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读后感摘抄

《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是一本由唐仕春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37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读后感(一)：【印结银】

【印结银】

书中第三章重点整理记录了印结的章法及其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尤其是看了P199陈列的李慈铭该项收入与俸禄等的对比，感受更深。

也懂了，为啥皇帝老二动辄说罚俸半年，一点用都没有！

清代京官傣禄自一品到九品至未入流，共分十个等级，一品为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及未入流约31两左右。清代官员除本任工作外，因朝廷政务需求，在一定时期内被派出办理特定差事，他们在派出办差过程中，通常会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办差收入。

京官们在京苦熬，为的是一朝得以外放，由于清代京、外官员傣禄制度不同，地方官员有相当数额不菲的养廉银，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许多京官设法盼得外放，以求改善生活待遇。

清代京官傣禄微薄，特别是晚清通货膨胀严重，京官收入与支出更是完全脱节。京官的生活主要依赖于家族资助、外官馈赠、办差获得以及职权灰色等其他非正式收入。事实上，仅有极少数官员可以获得家族资助或职权收入，大部分普通京官主要依赖于印结银和馈赠。

而印结费，非但有官缺限制，而且极不稳定，不同省份及按月发放，高低悬殊很大，遇有印结银较少的时候，很多京官的生活雪上加霜，极度困难。因此，外官的馈赠成为他们更为稳定和重要的收入来源。

印结银，也就是以京官资格代同乡出具保证书，保证捐官或捐监贡的同乡身家清白，无虚伪等等，被保证人自然要出一笔银子来买印结。

清代各省人士到北京办理捐官等事宜，要请同乡京官证明其申请材料（身世、履历等）所说情况属实，为此需要一份盖了印的保结文书——印结。

为同乡出具印结的京官，每月都可分一次印结银，少则几两，多则几十两。咸丰以后，印结银逐渐成为京官的主要收入。每月几十两，一年就是好几百两，比俸禄多许多。

《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读后感(二)：拜读：《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

拜读师叔的大作，由硕士毕业论文修改而成。本书的研究脉络，即是通过分析会馆等同乡群体的动态的社会文化网络，侧重以“请托”与“受托”的行为，探讨近代（相较于其他著作，更侧重于民国）乡谊流动与政治的关系（第35－36页）。唐老师的宏大关怀在于将乡谊流动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方式的一种，如何“名正言顺”“正大光明”地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第36页）（结论中作结，认为乡谊流动在有限的范围内取得了参与政治的正当性）。全文考证扎实，其中第三章第二节“会馆禀请与衙门给示”涉及法律史，论述相当出彩：“勒石”强调馆产所有权的恒久和规则的持续有效，来获得官府之庇护，体现会馆利用官府的力量来增加其权威维护其力量的心态；而官府的给示通过对禀请的损益来昭彰其强制力，融“钱粮”“刑名”“教化”为一体而建构其基层的法秩序。

本书与顾德曼《家乡、城市与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上海）、白思奇《地方在中央：晚期帝都内的同乡会馆、空间和权力》（北京）关怀很接近，但又有细微差别。顾德曼侧重于“从乡土观念与国家意识、城市认同、民族认同的关系”，而唐老师侧重于“乡谊流动在不同网络里对制度的创制与运作、对政治活动发生的顺应与抗争，政治对乡谊流动的包容与限制”（第36页），其中“顺应与抗争”，又很强调“顺应”的那一面，与西方早期近代城市的“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的角逐”区别开来，认为“会馆等同乡群体与政府配合都是主流，而反抗是支流”（第299页）。至于白思奇那本，虽参考文献中有，文中未见如何提及，如第82页北京会馆之位置的成因与白思奇论述正好相反。

冒昧为本书一些瑕不掩瑜之处提出一些建议，请教于方家：唐老师所用的“启动”“乡谊流动”，兼有多种“启动”方式，如单方面直接发起、会馆与另外一方共同启动、多方启动乡谊流动（第70页），“乡谊流动”像是变成了精密的化学仪器，其中的液体需要启动方能流入下一个装置发生反应，表述会否有些机械了？第71页通过华民代表王子德上书，以其将家国联结，便说明“人们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个狭隘的范围，而是出现一种世界视野”，从而有“乡谊流动……不断地参与社会事务，使人们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提高了自己的素质”之语会否来的稍微武断了些？这恐怕并非是民初才出现的现象，或是明清州县档案中所常见的，寺田浩明在《权利与冤抑》中所说“耸动视听”的效果，仅仅是一种诉讼的策略？第79页“函达不如电达之郑重”的注释，不符合“逗前句后”的范例。第110页“1912年，京师内外城的人口数为725人、135人”，恐有纰漏。第231页“牙行会馆”应该是“桐油会馆”。唐老师举证了诸多乡谊流动请托，从司法层面干预政府审案的案例，“会馆等同乡群体受理的请托多是那些与会馆等同乡群体关系密切、符合会馆等同乡群体利益的请托”，此种请托干预司法，有的是纠正了官吏的腐败维护社会之公德，有的不过是为利益相关方仗势，是否也是对基层法秩序的一种破坏，这方面或可进一步探究？

《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读后感(三)：【以诗舞弊】

1905年以前,许多北京的会馆等同乡群体都或多或少为同乡举人参加科举考试服务,

会馆等同乡群体不仅仅解决来京试子的住宿,而且它还为这些试子们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为应试的举子进行辅导甚至考后打关节,走后门。

较为典型的是光绪三十年的甲辰恩科会试,福建籍的侍郎张元奇、郭曾和陈壁等京官轮流到福建馆给福建的举子指点,

恰逢陈壁任读卷大臣,直接参与录取工作,因此,他每天都到福州二馆,督同试子,练习大卷。

不仅如此,他还派快马等候在会馆前,殿试出来后,福建的举子立刻把试卷的内容写成诗用快马告诉他,让他在参与评卷时心里有数。

陈壁后来在 清光绪年间任命为十三省钦差钱币大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成立邮传部，负责管理全国轮船、铁路、电报、邮政诸事务。 其升任邮传部尚书。在任内，他改革弊政，废除官吏特权，惩治腐败。宣统元年（1909年），因陈壁的改革触犯了一些贵族官僚的利益，他们“摭拾蜚语”，弹劾陈壁“滥用私人，糜费公款”，陈壁有口莫辩，终被罢职。罢职后，陈壁退为寓公，日以“种花莳疏以自娱”，倒也悠闲逍遥。享年77岁。

1896年与林纾、力钧创办苍霞精舍，成立福州最早一所学校。想来是一直很重视----教书育人的吧！

本书，作为专业研究论文肯定是好的，资料来源列示详细，求证也有过程阐述。

但是作为历史补充资料，并要诠释乡土情结和同乡臂膀的作用可以在近代历史长河中发挥巨大作用，想来解释地不够，尤其是资料很干枯。

因为随着电报、火车、飞机等等现代化工具的广泛应用，以及欧美日进入中国境内参与军事与经济活动的加剧加深，仅仅限于同乡或同省就要在社会活动中保持优势，已经不可能。

况且在浩浩荡荡的抗日风暴、解放全国浪潮中，五湖四海皆同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不仅是事实，还是现实，更是未来新中国社会的根基。

56个民族，团结才有力量，而且是大团结！

不过书中记述清末京城科举中，同乡舞弊，倒是很有特别参考意义。

《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读后感(四)：观会馆而知春秋-读《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

在很多地方，旅游景点中大多有各种地域特色的会馆。会馆汇聚了中国建筑文化、祀神文化、戏曲文化，以多种文化活动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内容与内涵，展现出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特色，吸引着无数游人。虽然现今的会馆大多人去楼空，只有来自各地的游客、管理者穿梭于其中，但是以会馆为载体传承着的浓厚地域特色的文化与精神，仍然富有魅力，并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

在参观了各个规模和形制不一的会馆之后，每个人都会有很多问题：会馆究竟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产生的？由谁兴建？在当时起到了什么社会功能？它们又是如何最终变成了旅游景点？这些疑问都可以在唐仕春的《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之中找到答案。

唐仕春，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在中国近代社会史上有深入的研究。《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是他硕士论文与后期研究的集成。《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以会馆的演变为主角回顾历史,充分贴近会馆的本来面目,揭示了会馆如何成为影响中国近代政治变动的力量。

如作者所说，乡土是中国人的重要情感支撑。在人情社会的中国，在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信息交流不畅的古代，建立在乡土基础上的“同乡”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建立“同乡”关系，离开家乡在外闯荡的人们不仅能够减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同时在异乡的官场或者商界中形成一个复杂的血脉相连、经络交织的人际关系网。而会馆就是发挥“乡谊”，联系同乡的重要场所之一。

在诞生初期，会馆基本秉承敦睦乡谊、促进工商、服务社会、兴学育才、扶贫救灾的宗旨和功能,表现出了社会、经济的双重属性和功能。从社会角度来看，会馆初期扮演了一个从家族到国家之间的过渡角色，为客居外地的同乡提供关怀与帮助；组织同乡商业精英,使他们的商业行动能力获得拓展；同时也承担一定社会管理职能，对同乡进行管教与约束。在近代以来社会变动及转型时期，会馆在成为凝聚同乡的核心、联络同乡的纽带，沟通家乡与国家的政治中心或者商业中心的桥梁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会馆不仅仅是同乡俱乐部，会馆其实是一种既以家族为摹本但又超越家族的复杂多面体。正如唐仕春在《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所指出的，会馆不是一个简单的同乡会基地，而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的组织，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和运作方式，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金、房产、地产,甚至政治资本。唐仕春将会馆作为观察政府与社会的新视角，通过将会馆放到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考察其存在的合法性、内部治理结构、社会网络以及外部制度环境等在不同时期的状况与特点,为我们揭示了会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会馆社会和政治功能的发展变迁规律。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士向商靠拢、商向士看齐，士商合流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 会馆与政治之间建立关系具有其必然性和普遍性。在会馆的主导建立者上，仕宦或者仕宦与商人等具有政治资本的权力者出于为地方上的同乡在仕途、考职上提供帮助（主要表现为同乡京官印结）的目的而建立会馆。这一最初的政治需求进一步变为关照，将具有血缘、地缘的家族乡里关系逐渐延伸、渗透到政府官僚中枢系统，逐渐开始影响政治。在会馆的成员构成上,虽然同乡会馆以地缘吸纳成员，但社会身份来源其实才是成员吸纳的主要依据，只有具备政治潜力或者商业潜力的同乡才能真正进入会馆，借助会馆的力量。在管理模式上,会馆作为公共团体，其权力、决策机构主要由政治制度运作者承担，并推动和影响乡谊流动，而乡谊流动网络的拓展也离不开政治运作。同时，会馆还需要会馆禀请和衙门给示晓谕对其进行管理和约束。

《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指出会馆这种半公开化的沟通方式,其实是法定政府体系之外的半制度化的沟通渠道,是制度化沟通渠道的补充,它完善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

《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读后感(五)：《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乡谊流动与政治的协作与冲突

《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唐仕春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0-4 /

文｜云海

中国自古以来是人情社会。在重视人际关系的社会里，请托和受托是关系运用的常见手段，这种现象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老百姓常说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老乡”，说的就是同乡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互帮互助的作用。

但在政治领域，这种请托和受托行为往往又是讳莫如深的。正如《近代中国的乡谊与政治》一书指出，乡谊流动是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它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是个敏感的存在，治国过程对乡谊流动既刻意防范，甚至贬抑，事实上又默许其或隐或现起作用。

该书由唐仕春博士就读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时的硕士毕业论文，时隔二十年后集结相关研究成果而成。书中以明清社会的会馆、同乡会等同乡群体为载体，研究了中国人情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组关系——同乡关系，重点考察了基于桑梓之情的同乡群体与近代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唐仕春指出，近代中国在中西碰撞下，中国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治国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乡谊流动越来越多地介入政治。从乡谊流动与政治的互动可以观察到近代历史的律动。传统的乡谊研究，以静态的同乡群体为主要视角。唐仕春则将研究视角从同乡群体转向同乡网络，并更加关注动态的同乡网络。因为有的同乡网络虽然建立起来，但是没有乡谊流动，这样的同乡网络是了无生机的。乡谊流动使同乡网络“活”了起来，会馆等同乡群体因此得以卷入到政治之中，政治也进入同乡网络。因此，该书从资源流动、资源利用的意义上使用请托与受托。

乡谊流动与近代政治互动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明清时期的同乡京官印结。同乡京官印结是同乡京官（同省京官）出具的钤有官印的保证文书，类似于今天的介绍信、证书、证明等。通过同乡京官印结，乡谊流动在京城与国家官僚人事制度运作勾连在一起，对治国、京官生计、同乡出仕施加种种影响，也塑造了乡谊。

对于同乡京官印结，明清朝廷的态度是既接纳又防范。朝廷接纳同乡京官印结，目的是以同乡京官保证出仕人员籍贯、家庭状况和经历的真实、无误。最晚在明嘉靖年间，审查顺天府乡试儒士的籍贯、改调和推升官员、办理捐纳和封典等环节陆续正式使用同乡京官印结。清代延续了这种做法，到雍正朝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同乡京官印结制度。出仕人员在办理入学、科举考试、请假、告病、起复、更名、改籍、代奏、回避、封赠、捐纳等，都需要取具同乡京官印结。但是同乡京官印结与官僚制度结合之后，出现了诸多的漏洞和弊端，比如情托和贿嘱。对此，朝廷也出台了限制出结同乡京官的品级和部门、管理出结过程、惩罚出结失误者等措施加以防范。

京官出具印结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还因为它通常是收费的。明清时期的低俸制度造成京官清苦，印结费是部分京官生活的重要支柱，因此它也是国家默许存在的陋规。以刘光第为例，1888年入京后，刘光第曾在家信中描述了在京生活费用：“留京有家眷，每年非六百金不可……印结闲时长扯不过百余金……”可以看出，印结费在刘光第的开支中所占比例约为六分之一，实际上对他的生活影响巨大，如1889年的6、7、9、10月因为没有印结费，刘光第连厨师都请不起，只能由婢女与其妻一起做饭。

同乡之间频繁地、源源不断地取结与出结，加强了出结官与取结者之间的交往与关联，不少取结者来自故乡、缘于出结，京官与家乡的联系增多，从而凝聚了同乡群体，增强了同乡观念。

除了同乡京官印结，乡谊流动还介入了其它多种多样的政治活动。比如，会馆等同乡群体为政治活动提供一定的经费用以补充行政经费的不足，改善地方市政建设，实施慈善救济等，还可以协助地方政府的司法、维护地方治安、办理地方自治、支持政府镇压反叛者等。不过，两者的互动不总是保持一致的，有时候也会出现冲突。比如乡谊流动对政治活动中的筹款请求常常持消极态度，对于政府及其行政人员霸占馆产、敲诈勒索、收取苛捐杂税等也常提出反对意见。作者指出，无论是冲突还是合作，乡谊流动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多是临时性的，还没有形成一个经常性的作用机制。

书中考察了近代以来会馆等同乡群体参与政治互动的诸多案例后发现，乡谊流动有助于同乡资源的利用，但其与政治互动是有一定限度的。部分个人和团体能够请托于北京、上海等地同乡群体，会馆等同乡群体从请托中选择一部分内容予以受托，并有可能使受托按照请托者的愿望方向发展，说明人们利用同乡群体的资源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在处理请托过程中，会馆等同乡群体只是推动事件发展的合力中的一种，有时候发挥很大作用，有时候则显得微不足道，脱出会馆等同乡群体的控制，与其愿望相反的情况也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