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藏传佛教艺术 : 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全三册）》读后感1000字

《北京藏传佛教艺术 : 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全三册）》是一本由谢继胜 / 魏文 / 贾维维 主编著作，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00元，页数：84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北京藏传佛教艺术 : 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全三册）》读后感(一)：妙音白塔：元代北京的藏传佛教艺术

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2018） 一等奖

《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元明清）

谢继胜 魏文 贾维维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

元朝是藏传佛教艺术东传进入北京地区（当时称大都），并在这里扎根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13 世纪初，蒙古部落崛起于北方大漠。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后建立了蒙古帝国，由此开始征战四方，纵横捭阖，开启了蒙古铁骑征服欧亚大陆的序幕。就在建立蒙古帝国的同年，蒙古大军兵临西夏，曾到达青海柴达木地区，这一地区的藏族旋即归顺蒙古，这也是蒙古人开始接触到藏传佛教信仰的契机。1227年，蒙古人再次南下攻灭西夏，使得蒙古人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到了曾在西夏盛极一时的藏传佛教，此后蒙古人开始积极借鉴并继承了西夏处理藏传佛教事务的政策。成吉思汗于六盘山去世之后，窝阔台即大汗位。他将二子阔端分封在凉州地区。1239年，阔端派他的将官多达等率蒙古军进入卫藏，他曾到达拉萨北方的热振寺（rvasgreng）、杰拉康寺（rgyallhakhang）等地，了解到了卫藏地区各政治宗教势力的割据情况之后，决定邀请当时学富五车、享誉雪域的萨迦派座主萨迦班智达到凉州共商卫藏归顺蒙古一事。1246年，萨班到达凉州，一年后与刚从蒙古腹地返回的阔端会商，并最终议定了卫藏归顺蒙古的条件。于是萨班致书卫藏各地僧俗首领，劝他们归顺蒙古。当时卫藏各地都一致接受了条件而归顺了蒙古。以此事件为开端，藏族地区正式成为了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一直延续到今天。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正式定都大都。设总置院（后改宣政院）管辖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军政事务。在这个中央机构之下，忽必烈先后在藏族地区设置了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并与萨班之侄八思巴结成施主与福田的关系，忽必烈还委托八思巴管理藏族地区的政教事务，分卫藏地区为十三万户。他还仿效西夏制度册封八思巴为帝师，并由萨迦派的大喇嘛承袭帝师之位。至此，西藏与中央的关系正式确立下来。在这一进程之中，藏传佛教艺术以及业已形成的汉藏艺术通过西夏王朝的发展与传递，播迁到了蒙古统治阶层之中，并随着元朝定都大都而在北京地区逐渐兴起。从蒙古统治者与萨迦派建立稳固的纽带到元朝覆灭的百余年之中，萨迦派一直受到蒙古皇室的青睐，众多的西藏僧侣也千里迢迢纷至沓来，从遥远的西藏来到了大都。在皇室的大力赞助下，大都大兴土木，兴建了一系列的藏传佛教寺院。藏传佛教艺术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北京地区迅速生根发芽并发展起来，与汉地艺术相互接触融合，创造出了诸如“西天梵相”这样的艺术典范，为璀璨夺目的汉藏艺术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它并未随元朝退出历史舞台而消失，而是在日后的明王朝时期继续发展并孕育出了灿烂的艺术典范而永垂后世。

我们将回顾这一历史时期藏传佛教艺术在北京地区发展的轨迹。从元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讲起，讨论八思巴等高僧在元廷的活动与藏传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继而对阿尼哥、刘元与西天梵相艺术的形成及其影响进行细致的探讨。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将逐一对现存于世的一些艺术遗存如妙应寺白塔、居庸关过街塔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本文为《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元代卷导读

身边的“藏传佛教”

赵孟頫《胆巴碑》，元，故宫博物院藏

（赵孟頫书篆之《胆巴碑》最初收藏于元大都寺院或是大承华普庆寺）

不同时期的居庸关过街塔云台老照片1

不同时期的居庸关过街塔云台老照片2

不同时期的居庸关过街塔云台老照片3

不同时期的居庸关过街塔云台老照片4

北京妙应寺白塔，建于1279年

《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元代卷

引用北京古籍部分

《宸垣识略》

《帝京景物略》

《日下旧闻考》

《酌中志》

《宛署杂记》

《辽金元宫词》

《北京藏传佛教艺术 : 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全三册）》读后感(二)：护国能仁：明代北京的藏传佛教艺术

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2018）一等奖

《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元明清）谢继胜 魏文 贾维维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

元代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把藏传佛教艺术传播到中原。明承元制，吸收元廷在治理西藏方面的成功经验，并进一步向前推进，改“独崇萨迦”为“多封众建”，仅永乐帝在位期间就分封了八大教王：三法王（大宝、大乘、大慈）、五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教王），包含萨迦、噶举、格鲁等教派。成祖迁都北京后，还在宫中设立番经厂，“习念西方梵呗经咒”，厂中“供西番佛像，皆陈设，近侍司其香火”，可以反映出永乐帝推行多封众建的宗教政策的积极性与决心。有明一代，为了大力发展藏传佛教，稳定对西藏的统治，历朝皇帝几乎都支持藏传佛教，不仅延请大量藏传佛教高僧在北京传播藏传佛教，而且还在宫阙之内与京都两城之地，大兴土木，一时间藏传佛教寺院遍布京畿。

据明代沈榜《苑署杂记》所记，京畿之地，两城内外，佛、道二教的寺、观、庵、宫、庙共有五百六十八处，每处均记有名称、位置、建寺时间以及规模等。藏传佛教寺院在其中就占了相当大比重，城内有大隆善寺、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大护国保安寺、兴教寺、弘仁寺、智化寺、嵩祝寺、法渊寺、智珠寺等，城外亦有西域寺、西域双林寺、西竺寺、大觉寺、法海寺、潭柘寺、圆通寺等等。这些寺院在促进汉藏文化交流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宛署杂记》[明] 沈榜 北京出版社

明代皇帝除世宗佞道以外，多崇奉藏传佛教。永乐皇帝即位伊始，即遣使入藏延请噶玛噶举派第五世噶玛巴哈立麻入京（即今南京），在灵谷寺建普渡大斋超度明太祖及其皇后，永乐八年（1410）敕令以蔡巴甘珠尔为底本刊印了西藏历史上的第一部刻本藏文大藏经，永乐十二年（1414）又遣使赴藏延请格鲁派领袖宗喀巴入朝，其弟子释迦也失代师进京，在内地主持了朝廷和各大寺院的众多法事活动。宣德以后的历代皇帝又在北京陆续修建了大护国寺、大能仁寺等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供养留京藏僧亦多至数千人之巨。往来于内地和西藏之间的僧人、使者和商人更是络绎不绝，川流不息。甘肃的岷州、河州和洮州地区在明初的西藏和内地之间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和交通位置。从洪武开始，明朝在这一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积极、重要的措施来维持明朝在西藏和西北藏区的统治，以及沟通西藏和内地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一些杰出人才就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明代敕封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大通法王智光和大善法王沙加等都是重要代表人物。他们频繁来往于汉藏两地，个人活动带动了两地文化的共同发展。基于这种历史背景，明代北京的藏传佛教艺术主要体现在宫廷艺术和寺院艺术两个方面，其基本面貌也随着汉藏两族愈见深入的交流而不断演变发展。永宣时期造像无疑是明代宫廷艺术中最璀璨夺目的一项，其风格的形成与西藏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自元代起，在政府的主导下，汉藏文化之间的频繁交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藏地艺术创作的灵感，同时，西藏的艺术家还借鉴尼泊尔艺术家的造型手段，西藏的塑铸工艺水平亦大幅度提高，出现了金铜造像创作的高潮。萨迦寺集会大殿的金铜造像，夏鲁寺、丹萨替风格的造像对汉地的金属造像和雕塑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永乐宣德时期的金铜造像就是这种风格演进的结果。明代初期，北京地区还创作了大量的宗教作品，其中蕴含的艺术性引人注目。以唐卡为例，从图像和风格上来看，散落在各大西方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的永乐、成化和正德款唐卡在与西藏本土藏传佛教艺术保持同步的基础上，也开始逐步出现了自觉性的蜕变。永宣时期之前的作品都保留了浓郁的藏式风味，其后的作品逐渐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汉式艺术因素，藏式艺术因素反而退居次要地位，这种改变也出现在同时期的佛教版画作品中。此外，宫廷罗汉唐卡样式也对藏区的罗汉画像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的藏传佛教及艺术在京畿之地和汉藏交界地区广泛传播，上至天子皇妃，下至王公贵胄，都热衷于藏传密法，这也促进了西藏艺术及装饰遍布各地。明代北京新建或重修的藏传佛教寺院是北京藏传佛教艺术的主要载体，寺院的形制也趋于统一，基本沿袭汉地“伽蓝七堂”中轴式布局并在建筑和绘塑作品上呈现藏式面貌，大觉寺、智化寺、真觉寺等藏传佛教寺院内的雕塑与汉地的塑像有明显差异，与永宣时期的金铜造像基本保持风格上的一致，都带有明显的藏式因素。

15世纪是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北京、西藏本土、内地其他地区在继承前代佛教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均在这一世纪里逐渐显现出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风貌的艺术风格，艺术家一方面继承本土传统艺术的精髓，另一方面对其他风格进行批判性地接受、创造性地改造，各种地域性艺术风格在15世纪并行发展。明代北京的藏传佛教艺术在与藏区文化频繁接触的基础上，逐渐走向成熟，汉藏艺术由此开始步入黄金时代。

本文为《北京藏传佛教艺术》明代卷导读

我们身边的“藏传佛教”

水月观音像并赞

位于今北京西城区的弘庆寺有明正统九年（1444）四月八日刻于该寺石碑上的一尊水月观音像并赞，系阴刻，从图中可见该水月观音的构图与法海寺“三大士”壁画的构图基本相似，但前者的背景部分表现较为简略，只有圆形瑞像光环中的水月观音一尊，其左、右分别为鹦鹉和插着柳枝的净瓶，光环下面为水波。然而经仔细比较可以发现，对弘庆寺石碑上“水月观音”的表现，尤其是其坐姿、衣服、衣服上的装饰细节及繁缛的头冠装饰、胸前佩戴的华丽璎珞等，均与法海寺壁画中众多单尊菩萨的细节刻画、表现相仿。从留存至今的这些实物看，明初北京地区佛寺内可能流行这种冠带较为华美、繁缛的菩萨样式

明 程南云 撰《故禅师底哇答思塔铭》

底哇答思墓塔建于正统三年（1438），是为明初中国弘传佛教的西天僧底哇答思所修的墓塔。该塔位于潭柘寺前塔林深处，高七米左右，由汉白玉石块垒砌而成，外形虽为覆钵塔，但形制上显然比较随意。塔刹由带束腰仰覆莲台托起，十三天上尖下粗，不刻相轮，外形为高宽比例较小的圆锥体，外形上继承了元代以来萨迦派佛塔塔刹样式。十三天承托伞盖，表面刻有联珠链，为明早期受藏式风格影响的佛教艺术里常见的装饰纹样。塔刹顶部为铜铸的弯月和圆日，由汉式仰莲瓣托起，日顶安供摩尼宝珠。塔身由三层环状金刚圈承托，外形比较修长，在全塔所占比例较常见者稍大，塔瓶上未刻有塔铭。塔基为大青石砌成的平台，塔座为汉白玉雕琢而成的六边形带束腰仰覆莲台座。整座佛塔造型优美流畅，工艺精巧细腻，保存也很完好。塔旁立有石碑一通，为明代早期著名文人程南云撰书，记述了禅师底哇答思一生的事迹和造塔的始末缘由

日本 出光美术馆收藏的 青花牡丹双凤十字杵纹碗

七珍纹于何时传入汉地已不确知，但至少在宋代汉地已颇为流行，从存世的金代佛经插图和大量宋代丝绸装饰纹样中可窥见其一斑，梵文、藏文多作为经文出现在佛经之中，作为装饰还未出现。元代以前，八吉祥、七珍、宝杵、梵文、藏文等在汉地出现主要是受到汉传密教的影响，实物较少，稀如星凤。直至元代，伴随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八吉祥、七珍、宝杵、梵文、藏文等藏传佛教母题在汉地艺术中运用得更加频繁，图案装饰范围有所扩展，不仅见于唐卡上，瓷器、金银器中也时有所见，但其功用仍局限于佛教活动。现存这一时期作品主要有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青花牡丹双凤十字杵纹碗等

《诵咒以莲须镜粉涂身以隐身》 （传）沈度写 商喜绘

（根据《老子出关图》顶端装裱处的一位文士题记：“此图盖商喜指挥手笔”，高居翰指出：“《老子出关图》这张画并未署名，然其顶端裱有15 世纪晚期一位作家的题记，指出商喜就是作者。”因此，该画可以确定为商喜所绘的一幅纸本绘画作品，年代大概在1500 年之前。在《老子出关图》一画中，画家将所表现的主要故事情节布置于画面的核心位置，四周绘岩石、形态各异的树木和苍劲的古松等，构图较为饱满。而《金刚智经》的彩绘插图尽管是依据经文内容而绘制，但在个别的彩绘插图里还是能够看到与《老子出关图》一画极为相似的构图方式，如《诵咒以莲须镜粉涂身以隐身》。此外，《老子出关图》人物衣服褶纹的钉头鼠尾笔描，与南宋宫廷画家李唐所绘《炙艾图》一画中人物衣纹线条的画法最为相似，画中山崖、树石的画法亦可见李唐的影响，尤其是在画面左上角的小斧劈皴法和最右侧古松的画法。这些特征与《图绘宝鉴》卷六中对商喜的记载相符，即：“商喜，字惟吉，善画山水、人物及花木翎毛，全摹宋人笔意，无不臻妙，超出众类，故明初士林之所首重也。）

题图为慈宁宫大佛堂仙楼佛龛立面图

《北京藏传佛教艺术》明代卷 引用北京古籍部分

《宸垣识略》

《帝京景物略》

《长安客话》

《光绪顺天府志》

《日下旧闻考》

《鸿雪因缘图记》

《酌中志》

《北京藏传佛教艺术 : 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全三册）》读后感(三)：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

本文首发于 浙大汉藏中心

书名 北京藏传佛教艺术——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全三册）

主编 谢继胜魏 文 贾维维

出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834页 （全三册）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978-7-5300-0336-7

北京藏传佛教艺术

——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研究

目 录

编 委 会 主 编

谢继胜 魏 文 贾维维

撰 文

谢继胜 熊文彬 廖 旸 罗文华

魏 文 贾维维 李 俊 王 微

闫 雪 郭丽平 孙 琳 杨鸿蛟

谷新春 周玉州 孟 丽

图片拍摄

谢继胜 魏 文 等

图片统筹

孟 丽

后 记

我对北京的藏传佛教文物真的不陌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我在宁夏平罗县周城公社当插队知青，学习用各色油漆在玻璃板上画画，画面简洁抽象：绿色的摇曳垂柳，几道波光潋滟的蔚蓝湖水，一弯褐色孔桥，右上方一座硕大的白色喇嘛塔，旁题四个朱红大字“北京风光”。现在回想起来，从元代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到清代北海白塔乃至现在，喇嘛塔一直是皇城首都北京城市的象征，正如拉萨大昭寺供奉的随文成公主入藏的觉沃释迦摩尼佛像，藏族同胞认定是整个藏区最为灵验的佛像，汉藏之间，遥相呼应，每念及此，震撼不已。

事实上，北京藏传佛教文物遗存作为元明清以来汉藏及多民族交往的鲜活见证，完全有必要出版一本有研究深度、有高清图版质量的《元明清北京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专著及图册，完整的展示首都北京自元以来汉藏民族交往的形象历史。我们当初策划这个课题时，也试图以文物个案的研究构成纵向历史框架，将北京藏传佛教美术与整个中国多民族美术史的发展与演变结合起来，集中考察北京藏传佛教文物，从留存的寺塔、壁画、金铜佛、唐卡、卷轴画、石刻碑铭、经板印画等个案研究入手，搜集涉及北京藏事的汉藏文史料，结合其赖以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建构北京的汉藏传佛教艺术史，以文物与艺术的特殊视角撰著一部浓缩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政治关系史，当然也是元明以来藏族文化艺术在祖国内地的发展传播史。全书将对北京藏传佛教美术的研究作为我国各民族文化互相交融的文化现象加以总体把握，将汉藏紧密的政治文化联系及汉藏美术交流作为主线,从中揭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

因缘巧合，2005年我本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入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在各方支持下成立了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要申报项目，学校要求教师的研究项目应当与北京市的社科学术规划有关。与王尧先生谈起此事，先生建议我先看看黄颢先生1993年出版的《在北京的藏族文物》提到的线索，最好把北京的藏传佛教文物整体摸排下。第二年申请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设定的题目是“元明清北京藏传佛教美术研究”，最终获批10万元。当时，我与廖旸博士也正在做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就将北京项目纳入大项目中。2012年，根据项目的规模和当时调查的进展，得到邱运华和陶东风老师的支持，将我们的项目列入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的招标课题。补助了10万元。为了顺利完成项目，我当时建议研究生以北京项目个案为论文选题，如郭丽萍的法海寺、李俊的碧云寺、贾维维的大隆善寺、孙琳的十三世达赖进京壁画、谷新春的洛阳现存故宫藏传佛教文物、周玉州的藏传佛教金铜佛像服饰等；很多研究生也发表了与北京藏传佛教文物相关的论文，如杨鸿蛟对北京藏传佛教八吉祥图案的研究，闫雪对智化寺转轮藏的研究，以上内容构成了本书个案研究的部分内容。

前辈学者对北京藏传佛教文物早有关注，中央民族大学王尧教授对北京藏传佛教留存史实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黄灏先生对北京藏传佛教文物的调查，为本书的个案研究提供了线索与历史文献学的样本；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先生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金维诺先生从考古学与艺术史视角为汉藏佛教艺术及多民族美术关系史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叙述框架。最近几年，我们又发现了很多北京藏传佛教文物留存，例如翠微山双林寺明代藏僧题记，房山灵鹫禅寺梵字曼荼罗等，我们希望在此基础上有所推进，目前所做的工作与我们期望的目标尚有很大的差距，希望以后争取到更好的资源，得到文博部门的配合，提高图版的质量，以利我们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本书田野考察与撰写时间前后长达十年，大致分工如下：

首先由谢继胜拟定写作大纲，根据元明清历史时期分为“白塔妙音”、“护国能仁”与“咸若梵华”三部分，初步安排每个部分的个案细目，经过田野考察发现问题后适时增减，最后与各位作者商议调整后确认大纲，然后分头撰写。

本书元明部分由贾维维负责通读校改，清代由魏文负责通读校改。

本书使用图版五百余张，大部分是本书各位作者数十年来在北京各地考察拍摄或收集整理的图像资料，有些图版使用了本书作者谢继胜拍摄、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挂历图版，有一些图版在我们2010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中也使用过。非常感谢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博士生孟丽，作为本书的图片统筹，为本书图片的蒐集、分类与整理编辑付出了极大的辛劳。

本书文稿涉及大量的汉藏文史籍，全书引文注释的校对，印刷清样的校勘工作量很大。感谢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研究生朱晶晶、梁云云、孟丽、王瑞雷、于博为本书校勘所做的工作。

全书由不同作者撰写，在全书版权页有署名，每人承担的具体章节见如下列表：

谢继胜

全书导论；元代卷 第四章后半部分；后记

熊文彬

元代卷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前半部分

廖 旸

明代卷 第二章第二节后半部分

魏 文

明代卷 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前三部分，第二章第四节，第三章第二节后半部分；

清代卷 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第四节、第五节

贾维维

明代卷 第一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二节前半部分；

李 俊

清代卷 第一章第一节至第三节；清代卷第二章第三节

郭丽平

明代卷 第二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

杨鸿蛟

明代卷 第二章第二节（前半部分）；第三章第三节

闫 雪

明代卷 第一章第四节

孙 琳

明代卷 第一章第三节；清代卷第三章第一节至第五节

谷新春

明代卷 第一章第二节

周玉州

清代卷 第一章第四节

孟 丽

图片统筹

2013年，北京出版社编辑张秋跃女士建议我们将本书列入该社选题，作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申报新闻出版署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后的几年，秋跃编辑利用她在北京文博界的资源，亲自开私家车带着我们跑了北京郊区的多个藏传佛教文物遗存地点，拍摄了大量图片。短时间编辑这样一本近八十万字，五百张以上图版、不同作者写作风格的文史大书，张老师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在此表示郑重的感谢。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来自不同单位的学者专家的建议：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沈卫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乌云毕力格教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陈庆英先生，张云研究员，宗教所李德成研究员，《中国藏学》杂志社黄维忠社长，中国藏学出版社冯良总编，李建雄编辑；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霍巍教授、李永宪教授；故宫博物馆王家鹏研究员、罗文华研究员，张雅静、张长虹研究员、文明先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陈楠教授、民族文化学院张亚莎教授；西藏社会科学院巴桑旺堆先生，西藏考古所夏格旺堆先生，西藏图书馆尼夏先生、西藏博物馆巴桑罗布先生；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李志荣教授，黄厚明教授；北京出版集团安东先生、李芸编辑等，在此我代表各位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北京藏传佛教文物是我们多民族国家的见证，北京汉藏佛教艺术是多民族中华文明史的组成部分，我们各位作者能有幸为这样一个共同伟大的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应该自豪和骄傲！

谢继胜

2016年7月18日于宋家庄

内页插图摘选：

妙应寺白塔，1279年

居庸关券顶斜坡十方佛之一

八达岭六字真言摩崖石刻

昌平银山塔林法华禅寺金密檐塔与藏式覆钵塔

大觉寺大雄宝殿现存原智化寺三世佛造像

法海寺大殿北壁东堵大梵天众壁画

雍和宫外景，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约拍摄于1860-1871年间

大慈法王释迦也失缂丝唐卡，明宣德，现藏西藏罗布林卡

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师徒像，法源寺藏

北海琼华岛山巅永安寺白塔全景

颐和园御制万寿山多宝佛塔

碧云寺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