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两宋词史稿》读后感精选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是一本由郑振铎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021-3-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读后感(一)：由郑振铎一本书,观断代文学史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为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计划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中部分内容，他将词的起源与汉唐的乐府挂钩，按照中晚唐词、五代词、敦煌卷子中所见词和变文、北宋词、南宋词的顺序，梳理了词作为文学形式的产生、发展、极盛等形成固定体例的过程。每讲一个时代，他都会引用大量作品，以形象细致的语言阐明各时期词风的不同，以及词在当时取得的发展与突破。

本书曾于1930年单行出版，由于历史原因，被学术界长期遗忘，甚至连作者也不复记忆，故尘埋至今。在陈福康和黄曙辉等人努力下，由北京出版社重印，让大家可以一览真容。

本书由词的来源开篇，到五代文学、敦煌的俗文学、最后落笔于两宋词人，五篇独立成章，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一一讲述他们的过往，乐府在时代的发展中盛极而衰，五代之时，歌者皆尚词，他认为词有“两大来源”，第一是西域来的“胡夷之曲”，第二是取之于民的“里巷之曲”。词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时期，一是胚胎期，即“引入胡夷里巷之曲而融冶为己有”的时期；二是形成期，即“利用胡夷里巷之曲以及皇族豪家的创制，作为新词”的时期；三是创作期，即“进一步而自创新调，以谱自作的新词，不欲常常袭用旧调旧曲”；四是模拟期，“只知墨守旧规，依腔填词，因无别创新调之能力，也少有另辟蹊径的野心。”

随着他的目光，我再次读到敦煌的历史，心中隐隐有种痛，正是看纪录片《敦煌》时，对看护者王道士和斯坦因的不满，他们将敦煌的文艺作品运往海外，在他们的搜求中，敦煌写本所剩无几，中国官厅在后来才知道这事，才知道有这座宝藏的存在，痛心、悲伤将我包围……

随着他的目光，我再次体会王国维讲三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持之以恒，“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醐醍灌顶；再次领略“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的物我之情；梅妻鹤子、柳三变、苏东坡等人书写各自的篇章。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词不仅仅是生活的记录着，更是情绪的表达者，郑振铎《唐五代两宋词史稿》为我们打开文学断代史的大门，引领我们进入词的世界“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读后感(二)：名家为你解读古文学体裁“词”的来龙去脉

唐诗宋词元曲都是我国古代盛行的文学体裁，或许是因为其中出现了唐宋元朝代的字眼，很多人误以为诗歌只盛行于唐朝，而词则只在宋朝时才出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词是一种相对于古体诗的新体诗歌之一，它虽然盛行于宋朝，是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但是在南朝梁代时期就已经初见端倪，到了唐朝已经颇具形态，待到宋朝则达到了鼎盛时期。

那么“词”这种文学体裁是如何起源，又是如何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处于怎样的地位，有哪些代表作品呢？且看大家小书系列中的这一本《唐五代两宋词史稿》如何为各位细细讲述。

此书共分为五章，从最初的词的起源，到五代文学的发展、敦煌俗文学的发现，以及北宋、南宋时期的讲解评析，都进行了深入的讲述。

“大家小书”系列中的图书，大多成书于上个世纪，此书也不例外。作者郑振铎自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就开始发表作品，是我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收藏家。此书的最初出版时间虽为上世纪三十年代，距今已接近百年的时光，但其中的一些内容读来还是让人感到新鲜之气的。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五代时期是有名的混乱时代，各方势力除了互相掐架，似乎与文化发展沾不上什么边际。但是作者在书中会告诉你，其实在那个四处闹哄哄的时期，还是有如西蜀、江南、闽、越这几方相对来说的净土供文人避世安居的，而五代中的文学发展也在这几处艰难的生存着。

十八世纪初敦煌莫高窟经卷与古书的流失海外让人痛心不已，这其中记载有太多的惊人资料，让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史上诗歌、散文、俗文等内容有了新的认识。作者在此书中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虽然感觉敦煌文学与“词”关联并不太多，但此章节读来却会不由得让人深思，越发痛惜那些记载着重要信息文字的流失。

说到文字流失，不由得想起了此书的坎坷经历。当年此书出版不久之后，由于日军侵略轰炸，致使此书的存世数量非常之少，好在后来在多方联系争取之下终于使此书重见天日，否则如此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一本书就此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不得不说是一个深深的遗憾。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读后感(三)：唐宋词史梳理及宋词精要点评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是郑振铎撰写的一本文学断代史。这本书最早于1930年出版，原书名为《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是郑振铎原计划撰写而遗憾未能完成的《中国文学史》的分册。按郑振铎拟定的撰写计划《中国文学史草目》，中世卷第三篇主讲五代、两宋期间的文学史，本书为这部分的上册。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内容包含五章，分别为《词的起源》《五代文学》《敦煌的俗文学》《北宋词人》《南宋词人》。书中内容以词为主，且书名为“词史稿”，但其中也包含敦煌俗文学、五代诗和散文等内容。

在《词的起源》中，郑振铎对词的起源和发展做了完整的梳理。

首先便对词的起源提出自己的观点，反驳了一些流行已久的说法。他不认可“词乃诗之余”的观点，而是认为词和诗是互相独立发展的。以是否可以歌唱作为区分的依据，能歌唱的，是乐府、词和曲，不能歌唱的，是五七六言古律诗。

对于同是可以歌唱的乐府和词及曲的关系，郑振铎同样不认可王应麟在《困学纪闻》提出的“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的观点。他认为，词替代了乐府，但却不是乐府的蜕变或末造，而是有自己独立的起源，分别是来自西域的胡夷之曲和来自民间的里巷之曲。

郑振铎把词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胚胎期、形成期、创作期和模拟期。

在胚胎期，主要是把胡夷里巷之曲融为己有的时期，或者可以说是词所用的曲的准备时期。此时乐曲是必有的，而词未必有，有曲无词的类似现代所说的纯音乐。在形成期，开始为已有的曲目创作新词，即填词的方式。到了创作期，在大量创作新词的同时，还创作了许多新曲。模拟期则失去创新活力，仅模仿前作，缺少新意，逐渐衰落。

在词的发展阶段划分中，郑振铎始终注重乐曲的发展和作用。从他对胚胎期、形成期的划分可见，他认为在词中，曲是必须存在的前提，甚至要先于词而形成。而在创作期，新曲的创作也是词的兴盛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他把词和诗作为互相独立发展的文体、反对“词乃诗余”观点的一个基础。

对北宋词和南宋词，郑振铎也分别划分了三个发展阶段进行讲解，并抓住每个时期及代表词人的作品特点详细点评。

郑振铎对苏东坡作品的评价很精准。他认为东坡的词境有两种，一种是“横放杰出”，一种是“清空灵隽”。“横放杰出”者开启了适合“关西大汉”手持铁板唱出的豪放派风格，然终是词的别支，而“清空灵隽”者使东坡成为语意高妙、超乎尘埃之外的绝顶词人，令其占了词坛的最上层。

这种“清空灵隽”的境界，是东坡的卓越才华、开阔胸襟在仕途磨难和困顿生活中逐渐被炼就而成的超然旷达，他人难以企及，也就无法模拟或形成一派了。

虽说能达到“清空灵隽”词境的仅东坡一人，但宋词中的佳作也不在少数。那么，什么样的词作算好词呢？

郑振铎在《北宋词人》中有一段相关论述可以借鉴。他认为，《珠玉》《六一》《东坡》等作家的作品真挚，不做作，直抒胸臆，而南宋有很多词只是徒劳地在字面做文章，虽说能做到或整洁合律、或媚秀动人，但却经不起长久的吟咏，比较起来，后者自然落了下乘。

简单地说，那些经典词作主要胜在情感真挚、自然流露，在此基础上，再辅以巧妙而精准的用词，做到感情流畅又兼文辞优美，自然能够打动人心，流传千古。

在此想起了萧涤非在《历代乐府选评》的附录《读诗三札记》中提到的一件小事。萧涤非到青岛教书之前，向黄节先生辞行，顺便想请教写诗的秘诀，问道：怎样才能写出好诗？黄节先生沉默片刻，淡淡答道：“不要勉强！”

这句“不要勉强”，同样是希望作诗的时候要情感自然流露，抒发真情实意，不能勉强拼凑、堆积而成。这种看法，跟郑振铎提倡的真挚、不做作、直吐胸臆的观点，不谋而合。其实，这一点不止适用于诗词创作，对所有类型作品的创作都适用。只有情感和才华自然流露凝成的作品，才能长久地引人共鸣，成为好作品，历久弥新。

2021.07.18雾凇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读后感(四)：《唐五代两宋词史稿》：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刘禹锡的《竹枝词》相较于《乌衣巷》而言，并不那么为后人所熟悉。我知道刘禹锡的这首《竹枝词》是通过野孩子乐队的歌——

这是一首描写初恋少女心境的作品。情窦初开的少女爱上了一位阳光青春的小伙儿，但是因为不知道小伙儿对自己的态度，所以对未来既充满希望，又忧心忡忡；既欢喜，又忧郁……

“竹枝词”是巴渝一带的民歌。郑振铎先生在《唐五代两宋词史稿》一书中写道：刘禹锡和白居易二人填作了不少这种民间的歌词，他们可以说是最早“新体诗”的提倡者或最早采取了这种通俗的形式写自己的诗意诗情的。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是郑振铎先生撰著的《中国文学史》中关于“词”的一部分，全书分五部分对“词” 这一文学体裁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和分析。前文提到的刘禹锡、白居易采用的“新体诗”可以说是“词”最早的表现形式——民间歌体与文人学士开始接触，不到一百年之后，便来了“词”的黄金时代。

词，是一种抒情诗体，是配合音乐可以歌唱的乐府诗。郑振铎先生说，词是代替乐府而起的可歌之诗歌，却不是乐府的末造，也不是乐府的蜕变。

《词的起源》一章，郑振铎先生对“词”的来历、发源、生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溯源。其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大诗人李白，论词者皆推他为第一词人。

被誉为“百代词曲之祖”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和《忆秦娥·箫声咽》相传均为李白所作，然而这两首词作一首清隽、一首凄壮，风格迥异，让人很难相信出于同一人的笔下。尤其是这首《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是否为李白所作，争议颇多。郑振铎先生查经据典，对李白的《尊前集》和《全唐诗》中收录的李白作品进行了甄别。

文学史上，素来就有“唐诗宋词”一说。词在宋朝发展到鼎盛状态，成为一种完全独立并与诗体相抗衡的文学形式。细观之，词的黄金时代则是在“北宋”。

北宋的词坛可以分为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沿袭旧调时期；以苏轼、秦观为代表的创造时期；和以周美成为代表的深造（成熟）时期。

婉约派词人周邦彦（1057年—1121年），字美成。他的词作最为后人所熟悉的当属这首与宋徽宗息息相关的《少年游·并刀如水》——

周美成将宋徽宗与李师师独处的状态写成这阙《少年游·并刀如水》。宋徽宗再来李师师处时，李师师将此词唱给了宋徽宗。宋徽宗听闻大怒，下令将周美成贬出京师。谁知，为周美成饯行的李师师带回了周美成的另一阙词《兰陵王·柳》。

正是这阙《兰陵王·柳》让爱才惜才的宋徽宗转怒为喜，随后命周美成官复原职。

为何会将周美成列为这一时期的代表词人，郑振铎先生给出了答案——李清照清健不可企及，然她独来独往，对于当时及后来并不发生什么影响，只有邦彦的影响是显然可见的。

书中对历代诸多词人均有提及，从花蕊夫人到李清照、从代表词作到词作赏析，郑振铎先生都给出了自己精彩的见解。

陈福康先生导言中提到，这部作品在出版后不久，商务印书馆就惨遭日本侵略军轰炸，它的印刷纸版和仓库里的存书都被烧毁了，在后世的多方努力之下，《唐五代两宋词史稿》终于得以出版，足见其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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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两宋词史稿》读后感(五)：当词像一朵奇葩绽放时

词，是广义的中国传统诗歌的一种，被形容为古代诗歌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它在艺术形式上，先是音乐作品的一部分，是乐文。通俗地说，“词”在形成之初是一种能唱的歌曲，有歌词有曲谱。后来，歌词的部分慢慢演变成为文学艺术的承载，从而可以脱离曲谱独立存在。

现如今我们读到的词，都不再是能够吟唱的诗歌。除了曲谱早已散佚和失传，词人创作之时所用的吴侬软语或其他地方方言（如蜀地方言、楚地方言、闽南语等），我们也都无从考证，一概以中文普通话去诵读它们。这其中丧失的词原本的韵味和意趣，可能无法估量。

所幸的是，汉字的传承没有断绝，即便声音上不可模拟，至少在文意和精神层面，我们仍然可以和古人对话。

（1）

对于词的起源，今人似乎没有很多可兹考证的依凭。坊间有几种说法，一说词是乐府的承继，一说是“诗余”，还有一说认为词本是来自于民间的音乐。

俞平伯（1900-1990，诗人、作家、红学家）在其著作《隔花人远天涯近：俞平伯读词偶得》的开篇，专门有一章叫做“诗余闲评”，他首肯“词者，诗之余”的说法，认为词脱胎于乐府，“词和曲是两种韵文的体裁，但词和曲又都是乐府上的名称，就其文章方面说，则为‘词’，词者言词之词也；就其韵律方面的谱调来说，则为‘曲’。”俞平伯认为，宋以后词已不是乐府，变成文学方面一种长短句的诗了。“我说诗余，就为了表示这个性质。”

郑振铎先生（1898-1958，作家、诗人、翻译家、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则主张，词既不是六朝乐府的承继，也不是在五言七言诗之上添上曲谱的“诗余”，他认为词是一种新生的诗体，从成形之初就有独立的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古人在宴饮之余用以娱乐助兴的乐曲，先是在宫廷和贵族中风靡，继而在民间普及，火爆程度类似于今天大街小巷传唱的流行歌曲。

词最初的流行元素来自于：胡夷之曲（西凉和龟兹等地）即胡乐，以及，里巷之曲即中原民乐。开始只是伶人也即专业音乐人操弄的奇技淫巧，对曲式的要求大于对歌词的要求，音乐属性明显。后来一些文人加入歌词创作队伍，有一些又兼精通音律，如李龟年、柳永，歌词的诗歌属性慢慢突显。这就好比鲍勃•迪伦凭借歌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鲍勃•迪伦的歌词一直以诗的形式进行创作，虽然可能比艾略特等人略逊一筹，但是他藉由诗与歌的结合开辟了真理和艺术传播的新维度。当我们把鲍勃·迪伦那首《答案在风中飘》，写在纸上时，应该没有人怀疑它就是诗歌。与之类似，我们今天幸而还能“读到”许多优秀的词章。

《答案在风中飘》（节选）作者：鲍勃·迪伦（翻译：张祈）

对于词的最早萌芽，作者和俞平伯的主张近似，都认为词不是始于宋，而是始于初唐，而真正文学意义上的词，臻熟于唐晚期及五代，以第一批优秀词人温庭筠、刘禹锡和皇甫松的作品为证明。

蒋勋在《蒋勋说宋词》一书伊始，简要地提到词是在唐诗臻于完美后出现在民间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后来当文人开始用这一形式去抒写心情与感受时，才凸显了词的文学性。在词产生、发展的时间线上，与郑、俞二人说法有出入。同时，蒋勋认为“五代词是唐诗过渡到宋词的一个关键桥梁，关键人物是李后主，即李煜”，这一表述又在表达词是由五言七言诗演变出来的，与“诗余”说不谋而合。

回到本书，作者在论证词的起源过程中，多有前后矛盾的说法。如，在书第6页，他强调词是一种新诗体，与旧诗体“绝不相蒙、毫不相涉”，但是下文又说“新诗体间或采取了、保留了、容纳了旧诗体的一部分内容”——这就不能说是“绝不相蒙、毫不相涉”了吧？在第7页他又写“所以词并不是一种的诗体。她只是唐、宋可歌的曲的总称。有的是旧词，有的是新制。”——究竟是不是新诗体呢？此外，他先是反驳“论者乃冒他为‘诗余’，为五言七言之余，为五言七言诗的添上了泛声而成的，或以为是乐府的末造，岂不是很可怪的事么？”到第8页他又写“词原是六朝乐府的替身。”关于词与乐府的关系，郑振铎先生既认为二者没有明显的沿袭关系，却又说词替代了乐府，还引述欧阳炯的说法"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来论证词的起源，只说“乐府相传”、“豪家自制”二语颇为含混，没有彻底否认它与乐府的关系。

这间接说明，关于词的起源或许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诸如诗余、乐府相传、新诗体这些提法，也许并不是互斥的关系，在某个层面兼而有之也不是不可能，毕竟任何一种新生事物的发生、发展都需要特定的环境因素，好比一颗种子需要土壤、阳光、水分才能生根发芽。

（2）

词是有调子的，且调子固定，不同的词牌就代表不同的调子，比如说《浣溪沙》，调子不变，要作词，就得按照着调子作，即文章要来迁就调子，而不是相反，所以通常有“填词”之说。

关于词的演唱和伴奏，南宋词人张炎专门论词的著作《词源》里记载：“惟慢曲引近则不同，名曰小唱，须得声字清圆，以哑筚篥合之，其音甚正，箫则弗及也。”

词为管乐，仅用筚篥或箫来伴奏，迎合它“幽深凝炼”的文章风格。筚篥是一种管乐器,以竹为管,以芦为首,声音悠远。箫是一种竹制单管乐器，音色清幽。唐代著名宫廷乐师李龟年就擅长吹奏筚篥。没错，他还是杜甫的好友，杜甫曾为他写下《江南逢李龟年》一诗。

近几年的古装历史影视作品OST，时有把宋词重新谱曲的案例。根据马伯庸同名小说拍摄的《长安十二时辰》主题曲，把李白的词在时隔1000多年后重新唱了出来：

《清平乐》唐·李白

《甄嬛传》中把温庭筠的《菩萨蛮》词谱了新曲：

《菩萨蛮》唐·温庭筠

听过这两首可唱的词之后，顿觉单纯用中文普通话朗读时的绮艳消失不见，变得婉转、生动，有一种读聂鲁达二十首情诗的异曲同工。都是描写伟大的爱情，都一样熠熠生辉。和聂鲁达比起来，李白和温庭筠胜之含蓄。可以想见，一味地按照文字表面去解读诗词，在意境上可能已经谬以千里。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词在最初多以描写闺趣、文风绮丽而著称。既然是要演奏，要娱乐至上，必定需应景，需避重就轻。像“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破阵子》）、“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岳飞《满江红》）这样豪放的歌词定然不会是最好的选择。柳永词之所以能达到“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的地步，全在于他的文辞“浅近谐俗”，适合歌姬们传唱，能引起广泛的共情。

（3）

在词的鉴赏方面，郑振铎先生没有鲜明的提出一以贯之的文艺批评理论，譬如王国维的“境界”说、“有我”“无我”之论一类。作者主要依巡词的发展和演变，结合词人所处的人生境遇、历史背景去分析词创作的取材、风格，着重强调了天份和才情的关系并对词人进行简单褒贬，书中也并没有就不同词人的某一首或某几首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逐字逐句的文学分析和详解。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鉴赏没有放之四海的普适标准，喜欢温庭筠、柳永还是苏轼、辛弃疾，实在是个人的自由。

对于后世阅读诗词的我们来说，不必勉力给古人排个高低前后顺序，实则也没有那个能力，喜欢谁继续喜欢就好。朱光潜不是还认为“以诗而论，李白不如杜甫，杜甫不如陶潜；以词而论，辛弃疾不如苏轼，苏轼不如李后主，分别全在露才的等差。” 这也并不妨碍很多人心中最喜欢的诗人是李白，最喜欢的词人是苏轼。

对苏轼词的造诣，作者的评价没有特别高，他认为苏轼一生涉猎较广，“爱博而无所不能”，整体很突出，叱咤词坛、诗坛、文坛。但他认为单拿词来说，苏轼不如柳永专精，柳永是职业词人，苏轼非职业词人，且苏轼不精通音律，他的词“虽工而多不入腔，盖以不能唱曲故耳”。在我看来，苏轼是中国文坛坐标系上的一个高光点，他写诗、作词、写游记、写散文、精通绘画和书法，精研禅学，每一样都臻于化境，是一般文人不能望其项背的存在。

我常常在想，在没有电视、电影、手机，没有真人秀和影视作品泛滥以供娱乐的时代，人大抵能活得神光内敛，无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更加简约、节制，他们对生命质量的追求必然更加高蹈和形而上。比如，苏轼。

（4）

在词流传的六百余年间，它的内容变化，也颇为复杂。最早完全是艳曲，专门描写闺阁，如《花间集》中收集的作品大都如此，风格绮靡侧艳。《花间集》是五代十国时期编纂的一部词集，也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文人词选集，由后蜀人赵崇祚编辑，书中收录了温庭筠、韦庄等18位花间词派诗人的经典作品共计500首。

后来，大概到了北宋末年词在内容上已经可以抒写任何事物。“北宋末年，更讲求寄托，事实上已含有家国兴亡之感了。”

大体说来，词的演进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唐五代词精美，北宋之词大，南宋之词深。”

到了南宋末年，词也如顶峰时期的唐诗一样，成为文学家的私有，它的群众性渐渐消失，词这种艺术形式便渐渐走向衰微。

（5）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是如今可以读到的为数不多系统研究词的起源、发展和沿革的现代学术著作，郑振铎先生的诗人身份，无疑为其对各个时期词人创作风格的评价增加了说服力。他评柳永的词，情调千篇一律，却能以千样方法、千样辞意去表达。还说柳永词与花间派的区别在于，花间词多有余韵——“不尽”，而柳词的长处则在于“尽”，是“多情自古伤离别”式的直陈。柳词开创了北宋词黄金时期的“奔放”风格。奔放与含蓄相对。花间词多含蓄。

“使卵石臻于完美的，并非锤的打击，而是水的且歌且舞。”郑先生所译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曾经是很多人儿时最美的诗歌阅读记忆。

诗歌译作里的郑先生是活泼、生动、典雅的，而研究文学史的郑先生是严肃又霸气侧漏的，言语间有不容置喙的学术自信。

（6）

在本书内容的编纂上，个人觉得“敦煌俗文学”一章可以作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内容，但与词的沿革直接关联不大。原因是，敦煌发现的藏书只是发现地点位于莫高窟千佛洞，文献内容和成书年代均不详，且大多已经散落海外，无从一一考证，单以地域"敦煌"涵括“俗文学”这个概念在时空界定上不够准确。

关于千佛洞文献被蚕食的细节，余秋雨在《文化苦旅》“道士塔”一篇中专门记述过：“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碟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年，斯坦国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了5大箱、600多卷经卷……”

据了解，最后有时间记载的千佛洞文本是北宋咸平五年即1002年，那么敦煌文献既不构成独立的文类，也不能证明在时间的流变中这些文本的成书年代与词、曲、小说之间有前后承继关系，也许有相当一部分是并行演进的也未可知。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莫高窟”篇中提到：“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从莫高窟在366年开凿，到后来千余年的时间跨度里，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的反复修建，才得以呈现如今的面貌，那么莫高窟的藏书会不会也是经过了多个朝代多人之手的收集和珍藏呢？莫高窟发现的文献，其文学和历史价值可能无法估量，也亟待后人去估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