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读后感100字

别清桂

发布日期：2022-10-31 09:51:03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是一本由[美] 赵鼎新著作，一頁folio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页数：25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读后感(一)：儒法国家的诞生的意义

体会：

儒法国家的诞生，是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此，这个社会的形态就延续了2千年之久，直到被彻底抛弃。

但即使要在彻底抛弃，也是很难的。这个社会的形态，已经成为每个人的自己的组成部分，成为了血液，还在不断地一代一代传下去。

可以看到，历史的沉淀对每个社会和人都是很重的。在社会的每个方面都可以找到历史的遗迹。此书对我们理解社会和处理好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有实用的意义。

对于理清各个社会形态的冲撞（农耕和游牧、儒法和西方教义、近代中西。。。）的起源和结局的分析，还是大有裨益。

毕竟是宏大的社会课题，而且发生在千年以上的事情，要此书论证上非常严谨是过于苛刻了。

而此书从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探讨，还是力求基于历史本身的。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读后感(二)：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赵鼎新的代表作，论述中国儒法国家形成的过程。战争驱动与效率导向推动了东周各诸侯国的法家改革，使各国改进统治工具，削弱贵族的权力，建立科层制管理模式，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国力与军力。而各国实力的增强，使得东周从霸主时代转向全民战争时代，使战争性质以争当盟主转为消灭对方。最终，具有地缘优势且改革彻底的秦国赢得了最后的胜利。随着战争的结束，外部威胁的消失，战争驱动型高压统治模式失去外部目标，对内无法继续，导致秦国的崩溃。到了汉代，为了解决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寻求替代高压统治的方法，开始以改良的“天命纲常”为代表的儒术为国家意思形态（国家文化建设），形成尚法尊儒、外儒内法的统治体系，并一直延续两千年。外儒内法、天圆地方，和谐共生。儒弱而法盛，则脆断如秦。儒盛而法弱，如明末乱世，党争不断而实事不张。儒法皆无，如五胡乱华，生灵涂炭。国如是，司如是，人如是。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读后感(三)：古代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的土壤

春秋战国可以说是中国从封建制进入郡县制的分界线。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封建制的缺点在西周建立之后逐渐暴露出来。各地诸侯各自为政，周天子有名义上的统治权，但是在实际上并没有下令的能力，更不论各封地的军事政治扩张。当时诸侯有一百多个，领地之间产生摩擦，小规模战争的诞生也是必然的情况。

春秋时期的战争的特点是点到为止，并不会主动去消灭对方有生力量，而是让对手臣服为主。但即便如此，依然产生了效率导向型的改革政策的推行。而随着齐、晋、楚、秦等国分别采用法家政策开始进行对人口进行管控，开始增强经济军事实力，相当于发生在中国内部的军备竞赛，战争的规模和距离也逐渐扩大。同时，由于秦、楚这些国家受到西周文化影响相对较浅，所以封建制里的士大夫阶层在本国内根基不牢，发动改革的阻力也较之鲁国这种嫡系分封要小得多。

法家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确实是最适合战时的指导思想。而儒墨道都普遍偏重于理想主义和风俗教化，在你死我活的生死存亡之间，没有其他选择。但是秦统一之后，依然不注重减轻百姓负担和增加风俗教化，继续着严格的法家政策，所以导致了倾覆。其中的原因，不是因为郡县制，而是皇权没有得到有效制衡。对于一个大一统国家而言，郡县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防止地方权利过大的问题，绝对是利大于弊。郡县制强调人才任用而不是世袭，所以士大夫这样的文官阶级就必然会出现在统治阶级的位置上。大一统国家建立初期需要轻徭薄赋，中期就需要风俗教化。儒家思想在这方面就非常符合统治逻辑，所以独尊儒术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而同时，作为帝王，任用儒生也需要对其权利进行适当限制，对内也就适用法家思想中的御下之术。帝王、宰相以及言官这样的内部制衡体系是非常稳定的，这也是这套外儒内法从秦到清延续几千年的理由。

西方古代社会中，宗教、商人和政府其实构成了相对独立的权衡体制，所以在适合商业发展的土壤中才会通过技术革命产生了资本主义。而中国一向以来都是重农抑商，即便是商业最发达的宋朝，朝政依然是士大夫把持，更不提后来的明清时期，商人从来就没有站在统治阶级的位置上。而且，古代中国对于思想控制方面也非常重视，百家争鸣的时代也仅仅出现在纷乱迭起的西周，即便是佛教传入，也做不到动摇社会制度的根基，资本主义带来的那套进步思想如果不是外部传入，在中国土地上确实没有自主诞生的可能。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读后感(四)：本书的最大亮点在于东周历史的分期和对霸主政治的分析

对于中国帝国社会和“超稳定结构”的形成原因这么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文章已经很多了，作为一个非历史出身的学者，老赵敢给自己挖这么大的一个坑真的是勇气可嘉。正是由于问题太大，相关的因素太多，而直接可靠的史料又很有限（作者主要应用了《春秋左传》和《史记》），所以本书的论证并不算严谨充分。也许正是由于老赵跳出了繁琐的历史考证和支离破碎的社会学分析，本书充满了很多极具启发性的观点，特别是与西欧对比的部分，颇具说服力的指出了为何中国没有像西欧那样走向资本主义、民主文化和民族国家的道路。

个人觉得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对东周历史的新分期和对霸主政治的分析（看得出来这部分受晁福林的影响很深），得益于扎实的社会学功底，老赵运用了很多统计数据做支撑，让这一段内容格外精彩。老赵摒弃了传统的春秋战国两段分期法，把东周分为霸主政治期、转型期和全民战争期，这更准确地把握住了春秋战国这一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动的脉搏。

受限于《春秋》鲁国视角的局限，史书中对霸主政治的叙述通常是按照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阖闾）越（勾践）的线性框架展开的（偶尔在中间插入宋襄公和秦穆公），这并不能准确概括春秋时期复杂的国际形势，自齐桓公之后，晋楚两国的斗争成了霸主政治的主流，两国反复拉锯，霸主的归属远不是文公庄王可以概括的。更合理的说法是，霸主政治是先从局部争霸开始发端，再发展至国际霸权（中原霸权），齐晋秦楚分别是东北西南四个战区的区域霸主，中原霸权的争夺正是在这四个国家之间展开的，桓公去世后齐国霸业衰微，秦国在称霸的黄金期又一直被晋国打压，所以霸主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原的霸权都是在晋楚两国之间轮换，直至霸主政治的终结（第二次弭兵大会），此后的吴越霸业不过徒有其表罢了，老赵用平均行军距离、战争次数、平均参战国数这些统计数据出发，充分证明了这一霸权更迭叙述的合理性。

随着晋国面临的二次封建危机的加深和楚国受到吴越崛起的威胁，二次弭兵之后霸主政治正式终结，东周进入了转型期，各国相继完成了权力重组和社会变革（变法运动），各国的地缘政治和国内贵族政治情况不同，变法的措施和效果因此也不同。为此，老赵给出了各国君主的非正常死亡率和贵族政治强度的线性相关性，以此证明了二次封建危机在春秋战国转型期的重要意义。在效率优先的导向下，最终都变成了高效的战争机器，走向了全民战争的新阶段。

至于其他的关于西周社会瓦解、战国全民战争及儒法国家的形成的部分也很精彩，但算不上精辟独到，就不列举了。

在附录中，老赵特意批评了许田波中西对比研究的缺陷，但其实老赵也没有完全避免这些问题，最大的不同在于许田波使用了单变量比较，而老赵试图用一个理论回答七个问题。正如老赵所言，许田波的问题在于不同的因素太多，所谓“最关键因素”的偶然性太大，而老赵一下子回答七个问题固然排除了偶然性，但犯了北美社会学界最常见的错误，切入口过大，论证自然不够严密精准。

此外，由于本书脱胎于一份研究提纲，写作是按照常见的论文开题报告的框架展开的，论题、背景、论证和论点的组织都很有条理，比很多同类的书都易读。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读后感(五)：国家权力的一元独大、意识形态权力的结盟与经济权力的被边缘化——儒法国家形成的关键

一、核心论点

欧洲的工业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

赵鼎新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在经历过 1）东周时期战争驱动下的工具文化的兴起（war-driven rise of instrumental culture）、2）始皇时期国家权力的一元独大和 3）西汉时期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的结盟后，形成了一个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二为一、军事权力为政治权力所驾驭、经济权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儒法国家，即一种以帝国儒学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P8）

这一发端于东周，延续至清末的国家体制对经济权力（商业活动）的绝对压制和有意识的边缘化，是中国没有诞生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

主要是 1）韦伯的工具理性和科层制理论、2）蒂利的战争决定论以及最重要的 3）迈克尔·曼的四元社会权力分析框架。

东周战争史：霸主期→转型期→全民战争期

1.霸主期（周室东迁 ~ 弭兵大会）

否定春秋五霸论，提出四大战区论 → 地缘政治优势与效率驱动型文化的采纳决定了四大霸主国家的诞生 → 半决赛：齐楚之战，楚胜；秦晋之战，晋胜 → 决赛：主动出征次数，楚略多；平均行军距离，楚略远。楚晋之争，楚略微占优，双方大致齐平

A.效率驱动型文化的兴起

B.郡县制对二级封建化的超越

2.转型期（弭兵大会 ~ 少梁之战）

晋国封建危机加剧，晋楚止戈弭兵 → 三家灭智，三晋推行战争驱动型（法家）改革 → 子产弃儒代法，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A.二级封建化的自我否定与三晋改革—战争正反馈机制的形成

B.“弃礼征书”vs“法以救世”的儒法之辩——郑国叔向子产道德功利之争

3.全民战争时期（少梁之战 ~ 齐国降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