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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研究读后感摘抄

屈原研究读后感摘抄

《屈原研究》是一本由郭沫若著作,文津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021-6-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屈原研究》读后感(一):这样的一个人,再过两千年也不会被忘记

鲁迅先生在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里说过这么几句:“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在被称为“中国的脊梁”的那些人里边,屈原就是其中的一个。屈原是以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知名的,著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作品;同时也是一名政治家,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在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他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当正确的政见不被采纳,当自己屡遭小人攻击而被流放,当所有的愤懑即使连通过写诗也无法得到排遣,屈原选择了最后的抗争,也使得自己成为了一个伟大的符号,并与五月初五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当然,其实屈原和节日、习俗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却不妨碍他与为端午节的“代言人”,也不妨碍他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关心和热爱。谁处在他那样一种境地,或许都没有更好的办法。至少,屈原没有选择“好死不如赖活”这样一条路。

屈原的伟大,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把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诗句之中。开创了“楚辞”风格;还因为他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虽然他的这一种爱国有一些原因很有可能因为他也是芈姓屈氏的一员!当他投江自沉的那一刻,他的全部人格就已经得以升华,而是成为一种代表。

有关屈原的研究著作中,郭沫若的《屈原研究》相对来说有一些特别之处——这部著作中的作品创作的年代不一样,是在1930年代、1940年代。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且在一步步扩大侵略中国。而在屈原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当时的秦国正在扩大对楚国的征伐。郭沫若格外强调了这一点:“他是为殉国而死,并非为失意而死……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民族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

所以,屈原的伟大,其实是有着双重意义的,诗歌创作史上的“伟大”与爱国主义上的“伟大”都非常值得肯定,不仅在上个世纪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里,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具有特别的意义;就是在今天,也同样具有激励人、鼓舞人的巨大作用。虽然郭沫诺的这些关于屈原的文章有许多时代的不可避免的印记,但大局观上的积极作用更应该值得肯定——在那个时代,应该纪念谁、必须反对谁,不言而喻。

假如翻开现在的研究屈原的文章,或许其中的见解更会集中于文学意义之上——这一点也可以理解。但是在民间,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像屈原这样的人,再过两千年,不还是值得纪念、永远不会被忘记的“那一个”吗?

《屈原研究》读后感(二):战国屈原,重生于民国

一提到屈原,很多人联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爱国诗人”了,然后就是端午节了。

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他的政治生活是失败了的,但作为诗人,他却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人民都同情他,不仅楚国的人民同情他,就是全中国的人,自他死后两千多年来一直都同情他。每年每到五月五日,全国各地的划龙舟、吃粽子,就是用来纪念他。而这个习俗也传到朝鲜、日本、越南、马来西亚去了。

有意思的是,在民国时期,竟然有人对屈原提出过质疑,认为根本就没有屈原这个人,而《离骚赋》的作者是淮南王刘安。

实际上,“疑古”在当时是一个潮流,毕竟连汉字,当时也有人说可以不要,在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下,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提倡汉字拉丁化,其中刘半农、鲁迅等最为积极。

但“疑古”不代表不要古,而当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也需要一种精神,一种力量。因此,虽然屈原失败了,楚国失败了,但他代表的文化却没有失败,所以郭沫若将屈原、楚辞、精神联系在了一起,认为“由楚人所产生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中国人如不灭种,中国文如不消灭,《楚辞》没有毁灭的一天”。

1940年端午节,重庆文化界纪念屈原,有人提议将这天定为“诗人节”。郭沫若分别在《新华日报》发表了《革命诗人屈原》,在《大公报》发表了《关于屈原》,着重论述了屈原对于“国族的忠烈”,“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抵抗强暴的民族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

可以说,屈原重生于抗日战争最危难的时候,为人们点亮了文明的微光。

而另一方面,郭沫若先生又赋予了屈原的人民性。

屈原最为人熟悉的诗句,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难。″(《离骚》),其中对于民的理解也有不同的主张。

郭沫若先生将民译作了“人民”,但闻一多先生认为,民就是做“人”解释,这句话接单理解,就是感慨人生多难。

而除了诗歌本身,郭沫若也认为屈原的诗的形式,主要是从民间歌谣发展而来,所使用的的词汇也多是人民的词汇。

实际上,在最初关于屈原的研究中,郭沫若先生和闻一多先生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后来郭沫若先生拥抱了人民,因此对于屈原的解释也充满了对于人民性的强调。

另外必须说一下,这本由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屈原研究》实际上包含了两本书,一本是郭沫若先生于1943年出版的《屈原研究》,另一本则是郭沫若先生在1935年至1953年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反复推敲、修改的白话《 楚辞》即《〈屈原赋〉今译》。

前者是郭沫若先生对屈原的身世、作品的梳理,对其作品的解说,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当时的时代特征,并在此的基础上,对屈原的思想进行分析,突出反映其以人为本的文艺观;

后者,则用白话诗来再现《楚辞》,虽然不一定现代人会喜欢,但还是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郭沫若先生的学术研究进展和具体观点背后的时代印痕。

在我看来,《屈原》的剧本或《屈原的研究》,不仅在国家、在民族存亡继绝的时候,才需要去写、去研究,即使在和平时代也需要去写、去研究。因为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已国家的人民,是设有时间性的,是不受时代的局限的。

《屈原研究》读后感(三):《屈原研究》:屈原是一个世界奇迹

屈原是一个世界奇迹!

这句话是余秋雨先生说的。之前读余秋雨先生的《北大授课》,第十七课《一个难解的世界奇迹》中,余秋雨先生和北大学生探讨的就是屈原。

为什么说屈原是一个世界奇迹,余秋雨先生列举了四个“奇迹”。其中,第四条是这样说的——虽然有那么多人在祭祀他,但是能够读懂他作品的人却少之又少,大家其实是在祭祀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人。

细想之下,的确如此。端午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并且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在这个纪念屈原的日子里,人们争相互道“端午安康”,吃粽子、挂艾草、赛龙舟……祈福祭祖。然而,大多数人知道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人,知道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知道屈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离骚》,余下的,知之甚少。

讲到了解屈原、认识屈原,必须要提到郭沫若先生。1942年,郭沫若先生仅用10天时间就完成了5幕话剧剧作《屈原》,足见郭沫若先生对屈原的认识之深刻、解读之细腻。剧作《屈原》被公认为是郭沫若先生历史剧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

郭沫若先生曾坦言:“屈原是我最喜爱的一位作家。”

郭沫若先生一生都未曾停止对屈原的研究,从屈原的身世、作品,到屈原的时代、思想,郭沫若先生细腻客观地解读屈原,并不因为屈原是自己最喜爱的作家而有所偏颇。比如在《屈原的时代》一文中,郭沫若先生提出自己对屈原的责难。

郭沫若先生问,他(屈原)既有自杀的勇气,为什么不把当时的民众领导起来,向秦人做一殊死战?紧接着,郭沫若先生就这一责难给出了自己的分析见解。不得不说,郭沫若先生的责难的确有一些道理,但也必须要承认屈原并不是“全才”。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曾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屈原的变法得到了楚怀王的大力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消弱世族与贵胄“痼疾”的作用。然而,随着楚怀王客死秦国,楚顷襄王继位,屈原第二次被流放。这时的屈原大约四十三岁,直到屈原六十二岁投江,在这十几年的流放中,屈原创作出了大量丰富、优秀的作品。

最新出版的《屈原研究(增订本)》除了收录有郭沫若先生的多篇屈原研究文章之外,将郭沫若先生的《〈屈原赋〉今译》一并收录。秦以前的诗人有诗集存世的只有屈原一人,郭沫若先生反复推敲、修改的白话今译《 楚辞》对于我们理解屈原及《楚辞》大有助益,是非常珍贵的文字财富。

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简述》一文中写道:《离骚》是最宏大的一篇抒情诗……屈原把宇宙中的森罗万象都看成是有生命的存在,而且都可以用来替他服务。屈原是一位诗人,并且是一位顶级诗人,时代玉成了屈原在诗域内的成功,漂泊成就了屈原的天地诗魂。

屈原的大量余作中,我本人最喜欢的是《离骚》中的这一段——

我在春天饮用着木兰花上的清露,

我在秋天餐食着菊花瓣上的红霜。

只要我的精神是美满而又加顽健,

我就长久地面黄肌瘦呵,又有何妨?

(为方便阅读,此处引用郭沫若先生的译文)

尽管《离骚》是屈原创作于青年时期还是老年时期未有定论,但它完美展现了屈原不愿随波逐流、洁身好修的精神追求。至于说是否有屈原存在,《离骚》是否为屈原所作,郭沫若先生已经在文章中多次提及、多次论证,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够得出客观理性的结论。

《屈原研究》读后感(四):在楚辞的诗句里寻找屈原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屈原《九歌·少司命》

屈原(出生于公元前340年正月寅日)对于今人来说是一个高度符号化的人物,近似于一个华美的意象。他的名字和端午节紧紧联系到了一起。根据《史记·屈原传》记载:“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屈原遭到楚国顷襄王长达十余年的流放,因等不到浊世变清明,带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寂,抱石沉江。彼时约为公元前278年(顷襄王二十一年)的五月初五,后世之人在这一日,皆竞赛龙舟,投角黍于江,悼念这位大诗人。时至今日,一年一度,屈原作为端午节所指向的历史和文化形象会反复地被提起,无论是吃粽子还是划龙舟,都仍然被赋予对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悠远的怀念。正因为频繁地被提及,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屈原早已成了一位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最熟知”的人物。这种熟知,往往造就了对他本人及作品进行深入探究的缺席,就好比住在西安和北京的当地居民,鲜少亲自去参观秦始皇陵和紫禁城一样,越是自觉亲近,往往越是陌生。所以,屈原成为了很多人眼里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们对屈原的认知还包括了: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大诗人,他开浪漫主义文学之风,是楚辞这种文学形式的书写第一人。这些宏大的标签,让今日之读者对他望而生畏。而各种历史、文学教材,以及文学史论著里对他过于“鲜明”的定位,也使得读者没有办法直接面对他的诗作而尝试与他共情。如何能做到呢?屈原是郭沫若等史学家笔下“为殉国而死”的革命诗人,是“以德政作中国之大一统”的民族诗人,以及,他思想里的“人民性”是他的基本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他才能博得人民的同情,他的诗才能够有充沛的生命,云云。这个高度,显然不是普通人日常所能企及的高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辽远得不可触摸。

所以,今天我们读屈原,是不是应该适度回到文学视角,回到诗人个人生命的层面,去感受他张扬的个性、孤独的咏叹、浪漫的情怀和绮丽的文学想象?如此一来,屈原将不再陌生而辽远,他会是一个有温度、有态度的诗人,他的歌唱始终饱含生命的激情。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情思奔涌,汪洋恣意。

“诗人这个群体与一般人的不同,在于他是用情感说话的。哲学家要从地面升腾、超越具体的情感去驰骋玄思,历史学家要等情感冷却后再娓娓而谈,唯有文学家是借着温热的情感来敞开心扉。诗人从景物中唤醒沉睡的情感,又将这种情感投射到景物之上,再用生花妙笔表达这种情景的往还,就生成了诗歌。在这种往还的过程中,情感始终主宰着诗人的灵魂。”屈原盘旋郁结而炽热的情感,贯穿在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里。历史研究有它的侧重点和独特的表述方式,但是对于楚辞的读者来说只有回归文学和文本自身,才能体会到文学家“温热的情感”,并与之共情。

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横向比较了屈原的作品和荷马、瓦尔米基的作品。他认为,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瓦尔米基的《罗摩衍那》,是民间传说与神话的集合体,或者是,民间传唱已久的小史诗和小歌谣的集合体。所以,诸如《伊利亚特》、《奥德赛》、《罗摩衍那》这些读者眼中的“大史诗”,只不过是一种“零片集合”而已。与屈原和屈原的作品不能相提并论。“屈原的作品像《离骚》、《九章》之类,完全是抒写他自己的幽愤的,完全是诉说他自己的愁苦的,完全是个人的抒情哀语,而不是什么英雄时代的记载。他们是反映着屈原的明了可靠的生平的,他们是带着极浓厚的屈原个性在内的。他们乃是无可怀疑的一个大诗人的创作。” 诗人屈原是一个感情丰沛的文学天才。所有的人生挫败都在成就他文学上的天赋异禀。郑振铎的评语也显示出,文学创作极其私人化的一面。

作家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的纯文学,是《诗经》,是《楚辞》。”《诗经》一度被政治家、儒家弄成尊严和工具,肇始于孔子,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用《诗经》来行教化之能,实在有些遗憾。既然是文学,就应该让文学回归文学审美。以《离骚》、《九章》为代表的楚辞,亦当如是。

文学的屈原是"香草美人,气度雍雍"(木心语)。关于屈原的一生和不幸遭遇,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写尽。屈原是楚国贵族,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懂得治国韬略,擅长外交与辞令。对外接待外国使团,周旋于各个诸侯国;对内与楚怀王商议国事,起草宪令。上官大夫靳尚心生妒忌,在楚王前说屈原的坏话:大王您让屈原起草宪令,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屈原每写一条就倨傲地说“除我以外,还有谁能写得出呢?”楚怀王怒,疏远屈原。屈原恨楚怀王听信谗言,好一个“偏信则暗”,故而“忧愁幽思”(司马迁语)写下了《离骚》。屈原先后两次遭到流放,在渺无归期的异乡途中写下了《九章》。

“离骚”的含义,司马迁认为是“犹离忧也”,班固以为“离,犹遭也;骚,忧也”。他自己的诗句也提到离忧:“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离骚》全文三百七十二句,“秀美婉约,若明若昧”(郑振铎语),将文学想象力发挥到极致,历史、神话传说、自然万物,都得到了妥帖的安置,比兴寄托,游刃有余。《九章》的内容与《离骚》相呼应,犹如复调,此起彼伏,表达了心中郁结的情感。《九章·惜往日》篇描写了蒙冤不能申辩的心情,百口莫辩的心啊,终日愤懑——“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 怀才不遇的孤寂,在呼唤古人的诘问中得不到任何回音——“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 数次表达了将死之心,仿佛向昨日之非作别——“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九章·悲回风》里,借助天地万物,草木禽鸟,抒发了心中长久积存的绮怨:“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进一步表达了赴死之心:“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直到最后的绝唱《九章·怀沙》:“伯乐既没,骥焉程兮。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吟毕奋力一跃,是最后的自我完成。如木心所言,“人各有志。屈原诗,乃作品。他的死,也是作品。”

读完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我强烈地感觉到还是要去好好品读屈原的原著,只有在他的诗歌里,我们才能找到一个自己心目中的屈原,而不是早已经被定义的屈原。而屈原和楚辞被称为中国根文学的原因,也只能在这些绝美的诗句里。“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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