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师的读后感大全

《一寸师》是一本由黄梵著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2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寸师》读后感(一)：镜子一样的书

黄梵老师的书，质朴中透出一股真诚。读《一寸师》，就是在照一面时光镜子，许多小故事，能不自觉地勾联起自己脑海深处的童年往事，有不知道啥缘故打架打得鼻青脸肿不敢回家的忐忑、有窝在新堆草垛里仰望浮云遐想着遥远有多远的迷茫、也要偷瞄一眼女厕所听到脚步声轰然逃逸的仓皇、还有第一次进城第一次吃冰淇淋第一次被城里小姑娘戏虐口音的窘态。。。看完此书，想去黄州走走，更想回故乡看看。

《一寸师》读后感(二)：《一寸师》是一本成长心里学！它深层和潜在的意义与我们自身的成长，能产生立体的对话……

细心的来读这本小说，我们会看到，黄梵用词语的形式诠释出来的内涵，远远超出了故事的表面模样，似乎，他在为我们开启一扇窗，在这窗里，奋斗和挣扎的众生永远处于两种力的抗衡中，一方努力地拯救，另一方总是企图将我们拉向那代表着虚无的深渊。

2019.5.1日在《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文学版，有一篇评读文字，读者可去搜看，对理解本书，进而理解自我会有帮助……

《一寸师》读后感(三)：如此细小，如此熟悉的小人间

这些年，黄梵在不同的国家与城市里辗转、游走，在奔波的旅途中，他暂时摆脱了繁琐疲累的都市生活，得以从疏离的视角静观与记录生活中最纯粹的那一部分。这个过程里，他也结识了一些普普通通的异乡人，如此相遇，机缘使然。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听他们说的最多的，依旧是自己曾生活在什么地方，后来为了什么而选择了怎样的生活。诸如此类的话题，真实而坦诚，专注而宽容，亦道出了生活本真的样貌。

他们的故事听起来似乎稀松平常，内心的孤独也大都如常。絮絮叨叨之间，有日常生活，有人间烟火，有深藏的温暖，也有隐约的牵绊。而在日日的平常中累积的消磨，欲语还休，但还是要说的真实，便成了细小的生命里仅余的，却又清晰可见的痕迹。

我们该如何反思与解答何谓“故乡”，该如何负担成长的悲喜起落，又该如何在暴烈的流徙里拥抱温柔的小团圆？时间令我们看得更清楚，黄梵回望了故乡小镇里那群苦中作乐的无名之辈，不谙世事、嬉笑打骂的少年们，以及有过短暂交集却能教给自己“一寸”道理的陌生人等，仿佛遗失的都回来了。于是，他写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并尝试给出自己的一些理解与解答。

那些曾少年的纯真与迷惘，那些在镇子里渐渐消散的凡人小事，那些不得不在困厄中坚守住的爱与不舍，你不写，便不会有人记得，但他们理应该被人记得的。也正因着这一种创作初心，这一次，黄梵使自己的写作回归到了一种“微小”的状态之中。

生命无常，生活如常。《一寸师》里淡淡道来，还不到轮回，也没有修行，不设出口，只是生命长路不断。每个生命的重量累积到最后，无法收结，像只有“关机”这一条路。故事里不时写及生命的沉默与喑哑，古镇里的少年似乎理解了成长之痛，以及将要远游的怅惘；大人们也用坦然与宽容的语气道述着一个道理：悲喜起落，死后只欲一把火，干干净净。

《一寸师》里的苍茫，亦可作如是观。它几乎不进入内心，不是剖白。或者作者终不免走到这一端：在生命面前，技巧变得多余。于是，黄梵在讲这个故事时，一种“小写”的姿态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语言、情节、叙事手法、人物角色等小说重要元素都减轻至轻巧之地步，转向去呈现生命之中的一些微小“姿势”,比如镇民聚在一起的闹闹哄哄，几个少年的奔跑与转身，一群小人物的爱与行……

小说围绕成人后因痴迷登山而最终遇难的姜浩展开，为寻找同学姜浩失踪的原因，作者以姜浩亲笔的自传手稿为线索，重返姜浩与自己的故乡，追溯了姜浩的少年时代，探寻姜浩的成长轨迹与生命历程，其间衍生出其成长过程中遇见的各种人，各种事。故事中并没有卓越的人物和复杂的情节，但在质朴的描摹与累积的细节间，能触摸到日常生活的柔软质地，看见平凡生命的粗粝沟壑。而小说里所有的人和事都集中在了“黄州”这座古镇，这座古镇容纳了一个热闹、纷扰、柔软的小人间，亦见证了一群无名之辈在时间与命运面前所坚守的爱与勇气。

故事以轻取难，以微容大，将目光聚焦在那些活得困厄却坚忍的小人物身上，为他们“立传”，关注生命中微小但又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事物，探析每一个人细微的心理状态、卑微的生存处境。作者更试图透过岁月的迷雾，抓住具有超越时代的迷人人性，勾勒出一个少年的生活史，也为展示那些故乡小镇人物的人情之美和内心宽容。

黄梵说，这亦是《一寸师》的创作初衷，为了矫正当下对过去人性的偏见，重新唤醒深藏于每个人心底的宽容和理解，使人们在了解人性局限的同时，领略其宽容和迷人之处。

那就记下，也总该记下故乡这一群无名之辈的小历史，他们经历复杂命运并记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历史，他们微小却不自怜，内心有怨有憎，有爱也有勇气。他们中有好人，也有所谓坏人，但终归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里，这些平凡苦难之人留下了他们在命运之途行过的足迹。而这些足迹，如此细小，如此熟悉，亦是我们每个人都难以逃避的“微小”。

《一寸师》读后感(四)：《一寸师》里的塞壬式沉默

流觞的结尾 完整的指向

打开这部小说《一寸师》，诚如作家黄梵本人所说，全集的文字不多，叙事简洁，希望能如己所愿：这部小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成了，它依然还可以被继续加入“内容”。这个内容会以何种面貌出现呢？作为一个读者，对此颇有兴趣，小说集的最后是以一首诗歌结尾的，而这首诗虽然带着缅怀的追忆之不可能，但是确实提供了一个给予读者继续想象的空间——作家将会怎样继续它，生命力在不负青年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新之创造——

也带着沉沉浮浮的不安

甚至带着囚车的擦伤，乱拾地上丢弃的处方

许多年后，我回到码头——

只看见夜里已经变瞎的江水

渔火的动人眼睛，已不知被谁挖走

曾经热闹的码头，已埋入十亩安静的良田

只剩几根月光的寒鞭，不停抽打我的记忆

本诗的结尾有流觞的感怀，却更有想象填充于记忆沉思的新鲜感，这让我想到琼·埃里克森在《智慧与感觉》中所论“至关重要的资源：感觉”里的一段：为什么有人会认为年纪越大的时候，时间被沉思填满？因为周围的世界不断刺激着他们现在的感觉，帮助他们忆起旧时的感觉经历，投射脑海中的映象。他们的头脑是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为了让回忆变得具有创造性，回忆就必须更倾向于我们现在的生活。最后的这首诗，显然是作者把自己面对不复存在的记忆场景再次创造显化：已经变瞎的江水、渔火的动人眼睛。虽然这是在怀旧，却与自己现实的生活、与读者共有的生存语境密切联系起来，我们如果仅仅抒发一些思古之情，显然与伤春悲秋无甚差别，也于事无补。然而一个人如何能将自己更好地融入整个生命周期，以便维持、支持提高感觉的活力和敏锐性？显然是参与生命中所有艺术指向性活动。（比如这里的诗歌和小说）。作家本人在这里所贡献的也并非单纯的一部小说阅读。而是以自己在生命中年阶段的介入体验来展现人之完整性。

《一寸师》的塞壬式沉默

作家黄梵的最新小说集《一寸师》，在结构上他使用了“小说叙事与批注”结合的方式，这种方式相得益彰于文字的简洁。以下是第十三篇的节选——

姜浩总算回过神来，他不解地问她：“你为什么会选我？”

董岚抬起精致的下巴想了想说：“我喜欢你丑得要死的游泳姿势，还喜欢你跟我妈作对！”

“就这些吗？”

“这些还不够？”

——小说《一寸师》第13篇演员 虚构部分结尾

我和瘦叟只坐了一站公交车，小时觉得离城很远的小学农场，竟就出现在眼前，农场已见不到农田了，大部分农田都成了住宅，姜浩下过水的那个池塘，居然还在……我特意找到当年插过秧的地方，记忆之深，全归功一条吸在我腿上的蚂蟥。当时，我全无男生该有的无畏气概，竟吓得像女生一样大叫。

——小说《一寸师》第13篇演员 批注部分

小说在“这些还不够？”这句话此处就直接收尾了，批注部分是作者以自己现实中的角色在言说。阿甘本在《潜能》一书中，提及了这种“言说”的方式——在和语言的关系上，在和其言在的关系上，所有的人都深处卡夫卡的寓言里，就像面对塞壬的尤利西斯。她们的歌声——来自语言，来自非认识区中心的呼唤，塞壬们有一种比她们的歌声更恐怖的武器，就是沉默。在人与语言的相遇中，与他最亲密的塞壬的相遇中，人可以发现她沉默，或者她不在那儿，她撞上了她本质性的沉默。（《潜能》，p119）

作家黄梵用这种“简洁”来对抗自己使命中心的沉默，小说《一寸师》的这种结构，在互文的阅读体验中，我们能感受到小说叙事语言并不重要，而在于作者把自己心中面对不可逆转的生命周期而产生的失落感、沧桑感这份难以言说嵌构在文本中。那些虚构的角色就像海妖塞壬在对小说的创作者歌唱，作家其实是在人生的航行之中不断遇见这些来自内部世界的“角色”的诱惑与挑战，而人生中的每一次真实的事件可谓与它们互为映象。

《一寸师》读后感(五)：黄梵《一寸师》：纸上重建的“故乡”

黄梵

十五岁参加中考，成为黄冈地区中考状元，十六岁参加高考，成为湖北名校——黄冈中学首批高一考上大学的理科高材生，毕业后留高校任教，后为文学理想而离开教学岗位，成为作家，兜兜转转，又回到高校教文科，这就是黄梵的传奇经历。

黄梵的创作一直以诗歌为主，出版过诗集《南京哀歌》《月亮已失眠》等。相比之下，其长篇小说创作并不算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的《一寸师》是他继《第十一诫》《等待青春消失》《浮色》之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写“一段重返故乡的少年路”“一座容尽了尘世纷纭的古镇”“一群在无常中如常活着的小人物”。

每个人都有故乡情结，故乡也是不少作家写作的重要源泉，如高密之于莫言，耙耧山脉之于阎连科，美国南方之于福克纳。作为一个小镇青年，黄梵的故乡写作跟他们不尽相同，给人的感觉是特别“真实”。用黄梵自己的话来说，《一寸师》70%左右的内容都有现实生活依据。黄州并不仅仅是他的故乡，更有中国很多小镇的共性和影子。于是，在小说正文开始之前，我们看到一张手绘的《老黄州镇主要街道示意图（曲丹儿手绘）》，引子部分写“作家黄梵（我）”的同学姜浩来拜访他，后来姜浩登山失踪，“我”得到了他的手稿，由此开始了对故乡的寻访。看完全部26个故事再回头看最开始的那张地图，我们发现，原来所有地名都是真实存在的。26个故事，不仅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黄州，甚至不少在今天的小镇依然存在。那么，书中寻访故乡的“作家黄梵”是否就是现实中的黄梵？全书的内容，哪些亦真，哪些亦虚？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在南京万象书坊采访了黄梵。

（采访整理：孙海彦 许金晶）

孙海彦：您一直把故乡黄州作为重要的叙写地，您的故乡记忆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黄梵：从本质上来说，作家写作是有“根”的，而这个“根”形成于成长期，即小学到中学。这段时间（7—16岁）我一直在故乡黄州，它奠定了我一生的思维方式。其他作家写故乡，如福克纳把真实的（美国）南方和理想的南方进行了中和，莫言的高密很大程度上带有虚构性。我跟他们不一样。真实的黄州是我所有写作的原型，40年来我是围绕这个物质原型来思考，并不企图虚构它的街巷、格局，这也是在《一寸师》中附了老黄州地图的原因。但我希望以成熟的理解方式，把它透彻地呈现出来。在这次大规模写黄州之前，我以前所有作品也都间接提示了黄州的存在。《第十一诫》里，黄州是一个疗伤的地方，《浮色》里，它是跟大城市南京对比的小镇，我很多的诗歌里，黄州是一个抹去了记忆的地方。

年轻时觉得黄州很落后，体会不到它置身历史的那种美感。中年以后，突然觉得自己过于西化，觉得那种西化中的傲慢特别肤浅，这时才发现了黄州落后的美，可惜这些美只留驻在过去的风物上，而那些风物都毁掉了，为此我写了很多诗歌。经过40年的岁月漂洗，现在我才找到了讲述它的可能，就是把失去的故乡，用成熟与合乎人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就是《一寸师》构建的黄州，一个比现在更真实的黄州。书里也有虚构，但跟莫言的虚构很不一样，我不虚构实物，只虚构小量人和事，但着眼还原气氛，提供理解。比如，即便在那样一个缺衣少食、封闭的年代（上世纪70年代），他们不只有悲、离，也有欢、合，也有现在的那些小确幸。这样年代就不是特别重要了，人性和生活也就变得永远鲜活，那时吃一顿红烧肉的满足，也就不亚于现在得了一个大奖。

孙海彦：是的。

黄梵：这本书主要聚焦于人性。比如学雷锋做好事，小孩子编造故事受到表扬的心理，并不只属于那个时代，同样也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具有普遍性。同样，黄州也不仅是个案，它也是其他中国小镇的代言。

孙海彦：西北是另一个很重要的叙写地，这源自您什么样的生活体验呢？能否谈谈您生活当中的西北印象以及自己文学创作当中的西北印象，两者之间有着怎么样的互动关系呢？

黄梵：西北是我7岁之前的童年生活世界，我的胃比思想更忠于西北，比如我至今喜爱面食。父母在我成长期间一直在西北，我16岁上大学他们才回来，所以他们在我的印象中就等同于“西北”。我后来跟父母是有一定疏离和嫌隙的，觉得我跟他们互相不理解。父亲去世后，我突然发现我对他真的不了解，后来就花了时间去了解他的人生，发现原来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在文学、哲学和球类等爱好上也一样。这样一来，我就对西北进行了一个探索，这些探索也把我自己的很多西北记忆激活了。这些我都写进了《浮色》。

我的小说里既有南方情结，也有西北情结，这赋予我的写作有两种不同的特质。西北对我的影响，在于对人生、人性、人类的整体把握，相对而言，南方让我懂得也要重视写作技艺。

孙海彦：小说主角姜浩的秘密爱好是登山，小说也是由姜浩登山失去联系而引发的，这跟您个人的生活经历有什么样的关系，小说中又进行了哪些艺术化加工呢？

黄梵：登山的人物原型是我黄冈中学的同学钟扬。他文科好，我理科好，本来他应该当作家，我应该当科学家，后来我俩反过来了。他有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就是在西藏采集了4000万颗种子，曾经在6000多米的雪山上找到了高山雪莲。我把姜浩的爱好设置成爬山，在爬雪山的过程中失踪，“我”得到了他的手稿，算是我对钟扬的一种文学怀念。

姜浩其实有好多原型，有的原型就是我，有的是我的同学甚至低年级的同学，有的故事原型还发生在南京。有些虚构对还原故乡的气氛、人性十分有帮助，因为把这样一些事放在那个年代的小镇，会显得更加自然。

孙海彦：写作构思时就把钟扬的故事定好了？

黄梵：引子是最后写的。

故事和批注写得差不多的时候，我考虑以什么方式来提供整体的逻辑线索，如果直接呈现文学上就太笨拙了，比如，如果这个手稿就是“我”的，那批注是谁写的呢？所以，还是需要另外一个人。设置成他失踪后，“我”得到手稿回故乡寻访，这样就很自然。这时我想到了钟扬，他在西藏的传奇经历也特别适合姜浩的性格。姜浩在小镇其实有很多心理上的挫折，《山墙》里那个高墙随时可能会倒，他天天在高墙要倒塌的心理压力下生活，会产生心理畸形。

孙海彦：还有《标兵》，写爬高墙的事。

黄梵：对，是有这种对墙的情结。他在成年后要摆脱这种心理障碍，就去征服雪山，相当于自我疗愈。但大家并不知道他最后的精神状态，因为他失踪了，这样就为小说26个故事的引出，提供了一个充分的理由。

孙海彦：故事的写作也是按照1—26的顺序吗？

黄梵：不是。很多作家的写作都是卡片式写作，尤其是这种由短篇故事构成的长篇，比如纳博科夫。我一开始采取这种方式，是先把触动大的写下来，并不管最后的实际顺序。也比较巧，很随意的卡片式写作，写到25个故事的时候，正好从小学到中学，构成一个完整的少年链条。

《宋老师秘史》是最后补的。我对《掺沙子》中宋老师的单一形象不满意，她的一些表现就是因为单纯，单纯的人一旦投入爱情，一定会缔造传奇。《宋老师秘史》写她和渐冻症老师的爱情传奇，故事原型在南京。我觉得小说的真假是在纸上，就看纸上提供的情景是否能说服读者，这也是我一贯构造小说的重要考量。渐冻人的故事发生在那个年代非常正常，在小说里也显得很真实。

孙海彦：小说的结构很有意思，由引子加上26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构成，每个故事后附有“作家黄梵”的点评，虚虚实实，有“真亦假时假亦真”的韵味。您为什么会采用这种写法呢？

黄梵：40年来我一直在找表达故乡的合适方式。现在这种故事加批注的结构，既可以表现出当时的真实人性，他们置身生活的喜怒哀乐，同时也能够传递出一些遗憾，不惊扰原来的故事和人物。“作家黄梵”的批注，可以提供不同的时空观、价值观、前后命运的对比。构成小说的每个故事篇幅很短，它只提供故事和过去的时空，但怎样知道人物后来的命运呢？直接写他们现在的命运，必然会干扰（上世纪）70年代的纯真故事。用批注就很超脱，既可以夹叙夹议，又可以提供命运的结局，这种对比会让读者产生很多感慨和思考。

孙海彦：小说以《一寸师》为题，讲述的也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个题目是如何想到的呢？能否详细谈谈它的寓意？

黄梵：小说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名字。我们过去认为，能给孩子教诲的老师，无非是学校的老师，家长、父母的亲朋好友等。其实我们忽略了很多东西，与你擦肩而过的人，弥漫在小镇上的某种期待，都可能成为孩子的老师，我把所有这些都称作“一寸师”。“一寸师”不一定是人，可能是一件事、一种期待，他影响你的、给予你的教诲不是一丈、一尺，是一寸，不多但必不可少。如果能意识到影响自己成长的，是万花筒一样的世界，我们看世界的眼光就不一样了。

举个例子，我小时候父母不在身边，那个年代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很容易变坏。我本来也该变坏的，恰恰是七毛（小说中二道巷孩子王七毛的原型）给了我情感支撑，他用兄长之爱代替了父母之爱。有了情感支撑，我就保持了单纯，就在学校用智力“建功立业”，成为一个好学生，这要感谢七毛。

每次我都答应七毛翻墙去看电影，每次到了院墙跟前又会逃跑，为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我逃跑是因为奶奶的期待，她希望我不要学坏。这种期待是怎么影响我的呢？有时候我提前放学回家，会看到奶奶一个人在房间里哭泣，念叨我的名字，自责这个孩子学坏了，是她的失职。每次我窥探到这个情境，都蛮受震动的，这比打我更具力量。这种期待一直潜移默化影响着我，每次我要跟坏孩子做一件“非”的事情，“是”的期待就开始起作用，让我回头。奶奶的这种期待也是我的“一寸师”。

孙海彦：这本书是您成年以后写童年的故事，现在看故乡的眼光跟当时是不一样的，能具体谈谈不同之处吗？

黄梵：书里有一部分保存了儿时的那种感觉，特定时期的小确幸。如《人体》这个故事，两个小孩子探索人体，看人体画册，这是真事，看完画册幸福了一段时间，这个层面保留了。但认识层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小孩内心是不会有历史感的，他们只愿意面向未来。当时小镇不停地拆城墙、城门，小孩子觉得好，觉得是进步。

他们觉得小镇的生活太老套。其实当时我们小镇很有民国范儿，可我就是想早点离开小镇。第一篇《返乡》，讲从大城市兰州回来的姜浩有点看不起小镇，炫耀自己是大城市的人，而且要七毛认定兰州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两年后，姜浩母亲从兰州回来发现他不会说兰州话了。他问七毛，为什么感觉不到自己在说黄州话，他觉得说黄州话很丢脸。最后一篇《大码头》写姜浩离开小镇。这个结构也符合孩子当时奔向未来的想法。

现在我觉得小镇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的立足点，这样一个小镇居然就在我面前一点点消失，太可惜了。南京在风物层面，小巷子包括城墙，都能让我想起黄州，它某种程度上是我故乡情结的投射。我经常不厌其烦地写南京，深层是我在不厌其烦地写黄州。

《背单词》后面我写了一个批注，那是真事。40多年没见面的小学同学到宾馆来看我，临走前和我一起走到窗户跟前，观看黄州的夜景，有同学问“家乡美吗？”，我说“美”。但我内心是有保留的，我知道他们心里是非常骄傲的，因为他们觉得家乡有摩天大楼了。我承认他们有骄傲的理由，但我的故乡已经失去了历史感，《一寸师》某种程度是在纸上重建一个有历史感的故乡，重建的依据大部分是真实的，也有少量的虚构。但不管怎么虚构，人性、人际关系、小镇氛围是真实的。

孙海彦：书中妙趣横生的插图与文字相得益彰，能简单谈谈书中的插图包括其编排、设计用意吗？

黄梵：在《钟山》杂志发表时是没有插图的，我觉得有些遗憾。我很想为小说提供一个历史的画面情境，虽然一旦画出可能会把情景固化，但因为故事有很多细节描绘，画面只能提供少量细节，反倒成了氛围的提示，插在小说中，能强化小镇氛围，使读者的想象立体起来。这本书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空间，也是一个时代象征。开头有地图，地名都是真实的，第一篇是返乡，最后一篇是离开，离开时是大码头，插图里也有大码头，它本身构成了一个纸上的小镇空间。

孙海彦：您如何看待当下很流行的非虚构写作，如何看待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融合与互动呢？

黄梵：非虚构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首先创造出来的，它允许作家在不违反真实的前提下，用一种虚构的方式去还原很多情境，比如对话、心理活动，打破了我们过去纪实文学的观念。卡波特写《冷血》，提供了很多犯罪凶手的心理活动，但是它又不违反真实原则，所有这些心理活动都有利于我们理解案件的发生，有心理学依据。

我觉得现在虚构跟非虚构之间的界限有点模糊了。我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采用了一定的非虚构手法，如批注。批注里的“我”，“黄梵”，作为批注的写作者，但这个“我”真的是黄梵吗？小说里的“黄梵”类似于葡萄牙诗人佩索阿创造的异名者，只不过这个异名者叫黄梵，同名的异名者。很多寻访是虚构的，但也有很多寻访是真实的。《大码头》的批注写的是真事，写我回去后当地电视台要做一个访谈，我要拍大码头，但是一到大码头我就傻眼了，这里变成了十亩良田。我煞有介事地站在上面大谈大码头，电视台的人好像很高兴，我内心却很绝望。有读者说“我现在明白了，你用了后现代的小说手法”，我说这个总结可能是对的，如果非要概括的话，可以归为后现代，但只是为了说明它不是传统的那种写法。

注：为与黄梵本人区分，访谈中用“我”“作家黄梵”“黄梵”等表示小说中的人物。

（本访谈由小鱼策划、访谈、撰写和整理，蓑翁担任幕后指导工作。访谈于2019年7月15日在华文好书公号刊发，经版权方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