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妻读后感摘抄

《未婚妻》是一本由阿乙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34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未婚妻》读后感(一)：评《未婚妻》

通篇读完，我的第一感受就是：该死的我总算解放了。无止尽的发散思维，经常读完一段就忘记之所以要写这么一段的由头。这种叙事方式实在欣赏不来。作者堪称废话文学大师，故事也一般并不吸引人。作者偏矫揉造作花大段篇幅刻画自己的心理、写花写草写环境，关键写得也不自然舒服。还有就是，从头到尾多次拿别人的名句往自己设想的场景上套用，没几处是让我觉得套用得恰到好处的，大多是生硬的。

《未婚妻》读后感(二)：远不止未婚妻的《未婚妻》

一、对两部作品的敬意

显然，在作家阿乙的最新长篇小说《未婚妻》中，他以热情的引述、熟练地运用、生动的注解，让《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尼西斯》这两部作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引述部分既作为小说的内容之一，又作为相关背景丰富了小说的思想和意境。并且非常明显地，本书在叙述的方式上，以现实——回忆——现实相互交织的呈现；在内容上，既讲“我”的故事、“我”家的变迁，还有因此串联起县城在城市化加速背景下发生的变迁，从而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时代的画卷。

小说不仅在正文部分直接引用这两部小说中的诸多内容，还在注释部分引用了诸多上述小说中的内容，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达，既让本书有了厚重全新的风格，也让这两部小说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呈现并唤醒读者的文学记忆，由此给读者眼前一亮的阅读体验。

故此可以说，《未婚妻》是一部——向《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尼西斯》——这两部伟大小说致敬的作品。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以“未婚妻”为题，但是讲述未婚妻的笔墨却不多。相反，以“我”与未婚妻欧阳春初识难忘、“我”的单相思，到通过媒人施银的牵线搭桥，准丈母娘的实地查访，再到“我”和欧阳春并排躺在床上，到最后“我”与欧阳春分道扬镳……这一完整的故事脉络，甚至占到本书篇幅和内容不到五分之一，更过的篇幅和内容留给了“我”的回忆、观察和思考，以及围绕这次相亲能够成功的“我”的父母、姐姐等亲人，族亲兼媒人施银，准丈母娘万德珍等，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构成了本书完整的内容。

比如小说中，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我”关于文学与生活体验的总结和思考。特别是，在小说结尾部分，作者用画画来比拟文学，并给出了有关文学与生活区别的精辟论述——我们不可能认为一幅美术作品是为了逼真地反映生活，活着像个别人期待的那样，是为了完全真实地复制生活。因为画作就是画作，生活就是生活，二者遵从各自的规律和法则，接受各自的审判。并进一步说道，“我们不能派遣生活的法官去审判美术。也不能派遣生活的法官去审判文学。甚至连摄影也不是为了反映生活，或者说是按照生活的常识来摄影”。这样的论述，也印证了本书在写作上生活性与文学性的对立，也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发散与深邃。

同时可以显见，作者阅读体验丰富而涉猎广泛，不仅有《追忆似水年华》《尤尼西斯》这样闻名于世的巨作，还有《变形记》《浮士德》等世界名著，还有《活着》《秋园》等国内佳作，随手引用，毫不违和。

本书的特色之一，在于口语上明显的地域性。小说中江西瑞昌（应该就是现实中的江西瑞昌）的方言，很有特色，如子女对母亲的称呼为“姆妈”，长辈对晚辈的亲切称呼“X嘚”，与外人对话称呼晚辈“伢儿”，某人说是“么人说”等等，很有江西地方特色。作为湖北的读者，这些称呼自然也是知晓的，也会感到比较亲切。

小说虽然主要故事情节发生在瑞昌这个小县城，但是因为相亲引发的关于婚姻与生活、原生家庭、职业身份等权衡比较，特别是“我”的准丈母娘万德珍对女儿婚姻考量涉及对家庭影响的浓墨重彩的描写，反映的虽是底层老百姓的朴素想法，但我们不能说这样的偏于现实的想法不是大多数适龄父母的想法。因而，小说的代表性油然而生。

此外，关于本书的段落篇幅布置方面，也比一般的文学作品，显得冗长。如本书第314页第二段从“之后她拿右手食指在摊开的左手掌心笔画……”至第335页第一段结束，用了这么长的篇幅，讲述的却是一个段落，如果不是内容过于精彩，会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疲劳。

《未婚妻》读后感(三)：从未婚妻到准丈母娘——叙事的偏离对哲学的挑战

记不清是哪位名家曾经推荐过阿乙，但记住了这个名字。《未婚妻》是阿乙最新的一部小说，也是我第一次读阿乙的小说。几乎可以用惊艳来表达我的阅读感受。

小说开篇就谈到哲学，这是我喜欢的方式，但也是令人担心的方式，毕竟不是谁都能像昆德拉那样对哲学有着深厚的把握和理解，并将其很好地融入到小说中。在我看来，大部分小说家谈论哲学总感觉差点意思，阿乙似乎也不例外。阿乙的这部《未婚妻》，开篇谈到哲学概念问题，引用的却是二手的叔本华（显得不够专业）：“简洁并非朝着一个善的目的而去（比如‘省略每一次经验中的细节因素’，而留下它们的‘一般性表征’）。”其实，哲学这种“简洁”的抽象正是朝着“善的目的”而去的，只是，小说家（大而言之文学家）认为这种“善的目的”破坏了生活。反过来也一样，哲学家谈论小说（大而言之文学）也是差点意思，用抽象的概念去框文学。这里面不经意间引出了柏拉图的“诗与哲学之争”，而现代文论家也有“文学对抗哲学”的说法。不管怎样，这本书头两页就给出了很重要的充满思辨的争论性命题，这是国内小说中少见的手法。

小说显然没有执着于哲学的思辨，立刻进入叙事。随着叙事的推进，我们发现阿乙创造了一种很有意思的文本方式，就是以类似学者的方式，将一些经典著作中的类似场景的写法直接引用过来，并煞有介事地做了注解，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比如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等。这种方式有点像本雅明所追求的某种博学：用别人的话写成一本书。这种方式，一方面是对人文社科学者一个巧妙的借鉴和比附（也许还有反讽？），另一方面，对读者有一个意外的好处：加深了对经典文本的理解，让经典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原来，经典文本还能这么用。

小说令人惊奇之处不止于此，阿乙对细节的把握也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比如叙述全家人回家的不同的脚步声，以此写出每个人的区别，“不同的上楼声音出卖了不同人的理想和生活风格，也几乎是无情地揭示了他们的命运。”又如写父亲因为关心“我”而产生的眼神的变化：先是“亲切而狡黠”，然后是“承诺”，继而是“原谅”，最后是“跃跃欲试”和“赴荡蹈火”。这其中，没有一丝对话和语言，完全是眼神的多层次表达。此后，父亲知道了“我”忧心忡忡的真相是因为喜欢上一个女孩子之后，又呈现出了多种笑声层次：“思维猛然贯通的愉快”“虚惊一场的愉快”“免于支付预算的愉快”“旁观小孩或牲畜发情的愉快”“看见家庭有望改朝换代的愉快”“许久未曾如此大笑的愉快”。这种手术刀般的精准表达，阿乙在开篇已经有所透露，这就是以哲学史上著名的“飞矢不动”的方式来精确地传达每个瞬间的细节。芝诺的这个命题是哲学史上的一个著名悖论，甚至可以说是诡辩、很不哲学。但在这里，正好被应用到了文学上。正好也说明了文学与哲学之间思维方式的不同。在叙述过程中，显然，阿乙不断地回到了小说开头的哲学命题。

小说中关于时间的思考是很普鲁斯特的。叙述过程经常是移步换位、斗转星移，以相同的情绪和状况，牵连起对过去的回忆。这是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笔法。比如，在写到第一次相亲之后，自己虽然很确信有希望，但心中仍不免担心的情况，由此就联想到自己考上公安专的情况，当时拿通知书的情况也是一波三折，充满惊险，不到最后一刻无法确认确实考上了。

在阿乙调动的文学资源中，最多而且最明显、明显到阿乙自己已经注解出来的，是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而其中隐而不彰的是资源是卡夫卡。小说对媒人“施银”的描述，带有点卡夫卡式的魔幻性质：把“施银”这匹马写得跟人似的，或者说把这个人写得跟马似的，总之，你几乎分不清他到底是人还是马。这有点像卡夫卡的《变形记》，但操作方式是反过来的：卡夫卡是把人变成动物，阿乙是把动物变成人；《变形记》中，人变形为甲虫后无法融入社会，《未婚妻》中，马变形为人后完全变成社会的一分子了，虽然还保留着很多“马样”。仅凭这个，施银就很可能成为留存在文学史中的人物（动物）。施银一展歌喉（发出怪声），竟让周边的飞鸟虫鼠遭到大规模的伤害，这真是文学史上的奇观。

小说最让人惊奇之处在于，书名是《未婚妻》，但是小说对未婚妻欧阳春却着墨不多，经常出现偏离情况。先是偏离到媒人施银，最后偏离到准丈母娘万德珍。甚至，欧阳春和“我”深入的聊天时，也主要是借助准丈母娘对这次相亲的态度来写准丈母娘。这是总体结构上的偏离，而在细部之中，也会偏移。比如由媒人施银对女方可能实行的“诈骗”，联想到社会上的诈骗案例，进而扯到人身上的受骗体质，进而说到人身上的顺从性质，可以说是借由一个简单的现象，折射出了人性的复杂，并具有了某种社会学的洞察，看似闲笔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见解。这种偏离，很符合昆德拉的存在主义小说观，这是一种对现实的跑偏，却彰显了存在的自由。

从未婚妻写到准丈母娘，从欧阳春写到万德珍，看似颇为炫技的小说其实也呈现出非常现实的话题。实际上，在现代中国的婚恋市场，在某种自由恋爱的名义下，很多人其实并没有多少自由，这里面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个人无法自主选择的因素。于是，相亲成为了必须的替代品，而在相亲中，丈母娘的意志无疑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丈母娘的人生经验，确实能为一桩婚姻的好坏提供有益的建议；但是另一方面，丈母娘的人生经验又主要来自于上一代，代际之间的差异，又导致了其人生经验的局限性，其所谓婚姻幸福的标准，她看男人的眼光，是否真就能选到合适的女婿来确保女儿的幸福吗？

读完小说，我们发现，这部讲未婚妻的小说，其爱情部分很少，而情节也几乎是贫乏，阿乙的写法其实很不符合读者对小说的期待。阿乙甚至在刻意挑战读者的传统小说观，他打破了作者与人物之间的界限，让作者出场，让人物说作者想让他（她）说的话：“作者可以退出，但不意味着作者可以退出；人物可以说符合他身份的话，但不意味着他只说这样的话。”在附录中，我们明白了，阿乙在拓宽小说的边界，并为这种可能性作辩护。

在这种可能性背后，其实还是隐藏着对古老哲学命题的回应。小说结尾的艺术观，回应了开头的哲学观。“画作就是画作，生活就是生活，二者遵从各自的规律和法则，接受各自的审判。我们不能派遣生活的法官去审判美术。也不能派遣生活的法官去审判文学。”这里，我们看到了对来自柏拉图《理想国》中“哲学”对“诗歌”（可包括绘画、文学等各种艺术）贬低的回应。实际上，柏拉图的“哲学”作为一个理念是一种对“生活”的“高度仿真”，他是在以“生活”的理由来反对文学的“不真”。于是，在理想国里，柏拉图提倡一个人只做适合他的事（有如一个人只说符合他身份的话），他反对阶层的流动和变迁，除非你本来就是属于那个上级阶层的。而小说的理由，在于存在的不确定和流动，这也许更好，也许更坏，但无疑“更为令人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