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恋红尘》的读后感大全

《恋恋红尘》是一本由李孝悌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51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恋恋红尘》读后感(一)：桃花扇底送南朝

昆曲《桃花扇》中的名句“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可以说是脍炙人口，舞榭歌台林立、珠玑罗绮盈门的陪都南京在朝代的更迭中走向末路，曾经在秦淮河畔上演才子佳人戏码的文人、名妓、公卿、乐师等，他们的惨淡结局更是唱响了一座城市的哀歌。

本书正是以这“桃花扇底送南朝”的故事作为开篇，讲述了明末清初士人群体的生活方式。他们有的在清廷入仕，有的修建园林隐匿，家国兴亡之下的个人抉择，通过这些极其生活化的场景展现出来。

《恋恋红尘》读后感(二)：一把桃花扇 写尽爱与哀愁

我对新书像姨妈对时装的热爱，姨妈是服装品牌专柜会员，每上架一款新衣服，柜姐就打电话约她去试穿，她每隔个把月会穿着漂亮的新衣服回来，洋洋得意的接受姨夫的爱慕和赞美。我们这些小辈在成长过程中，也是穿着姨妈馈赠的新衣服长大，被呵护的温暖自不必说。

而我也得到了姨妈的遗传，但是我关注的是新书，我喜欢的出版社或者喜欢的历史类一旦上市了新的书籍，我就跃跃欲试的一定要收入一本才安心。

其中爱慕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堪称是当代中国的思想历史体系的老师，它的大学问.明清以来文史研究系列更是深得人心，每出版一本我便一定珍藏一本。目前我收到的有台静农先生的《亡明讲史》； 何冠彪先生的《结社的艺术》； 李孝悌老师的这本《恋恋红尘》是最新得到的！

想要更深更快理解这本《恋恋红尘》的重要意义，就要先了解“新文化史”运动，在美国历史学界，“新文化史”大约从1980年代开始发展成一个新的次学门。1984年，以邦内尔和林.亨特为首的一批史学家，应加州大学出版社的邀请，出版一系列以“社会与文化史研究”为名的丛书。从1950年开始兴盛的社会史，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影响下，对传统的偏重少数政治人物和政治制度的政治史研究提出批判，将研究重点移向下层群众和所谓整体历史及长期结构。

台湾的新文化史研究，大约从1990年开始萌芽。台湾的新文化史研究其实是从社会史的研究延伸而出的。这个新的文化史研究方向，最早是从研究通俗大众文化出发，然后有专门团队以物质文化为题进行研究。

在通俗文化研究中，民间宗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社会史研究的影响在此清晰可见。葬礼和三姑六婆等不入流的下层人物，也因此跻身为文学院研究的对象。接着，学者开始通过戏曲、画报、广告等资料去探讨城市民众的生活、心态和娱乐等课题，文化史的色彩日益凸显。

物质文化的研究，是一个深藏的历史宝藏，这是人们生活过得痕迹，那时候人们喜爱的食物，爱去的餐馆、爱读的书籍、出版那些书籍的单位、那些化为灰烬的旅游、节庆、欲望、品味、文物、街道、建筑、底层百姓的爱与悲欢，研究和探讨这些，才是历史的呼吸，历史就应该是这样，呼吸着那些曾经存在过的千千万万人的呼吸。此刻他们已经难觅芳踪，历史就是拉着他们冰冷的手，唤醒他们存活过的痕迹。

《恋恋红尘》读后感(三)：尘世繁华诉离殇，越落寞，越糜烂

翻完李孝悌的《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似乎明白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出版“明清以来文史研究系列”的用意。将《恋恋红尘》与同属此系列的《生与死 : 明季士大夫的抉择》以及《结社的艺术 : 16—18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外加其他社的《说扬州》与《闺塾师》等书结合阅读，明清之际的士大夫与江南社会更完整的景象便展现于眼前。众做周知，明清时期印刷业发展兴盛，以至于文学（诗、词、戏曲、小说）趋向市井化。事实上，它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在商业方面的发展，以及士大夫颇为丰富的社交生活。李孝悌思考得更深入一些。他聚焦明清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史，从他们的作品、居所与交友等各方面摸索出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的多种面相，而在这些看似奢靡，追求逸乐与情欲，沉迷怪力乱神的表象之下，潜藏的却是遗民们为亡国悲愤、哀悼的落寞暗影。

道尽繁华，但是离殇。

除去第一章（偏向关于新文化史的导读）与附录（大木康为《恋恋红尘》撰文），《恋恋红尘》由八篇论文组成。虽是论文合集，但论文之间皆有关联，包括与上述提及的他人著作也有一定联系，其以时间为序列、人物为专题分章，跨度在16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冒襄、冒辟疆、王士禛、袁枚、郑板桥等是这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女性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在第二章与第七章、第九章中被重要论及。

此外，每章内容均附上论证所需的图像材料，读者在阅读此书的时候，图文结合，更容易理解书要表达的观点。

在这本书中，士大夫的形象更丰满一些。他们不再只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傲气清高的文人形象，有人富贵奢华，懂得及时行乐，成为末世狂欢的一员；有人困顿蹇塞，选择在盛世中等待一切幻灭。他们乐于与商人合作，却又有意与其保持距离，而享乐、信仰宗教以及与女子发生情感关系都是他们重要的人生经历。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生经历所处的时代大背景，是明朝覆灭、清朝作为新政权开始统治传统中国，士大夫自认明朝遗民，而满汉两族一时无法融合的矛盾，让他们难以认同清朝王权统治，与其说明清商业发展是时人逸乐的原因，不如说士大夫们因“亡国”而自弃、消极与堕落的骄奢逸乐的生活，带动城市商业的发展，两者关系实可谓相辅相成。或许，我们可以借此引申思考：每逢传统中国社会呈现出思想百家、经济繁荣、上层骄奢淫逸之景，似乎都是非一统状态下的政权更迭之间，局势不稳之时。

李孝悌在这本书中提到的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宗教成分对当时士大夫的影响。他们信奉果报，他们希望借助超自然力量获得救赎，而此又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然而我们对士大夫的理解，往往忽略他们所处的时代对于宗教信仰的依赖与习惯，因而也忽略了他们关于这一层面的真实感受。

其二是士大夫阶层对同性情欲恣情纵意的探索不亚于对异性。尽管李孝悌强调袁枚“他极可能是特立独行的个别案例，不具任何的代表性”，但由袁枚的贪恋男色带出同时期的文人好同性的风气，似乎早已被上层社会接纳。后来清朝时期出现《品花宝鉴》这类小说，也佐证了同性风一直存在。

其三则是对当时女性被规训、情欲被压制的有效性的探讨。当士大夫们沉迷在逸乐与情欲中，他们意识到礼乐崩坏似乎要成为常态，于是他们力图制定更多的规则（礼教），遏制或防止社会秩序进一步遭到破坏。对女性施行礼教上的严厉规训是其中一重要手段，包括对涉及情欲文化的娱乐节目与文本的禁止传播。然而李孝悌发现，这或许对下层社会有些用处，但以传统中国的政府管治 方式与能力，必然只到“禁者自禁，演者自演，唱者自唱”的地步，即其禁的效果有限，更有甚者，这种过分压制的氛围，反而助长了围绕女性世界的情欲的野蛮滋长。这像极了一个悖论：士大夫们纵情色欲并知道这样的后果，于是以道德礼教规训女性，防止礼乐崩坏；在高压环境下又总有“漏网之鱼”，围绕在女性身边的人不断“破坏”着这些以严格又保守的传统道德观维持的社会秩序。这让人不禁思考，人能被规训到何种程度方为极限？而这又可与本书第九章结合来看：人们乐于接受新秩序，猎奇心态往往是突破口。

《恋恋红尘》虽曾初版于2002年，但其中对士大夫精神、情欲与物欲层面的探讨于今日仍有一定启发性。如今国内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研究逐渐热闹，但其意义与重要性仍未被真正看见与重视，道不阻却极长。如何在这一领域继续深耕，或许可以参考李孝悌的这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