了。我惦记了一辈子，不知它们下落如何 。”

“我在某中学，发现一只太平鸟的标本，可是云南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种华北地区的区的鸟，大概它是被风吹过来的迷鸟吧。这种鸟喜欢喧闹尤其喜欢浆果，给它画了一串滋补的五味子，它正机灵活气张喙啄食。”

”我在昆明，见到滇池里负心的鸳鸯，钟情的冠斑犀鸟，看黄胸织鸟花三四天编织屋子，聚居区像个村落，看红隼不筑巢整个繁殖月打架抢人家的窝。“

见过滑稽的红头长尾山雀，给它一个光秃秃的树枝，希望它好生站稳，以后稳重点；

听过蓝歌鸲，它声音太美老被抓，所以让它在晚上再出来吧；

见过银胸丝冠鸟，它不怕人又迟缓呆萌的样子，还是给它放到猫尾木上吧，希望它能有猫一半的机警就好了；

雪雉体大肉多，经常被捕杀，给它画了一窝仔，希望它们能幸福团圆。

我见过惨白的幽灵草，灰土的雉孔雀，精巧黄服花蜜鸟，脱俗的寿带，它们在我的画里都有，我非常担心以后就没有了。我要趁着还能动，多做一点事情，大概，是为了报答当年的蚂蚁，蚂蝗，特别是双角犀鸟给我带来巨大威胁。

人，作为一个个体，在食物链中的一环，在直面伟大浩淼的自然时是多么的渺小，而能见到这一切又是多么的幸运。

能做的，也就只能做那么多了。

《云南花鸟》读后感(二)：“”期间，他们深入中越老缅接壤林区……

编者按 读库刚刚推出的《云南花鸟》，是一部反映我们这片土地上自然之美、生灵之态的精品杰作。作者是为中国动植物挥毫造像、为中国植物分类学做出极大贡献的曾孝濂先生，书中所辑，画种叫生物画、科学画等，是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写实绘画作品。

生物画多是画标本，但在曾孝濂先生的艺术生涯中，还有一项工作对他影响甚大，就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5·23”项目。这个项目由国务院组织领导，数十家地方和军队的科研、医药单位参与。曾孝濂参与的是“热区野菜图谱”和“热区军马饲料”两项任务，需要现场为植物绘制彩图。他在《云南花鸟》后记中详细描写了当年进入热带雨林后的情境，读库编辑同事说，看完像自己亲身经历了一般。

特刊发此后记，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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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参与的工作中，《云南植物志》和《中国植物志》工作量最大。如《中国植物志》，全书共八十卷，一百二十六个分册，历时四十五年才得以完成，涵盖三万多种植物的形态特征、生态环境、地理分布、经济用途等各个方面，参加的作者达三百余人，几乎囊括了全国的植物分类学家，参与绘图者有一百六十余人。

此外，我也参加过一些很热闹的突击性工作，其中一项对我至关重要，把我从标本馆一下拉到了西南边陲的热带雨林中。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特殊历史背景下国家下达的特别任务。由于恶性疟疾在热区流行，原有特效药喹宁已经产生抗药性，我赴越部队发病率甚高，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北越军民也深受其害，胡志明向中国政府提出研制新药的请求。中央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国务院成立了“5·23”办公室组织领导此项工作，数十家地方和军队的科研、医药单位组成了攻关工作队。同期下达的还有“热区野菜图谱”和“热区军马饲料”两项任务，以提供在后勤保障缺失的情况下，战士和军马在丛林中寻找可食植物维持生存的可能。我有幸参与了这些任务的绘图工作，此后五年内，除雨季以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的林区度过。先是参与考察和采集标本样品，再根据实验室筛选出的种类名单进行实地写生，最后将图稿和文字资料编印成册，交给部队验证。在“5·23”项目中，最后筛选出一种疗效显著的菊科植物，其有效成分青蒿素经过临床和病理实验得以确认。多年后，改进过的青蒿素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是治疗恶性疟疾的有效药。讲述这段经历并非为了显示我做了什么，我参加的工作都是很大的系统工程，每个人只能完成其中很小一部分，随着任务完成，那一页也就翻过去了。但是，那些记忆中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永远也翻不过去。正所谓过程重于结果，那段经历对于我十分珍贵。

热带雨林里的植物

《云南花鸟》读后感(三)：植物的心事，手绘者知

兴起

史前时期，人类就以自然中的动植物为描绘的对象作为图腾崇拜，出于审美和辨识的需求，对大自然的状写也一直伴随着医学等行业的发展持续存在。

然而真正开始大量写实自然中的生物，则始于地理大发现时期。彼时欧洲各国的王室、贵族资助船队出海，寻找新大陆和黄金，在出海的旅行队伍中就有一类人，他们是动物学家、植物学家、标本剥制师、动植物画师，或身兼如许身份的传教士、探险家，工作是探索、搜集和记录新地区的动植物，方便母国的王室和人们认识和利用新的自然资源，尤其对开发新植物的药用价值、引种新的农作物有很大助益。

十八世纪，林奈创立动植物双名制命名法，结束了生物命名的混乱格局，对认知物种、建立生物秩序起了关键作用，以此开创近代植物分类学。这让研究动植物的热情获得空前高涨，更多人参与到为自然界生物命名的过程，科学意义上的植物画也进入了以花为主体的规范而又多样化的时代。

二十世纪初，近代植物分类学传入中国，植物学在中国发展起来，植物科学画的技术和传统也随之进入中国。

冯澄如为中国植物科学画的奠基人，1922年他为《中国植物图谱》《中国经济树木》和《树木图说》绘制了标准植物科学画插图；1943年7月，以培养合格生物绘画专业人才为宗旨的“江南美术专科学校”由冯澄如在江苏宜兴创办。1949年之后，国内植物学发展，画师队伍也逐渐成立。植物分类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摸清自己的家底，认识自有领土上的资源，于是就有了《中国植物志》这个项目。

在大规模考察和标本采集的基础之上，自1958年开始，《中国植物志》正式开始编写，到2004年结束，历时四十五年编写完成，全国八十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三百多位作者和一百六十多位绘图人员参与，全书八十卷，收载三万多种植物，共五千多万字，九千余幅图版。

这一为中国全部植物建档的过程，也是植物绘图大爆炸的时期。

昆明植物研究所退休的画师曾孝濂说，那时几天就要完成一幅画。需要绘制的植物种类数量很大，绘制每一幅画有着明确的时间限制，不允许有更多时间深入刻画。因为是为辅助识别植物和对植物分类，对绘图的准确性和速度要求很高，这使得植物科学画的目的性和功用性、科学性远超过了自身的艺术性。

那时，有活株植物必要依据活株植物绘制，但受条件限制，画师仍然多根据干枯的腊叶标本绘制图。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画师杨建昆曾说：“绘制程式包括标本采集、制作，标本文字描述，标本绘画一系列过程。标本采集后交给标本馆制作标本并入库。科研人员从标本馆仓库提取标本，经过研究后决定需要绘制的物种并写出文字描述，将标本及文字描述交由绘画人员绘制。 ”

画师们也有一些机会随队到野外考察，现场绘图。在那几十年中的几个特殊时期，画师也参与一些特殊的项目，跋山涉水采集标本，要有系统的植物分类学知识，当场速写的能力，捕捉植物的分类学特征。虽然不比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随船的植物学家和画师，但这一时期中国的科学画师的任务也是热闹、刺激而冒险的。

低谷

随着植物普查完毕，《中国植物志》项目完成，也因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的发展，照相技术的普及，让原本就是辅助植物分类学的植物科学画走向了末路。

科学画最鼎盛的时期已经过去。鼎盛期，全国的植物科学画师队伍曾达到一百六十多人，而今天，这一队伍已缩减至屈指可数。植物科学画师人员缩减，一些人不得不转行，能画的转去画国画、工笔画，绘画功力不够的去资料馆、档案馆、标本馆。大部分的研究院所只留下几个人画一些新种，服务某几个科，这令从事此项工作的一些体制内的画师也陷入迷茫。这一行逐渐走向没落，从这个角度讲，可以说中国的植物科学画就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这类画作的读者和观者只是从事植物学的学者专家，于公众而言，植物科学画似乎还没有认识的机会就已“消亡”。大众不了解植物科学画的价值，自然没有收藏的意识。

在北京的一两次国内植物科学画拍卖会上，这些作品都是以低于其艺术价值若干倍的价格成交。据报道，2010年北京德宝迎春古籍文献拍卖会上，一摞近二百幅的植物科学绘画，“每幅皆标明植物的名称、拉丁学名、科名、属名”，最终仅以一万一千元落槌。相比较同等水平同期国外作品的作品，简直是白菜价格都不如。

体制内的画师队伍不大，人员就职于全国各植物研究院所，彼此也大多认识。很多科学画师退休之后，就安度晚年，不再提笔。或许曾经那只是一份工作，也有画师言及自己曾经的工作认为不值一提，依然是自守谨慎的态度。

然而曾孝濂退休之后，反而比工作的时候更忙了。一个人因为热爱去做一件事，无关退休与否、行业是否没落、环境是否改变。工作的时候固然需要压抑自己的艺术欲，把自己牢牢限制在科学的框架下，甘愿服务科学研究，而退休后他开始顺从自己的心画，这些镣铐依然存在，却是运用自如，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他琢磨挑选自己要画的主题，他画树、画森林，走进西北地区观察胡杨，去滇西北、日本、台湾、美国各个地方的植物园、自然保护区考察；他琢磨自己的风格，也尝试用国画的方法表达。他说自己用十年时间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绘画语言。最终，创作风格已臻成熟的一百多幅植物科学画集结出版成书，还被日本市场看中，出版了日本版本。

植物画久了，曾孝濂开始尝试画鸟。他有机会在位于北京动物园内的植物所住了八个月，也就在北京动物园观察了八个月的鸟。他潜心观察，回到昆明后，请教昆明动物所鸟类学专家，观察鸟类标本、揣摩照片，了解鸟的详细结构、姿态、习性。在研读大量资料后，创作了一百余幅作品。这些鸟图与花图相映成趣，自成一统。科学性获中国鸟类学会主席郑作新高度评价。

他退休后就这样孜孜不倦、画笔不停。曾孝濂曾担任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科学画协会主席，他也鼓动“老人”们和体制内的画师们走出大楼，走进自然，多画多创作。但是，似乎在植物科学画的领域中，这个团体中就只剩下几个人在孤零零战斗。

然而，一个人会因为热爱一件事而在周围解集结更多的同好，也会有人因受他的感染而发生改变。

相遇

2015年中科院地理大讲堂邀请曾孝濂举办一场讲座，名为：花木鸟兽——我的自然绘画之路。他答应了下来。一到现场，他非常震惊，三百多人的厅里坐得满满当当，而且有很多孩子。他没想到年轻人、孩子们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这之后他了解到，2014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举办了一次自然影像大赛，在手绘自然画组中，一批年轻画家脱颖而出。其中不乏科班出身的高材生，但还有很多“草根”画家。更令曾孝濂感到可喜的是还有更多年轻人和孩子投入其间。他们使用的画材、创作的形式等不拘一格，大大丰富于传统植物志的画法。

2017年年初，首都图书馆举办了一次博物展览，主办方索要曾孝濂的四幅画作为展览的布置。活动持续近一个月，主办方邀请曾老师去看一看，这一去不要紧，引发了一系列后续反应。

他遇到一位热衷博物学教育的公益机构负责人，对方提议举办一个生物绘画研讨班，邀请曾孝濂做指导。这个生物绘画研讨班收到全国各地的自然爱好者的申请，在北京举办了为期三天的绘画研讨班。一期研讨班学员十三人，最小的甚至与曾孝濂的孙子同龄。对这些真心热爱自然，热爱植物艺术画创作的学员，曾孝濂称赞道，“每个人都在讨论会上诚恳地画，实实在在进行交流”。年轻人有愿望，曾孝濂有热情，一拨人一拍即合。今年7月举办的第19届植物学大会植物艺术画展，这些学员受曾孝濂的鼓励，13人中有11人提交了作品，5人的作品获奖。

传承

曾孝濂讲到，研讨班中的有些人根本就没有绘画基础，甚至有人用马克笔画画，但是画得很有生命力，画面很能感染人。他建议每个人找到自己适合的风格去表达，不管用铅笔、水彩笔，还是毛笔、马克笔甚至丙烯材料。这远远突破了植物志中标本画黑白线描图的传统。

曾孝濂有五十多年的绘画经验，比很多人多几十年的人生阅历、植物分类学训练，他传艺也传道、传科学，在思路上启迪体制外新一代的植物绘画爱好者。他建议要系统地画画，一定要给自己提要求，而且要慢慢对自己提更高的、更专业的要求，从看到什么画什么，到专画一个区域、一个种的植物。曾孝濂说，他会首先画感动自己的植物，这些植物是生命，它会打动你；其次，画有科学价值，有学术价值的物种，比如曾孝濂画过鹅掌楸，国内只有一种鹅掌楸，而美洲也有一种，这是因为在大陆板块还没有分离的时候，鹅掌楸还在一起，物种分布带断裂，是大陆板块漂移说的论据。

曾孝濂与研讨班的学员们分享他对这个领域、创作活动的道德伦理的理解，与同行相处的规矩。比如谈到临摹他人作品和依据照片创作时，首先要做到不能抄袭，其次当临摹他人的作品时，要说明作品来源，不可直接签自己的名字。若依据照片绘画，也要使用自己拍摄的照片，如果使用别人的照片，要么申请拍摄人的授权，要么应将照片中的元素构图等进行糅合，加入自己的思考进行变化，把照片中的内容形象消化成零件，再创作出有自己智力思考的作品。看得出来，78岁的老人在发挥自己的余热，更是在实实在在推进这一门类艺术的发展。

再兴

有植物科学画画师认为，植物科学画“绘制中并不讲究艺术性，不是每一幅植物科学画都能称之为艺术品。在众多植物科学画中有百分之八十的画和艺术是扯不上关系的”。然而，正是由于《中国植物志》的完成，物种建档、描述与分类已完成，植物绘画这门手艺从打科学基础、只服务于植物学者的阶段，开始走向彰显艺术性，走向更广阔人群、服务更大市场的新阶段。纯粹服务于植物分类学的体制内画师虽然还有数人，但更多植物画画家开始自觉转向植物科普、表达对自然的好奇，引导人们走进、观察、热爱自然这样一条不同而更宽阔、自由的道路。

当年绘制植物科学画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是任务型、集体性的行为，可以说是在科学家的范围内曲高和寡，需深藏功与名。而年轻一代的植物绘画爱好者是自发的，很多人并不属于科研院所，充分享有表达这一门类绘画的艺术多样性，如有的人会把植物的解剖图画得更精细，有的人画植物生长的典型生境等等。这些植物绘画爱好者有自己的圈子，大家会交流画材，相约野外考察，采集标本，讨论互相请教物种的特征。自此，植物绘画创作像高速公路立交桥一般，在更大的人群中重获得了新生。

意味

植物绘画能进入到这一阶段，也正满足了更多人希望认识植物、亲近大自然的需求。这几年大众的博物热情持续高涨，尤其每到春天，人们热衷拍下花花草草，想知其芳名的愿望不可抑制；博物有关的微信号、微博肩负着普及花鸟虫兽名字的重任，关注度、阅读量持续看涨。很多植物艺术画的画者为各类自然、博物杂志和各种科普传播平台写文章画插画，受欢迎的作品被印成标本笔记本、布袋、明信片、丝巾、冰箱贴以及各种摆件出售，好的作品经常集中展览，也有的集结出版成书。

在日本，曾孝濂看到我们的邻居在自然教育方面做得极其出色，赞叹不已；在欧洲，英国一直有博物学传统，人们热衷园艺，法国，几十年前就有国家政策鼓励人们走进自然，手上要经常粘上泥巴（这也才有了读库引进自法国的高质量自然绘本）。曾孝濂在一次自然手绘爱好者的分享活动中说过一句话：更多人关注生命，热爱自然，有更多人加入到生物艺术画的队伍中来，是一种国家兴旺、民族进步的标志；而出于对自然的自发的热爱能够自然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这样的孩子、这一代人成长起来，环保会前进一大步。“过去的环保是你该怎样，你不能怎样，是硬的，他们这一代关爱自然，喜欢自然、关爱自然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本能。”

最后，拿到《云南花鸟》一书的好几位朋友都说，观看这些画真让人感动。就《绿绒蒿》一幅，作者在滇西北海拔四千五百米之上的流石滩上看到过活株绿绒蒿，超强的紫外线辐射下，绿绒蒿拥有一种特殊的蓝色，加上它生存的环境和姿态，自有它的格。画家用画笔传达出这种植物的格和他的感受，也让别人结结实实感动。歌德说：“在你描绘一株植物之前，你实在无法真正看到它”，细致的、变化的、复数形式的“植物”只会向手绘插画者袒露。我们感动于他的作品，正是因为在画中真正看到了这一物种生命的美妙。

（本文根据曾孝濂先生访谈及相关资料整理撰写）

《云南花鸟》读后感(四)：上进的老头

曾孝濂不养花，虽然他是一个植物科学画家，为植物造像无数。

上世纪五十年代参加工作以来，他为《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等五十余部科学著作绘制插画两千余幅，更不用说那些零散的“废纸”、花鸟图。不养不是不爱，只因那费很多精力，而他没时间。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被他用在了绘画上，先画对，再画好，寻找自己的绘画语言，把大自然里物种的生命状态、勃勃生机落在纸面上。

见植物——先画对

曾孝濂不是科班出身。小时候喜欢涂鸦，九岁时比着毛主席像临摹，“胆子大，但画得不像”。上中学负责做黑板报，1959年，以半工半读形式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搞植物学。《中国植物志》项目上马后，领导见曾孝濂能画两笔，就把他调入了植物分类室，做植物科学画，直到退休。

曾孝濂画的植物科学画，不像早期的本草绘画，仅凭借药用部位或者大概的外部长相来描绘，也不是简单重复相机的功能，原封不动地映照自然。植物科学画有自己的一套近似程式的绘画语言，它必须比照标本，精准地传达植物的科学特征。

昆明的植物特别多，植物所就在植物园里面，条件很好。曾孝濂常常出来找活的标本，从活的植物入手，把这个物种的形态特征做到非常熟悉。“当时我们的领导很好。他们尽量不特别催我们这些新人，不说赶紧做、赶紧交稿。他们知道我们年纪小，就尽量帮助我们。有时候还会跟我们一起解剖采来的花。”就这样，曾孝濂快速熟悉着不同植物的特征，比如雄蕊的长短，雌蕊花盘的性状，把每个科的特征熟悉了，也就慢慢掌握了一些规律，再面对干标本时就容易得多。

画干标本一般要把整个的花取下来放到水里煮开，让它尽可能去复原，复原后再在解剖镜下面观察结构。“植物软了以后比较接近活的，就稍微好一些。”植物科学画必须要对着标本作画，“没有标本不能画，不应该画。我们所有插图必须有根据，一定要写上根据某一号标本。不看标本来画，那是错误的”。

曾孝濂为《中国植物志》绘制的插图就是这样慢慢积累起来的。“每画一张图，都得打草稿，给分类学家看。看完确认了再上钢笔稿、墨线。表现形式、线条的结构这些需要一点一点积累。”

见自己——再画好

大银红，滇山茶园艺品种，曾孝濂绘。图片来自《云南花鸟》

曾孝濂经常告诉自己的学生，做这行要坐得住冷板凳。

冷板凳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心静，这是搞好工作的前提。这意味着一种孤独、寂寞，而且是长年累月的。

曾孝濂说：“除了有几年时间在西双版纳做野外工作，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标本馆。没有这种修炼，你的心就不能很专注、排除世俗的干扰，你就会坚持不下去。或者说你会把它当作一个很随意轻松的事，上班就来，下班就走。上班聊聊天、喝喝水，再学习学习。但是你的心在聊天上，不是绘画。这也是坐不住。有人坐了一辈子，一辈子就那个水平，实际心没静。”

冷板凳另外一个含义是心诚。这考验的是绘画者如何对待自己的对象，是否真的很虔诚地对待工作。“你的对象是有生命的，你用最朴实的绘画形式反映他们最重要的分类特征。”但这需要乐在其中。

除了为植物志画黑白画，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孝濂接到过为昆明植物园画《茶花图谱》的任务，是彩色画。那时候彩色胶卷并不普遍，曾孝濂所在植物所没有，就靠硬画。“那是最厉害的，我几乎天一亮起来，到植物园去摘一朵山茶花，跑回办公室插在瓶子里。赶紧去吃早点，一般七点半才能吃，一有馒头粥，我随便吃点就跑回来画。一直画到十二点半，吃午饭。五个钟头期间，不会喝水、不会上厕所，全神贯注。那个花从植物园摘下那一刻，就会慢慢开，你要画慢了，就找不着关系。那个花瓣本来朝下的，它会慢慢朝上，所以非常紧张。而且画这个不能构好图再画，必须一个花瓣一个花瓣地画，从最靠近你的那瓣开始。画到中午时你会忘记上厕所，但是告一段落的时候，会浑身发抖，我觉得可能是热量没有了。”

吃完饭，曾孝濂一般会再摘一朵花，早晨那朵已经不行了。半天画一朵，下午研究怎么搭配、画叶子。那样大概画了好几个月。“非常紧张，身体不好就会受不了。但是非常磨练”。经此一役，曾孝濂画彩画的能力比早期参加工作时高了一大截。

见自己——自己的绘画语言

曾孝濂主业是画植物。1960年代，他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5·23”项目，数十家地方和军队的科研、医药单位组成的攻关工作队研究如何对抗恶性疟疾。同期下达的还有“热区野菜图谱”和“热区军马饲料”两项任务，即在后勤保障缺失的情况下，部队在丛林中寻找到可食植物。有点儿类似“神农尝百草”，曾孝濂参与负责的是绘图工作，在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的林区实地写生。后来此项目筛选出一种疗效显著的菊科植物，有效成分青蒿素经过临床和病理实验得以确认。很多年后，屠呦呦凭借此得到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对曾孝濂来说，他总是强调，这样大的系统工程，自己参与的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这样的经历对于他的人生、绘画都至关重要。

热带雨林的野外作业任务在哲学层面训练了曾孝濂。“从无知开始，兴奋、惊喜，震惊。然后就有点敬畏，被蚂蝗咬了，被蚂蚁叮了，害怕。认识多了，又不同。就知道大自然是生命的合唱，这里的物种经过千百年的进化，既有竞争，又相互依存，是大的生态网。身处其中，你会觉得自己也是其中一份子。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意识到我要画它们，不仅要画得像，还要定一个目标，我一定要表现这个物种的生命状态，无论画干标本还是观赏性花卉、动物，我的重点是尽量地反映它勃勃生机。不光画得准确，最重要的要画得生动。讴歌生命，讴歌自然，用我的画笔。”

另一方面，“那几年锻炼了我的彩色画。绘画就是读了很多书，看了很多别人的画，也做了必要的临摹，但都不管用。一定要实践，大量地画，一点一点地积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提高造型能力、色彩表达能力、明暗关系写实的能力”。

大量时间与自然相处，彻底改变了曾孝濂。有几年出差，“每天在大山里面，天不亮，你就听那鸟叫吧。就是一个交响乐、大合唱。你分不清也看不清什么鸟。在西双版纳，在易门，林子里天快亮时都一样。就特别想画”。恰巧九十年代初，他在香港工作了一年，非常偶然的机会，他买到了一本英国人画的鸟的科普著作，“当时暗自决定，退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出一本鸟的画册”。

曾孝濂是一个想到就一定努力做到的人。为了这本鸟的画册，他做了很多准备。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工作原因，曾孝濂在北京植物所待了一段时间。当时中国植物志的编委会在北京植物所的动物园里面，他每天到鸟园观察鸟的姿态、画速写、拍照片，为画鸟积累了很多资料。回到昆明后，他又得到昆明动物所一位鸟类专家杨岚的热心帮助。为了抠鸟的细节，他还经常跑去昆明动物所标本馆，“因为任何一个活的鸟不会让你去写生的”。开始画的时候，他为不同鸟类配以栖息地，“那是我的优势。我查阅相关的资料，了解鸟类的生活环境，然后搭配相应的植物”。

在“中国鸟”的邮票里，这一切做到了极致，他用小版张的形式把不同地域的九种鸟浓缩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虽然画面是虚构的，但是每一种鸟脚下的小环境必须相对真实，符合其生活习性。比如红腹锦鸡、黄腹角雉和白尾地鸦都喜欢在地面活动，但是红腹锦鸡喜欢在有岩石的林地，白尾地鸦泽生活在戈壁沙石滩上。鸟类通常以群体或家庭为单位活动，所以小画幅里放进了群鸟或雌雄鸟、雏鸟一同出现。另外，每种鸟姿态各异，或飞或立或观望觅食，各行其是。

这也是曾孝濂的一个绝活，比如画植物，他也能将整株植物和解剖图里植物的各器官错落有致地排布纸上，也曾独具匠心地将植物不同生长阶段的样子放在一起。而这种“排兵布阵”的技法，是曾孝濂常年工作的一个收获。

见天地众生——“还没有找到知音”

“百鸟图”之后曾孝濂又为在昆明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绘制了“百花图”。日本的朋友也邀请曾孝濂绘制了一本《药用植物画集》。如今孔夫子网还有不少商家打出“日本出版纸张好”的旗号将曾孝濂的书卖到七八百元。前两年林科院则流出许多植物科学画师的科学插图，包括曾孝濂先生的。但是他完全不关注也不在乎这些。“我没有精力。书出了就出了。赶紧做新的，不折腾。我不花那个时间，太多想做的东西还没有做过。”

自言这辈子没休息过的曾孝濂，把节余出的时间全部用在了绘画上。“《中国植物志》完成后，还能继续画的不多。很多人觉得做完该做的事情了，也该休息一下享清福了。但是我觉得新的挑战和机遇才刚刚开始。”所以今年已经七十八岁的曾孝濂还在到处奔波。2017年，有百年历史的世界植物学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曾孝濂负责组织其中植物科学画展览的事务。为这次大会，许久不画植物科学画的他，又拿起画笔，画了十余幅，到这个年龄，画如此需要抠细节的植物科学画，不仅要眼力好、手不抖，还得精力好。曾孝濂画完后，还亲自去深圳印厂盯了三个下午的印制。读库编辑出版《云南花鸟》，曾孝濂也做到了每一个环节的把关，包括到北京雅昌监印。

如果不忙这些事，他这个时节可能会在新疆画上半年，还想跑更多地方。事实上，退休后，他两次穿越美国自然保护区，画红杉。跑寺庙画古树，壶口画瀑布，箭扣长城画景。老爷子至今没有一幅令自己满意的作品。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

“我喜欢一个人孤独地思考，不断做实验改进。每一个人一定要找到一种符合你内心审美感觉的东西来表达你对物像、客观对象的感觉。也就是必须寻找到相应的绘画语言。一个画画的人成熟与否，看绘画作品有没有自己的个性。如果没有，就不是成熟的画家。有的人一辈子都形成不了自己的个性，要么模仿古人，要么模仿现代某个人，再怎么画也是别人，不是自己。我不会做那样的人。”曾孝濂说自己天生底子薄，不愿意走现成的路。“可以说，我画的彩墨画，还没有找到知音，没人和我画的一样。我随时在关注，和我想法差不多的，没有。我就是我。”

小番外

最后还想跟大家分享曾老先生的梦。老先生这辈子有很多野外作业的经历，见多识广，又画过如此多花鸟。以为他的梦一定像他的画一样瑰丽神奇。结果他说，他常常梦到的是蛇，是很多很多蛇。因为碰到的太多。

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张树庭早年一本著作《香港蕈菌》里讲过一次野外考察，里面有一个小段落与曾孝濂相关。书里写的是：说来这眼镜蛇的胆子够大的。它退后一点后，又举起头来做出向我们进攻的姿势。结果形势不利而慢慢游到溪那边。稍息后它又返回来，可能它对来犯者没有报复而不甘心离去，于是再次下水向我们游来，终因水势不利而退却了。在溪那边休息一会儿后向桥底慢慢爬行而去。在云南曾经见过这东西的曾先生比我沉着，他早已拿出相机把这场面拍了下来，眼镜蛇留下了永久的留念。

画面感太强，我便跟曾老先生求证。他说，当时一行人在靠近西贡的林子里，他们到了一个小河沟。他去洗把脸，结果蹲下来，手刚碰到水，旁边的人就喊起蛇蛇蛇。他说：“那个蛇当时离我三十公分，后来我一看是眼镜蛇，脖子是瘪的，一大片。可能它也是怕热在水里面。当时我在它攻击范围里。但是它在水里，我判断，它要攻击我，没有支撑。我猛地退一步，拿出相机拍下来了。当时确实也很危险。它在水里，挺不大起来，但是要再高一点，必然会经过我。当时它脖子已经很瘪了，有我手掌那么宽，做出了攻击姿态。后来听说，如果我被蛇咬了，离我们最近的医院也有二十公里。那可能就是没有希望了。”

如此轻描淡写。“我碰到的蛇很多，但一次都没被咬过。还有一次在西双版纳，竹叶青也是很毒的，它趴在那树上，离我手就十来公分，也没被咬。眼镜王蛇也碰到过。其实很多同事比我经历更多。曾经有一次，早晨起来出操，同事找不到皮带，伸手一摸床上有一条，拿过来一系发现是条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