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经典读后感有感

《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是一本由邹怡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36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读后感(一)：魔鬼存在於細節中

蒙作者看得起，大老遠由滬上遠寄贈閱，欣喜，感激，而更惶恐。

題目云『明清以來』，而我對這一時段可以說是毫不知情，以下見解也完全不靠譜，純屬個人閱讀體會。

首先，鄒怡同學對於各種史料的搜求真可以當得起『上窮碧落下黃泉』了，文字、圖像、口述……無不竭澤而漁，中文、英文、法文、日文、韓文……無不參閱。讓人心生佩服。

我以爲本書最精彩的部份是後記與第四章論屯溪地位的確立。

後記從一個研究者的實踐路途指示一些研究門徑，鄒怡同學動用了心底的真感情，一一爲我們指出研究中摸著石頭過河的歷程。

在論述屯溪地位的確立時，作者通過展示屯溪發展的歷史指出城市的區位優勢並不能完全以力學關係來確定，『路徑依賴』也相當重要。此章分析鞭辟入裡，極見功力。

西人嘗謂：『the devil lies in the details.』鄒怡同學用心之細與行文之謹慎，在史料細讀及處理時，幾可免於此種弊端。

然而本書有時亦不免在陰溝裡翻船，因爲專注於徽州茶業之細節而囿於這些細節。整體來說，此書有些地方過於圍繞史料作『超低空』飛行而失於瑣碎，在可能作漂亮地空中翻轉時錯過了機會，大概作者比較謹慎罷。

口述史一向爲人們所看好，然而迄今尚無漂亮的口述史著作出現，這也是大家的共識與遺憾。既然如此，附錄中的採訪記錄讀者亦不應過爲苛求。我覺得不加『まとめて』而採取保持原始問答的形式會更見口述內容與口述者的豐富面影。

全書行文樸實，有些地方文字似乎不夠老練。

另外，我覺得引得還是很有必要做的。

順便指出三處文字上的小錯誤：

0/ 頁一八行廿六，『他』應作『她』。

1/ 頁一四六行廿二，『休寧』冗。

2/ 頁二四〇行廿二，『富餘人員』前冠以『一些』語似更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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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純屬個人閱讀體會，瞎講三千。海涵海涵。

《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读后感(二)：制茶、售茶与品茶：松萝世界的技术型展开

王振忠老师的徽州研究，不仅依托尽心力搜罗之宏富资料，也是有一个意蕴深远的研究架构。徽州四大行业：典、盐、木、茶，都被他纳入这个计划之中。在几年中，经由几位高足之手，逐渐展现在学界的面前。

邹怡博士是著，可认为是这一架构中的一部分，这正是他在后记中提到的“从诸位同门的选题中体察到王老师的研究布局”（p361）。就研究本体而论，则处处闪现邹怡博士的原创性思维。其中我认为最具特色的，是对徽州茶业的技术细节，予以充分呈现。

不论在中国或日本学界，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入都与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密不可分。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判定，主要两个要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正如李伯重先生指出，早期研究太偏重生产关系而忽略生产力层面。近十几年的研究相当程度地补强了对生产力的研究。不过，就资料与研究路径而言，在对生产力的评估中，显然对资本、劳动力投入的分析要强于对生产技术的分析，而生产技术分析中对粮食作物的研究远比其他生产细密。这当然与传统时代的经济条件有关，关于粮食的资料总要留存多一些。而相当多工商业的技术、手段，都难以得到资料的说明。

在这样的背景下，邹怡博士是著所展开的徽州茶业世界就具有相当吸引力。第一章考证“松萝”茶名的演变。第二章、第四章分析茶叶种植分布，以及由于茶业经济的发达，屯溪在徽州区域的崛起，这可说是历史地理学的当行本色。第三、五章讨论制茶工艺细节，对制茶产业细部场景的描写，相当值得称道。

如果我们将一、三、五章连在一起看，就可以从技术演变的脉络中看到徽州茶业经济的发展。明代的僧人大方从苏州虎丘带来了先进的制茶技术，从而造就了新的松萝茶，随着技术的普及，以及松萝茶的需求量扩大，“松萝”最终成为整个徽州绿茶的代称。外销茶的消费需求刺激了红茶制作的兴起，而红茶技术则是和福建关系密切。作者也对看起来“不经济”的“打官堆”的茶叶混合方式作出了合乎经济理性的解释。这样，在产业发展中技术、资本各自的力量得到合理评估，徽州茶业的发展也在此得到了合理解释。

第六章对徽州茶山的产权分析，是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研究路径，该章的主要结论是由于自然地理的因素，徽州茶业产权的破碎化，以及种植规模分散。在人多地少区域，土地产权的细碎分割是一个必然趋势，问题是我们可以由此得出些什么新的分析？该章展示的契约主要涉及三个数据：土地面积、地价、田赋。逻辑上，三者具有对应关系，该章对土地面积的推算，正是据此。五份茶山买卖契约，吴敦士契记载了茶树棵树（间接说明了土地面积）、地价（名义为“当”），但没有税的信息；谢君和契记载了地价，没有土地面积和税的信息；吴门唐氏契，记载了地价和税的信息，但没有土地面积信息；程新浩契记载了卖价和税的信息，没有土地面积信息；陶永发契记载了税的信息和租的信息以及地价（名义为“当”），并且只有该契为“佃皮”（即田面，亦即土地产权的“一束”）

在对以上五份契约的土地面积进行推算时，该著主要利用的数据是吴承明对徽州地价的推算，根据这一推算，吴门唐氏契的土地面积为0.24-0.62亩（税2厘加7文），程新浩契土地面积2.96亩（税4厘），就这两块土地来说，税则未免悬殊，当然，这里记载的是实际面积而非税亩，而且不同地块的税则也不相同，如是可以解释面积的悬殊。这几件契约所提示的三种数据之间应当如何能解释为一个整体，可能还是有所阐释空间的。

附录的鲍伦法老先生的采访看了很久，因为兴趣盎然，看得很细，觉得很多细节都使得我们平日不易想明白的地方，得到了生动说明。譬如老人讲解当时徽州商人送钱回乡，基本靠携带现洋，400块银洋扛回家，已经磨坏四件布衫，这种故事最容易使我们理解徽商与当时金融业的实际功效。

《明清以来的徽州茶业与地方社会》读后感(三)：耳目一新的徽州史研究

本书通过以明清及民国时期徽州茶业为中心的若干专题研究，对自然环境究竟如何影响特定区域内的产业形态和社会面貌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考察。徽州地区茶业栽培的空间分布、茶叶制作的工艺流程、茶业机构的分布特点和茶业都市的兴衰历程，均可置于当地的山水结构、风俗习惯等自然、人文环境中加以解释，进一步追问风俗习惯等人文现象的决定因子；同时，我们也将看到更多发端于自然基底的链式反应。作者还通过展示屯溪发展的历史指出城市的区位优势并不能完全以力学关系来确定，“路径依赖”也相当重要。

一、清中叶也以前徽州茶业历史的初步梳理

作者通过对松萝茶历史的考察，理清了唐代至清中叶徽州名茶历史的发展脉络，澄清了此前人们对徽州茶叶的一些错误认识，考证出了松萝茶创制时间和松萝法的具体传播过程。一方面证实了“隆庆说”的正确性，认为“弘治说”不能成立。另一方面则指出随着松萝茶的成名，松萝法也随之外传，为湖南、福建和浙江等茶区所采用，推动了各大茶区由蒸青向炒青的技术变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贸易的发达，“松萝”一词地域不断外延泛化，从而使得松萝之名家喻户晓，不仅成为徽州茶的统称，甚至成为绿茶的通常代表。

二、地理空间视角下的徽州茶业

徽州良好的水热、地貌等自然条件使得茶树生长获得了最优的条件，这为徽州地区的茶叶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另一方面黄山和五龙山将徽州分隔为东部的新安江流域和西部鄱阳湖流域，两大流域和三大出口构成了徽州茶业分布的基本格局。新安江流域在集中的水道系统中形成单一的绿茶区，由新安江外运；鄱阳湖流域水道互不连通的祁门、婺源两县，分别成为红茶和绿茶产区，各由水路渡鄱阳湖，过九江入长江航道。同时徽州地区的破碎地貌，以及相似社会经济历程所形成的小农经济，使得徽州地区的茶叶发布整体表现为空间意义和产权意义上的细碎化。而市场要求细碎的茶产实现集中制造，东部新安江流域集束型河道形成了以屯溪为茶叶精制中心的单中心布局，而西部鄱阳湖流域散漫型水系结构造就了祁门、婺源境内茶号散布的多中心布局。徽州破碎的地貌局面造成了茶地的零碎化，茶地的破碎化布局加之自给自足的小农维持生存必须以粮为本以茶为副，导致了茶农出产的零散化和品质的不一。茶叶品质的不一和成本控制的作用力下，由茶号集中采取繁复的精制工艺对茶叶进行精制成为徽州茶业的重要特征。

徽州地区的河道与山脉

三、产权视角下的徽州茶农经济

通过对存世的徽州茶地交易契约的考察，作者推断出当时的茶地形态和茶树种植规模。茶地形态包括两种，一种是专门的茶柯地，另一种是其他粮食作物地块的田间地头。两种形态的种植规模普遍较小，茶地规模的细小也体现了茶权的分散。茶地规模细小和茶地产权的分散，使得绝大部分茶农家庭中茶业收入尚不足以作为维持生计的首要利源，粮食种植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茶地在分家析产时往往被作为多子均分的项目被再度分割，从而加剧其碎化的程度。作者从产权角度切入，揭示了社会经济因素对茶地碎化的加剧作用。

四、徽州茶业生产及其社会问题

徽州茶业在民国及更早时期始终以手工劳动为主，在春夏制茶时节一个较为集中的时段内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种季节性的劳动力集中，吸引了徽州本地妇女的加入和外地茶工的前来。但是妇女和外来茶工在充实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捡茶女招蜂引蝶和客民破坏治安等负面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剩余，过量的劳动力由于边际效益的递减和工作机会的缺乏不得不向外输出，一旦这部分劳动力的接收产业受到外部其他外部条件的影响而劳动力消耗收缩时，富余人员在破产的威胁之下，便不惜铤而走险，将精力消耗于社会秩序的破坏中。因此，当时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剩余是造成徽州社会治安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五、产业集聚于屯溪地位的确立

作者曾以这一部分内容为基础，修改为《产业集聚与城市区位巩固：徽州茶务都会屯溪发展史研究（1577—1949）》一文，发表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9年第66期。休宁县下属的屯溪以绿茶精制为发轫动力，随着这一主产业的壮大，为绿茶精制服务的周边产业围绕中心而集聚。中心产业和生产服务性产业的运行，吸引了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汇集于此，并且季节性务工逐渐逐渐过渡为定居土著化，屯溪城市人口因此而不断膨胀。人流带来商机，加之屯溪本身所具有的交通优势区位，其他皖南特产与外来商品也逐渐开始往屯溪集散。屯溪以核心产业支撑起城市空间范围的基本骨架，生产服务业完成对城市空间的繁荣填充，是一种以特定产业带动城市发展的模式。原本并非本县治所的屯溪在特定产业的主导下逐渐发展成为本县的首镇和经济中心，吸引了区域行政机关的设立，并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皖南地区的行政中心。经济中心和行政中心的重叠，令屯溪的地位更加巩固。

明代中期以来屯溪城区的扩展

屯溪在松萝茶创制初期徽州茶业发轫之际，凭借水系结构上的天然优势，逐渐成为休宁本县的茶叶中心，并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基础。18世纪以后中西贸易兴起，最初的广州贸易时期，屯溪借助自然和制度的双重优势将新安江下游的产茶大县歙县也纳入其辐射范围，屯溪成为新安江流域的茶叶中心。上海开埠以后屯溪的交通区位随着辐射范围的扩大和贸易路线的转变，由合理变为不尽合理。但屯溪以其产业魅力，克服交通阻力，吸收了周边地区的茶业，使得其在广州外销时代形成的中心地位在上海通商时代依旧能够保持，并以完备的周边产业再度吸引下游茶叶入屯溪精制，并逐渐完成对徽州新安江流域部分洋庄绿茶业的整合。之后屯溪以其产业集聚的优势，又将吸引力扩大至分水岭以西的另一洋庄大县——婺源。这一过程中，屯溪逐渐由休宁茶叶中心演变为徽州地区的洋庄绿茶中心。产业集聚的优势超越了基于运费的交通区位优势，造就了一个从运费的几何力学结构看来不合理的经济中心布局方式。

总结

本书以徽州茶业为例探寻自然环境如何影响产业变迁。一方面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塑造着区域内的产业形态格局。徽州破碎的地貌造成了茶地的零碎化，形成了茶地规模细小和产权分散的局面，导致了茶农出产的零碎化和品质不一，因此采用精制工艺对茶叶进行集中处理成为徽州茶业的重要特征。黄山和五龙山将徽州分隔为东部新安江流域部分和西部鄱阳湖流通部分，两个流域内不同的水系结构造就了不同的茶业分布形态和产销格局。另一方面，产业优势引发的积聚效应往往会超越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形成“路径依赖”。屯溪借助早期自身的天然优势逐渐成为休宁的茶业中心，并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基础，由此产生了积聚效应，积累起完善的茶业配套服务业。即便区位优势丧失以后，屯溪依然能够凭借自身完备的产业优势保持其茶业中心地位，并不断扩大自身的辐射范围演变为整个徽州的茶业中心。

简评

以往在徽州茶业史的研究方面，研究者多将重点放在茶政、茶商、近代茶叶运销路线的转变和运销统制等方面的研究。该书从徽州产业的起源、栽培、分布、加工、劳动力、产权等问题出发，同徽州地区的自然环境及地理条件相结合，运用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对徽州茶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全景式展现了徽州茶业的生产场景和产销格局，并指出了徽州茶业各种经济现象的背后都有着基底的自然原因，这些自然原因的作用机制就像原子核裂变的链式反应。细细剥离各种经济现象的决定因子，我们将看到更多发端于自然基底的链式反应。

作者还从产业经济的角度出发，从远在广州的拉力、周边产业的积聚和生活服务业的跟进三个方面阐述了屯溪演变为徽州茶叶中心的过程，并从中得出经济的空间布局中同样存在着与制度演进相似的“路径依赖”现象，空间布局所依赖的路径由原有产业的积累效应所形成的结论。由此揭示出虽然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塑造着区域内的产业形态格局，但是另一方面产业优势引发的积聚效应也往往会超越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形成“路径依赖”。这也提醒我们历史经验中城市的区位优势并不能完全用原料、运输或市场的力学关系来确定，而要充分考虑其背后更为复杂的多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