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芬楼文谈的读后感大全

《涵芬楼文谈》是一本由吴曾祺著作，金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17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涵芬楼文谈》读后感(一)：书不错，注释太差

第二页中“然而清乾、嘉之间，钱、戴、王、焦诸君子，连袂并起，号曰汉学”，注释：钱、戴、王、焦指清朝学者钱洪德、戴望、王守仁和焦循。其中，钱洪德是给王守仁记录传习录的王门弟子，均为明朝人。一则注释错两人，真的很牛。

《涵芬楼文谈》读后感(二)：比肩文心雕龙

作者吴曾祺的自序写道：以余之拙，其偶然述作大都薾然无足观者，其能逮所言者，十不能一二，然尝论之使赵括解去将印，蓄其一生心力著一兵书，未必遂出孙吴下世，容有以此言为然乎。余窃用自多矣。

可见作者口气之大，远比孙吴，自序还说了要堪比甚至超过文心雕龙这一文学评论之巨作。

这句话霸气十足，让我这个一直奉文心雕龙为经典的人，心生愤懑，于是如高手过招接受挑战一般就将此书拿起读了起来。

细品之后，始觉文题虽意料之言，但文章则有意外之语。

我虽被击败，但不打不相识，不重题目，不重作者，只品文字。虽文小而意不小也。

实感文意醇厚，疑茶饭之余恐过于浓厚，不能略读，谨记之，以求同声之和。

《涵芬楼文谈》读后感(三)：涵芬楼文谈四十则（全文）

宗经篇

学文之道，首先宗经。未有经学不明，而能善文章之胜者。夫文之能事，务在积理，而理之精者，莫经为最。盖出自圣人所删定。其微言大义，自远出诸子百家之上。吾人生平持论，常得此为据依。自无偏驳不纯之弊。至其文词之美，如钟鼎彝器，古色灿然。任后人极力模拟，亦终不可及。

汉代作者，如司马迁、扬雄、刘向、班固之属。大抵皆习于经生家言。非苟为炳炳琅琅者可比也。降及五代，经术既微，而文格亦日敝。唐兴一百余年，而昌黎韩氏出。一洗从前骈俪之习。其所作以气为主，后人尊之，为一代大宗。然考其生平所得。亦于经为多。其论《易》、《诗》、《春秋左氏》诸作。一字不可移易今之存者。犹有《论语笔解》一书。柳子厚与韩同起。隐然有晋楚竞霸之势。其《与韦中立论师道书》云：“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皆自道其平生得力之处。降及宋氏，如欧阳氏苏氏父子兄弟王氏曾氏，其所为经说。至今皆有存者，可考而知也。观此数子。盖未有离经而能自立者也。

今之号为能文者，以经为人人共读之书，不足称“吾博洽”之誉。于是搜取僻书旁求逸典以为震世骇俗之具。见他人文中之引及经语者则反以为笑。是何异舍康庄而走狭径。厌牢羞而索奇珍。适足以自贬其格已矣。有识者不取也。

或曰：子言治经之要，允矣。然而国朝乾嘉之间，钱、戴、王、焦诸君子联袂并起号曰“汉学”。其治经之精俨然欲驾马、郑而上，而其文章乃远不及古，何哉？曰：是不难知也。古人读书之法。贵能得其大意。至于一名一物之疏，不害其为明通之识。今诸君子于一切器数之遗，讲求不遗余力。其辩难之语，动至千言，然去古既远。固有万不能定其所以然者。而哓哓不已，彼亦一是非，此以一是非。非徒费虚词无益事实。适使方寸之间蔽塞已甚，而迂疏拘执之患，亦即由此而生。夫心以涵而始灵气以敛而始盛，今胶扰若此，何暇与之言操觚搦管之事哉？百余年来，求如顾亭林、朱竹垞辈以经生而兼通文事者，寥寥不可多见。时则桐城姚姬传出，始屏去考据之业不为，而以古文倡示后进。直至今日，学者翕然宗之，递相传习，而桐城之学遍于天下。此岂其聪明才力，独擅其至。抑其能审轻重、别大小，用力专而收效远也。迨湘乡曾文正公起，生平推挹姚氏不遗余力，而于当日考居家，时复有微词焉。原此意也。乃至今日学者，束书不观，游谈终日，而文之佳者，亦如景星卿云不可得而见。则且使说经诸子，反唇于地下矣。

治史篇

文以积理为主，是固然矣。然天下之理，不能凭虚而构，必有所附丽而始见，则史学贵焉。上下数千年间，凡人才之盛衰、政治之得失、风俗之厚薄、国事之强弱，未有此之不明，而可与于文章之事者也，然今之文人，固有治史甚精而不足以语文事者。盖所学又有不同或专考据故实而斤斤于地名官制之不同，或喜讲明义例而兢兢于褒贬予夺之互异。二者皆竭一生之心力，而后各有独得之处。然而，为此者遂自诩为能文。则吾固未知许也。其有一二词华之士，专喜猎取浮文，广求隽语，此乃鞶帨中物，而不足为论文之大者。文之大者，自宜以识为主。使胸次廓然。常有俯仰今古之概。每论一事，而识解固自不凡。一切迂庸腐陋之谈。可以一扫而尽。盖凡事可袭而为，惟识不可强。合一世之士大夫，而与论农商之务，凡田野之夫、市井之人能缕缕而言之者，或至于瞠目不能措一语。此则身不在其中，而识不足以及之也。吾恨乎一世自托于文人而史事之不明，乃与乎士大夫而谈农商之事者，同类而共讥之。

读史之余，不能不以论古为事。惟论古之法，要在取古人成迹。一一如身入其中。为之反复当日之事势。然后可断其是非得失之所在。今之论古者，往往持义过高，而责人以必不可行之事，相与诋诃不已。律以持平之道，去之远矣。如胡致堂撰《读史管见》，数千年内，几无完人。岂非刻薄太过。其弊有所必至。更有一二才辨之士好以立异为事，虽心知其不然而姑取乎众人所群以为然者而故反之以矜其见之独，如汉之莽大夫、五代之长乐老皆为之曲意周旋不遗余力，是亦不可以已乎。尤可怪者，如明之邱琼山。国朝之青浦某公，皆著书立说。号为一代通人，而一则力推秦桧，一则盛誉严嵩。夫秦严之恶，尽人皆知之，而为是云云者。其心固以谓不如是不足以骇俗，而且蹈于附和之讥，而不暇思其事之不可以训也。至于今之士大夫，愤国势之弱，而争言变法之利。其意未尝不美，而必啧啧商鞅王安石不已。夫二子者，其立法更制，非必无补于富强之计，而一则残酷不仁，一则刚愎自是，均不能无失。而今之尊之者，乃欲跻皋夔稷契之列，此何理也？须知通人立论，一世且视以为法。未可苟焉已也。

史之繁赜，不能尽读，人人知之，故好古之士，亦第举司马氏之《史记》、班氏范氏之前后《汉书》、欧氏之《五代史》，当常在肄业之内，其余则足以备考据而已。夫于二十四史中，仅仅读此四书，似亦非至难之事，或才力更有不及，则于四书中，一书取数十篇或十余篇，涵咏玩绎，神与古会，亦足以为受益之地。乃今之坊本，往往于每篇之中去其首尾，专留中间一段，谓为精华在是，而读者茫然前不知其所承，后不得其所止。譬如混沌一物，而五官百体皆不具，更何从验取其脉络，审谛其筋节乎？少时读经书，见有《左氏句解》一书，深恶为村学究所为，戒人勿以寓目。近见人复移以读史，此种因陋就简之习，只于省啬日力而已。其稍通文理者，虽以史文入选，亦断断无此割裂剪截之事也。

读子篇

子之为书，大抵昔之通人硕士，各出其生平阅历所得，自为一家之言，其精语名言，时足以辅经训之所不逮。而挹注不穷，盖亦文章家之渊薮也。惟家数既繁，不能合而为一，即以一家而论，其前后相蒙，彼此相袭，亦往往而是。善读者，在以类相从，始能旁通曲证，以明其得失之所在。太史公《论六家要指》一篇，可取以为读子书之法，而自来读子书者，恒中于多好之弊，使九流之目、《七略》之编，杂然前陈，而神志惛然不知所适。此如山野之夫，一旦而适乎五都之市，只有啧啧称羡已耳，而于审其贵贱重轻而别所取弃者，固未之及也。又古人著书，既有其宗旨所在，读之者必首尾贯通，本末联属，然后读一书方得一书之益。盖子部之书，铸语之工，炼意之巧，固足以长益神明，发皇耳目，要其佳处不专在此。大抵行文之胜，在于浓淡相宜，疏密相间，每有不经意之处，反令人读之不厌。今之读子者则不然，只知篇取一节，节取一句，择其造语隽而陈义新者，即录而置之册子中，以供挦撦之用。而叩以一篇大意，茫然不能措一辞，至于临文之顷，偶加征引，便附于博极群书之目，而不知天下之至陋者，莫是若也。由吾前者之说，读一书须参群书之义，所以明派别之同；由吾后者之说，读一书须毕全者之旨，所以究指归之远。二者说若相犯，而义则相成也。

四部之书，惟子书之蹖驳为最甚，大抵真者十之六七，而伪者十之二三，或全书尽出伪托，或真伪各半。且即使皆真，而言之批缪者已不少矣。故作文之法，于引用子家，尤当慎之又慎。伏思子书虽多，其应读者亦不过十余种，平日于此十余种中，择吾性之所好，而反复玩味，取其是者，剔其非者，则施之议论之间，自无放诞不羁之失。观韩柳二公，于读子书多有所辨明，则知非苟焉循诵而已。盖读经者如餐稻粱黍稷，其性平和，故尝有益于身体。读子则如调剂方药以疗百病，时能活人者，亦时能害人。今人好以博洽自居，于其说之不安者，辄曰吾于某书中见之，而不知其所援据者之非也。观古之能文者，如马班诸子，其文中引用子书者亦绝少，偶尔有之，亦不过老、庄、荀、杨、管、晏、申、韩诸家而已。彼岂不能遍读诸书，盖亦以别裁之道，不可以已也。

诵骚篇

为词章之学者，溯其渊源所自，莫古于骚。骚者出于《风雅》之遗，而抑扬反复以尽其变，其体制遂与诗不同。自屈平始作《离骚》，其徒宋玉、景差之属，相率为之，后则贾谊、东方朔、严忌、王褒诸子，皆衍其旨趣，递有述作。大抵皆文人学士，蹉跎不遇，以写其抑郁无聊之思，而卒归于忠爱之旨，以其始于楚人，故统谓之“楚辞”。其独至之诣，一本于幽，幽者非暗然无华之谓，敛其光气，而纳之沉郁顿挫之中，刘彦和称为“金相玉式，艳溢锱毫"，即谓此也。自后代赋家间用是体，而推而广之，如哀死之文，礼神之作，莫不以此为大宗，而其奇怪谲诡之谈，支离曼衍，不可究诘，又为小说家之滥觞矣。唐宋以来作者，惟韩、柳二家，于此实有所得，此外则金之元遗山，亦可称为入室弟子，余人莫之敢望也。凡不善学此者，其失在于风骨不骞，情韵易竭，而徒袭乎一二楚音，即强而名之曰“骚体”，此真所谓老成不存而虎贲入座者矣。

或谓骚人之作，词赋家所宜问津，若为散体文者，似可无事乎此，不知古之为文者，本无所谓骄散之先自魏晋以后，偶语盛行，迄于梁陈，文体日敝，于是唐昌黎氏出，始倡为古文，纯以行气为主，以救从前靡曼之失，所谓“文起八代之衰”者此也。然二者究不可偏废，学者择其性之所近而从事焉，未尝不可，举一而弃之，则谬矣。大凡学骈体者，不可不知散体；学散体者，不可不通骈体。二者不惟不相背，且互相为用。次古人集中，于无韵之文，居十之六七，于有韵之文，亦居十之二三。苟徒知议论叙事之为古文，而不知铭诔、颂赞、之属皆为古文，是三者已去其一矣，尚得谓之能文之士乎哉。今有人于《萧选》一书，全未寓目，则其为文，色不泽而枯，字不雅而俗，其去古也远矣，而犹号于人曰：“吾之文固以气胜”，其孰信之？故人当少时，不独楚辞当读，必取秦汉之文数十篇，朝夕讽诵，使吾之神明意象，日与之习，久而自化，则虽率意之作，而气味固自不同。昔明之李、何，倡言秦汉，而薄唐宋以下之文不读，诚为过当，然使反其道而为之，专读唐宋以下之文，而置秦汉文于不问，是犹为人孙子，敬其祖父，而于高曾以上，曾无水源木本之思，可乎不可乎！

研许篇

自《周礼》教国子以“六书（象形，会意，谐声，指事，转注，假借）”，文字之学始备。《尔雅》一书，附于群经之后，言诂训者祖焉，后人指为专门之业，命曰“小学”。汉世通人，如司马相如、扬雄诸人，皆著有专书。至后汉时洨长许氏，始合诸作而集其大成，其书言制字之意甚备，以小篆为宗，而附古籀之文于派全书凡十四卷，分为五百四十部，后世字书之体，率导源于此。自唐以上不显，宋初南唐徐氏兄弟，始各有纂述。比入国朝（清朝），而段、王、朱、桂诸家，推阐不遗余力。凡好古之士，亦多有能言之者，顾其书义法严密，兼以流传既久，讹误亦多，非可以浅尝而得。惟讲古文者，苟未尝一践其藩，则于用字之法，毫无所得，一切随人所作，附影应声，亦是一生之憾。《说文》之外，如《方言》《广雅》《玉篇》《释名》诸书，皆宜以次涉猎。于其字异而义同、字同而义异者，尤宜留意，果能一一疏通而证明之，则于行文之顷，亦可以取用而不穷矣。昔人有言，读书宜先识字，余以谓作文宜先识字。有通人出，当不以此言为河汉也。

余劝人作文以识字为急，是固然矣。然亦有人多识僻字，而反以为累者，由用之不得其道故也。盖文章境界无穷，其脱去陈因之法，亦甚多端。今人或自见其才力之不逮，而思以僻涩之语胜人，而无知者亦易为所震，不知此乃文之恶障，非可语于知道者也。昔韩文公为一代文宗，学者称为泰山北斗，然于《曹成王碑》，中间数语，稍涉诡异，识者已不无微辞。至宋人宋子京，亦雅以文采自负，然与欧阳文忠并修《唐史》，往往以僻字更易旧文。文忠病之，而不敢言，乃书“宵寐匪祯，扎闼洪庥”八字以戏之。宋不知其戏己，因问此二语出何书，当作何解。欧言此即公撰唐书法也，“宵寐匪祯”者，谓夜梦不祥也；“扎闼洪庥”者，谓阖宅安吉也。宋不觉大笑。今之好用僻字者，何以异此？又凡用字必师古训，此是一定之法。然又有古人所用字义，而今不可行者，如反训之例，以乱为治，以落为始，以臭为香，以溃为成，此类甚伙，使吾人亦效而为之，几于不成文理。更如“而”,“如”,“丕”,“不”,“由”“犹，,“则”“即”等字，古人或随手用之，无所分别。吾人作文，只可依其本义，不可依附前人，而动有所借口也。

辨体篇

作文之法，首在辨体。人之一身，目主视而耳主听，手职持而足职行，数者不能相假，惟文亦然。固有精语名言，而不足以为吾文重者，体敝故也。陆士衡作《文赋》，历举诗赋、碑志、哉铭、颂论、奏说诸体。梁任防作《文章缘起》，所举比陆氏为详。刘彦和《文心雕龙》，自二卷至五卷皆论文体，约二十篇，先民矩矱，毕具于斯。至明代贺征著《文章辨体》，一本吴讷之旧，而扩充之，分类比前人为较详，煌煌乎艺苑之巨观，而谓之精当不易则未也。历参从前选本，自《昭明文选》而下，如唐《文粹》《文苑》《英华》，宋《文鉴》，金《文雅》，元《文类》，明《文典》诸书，皆主分体，而离合之间，均不无可议。至国朝（清朝）桐城姚惜抱先生始约之为十三类，曰“论辨”，曰“序跋”，曰“奏议”，曰“书说”，曰“赠序”，曰“诏令”,曰“传状”，曰“碑志”，曰“杂记”,曰“哉铭”，曰“颂赞”，曰“辞赋”,曰“哀祭”。湘乡曾文正公著《经史百家文钞》，因姚氏之旧，虽稍有变易，而大致不殊，于是论文体者，莫不以此为圭臬。然姚氏之书，第举其纲而未详其目，余不自撰，始著《涵芬楼古今文钞》凡百卷，于各类之中，一各加以子目，或数种，或十余种，或数十种，虽附丽之法，不敢谓毫无疑义，而其所遗者，固已少矣。大凡辨体之要，于最先者第识其所由来，于稍后者，当知其所由变，故有名异而实则同，名同而实则异，或古有而今无，或古无而今有，一一为之考其源流，追其派别，则于数千年间体制之殊，亦可以思过半矣。

文体既分，则行文之得失，自当依体为断，每体各有一定格律，凛然不可侵犯。记有友人选《赋学》，评语多云似记者，似箴者，似赞者，似颂者。余谓不如似赋为妙，正以文各有体故也。明人方一智著《文章薪火》，引秦少游谓《醉翁亭记《用赋体，尹师鲁谓《岳阳楼记《用传体，然细思之，尚未有大谬。至魏冰叔《论苏老泉上田枢密书》，开口便云“天之所以予我者，岂偶然哉”，竟是作论。古来书札中不见有此，此却不易之论，虽老泉复起，不能为之辞也。余则谓杜牧之之《阿房宫赋》，苏东坡之《黯鼠赋》，通体全不似赋，直姑以赋名之耳。此与姚惜抱所论韩昌黎《伯夷颂》，并非颂体，亦何以异？在古人兴之所到，随意涉笔，固自无妨。吾辈尤而效之，而反以古人为借口，殊可不必。

辟派篇

古来文人，必有其生平得力之处，后因境候既成，遂能变化从心，而不见规摹之迹，要其字里行间，出于无心流露者，时时有之。如韩文公之得力太史公，柳子厚之得力屈骚，欧阳永叔之得力昌黎，苏明允之得力孟子，东坡之得力庄子，曾子固之得力刘更生。然此数子者，各自成一家言，非如为人子孙者，自述其先人勋阀以自大也。固未尝有派之名，至明李梦阳倡为汉魏之学，谓唐宋以下之文为不足读，王、何之徒，从而和之，海内之士，靡然向风。独归震川伏处闾巷之内，谨守欧、曾义法，起而与之抗，于是虽无派之名，而有派之迹。迨国朝（清朝）姚惜抱出，用其师刘才甫之说，始祟奉震川，而上溯欧、曾，为入室弟子，学者翕然宗之，衣钵相承，递相流衍，俨然为文中家法。以惜抱为桐城人，号为桐城派。其时有钱鲁斯者，曾从惜抱之师刘才甫问业，每以其师说称于阳湖恽子居，武进张皋言。二人并善其言，遂尽去其生平声韵考订之学而从事焉。于是阳湖之古文特盛，号为阳湖派。自乾嘉以来，为古文者，入之桐城者，十之七八，入之阳湖者，十之二三。苟不入此二派者，便不得与于坛坫之列。窃谓文章为天下公器，古来名篇巨制，开卷具在，不妨人人各随所得而去，至其浅深厚薄，自有公论，不宜私立派名，反示天下以不广。昔宋人作《江西诗派图》，识者讥其多事。窃谓诗派可废，文派亦可废也。

明法篇

体既定矣，然后可以言法。法者，如规矩绳尺，工师所借以集事者也。无法则虽有般输之能，无所用其巧。大抵文章一道，其妙处不可以教人，可以教人者，惟法而已。法之可言者，有伏有应，有提有顿，有擒有纵，有伸有缩，或离之以寄诸空，或合之以征诸实，或入焉以求其深，或出焉以期其显，或飘然而来，而前不必有所因，或诎然而止，而后不必有所宿，或博以取之，而不厌其繁，或约而求之，而不嫌其简，或举一篇作意，而点明于发端之数语，或合通体大旨，而结穴于最后之一言。大抵论事之文，有案语、断语、证语、难语诸法，所以反复伸辨，以求立说之安。叙事之文，有追叙、补叙、类叙、插叙诸法，所以布置合宜，以见用神之暇。此其大较也。总而言之，法之所在，守其常不可不知其变，明其一不可不会其通。昔人论作文如行云流水，云水之为物，至无定也，则又何法之可言？惟于无法之中，未常不有法在，用法之处，反不见其有法存。呜呼！此乃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可与知者言，而不可与不知者道也。余每见宋人吕祖谦之《古文关键》，国朝（清）人林云铭之《古文析义》，凡一字一句，评骘不遗余力。然使人师其所言，直拘挛蹀躞，苦不得舒，何暇尽吾意之所至乎？无他，此知有法，而不知用法之过也。

养气篇

（一）

昔贤论文，莫不以气为主。曹子桓谓“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勉强而致”，韩文公谓“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柳子厚谓“未敢昏气出之，惧其杂也，未敢矜气作之，惧其骄也”，李习之谓“义深意远理辨气厚，则辞盛而文昌”，李文饶谓“气不可以不息，不息则流荡而忘返”。此数君子者，皆深于文也，而其言之相似如此。吾则谓用气如用力，有十分者，只可用到八九张须在在留其有余，则可以旋转而不竭。譬如人虽有万夫之勇，苟终日跳踉不已，则必至于一败而不振。至于养气之道，其中固有本焉，未可以强而致也。夫人任举一事，苟未身历其中，则虽有善辨之口，亦有时而穷，于是支吾遮饰，终不足以俟攻者之至，而神以多备而疲，心以逆亿而怯，气之得以自伸者罕矣。惟夫一一能知其所以然，从容肆应，无不如志，而应对之间，如无事然，此固常处于必胜之势，而尚何足挠吾气之有？是故本之所在，如水之有源，山之有脉，其忽见忽伏，忽断忽连，气实使之，固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呜呼！此即子舆氏之言：“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使道义常足于中，而天下犹有足馁吾气者，未之见也。

（二）

吾言气之必有所辅而行，不可伪为而得，此诚探原之论。然凡人性质所近，亦有天焉而不能相强，知其不能相强，而取资于学以补其所不逮，则善用其所长，而不见困于所短。大凡气有阴阳二者之分，有如异云骤起，倏忽变化者，此天地之阳气也，气之属刚者也；有如游丝袅空，轻盈摇曳者，此天地之阴气也，气之属柔者也。阳气之文，其才力充盛，足以凌盖一世，其失也如武夫得志，遇事作色，其患在粗；阴气之文，其气度舂容，足以包罗万有，其失也如病夫对客，辍息待续，其患在弱。韩氏之文，得天地之阳气者也，凡抒写所至，往往能自出意义，以达乎境界之变。不善学之，则袭其皮毛，而有生吞活剥之讥。欧阳氏之文，得天地之阴气也，其生平所历，往往能一各见性倩，不背于风格之正。不善学者，则习其腔套而，有依响附声之诮。此州节湘乡曾氏亦略言之，但惜其未尽耳。今之人无不瓣香韩、欧，而能逃乎粗与弱之外者，吾见亦罕矣。

储才篇

（一）

语曰：“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此储才之说也。是故丹青不具，虽善画者不能为采,醯醢不陈，虽善调者不能为味。今进一无所知之人，而责以文事，何以异此？

夫储才之法，可蓄之于平日，而不能取之于临时。尝见浮薄子弟，懒不读书，枵然无有，一旦振翰操纸，旁皇四顾，神志萧索。及至文成之后，非桔寂无聊，即罅漏百出。韩文公所谓“作文不可无学”，职是故也。

或疑居今之世，考据之书，汗牛充栋，用心寻检，纤悉毕具，何病于贫？不知类书之设，所以供能文之士，偶然探讨，以备遗忘。若专恃乎此，譬如饥饿之夫，日仰食于邻家，鲜不惫矣！况乎书者众人所同，而用之之法，则一人所独。善用之，则木屑竹头，可供缓急之备，不善用之，则天吴紫凤，无救颠倒之讥。

大抵鉴别主于识见，驱使恃乎笔力，剪裁赖乎意匠，变化本乎性灵。四者相须，缺一不可者也。

昔者唐人李延祚手注《昭明文选》一书，号为赅洽，而文不工，时人比之书簏。宋刘贡父每讥欧阳永叔，谓其不读书，今者贡父之文俱在，其不及欧阳远甚。此亦足知其所重矣。然使寒俭之辈，欲援此为借口，则又不量之甚者也。

（二）

是故文之至者，问学不可不勤，见闻不可不广，而至于字里行间，却不专以繁征博引为此中之长技。自古能文之士，固有力破万卷，博极群书，而下笔之时，乃不见有一字。此乃融化痕迹，而纳之于神味之中，为文家之上乘。

昔之论诗者，以羌无故实为贵，即文何独不然!盖作文之道，与数典异。数典之长，唯恐其不详尽，苟一有不及，即不免谫陋之讥。行文者唯有所弃，而后能有所取’所取愈广，则其所弃亦愈多。故精华既集，则糟粕自除，臭腐能蠲，则神奇益显。

若论诸体之中，唯有考据一门，不得不以援引旧闻为事，然其一篇佳处，亦全在断制数语。古人所谓读书得间者，此类是也。若不能寻间而入，则其所读之书，皆死书耳。

清齐次风先生，生平最精地理之学，言论恒出众人意表。然其所引用者，不过《禹贡》《周礼》、《史记》、《汉书》，固人人所共读者，非有独得秘本，而博综若是。此亦可以识读书之法矣。

命意篇

（一）

昔刘彦和著《附会》一篇云：“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名曰附会，即今之命意是已。

作文之法，辞句未成，而意已立。既立之后，于是乎始，于是乎终，于是乎前，于是乎后，百变而不离其宗。如贾生作《过秦论》，只重“仁义不施”四字；柳子厚作《梓人传》，只言“体要”二字；韩文公作《平淮西碑》，只主一“断”字，苏长公作《司马温公神道碑》，只用“诚一”二字。虽其一篇之中，波澜起伏，变化不穷，而大意总不出乎此。

夫意只一言可尽，而必多为之辞者，盖独干不能成林，独绪不能成帛，独木不能成屋，独腋不能成裘。五色比而后成章，五声合而后成乐，五味调而后成和，五官具而后成人。意必须文而宣者，道亦如此。

独是天下之理百出不穷，谓吾之意一定，而天下遂无有能易之者，此亦非临文者所敢任也。唯意之所主在此，忽然舍吾之所独者，而从乎众之所同，此则万不可行之事。

是故凡人作事不可护前，而唯行文不可不护前。如临敌然，兵不出则已，军入敌境，则只有进战一法。今之行文者，不知此理，不能首尾坚持一说。于是不失之游移，即失之凌杂，不可之甚者也。更有一种之文，于末后数语，凡论人之恶者，必为之恕辞，凡论人之善者，必为之贬辞，名曰补笔。此皆无谓之至。

（二）

命意之法，凡一题到手，必先明其注重之处。譬之连山千里，必有主峰；汇水百川，必有正派。由此着想，则陈义能见其大，而不至常落边际。而其余所兼及者，不过枝叶鳞爪，而一篇所着力者，不在乎此。此为讲命意者之第一义。

唯是此诀既得，而其受蔽者，又有二端：大凡言人人之所能言者，其理必正，而其失也易入于迂；言人人之所不能言者，其说必奇，而其失也易流于诡。迂者必庸，诡者必诞，二者皆足为文之累。是故语录之书，非不正也，而迂则有之；说部之书，非不奇也，而诞或不免。夫迂者必狃于旧，诡者必骛于新，二者交讥，而均不能无弊。以吾所见，无旧也，无新也，唯视乎吾心之所寄焉已。

夫风云月露之形，草木鱼虫之状，虽以李、杜之能诗，不能不赋及此，而人无有从而厌之者，正以吾心之所寄不同，则景可随时而变。是故景一而已，今日之所见，视前日之所见已判然矣；此人之所见，较彼人之所见又判然矣。如此则无新之非旧，无旧之非新，而境界之日出不穷者，常足以供吾挹注之用。苟能使胸次豁然，则信口而出，随手而成，而自不落寻常科臼之内。反是而欲求之，形迹之间，则所得皆土苴，所见皆刍狗，欲求构造之工，去之远矣。

修辞篇

（一）

孔子有言：“辞达而已矣。”夫达正未易言也。吾心不能知其所以然，必不能达。吾心能知其所以然，而入吾文者，不能如吾心之所欲出，犹之不能达也。是皆不善修辞之过也。

修辞之道，在质而不枯，华而不缛，深而不晦，浅而不俗，轻而不浮，重而不滞，巧而不纤，拙而不钝，博而不杂，简而不陋，奇而不诡，正而不腐。此其大较也。

昔人论为古文者，不可入时文帖括语，不可入小说俳诨语，不可入汉人笺注语，不可入宋儒学案语。四者皆修辞者之所宜知，不可不悬为戒律。

抑余更有一说于此，听者易以为妄，而余独深信不疑。大抵修辞之法，取之古人者十之七八，不取之古人者十之二三。盖征求故实，考取典章，不能不以古人为师，而至争一字之奇，竞一句之巧，苦思冥索，不妨有自我作古之意。若谓古人所无者，便不宜为今人所有，试问今人取之古人，古人所取者为谁？若谓吾学不逮古人，此事非所敢议，不知学古文者，即所以学为古人也，虽当仁不让可也。历观唐宋以来，造语之工，惟昌黎氏为最，正以其善用生语故也。后之解此者希矣。

（二）

或问今人作文，往往因好读外国语言文字，取其译本，以供采掇，谓之新名辞。恶之者，屏为钩辀格磔，不无过甚之词；爱之者，奉为文物声明)，亦属一偏之嗜。究竟当如何？余曰：此不难知也，但问其所用何如耳。假如论彼国之官制地名、民风物理，断不能以吾中国之文言代之，所谓名从主人是也。正如谈佛经者，不能不明如来之梵语；说道书者，不能不用元始之赞辞。乃若吾自读三古之书，讲六经之旨，则故训具存，文章甚美，更何用借材异邦，以自乱其例乎？又况翻译之书，易滋歧误，固有聆其音则是，核其义则非，毫厘千里，在所不免。作文者可已则已，似不必以好异之心，讥人以不习也。

切响篇

（一）

刘彦和《文心雕龙·声律》一篇，备言吃文之患，言音韵不调，如人之口吃也。盖其时骈偶盛行，故文章家无不留意于此。迨其后散体既兴，自非治词赋者，即已置之不讲。不知音声一道，其疾徐高下抑扬抗坠之分，不独有韵之文有之，即无韵之文亦有之。特寄之有韵之文者，其得失易见，寄之无韵之文者，其得失难知。近湘乡曾文正公，深喜桐城姚惜抱之文，而思救其懦缓之失，故论文每以音响为主，即此意也。

今试取古人之文读之，有噌吰款坎鎲鞳者，有细微要眇者，有急弦促管者，有缓节安歌者。大约言乐者多和，叙哀者善咽，施之庙堂之上，则有广大之旨，叙及男女之私，则多靡曼之节，此其自然而然，虽作者亦有不自知者乎！今学者诚欲留意于此，既不可如度曲填词，按谱而得，惟有取汉魏之文之佳者数十篇，读之不厌，使吾之口与古人之口，无一不相应，久亦与之俱化矣。人但知《文选》一书，为讲骈文者不可不读，余则谓讲散文者亦不可不读，盖以求音韵之谐者，莫此为近。

夫昔之论诗者，动曰诗籁。诗既有籁，文独无籁乎？

近有问学文之法于余，余告之曰：今欲学古文，譬如闽、粤之人，欲学京中人语，自非日与之居，不可得也。古文者犹之京中人语也，吾不能为是语，而方窃窃焉求其应对之工，恐虽有苏、张之口，亦将嗫嚅而不敢出也已。

（二）

惟夫声律之用，相沿不废。故古人之文，其出于有韵，往往有不期而合者。群经中如诗不待言矣，如《易》如《书》如《左传》亦多有韵，其见于近人著述中所举者，不一而足。即如四子书中，子思孟子之书，皆散文。而《中庸》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七篇》曰：‘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慌亡，为诸侯忧。”至如诸子之书，亦多有韵者，今试举老庄而言。《老子》“元北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庄子》“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子思孟子、老子、庄子断非有意于用韵者也，而读其所作，谓非用韵而

不可也。盖冲口而出，自为宫商，此即乐记所谓声者由人心生者也。后人不知此妙，谓惟颂赞篇铭之属，须用韵，其余则否。不知其出于无心者，无处无之。至于古人之书，亦有有意于用韵者，如《荀子》“成相篇”“史游急就篇”之类，此则不必学也。

炼字篇

（一）

昔之讥不善作文者，日：“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此言谋篇之难也。余则谓："欲知篇必先知句，欲知句必先知字。”盖炼字之难，固有一日可以千言，而一字之未安，思之累日而不可得者矣，而及其遇之也，则又全不费力，如取之怀中而付之者。虽善文者不能言其所以然。

故古人作文，总以虚心善改为贵，所谓一字师者是也。昔宋范希文作《严先生祠堂记》，其末歌词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文成以示李泰伯，泰伯请改“德’’字为“风’’字，希文凝坐颔首，殆欲下拜。由今思之，“风”字实胜“德”字远甚，而当日竟思不及何也？

然亦有改古而谬者。如宋子京修《唐书》，改韩昌黎《进学解》：“招诸生立馆下”，改“招’’字为“召”字；“障百川而东之”，改“障’’字为“停”字。此则点金成铁，不如原文多矣。子京一生好奇，宜有此笑柄也。至如好用险字，而流为奇诡僻涩之弊，如宋人所讥“天地轧，万物茁”者。此种恶习，予于《研许》（下）论之详矣，皆学者所当戒也。

大抵胸有积轴，则触手拈来，自然古雅。若有意为之，临时寻检而得者，则痕迹不化，其为全体之累多矣，反不如纯任自然者，不失为一篇清畅文字。至如《文选》中诸作，多云其山则某某，其水则某某，其木则某某，其草则某某，其鸟则某某，其兽则某某，皆累至数十言，而并无谬巧处，只令人以拖沓取厌。此虽出自古人，正不必步其后尘也。

（二）

炼字之法，其以静字作动字用者，如“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之类，人人知之。其当留意于虚字者，尤不可不知也。昔柳子厚论《孟子》善用助字，其《复杜温夫书》云：“予读百里奚一章，其所用助字，开阖变化，令人之意飞动。”子厚所指，盖在“可谓智乎”、“可谓不智乎”、“不可谓不智也”及“不贤而能之乎”、“而谓贤者为之乎”数句。人谓苏老泉善读《孟子》，予谓子厚所论尤精。至昔人相传欧阳永叔作《相州昼锦堂记》，起二句本作“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文成已付递矣，乃累骑追还，加两“而”字。由今思之，苟无此两“而’’字，尚成何句法？古人作文不轻易如此。此可悟炼虚字之法。最可异者，村学究一流，其批阅文字，每将句中虚字涂去一二，以为简老，致文之神味全失，真为不值一笑。果如所见，则欧公之所加，诚为多事矣。

运笔篇

（一）

古人文笔异称，故日：“沈长于文，任长于笔。”后人因之，谓主于修辞者为文，主于达意者为笔。文笔并重，然必先有笔而后有文。文而无笔，则虽有华章丽句，而运掉不灵，如土木偶人，被以丹青，而卒乏生气。运笔之法，喜驰骋者，则以纵横变化，极其所至为工；尚高洁者，则以崭削严重，约而不支为贵。二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喜驰骋者，往往力之所至，一泻无余，而不复有淳泓含蓄之趣，其失也粗。尚高洁者，每为法之所缚，跬步不失，而多拘挛蹀躞之态，其失也涩。善用笔者，或纵之数千言而不厌其详，或约之数十言而不见其简。详之至而使人不见其有可删，简之至而使人不见有可益，斯为妙矣！惟用功之始，使其能收，必先使其能纵。故不如先读东坡议论文字，数玩其屈伸擒纵之法，则毫楮之间，常自汩汩不竭。然后徐而进之以澹宕之神，隽永之味，自能瘦而不枯，清而不薄。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者，此之谓也。大抵少年文字，须看其才力如何，偶有支词累句，却不为病。若通体稳贴，而读者觉其奄奄无生气，此如垂死之人，虽有卢扁在侧，不能为之医也。

（二）

吾教人作文之法，以善纵笔力为主，是固然矣。然笔之何以能纵，亦复不易。前后重沓，烦聒不已，首尾乖戾，歧牾百出，此皆不善纵笔之过。善纵笔者，必先讲明篇法。篇法之妙，如置阵然，虽有百万之师，而中坚所集，不过数千人，其余则去中军或数里，或十余里，任吾指挥，无不如意。不善用兵者，置于一处，不戢而嚣，故往往一败而不救。行文之法，虽盈编累牍，而其注意所在，恒不过数十百言，余则皆从旁敲击之法。此则地位既宽，便可控御如意。更以余力删其繁字冗句，仍不爽其严洁本体。不善为文者，数行之外，而已竭尽无余蕴，以下虽复极力敷衍，终不济事。其有用间架之法，如韩昌黎之《争臣论》，柳子厚之《封建论》，曾子固之《唐论》。此体较为易学，亦实为展步之秘诀。然此唯于论体用之，若施之叙事之作，便为不合。

（三）

吾言纵笔之法详矣。然能纵而不能敛，亦非为文之至。班孟坚讥傅武仲作文“下笔不能自休”，陆士衡所云“故无取乎冗长”，此正言不善敛之过。唐孙樵《书何易于》，自言此文始千言，今之存者，不及六百余言。宋时钱惟演守西都，起双桂楼，建临园驿，命欧阳修与尹洙作记，欧凡千余言，尹只五百余字，欧服其简古。又欧阳作《醉翁亭记》，起处叙列东南西北诸山，凡数百言，后均删去，只用“环滁皆山也’’一语。此均论用简之妙。

今之为文者，不知此妙，凡一题到手，于题中应有之义，唯恐其不周至，补苴掇拾，使无遗失。此等之患，唯碑志之文为最甚。故一人之身，叙列生平，盈篇累简，犹觉未尽。虽以东坡之工为散文，有所不免。观其为张文定公作墓志铭，有答其子厚之一书云：“书其大事，略小节，已有六千余字。”则东坡非不自知其不节，特以文笔所近，又牵于时俗所好，不得不已，然不谓之拙而不可也。使知一字之褒，荣于华衮，又安用此以多为贵者乎!又宋人好作万言书，刺刺不休，读未及半，已恬然欲睡，虽如秦始皇之衡石量书，亦恐不给。是明为引君于善，而实以困之也。

以上所论两种之文，所用不同，而皆有戾于行文矜贵之善，不必以古人所有而强学之也。

仿古篇

（一）

文章之体，往往古有是作，而后人则仿而为之，虽通人不以为病。其滥筋所自，始于扬子云作《大玄》拟《易》，作《法言》拟《论语》。他如枚乘变《赋体》为《七发》，后则有曹子建之《七启》，张孟阳之《七命》，自是为之者益众，好事者合为《七林》一书。东方朔始作《答客难》，扬子云因之作《解嘲》，班孟坚因之作《答宾戏》，唐韩昌黎又因之作《进学解》；司马相如作《封禅书》，扬子云因之作《剧秦美新》，班孟坚因之作《典引》，唐柳子厚因之作《晋问》，此皆章章可见者也。又如陆士衡作《辨亡论》，全学贾生《过秦论》；杜牧之作《阿房宫赋》，全学杨敬之《华山赋》；乃若王子安作《滕王阁序》，其“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当日称为名句，相与脍炙人口，然实脱胎于庚子山《华林园马射赋》“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青旗一色”。刘梦得著《儆舟篇》云：“越子膝行吴君忽，晋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属剑子西哂，李园养士春申易”，俱效班书语。然此不过小小摹其句法而已，最不可解者，枚乘《上昊王书》：“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难以复出”，凡七十余字，乃全用《孔丛子》语。乘一代作者，决不如此。或者《孔丛子》系伪书，人取乘语以入之，亦未可定，此则莫能明矣。洪容斋谓“唐之王摩诘，宋之黄鲁直)，二人皆工诗，而其集中多窃前人所作”。试考之亦足知其说之不谬矣，此刘彦和所谓“宝玉大弓，终非其有”者也。

（二)

文人好事，往往有拟古之作，见于诗集者较多，见于文集者特少，今约略言之。如李少卿。《答苏武书》，诸葛孔明《后出师表》，皆后人赝作，人以其文之工，而不忍废，然径谓之拟作可也。此皆本无其文而拟之者，亦有本有其文而拟之者，如东坡拟《归去来辞》，世称为工，其余不可胜数也。大凡拟体之工，比各体为更难。各体之作，凡命意措词，皆以我作主，至于笔力所趋，亦可各出其所长，至拟体则一切出之古人。古人所谓非者，吾不得以为是也；古人所谓是者，吾不得以为非也。即其气体所近，亦必以所拟之人为断，一有不似，虽有佳语，无所用之，其状比之优伶）之演剧，一无以异。行文本乐事，何为自寻拘苦如此？虽一生不作可也。近来人人争非议制举文字，然制举文字，所以可厌，通体描摹昔人口气，亦其一端也。欲出一言，忽然而为尼山大圣，忽然而为颜、曾、思、孟诸贤，又忽然而为告子、陈相，下至王灌、阳虎之属，直谓以文为戏则可，于此求工，果何为哉？拟体之作，得无类是。

核实篇

昔左太冲序《三都赋》，讥司马长卿赋上林，忽及卢桔;扬子云赋甘泉，动称玉树:孟班坚赋西都，乃有比目；张平子赋西京，妄引海若。以谓皆无其物，而姑为夸诞以欺世者。此皆不求核实之过。然此种语施之词赋，尚无大谬。观刘彦和《夸饰》一篇，征引甚众，庶足为诸子解嘲。

以吾所见古人记事之作，其任意下笔，不必广征故实，往往有之。如贾生<过秦论》，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按秦昭襄王十四年灭西周，其后七年庄襄王灭东周，又四年始皇方即位。是二周之灭，乃始皇之曾祖与父事，属之始皇，误矣。陆士衡《汉功臣颂》有“侯公伏轼皇媪来归”语。按高祖母已前卒，归者独太公耳。苏东坡作《二疏图赞》云：“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韩、盖、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试以其时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后二年盖宽饶诛，又三年韩延寿诛，又三年杨恽诛。是二疏之去，三人固无恙也。此与其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用皋陶事之想当然者何异？均不得谓之小小疵累。是知考据家一种堆垛文字，固为通人才士所不屑为，然于下笔之时，留心检点，使无歧误之失，是亦不可以已也。

称量篇

圣人自言，誉必有试。而于春秋名大夫，或许其清，或许其忠，而不许其仁。其称人之善，必称量而出之也如此。吾辈纵不能事事追媲圣人，亦不可不存此意。若信手而来，毫无限制。则使受者至踧踖不安，诚非君子爱人以德之道也。

此弊于文体中，惟碑志为甚。盖往往徇人子孙之请而为之，其势不得不尔。然苟采其生平一二佳言善行，而于其不满人意者，则略而不书，亦庶几去直道不甚远。吾尝读白香山《秦中吟·立碑》篇云：“铭勋悉太公，颂德皆仲尼。”知古之有心人，已有同兹浩叹者。至于碑志之外，书札次之。柳子厚集中有《复杜温夫书》曰：“三辱生书，皆逾千言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当也！语人必于其伦。生来柳州，见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连而渴于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师，京师文人为文词立声名以十数，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

哉！”子厚此书，可谓痛快之极。然使好诀者处此，梦寐间且不胜愉快矣，何暇发此等议论哉。

至于汉魏六朝人文中，更有一种习用语，如称人之介必曰由夷，称人之智必曰良平，称人之孝必曰曾闵，称人之忠必曰龙比，称人之辨必曰苏张，称人之勇必曰贲育，称人之贵必曰金张，称人之富必曰陶椅。此等语数见不鲜，在

今日已成刍狗，不如不用为妙。

设喻篇

古人作文，最工设喻，盖意所不能明者，设为他语以明之也。其最古者，如《易》之爻辞，《诗》之比体，皆是也。降而如《国语》《战国策》诸书，以及诸子百家之作，其流益广。又变而为谐隐之词，近于小说家之窠臼矣。

有全篇只说一事，全系喻意，而正意只在言外者。有正喻夹写，而前后自为照应者。其最妙者，一篇之中，作喻意者凡十余则，自成篇法。如枚、邹二子上吴王书及邹阳狱中上书是也。韩文公《送石洪序》及《盛山诗序》，皆连设数喻，文体如连山叠嶂，使人赏玩不尽。盖韩公之文，善以大气包举，虽头绪纷絮，自不见有凌杂堆垛之迹。此境极不易到。大凡韩公自喜才力，往往好以狡桧示人。观其所作《南山诗》，即是此法。自宋以后，惟东坡之文，亦多作喻体。盖东坡生平好读《庄子》，庄子之书，托之寓意者十之八九。

尝谓设喻之失，凡有数端。一曰泛而不切，好取华辞，无关实义是也。二曰滞而不化，胶于实迹，反昧大意是也。三曰熟而不鲜，袭取旧闻，不得新义是也。四曰俗而不韵，杂用里言，有伤大雅是也。明此四端，则于设喻之道，思过半矣。刘彦和所谓“物虽胡越，合则肝胆”，可谓善言设喻之用也已。

征故篇

凡说理之文，恐不足征信于人，于是必取古事以实之。自汉魏以至六朝，率以矜炼为贵，往往有一节之中，连引十余事，或一句为一事，或二三句为一事，皆以类相从，层见迭出。盖其时偶俪之体盛行，故操觚家亦喜讲剪镕对仗之法。至唐昌黎公出，而文体一变，纵笔所至，一气卷舒。故征故之法，间有全录旧文，而不必以襞绩从事。然韩公之文，于此处却极有节制，如《进学解》云：“孟柯好辨，孔道以明，辙环天卫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宏，逃谗于楚，废死兰陵。”《讳辨》

云：“周公不二讳，孔子不讳嫌名，及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曾参父名哲，曾子不讳昔。”皆言简意赅，不赘一字。夫必如此作法，然后气盛势厚，而可免于单文孤证之讥。

至东坡作文，往往穷其才力所至，其引用史传，必详录本末。有一事而至数十字者，如《勤上人诗集序》，引翟公罢廷尉宾客反

复事；《晃君成诗集序》，引李部汉中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垂相书》，引左史倚相论卫武公事；《答李琼书》，引李固论发兵讨交趾事；《与朱鄂州书》，引王浚活巴人生子事；《盖公堂记》，引曹参治齐事；《滕县公堂记》，引徐公事；《温公碑》，引慕容绍宗李绩事，《密州通判题名记》，引羊叔子邹湛事是也。然东坡为之，自属一时意兴所到，而后人欲引以为法，恐终不免冗繁不节之讥。凡遇此等处，自当以汉魏作者为师，至如江文通《别赋》云：“韩国赵都，吴

宫燕市”，总以八言，括彼四事，此因其人人皆知。故有此语，非可常以为例也。

省文篇

文章之道最忌重复。故于．上文所有者，辄以一二语结之，此是省文之法。如《公羊传》叙郤克跋、孙良夫眇、季孙行父秃，下云：齐使踱者迎踱者，吵者迎吵者，秃者迎秃者。唐人刘子元读此文，谓宜省去踱者以下句，但云‘各以其类迎”。此其所见未尝不是。予谓如《孟子》“寡人之于国也”一节，上叙“河内凶”云云，以下但云“河东凶亦然”。“齐人有一妻一妾”章，上叙“早起，施从良人之所之”云云，以下对妾之语，但云吟若此”。此皆可为省文之法。

然亦有以不省文为妙者。如《孟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与下节无以异。《檀弓》载卫司寇惠子之丧云：“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临其丧，又辱为之服"，句凡三见。《史记·鲁仲连传》：“秦围赵，鲁仲连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君曰：‘胜也何敢言事？……魏客辛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是。胜也何敢言事！’仲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吾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又如：“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其文重沓，却自成为千古绝妙文字。乃知文章一道，本无定质，视人之用之者何如耳。执一以求之，未有能通者也。

适机篇

行文有机。机之来如木之生春，水之赴壑，皆有自然而然之妙。固有一题到手，经营累日而不得一字者，机未至也。此时且不必遽著思想，姑取平日所喜文字，读之数十遍，胸中便有勃然不可遏抑之候，然后将所作之题，反复研求，以期乘间而入。迫夫机之既至，援笔伸纸，顷刻之间数千言可以立就。惟当信手疾书，虽明知有疵字累句，不妨置之不问，以侯将来改易。若稍加斟酌，便足以阻吾汩汩其来之势。须知此境一失，以后虽复急起直追，而字里行间，不免诸多痕迹。昔人所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者，机为之也。然又必方寸之间，空灵四照，故能机来而与之应。此则刘彦和谓“陶钧文思，贵在灵静”。盖不灵不静，则如一物横亘于中，而理之在外者，无自而入，意之在内者，无自而出。关键不通。皆足为机之害。

每见今人作文，神气沮丧，情绪不属，而姑以成篇为事。搔头抓耳，尘垢满爪，久而得一语，又久而得一语，枝枝节节，脉络不通，纵使格律极谐，采色兼备而形质块然，生意已尽，尚何文之可言？然彦和之说，又“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则是作文之秘，可付之机之自为，而在我毫无所与。此则近于佛家之参禅理，道家之养元神，使人无可着力处。而古人所谓“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当不如是。恐一偏之言，未可以为定论也。

存疑篇

（一）

文中凡遇有神仙鬼怪之事，总以删去不用为是。其有不得已而及之者，不必加以断语，此存疑之法也。盖遂信以为有者，固属痴人，而必辨以为无者，亦属多事。余最爱太史公《伯夷列传》，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既疑其无是事。而下云“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又疑其有是人。又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以予所云，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是终不敢断其有无。此其语意神明变化，令人不可捉摹，诚极笔墨之妙。

至三国时夏侯泰初作《东方朔画赞》云：“谈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吐故纳新，蝉蜕龙变，弃俗登仙，神交造化，灵为星辰。”此又奇怪倘怳，不可备论者也。亦用太史公序许由之法，特语意不及耳。

乃若韩文公作《罗池庙碑》，乃云：“庙成大祭，过客李仪鳗侮堂上，扶出庙门即死。”鬼神即能祸人，亦不应神速如是，是不过适逢其会，而巫祝之徒，倡此语以示灵异，而敬柳侯者，相与和之，不谋同辞。窃谓柳侯功德在人，庙食其土，并不为膺，正不必借此事为重。而文公乃载其事于碑，殊为不省。然至作《子厚墓志铭》，则第言其在州政绩，而此事削而不书，似亦具有深意。

此有如纪晓岚《论郭景纯注＜山海经＞》，备言周穆王会西王母事。至注《尔雅》，则西王母只西方一国。盖《山海经》特小说之滥筋，而《尔雅》乃六经之总汇，书既不同，注亦宜别，文章有体，未可以一概论也。又如韩文公驱鳄一事，今世所传，而皇甫持正撰公墓志铭及《神道碑》皆一字不及，此亦可见持择之法。

（二）

推此而言，凡论史之文，俱不可不存阀所不知之意。古人往矣，其事或暖昧难明，而我乃欲据一二传述之词，指为定谳，是亦轻信之过也。略举数端，以当谈笑。如晋元帝母夏侯氏通于小吏牛金，生元帝；宋少帝入元封流国公，后学佛于西番，号合尊太师，生子未踰日，明宗乞以为子，是为元顺帝；唐明皇、宋太祖俱不得令终；明建文君逊国而去，后复入宫号天下大师；韩信之子萧相国为匿之赵佗所，后为韦姓；骆宾王佐徐敬业举兵，既败之后，遁而为僧；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皆传其未死。

至于历代既久，远而无征，尤易臆造。如唐尧幽囚，虞舜野死，王季轼父，卫武杀兄，伊尹见杀，周公奔楚之类。此皆尊为圣人，而人敢于诬蔑若此，此其始皆出于小说家言。而作文者又中于好奇之过，动加援引，遂使古人蒙垢千载，岂非憾事！

独不思文以载道为尊，凡所说者，将以则古称先，垂示后撰，岂可取此荒诞无稽之谈，尘秽笔墨？必若酒半茶余，藉消长日，则如秋风过耳，旋即遗忘可矣。而反视为兔园之佳本，獭祭之良材，其亦不思之过也。

详载篇

碑喝之文，将举其人之始终本末，昭示于世。故自姓名而外，凡邑里、世系、仕履，及生卒年月无所不载。盖以历年既久，亲旧渐亡，而片石所留，自足资以征信。至于墓铭、墓志，纳诸土中，将以备将来陵谷变迁，见者足知为谁氏之墓，不至与冥漠公为伍。乃所阅古人文字，咸但书祖某父某，子某孙某，其甚者，则并其人之名亦不书，但云讳某，至于生卒年日，则但云以某年某月生，某年某月卒。此则俨然一凭虚公子，乌有先生，虽不作可也。推原其故，盖由执笔之人，于稿中不及登载，其后匆匆入集，又不及补列，故有此失。然观历来石刻存者，往往如是。则似此说又不必然也。

夫文本足以存人，今一切不书，则何存人之有？然此犹酬应之文，故简略不免。至文人自述家世，宜无不详备。而余尝读欧阳永叔《泷岗降表》，但称皇考崇公，并其曾祖皇祖俱不载其名，窃意当是别有记载。故表中云：“乃列其世谱，并刻于碑。”然何如并详之文中，使人人共见之为愈也。至近人汪容甫作其母行略，乃并其姓失之，此则错谬之大者，非仅小小漏落而已。又如东汉诸铭，载人之先世，多只书官。如淳于长《夏承碑》云：“东莱府君之孙，大尉椽之中子，右中郎将之弟。”《李栩碑》云：“样柯太守曾孙，渴者孙，从事君元子。”此与书祖某父某一例，俱不可为法。

寓讽篇

文有意之所属，而其人其事不欲明言之者，于是为隐约之词，使其立意全在文字之外，或主于规，或主于刺，所主不一，而其体则同。始于《诗》之三百篇，至屈、宋之作，而其法益畅。汉人文字，尚多此种境界。如邹、枚《上吴王书》，泛论秦、胡时势，而不及七国事，班彪《王命论》，只言高祖之兴，而不及光武事，皆向空立论，而使读之不觉恍然有悟，为得寓讽之妙。若刘更生之《列女传》，张茂先川之《女史箴》，皆因感慨时事而作，皆讽体也。至苏老泉之《辨奸论》，为王介甫而作，其抉摘不遗余力，固自托于先见之明，然锋芒太露，有似使酒嫚骂之习。故虽子瞻见之，亦以为太甚。（即以文论，亦乏从容酝酿之趣，近于有才而无养者。然子瞻作《六一居士文集序》，末云：“自欧阳没十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则讥毁介甫，比之乃父为更甚。盖心所不然，不觉随意吐出。此陈孔璋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然均不失为古文义法。至后人又演为游戏之作，如宋人所为《夏二子传》刺秦会之，明人所为《中山狼传》刺李空同，则竟转入小说家言，风斯下矣。

入理篇

（一）

文有陈义不失，而不足以存者，由于理之所在，能言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假如言为子当孝，为臣当忠，男以不盗为贤，女以不淫为美，此于义易尝有失？然其恶趣至不可耐。此无他，无所以然之理，以贯乎其中故也。

大凡一题到手，必有一种门面语。在其笔端，日从此门面语中，干恩万想，总无好境界。昌黎所谓“陈言务去"，即此是也。

善为文者，于人人之所能言者，一笔勾除，而冥然长想，或迟之累日而不得其隙，一旦乘间而入，便可以挥洒自如，而穷吾才力之所至。一篇中能得此种文字百余言，便足以雄视一世。其余只是枝叶点缀，归入闲笔。惟其中落想之高，亦非索诸题外，只是人能言其第一层，吾必透过第二层，如此便为制胜之具。

每见近人作文，识见本不甚高，而又不肯限于度量之内，则必为之颠倒是非，变乱黑白，自以为吾之所言，为人人所不能言。此适自跻于乱道之尤，反不若平平无奇者，尚不离乎规矩绳尺之内。譬之在人，虽无奇节伟行，但能自附于乡党自好之流，要为圣人之所不弃。

更有一种之文，自知根抵浅薄，而欲取胜于言词之末，钩章棘句，使人螫口不可卒读。而浅学之士，亦间为所欺，而不足以当有识之一笑。此昔人所谓“艰深文固陋者”，不必学也。

（二）

吾谓文之至者，入理必深。此说固不可易。然天下又有一种之文，理无可凭，而偏能以强词取胜。此则譬如健讼之人，牵引比附以自直，而听者易为所荧。今试举州二言之。

如《左传》中《晋侯使吕相绝秦》一篇，《王子朝告诸侯》一篇，其词采之美，令人百读不厌。试问其执理以争者，所据安在？则竟不可得也。然此二篇，犹是谬为假托之言，而取其似是者以自张其军势。至如李斯《上二世论督责书》，则随意妄言，冒天下之不匙而不恤,自古及今，奏御之文，初未有如是之放诞者。然其文为人所不敢作，亦为人所不能作，虽不谓之佳文而不可也，是尚可以理律之者哉！

又如诸子之文，其词义偏宕者，不可胜数，而数千年流传不废。今试以庄、列之文，与程朱之语，杂然前陈，则喜读庄、列者十之八九，而喜读程、朱者十无二三。此又可为理不胜词之明证矣。

吾谓词理俱胜者，文之上也；词胜而理不及者，次也；理胜而词不及者，又其次也。学者不能为其上，亦当为其次。达心而懦之人，其不足与于此事也必矣。

切情篇

（一）

古人云：“文生情，情生文。”盖天下固有一种之文，非情至者不能作。而深于情者，则往往不求工而自工，此则又存乎才学识之外，而为天下之至文也。司马子长为文之圣，而人所欲读者，不过屈原、伯夷、货殖、游侠诸传，盖有感而言，遂不觉音节为之一变。诸葛孔明之《出师表》，李令伯之《陈情表》，虽庸人读之，犹为感动。然二公固非深于文者，即此二篇，亦不见其有惨澹经营之迹，应手而成，遂为千古绝作。至于唐之柳柳州，宋之欧阳子，俱一代通人。然柳州之文，独有致许、杨二京兆书，感怀身世，声调凄楚。欧阳子之文，独有石曼卿、苏子美、梅圣俞墓志铭数篇，述及生平朋友之丧，及乎存亡离合之感，不觉声泪俱卫二子皆深于情者也。

惟此等文断不能无因而出。故非身入其境，即作亦必不工。譬如处于变时雍之世，而忽作《黍离》《麦秀》之歌，在惠采亮畴之班，而偶为香草美人之咏，则非病风丧心者，断不至此。

故凡文可以代作拟作，惟此等文不可以代作拟作，纵使声口俱肖，亦与佞哀何异？盖嘉容在戚，固属非宜；而无病而呻，亦甚无谓。每见有少年意得之人而忽有愁苦之音，见于词旨之末，则识者忧其不祥，而其语往往而验。此亦足以验无因而作之不可矣。

（二）

或曰：情有七，哀居一焉。如子之言，岂愁苦之中有文，欢娱之中无文乎？曰非也。此所谓从其多，而言者也。大凡文之至者，境以奇险峭拔为胜，音以激切凄庚为工。譬之言山者，峰峦耸拔，壁立千初，而委迤绵亘者，无足言也；言水者，湍流激射，一泻千里，而漾徊荡漾者，无可言也。盖必如此而后使人惊叹骇绝，心魄俱震。

彼夫台阁之文，春容大雅，渊然金石，以之歌咏太平，自见洋洋盈耳，然试与之究世故之险巘，状人情之变幻，则有不及喻者矣。独有逐臣、羁客、劳人、思妇，心思所极，穷无复之，而阅历既久，智力渐生，无所发泄，一切托之于文章。离怪倘怳，神与之通，往往非人力所能至，故自古文之传者，如左丘明、韩非、屈原、司马迁之徒，大都皆遭逢世变艰苦憔悴。以终其身，其富贵福泽，从容寿考，而能与文士争一日之长者，盖不多见也。非其聪明智力有所不逮，势使然也。

抑又有说焉，大凡造物之于人，其视千秋不朽之业，与视王侯卿相，殆有过之无不及者。而二者之中，丰于此者必音于彼，其不足有余之数，盖尝相剂焉而不能兼而有之者也。故古语云：“文人少达而多穷”，人而不为文人则已，既已为之，而于穷达之际，又不能释然者，抑独何欤。

涉趣篇

人之筑室，有堂虎以迎宾客，有房闼以备寝处，有庖厨以供饮食，有仓库以资盖藏。四者之外，则必有隙地数十弓，揽水石之胜，罗花竹之美，楼台足以登临，亭馆足以憩息。惟文亦然。夫泥金检玉之书，镂版镌碑之作，体制严重，苟一语稍涉纤桃，便不足以称清明广大之旨。盖以庄谐之用殊，雅郑之音别也。至于友朋通问之词，书画题识之语，谈言微中，足以解颐，固亦通人韵士之所不废者乎？其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