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发展史》经典读后感有感

《中国人口发展史》是一本由葛剑雄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9元，页数：2020-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人口发展史》读后感(一)：【共振书评周】以人口之名见中国历史-评《中国人口发展史》

葛剑雄教授师从谭其骧先生，继承了谭老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谭老先生当年以《中国历史地图集》奠定其史学地位，葛教授则以一部《中国人口史》名声大噪，而《中国人口发展史》则以大脉络的方式给读者呈现出一副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图景。

葛剑雄教授曾直言不讳地说“就像国民应该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样，中国公民都应该了解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当下，随着浮躁的社会风气的冲击，不少人背井离乡，可能在年复一年的淘洗之下，所谓的乡土观念早已荡然无存。古代文人常称郡望，比如韩愈自称“郡望昌黎”，这其实就是在追溯自己的祖籍，企图从先辈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中国人口发展史》恰恰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思考的窗口，放下书中纷繁复杂的数字，对普通读者来讲，也许追寻属于自己的历史足迹才是书中最大的收获。

当然，书中也包含了许多其他的内容。葛教授利用自己丰厚的史学知识，给广大读者提供了各朝各代相对准确的人口数字，辨明了一些广为流行的讹传，例如，对《帝王世纪》中数字的滥用、乾隆年间“口丁混用”的缺漏等等，这些基础性工作给许多读者带来不小的收获。

在论及当代人口的发展路径时，葛教授通过古今对照，对当代人口政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这种学问锁在书斋里，古为今用的态度，同样值得广大读者朋友学习。

《中国人口发展史》读后感(二)：多换换角度，也许能填补一些历史认知空白

本书写于80年代末，填补了我国人口学研究空白。总体看，包括两大部分内容：历代人口的总量变化和结构变化。

总量来看，华夏农耕文明人口承载条件空间巨大。由于战乱、气候、农业生产等巨变导致人口大起大落，西汉至唐近1000年人口都是在6000万上下，宋金合计超1亿，明朝万历约近2亿，清朝道光超过4亿人，但历次改朝换代、重大战乱的人口暴减30-40%，人如蝼蚁、非常惨烈。葛老师对历代人口总量都有自己估计，对清代人口暴增等等一些热点问题，也有独立清醒判断：清朝人口增速并不是最快，而是净规模增加最大，从康熙1700年1.5亿到道光1850年4.3亿。而这“人口奇迹”胜在150年间比较稳定的复合增长，主要是粮食产量、耕地面积的增加，比如红薯玉米土豆花生等新引入耐旱作物推广。此后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人口减少1亿人，缓解人地矛盾、降低人口压力，减少了人口高峰到来。

结构来看，受史料所限，对性别、婚姻、出生及死亡率构成，以及人口重心变化、人口迁移方式进行了粗线条梳理，不少内容观点应该受到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论点影响，也有不少独立研究超越之处。如，对中国家庭类型的分析（主干家庭、核心家庭为主，联合家庭比例很低）；湖广填四川、闯关东、台湾移民等重大政策性人口迁移脉络以及带来的民族、文化变化；民族融合过程中边疆少数民族人口总量未发生大变化（西藏、内蒙、东北人口千年历史一直不过百万人口规模），汉族占比一直极大（从一普的94%将至七普的91%），那么王明珂推崇的从边疆看中心的人类学研究有效性究竟如何？

当然，人口历史梳理本身受史料局限很难精确（书面制度与实际制度差异巨大，书中将近100页论述内容，非常精彩），但确实是观察历史走势的不可缺少史料。连同气候史、宗教史、考古人类学、文化史、游民史等等，打破传统帝王将相中心史学一家之言，可以更全面更生动地思考具体人在历史中的确定和不确定。这才是真正的读史明智。

《中国人口发展史》读后感(三)：《人口调查的制度与社会实践——【共振书评周】<中国人口发展史>读后感》

本书最早出版于1991年，本次再版除了“改正了几处原版就存在的错讹”之外，没有对原书内容进行其他修改。本来是抱着阅读修订本的心态才选择以本书作为共振书评周的书目，没想到原文与旧版几乎一样。这几日利用空闲时间重读了“绪论”和“上编”，联想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故写札记如下。

时间仓促，只能选择（在阅读绪论和第一编的过程中）对自己最有启发的三个主题，在每一部分简要转述葛剑雄老师的观点和我自己的思考（文中的转述和引用均摘自我自己的读书笔记，本文仅作为自己使用的阅读札记，因此大多没有附上脚注或原书页码，不符合严格的学术规范），在第三部分会附上对本次官方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思考。如有行文逻辑不连贯、转述有误、语言不流畅之处，望见谅。

在本书中，葛剑雄老师提出：

以上是对“中国人口发展史”这一研究对象的定义。由此不难看出“人口”所涉及的问题涵盖范围广，且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都有密切关联。

但如果仅仅从上述定义出发，一般读者也许会容易陷入一个观念上的误区，即认为“中国人口”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中国人口发展史”和中国史的宏大叙事相符合，甚至只需要成为后者的补充和附属。为了避免读者产生这样的简单化认识，作者在绪论中从空间范围、时间范围、具体内容三个方面对“中国人口发展史”进行进一步的界定，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时间范围”一节，作者特别提到“人口”的概念：

对“人口”的讨论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条件和社会情境，就中国古代人口发展而言，也要综合考虑地区、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

本书由三编构成，“上编”题为《历代人口调查制度与现存资料》，作者先从历时性角度综述并分析了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与发展演变，并在第三章中对三种性质的历史人口资料（历代户口统计资料、方志记载的户口数、家谱中所体现的人口户口情况）进行了评价。

通过了解人口调查制度，既可以熟悉人口调查的过程并进一步理解人口资料的性质，也可以思考人口调查制度本身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如何通过体制渗透进个人的日常生活。

无论是对人口调查制度起源的追溯，还是对历朝历代人口调查制度的考察，作者都怀着“求真”的原则，对史料和前人观点提出合理的质疑，并结合具体历史过程对人口发展状况进行审慎分析与推论。

例如，作者提出对“大禹时的人口数字是中国最早的人口调查记录”这一观点的明确反对。所谓“大禹时代的人口数字”，最早见于皇甫谧《帝王世纪》，作者从对皇甫谧其人的考察、对原文数据的推算和对历史事实的分析（即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在较有限的范围内能否容纳书中所载的人口？）三个角度出发，说明皇甫谧的说法并无史料价值/并不可信。但由于将这些数字附会在大禹、周公等圣人身上，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古代学者对此信奉不疑，列入正史后，这一观点的合法性进一步加深，“这就是何以自梁刘昭之后，皇甫谧说一直为《文献通考》等史籍所沿用的原因。”而目前学界沿用此说法的原因则是1. 因循守旧、不加辨别；2.认为有总比无好；3. （受民族情结影响）习惯于将中国讲成世界之最。

在上述分析过程中，作者不仅从多角度论证了大禹时期人口记录“不可靠/不可信”的原因，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一记载自古以来被视作“可靠/可信”的原因。对初学者来说，第二个分析可能有更重要的意义：在当今史学标准中被视为“不可信”的材料，何以被前人深信不疑？在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尝试理解前人的历史观，理解其在记注（史料）与撰述（史著）的过程中为何选择“相信”这一数据，也由此开始理解文本生成背后的更多社会文化意涵。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古代社会与当代社会在诸多层面都存在着差异。“人口状况”与“人口调查”两个方面自然也不例外。正是在此观念的基础上，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历代的人口调查制度的制度逻辑及其（对于当今人口史研究的）局限。

我们之所以要再三强调“古今差异”，是因为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人口调查制度”，史料所呈现的数据是“户口”，而“户口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征集赋税，所以赋税制度往往决定了户口调查的重点所在和精确程度。（P86）”换言之，古代户口调查背后的制度逻辑是“服务于政权的财政需要”，登记户口的标准和关注点的变化也受赋税制度变化的影响，户口调查结果不可能也无需反映所谓“真实”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分布。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时期的户口调查制度资料考察这一时期的赋税制度、特定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地方政治势力、行政效率、政权对基层的控制强度等社会因素；反过来说，理解不同时期的具体历史背景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户口制度中某一术语的实际内涵的演变。

上述论证旨在说明：古代人口调查制度/户口登记制度的“局限”并不仅仅是“局限”，了解其内在的制度逻辑和相关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不同时代的人对待户口的观念及户口制度对特定时代产生的影响。

然而，以现代学术的标准来说，如果我们希望借助某一时期的人口资料来推测人口实际状况，人口资料的“局限”毕竟还是一道不能回避的坎。人口资料与人口实际状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前者必然是通向后者的客观媒介/载体吗？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我们将借助本书第三章“历史人口资料的评价”中的分析，比较中国古代三种不同人口资料的性质和生成过程，并结合相关时评，阐发我对5月11日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思考。

（肝其他文献去了，第三部分明天再写！）

《中国人口发展史》读后感(四)：历史上的人口普查和历代人口数量变化的特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全国净增人口48万，仅为2020年的1/4。实话说，看到这个数据时感觉到非常震惊，虽然一直把人口数量增长缓慢以及老龄化挂在嘴边，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特别切实的感受。

震惊之余也产生了一些对于人口数量发展情况的好奇，找了一些相关资料、书籍阅读，其中就有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这本《中国人口发展史》。

葛剑雄老先生今年已经77岁了，从研究生求学阶段就一直专研人口学相关论题，是一位非常资深、也非常有民族气节的老教授，《中国人口发展史》脱胎于学术专著，是葛教授人口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对于专研人员非常有参考价值，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能读到不少与人口有关的有趣知识。

《中国人口发展史》封面

古代的统计制度，称为“上计”，就是由下至上的一个定期汇报制度。

最早在战国时期就能确定有这样的制度了，那个时候行政单位比较小，往往是县令直接向国君作报告，报告中的数据基本上会作为当时各县的绩效考核数据。

总的来说，县令们虽然不是专门去计算人口的，但是因为多次统计各种各样的数据，顺便实现了常态化的人口调查情况更新。

秦代继承了战国时的“上计”制度，之后又延续其他朝代，直到明清时期，各省每年进贡的奏销册，都仍然属于该制度的延续，因此上计制度可以说是贯穿了中国整个古代的。

古代流传下来的丰富史料，让后世的研究者们对2000多年间中国人口的历史背景、人口变化和长期发展规律，可以有更深层的了解，但是由于疆域、调查范围、调查对象的不断变化，这些数据之间难以精准地进行比较。

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其实直到到清朝光绪34年（1908年）才正式开始，经过差不多50年，至到1953年才真正完成了第1次全国人口普查，距今其实也不过200多年。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口学研究，也只能从这200多年的资料入手，其难度可想而知。

小时候看过好多遍的古代大户人家电视剧，除了《红楼梦》，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宅门》，看起来似乎古人都是多子多福，子孙满堂的。

而实际上，中国的核心家庭的平均规模，历来基本上都在5人以内，贾府、白府那样的大型家族只是凤毛麟角。古人的平均寿命也很低，三十多岁就当爷爷的也不少。

一般来说，人口持续稳定增长的时期，基本都是自然灾害较少、社会较为安定的时期，例如西汉200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7‰，其中前期数十年间达到10‰以上。

而人口大幅度急剧下降的时期，往往伴随着多种类型的天灾人祸和社会秩序混乱。例如两汉之间的十多年间，人口骤然减少了约42%。

自汉代到清代的2000多年以来，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制度、经济结构、生产力水平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总体来说，发展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人口基本上处于一种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低增长模式之中。

人口是社会、自然、人类自身三者综合作用的复杂产物，人口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和人类自身发展的水准。

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生产力不发达，一个劳动力就是一个单位的生产力，所以人口数量尤为重要。

但人口数量，绝对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人口数量的增加也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或唯一动力，仅仅是人口数量的变化，也不可能使社会产生根本性的进步。

毕竟在不同历史时期，持有不同思想理念，追求不同的生活水平，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口，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

西汉末年的人口数量，与同时期的欧洲罗马帝国相差无几，但人们在自然条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上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人口发展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但又是不能重复的，不仅人口数量和分布始终在变化，迁移不断在进行，就是人口的质量也一直在发展。

即使在一个固定的地域范围内，人口的数量维持着动态平衡，也不能说这里的人口没有发展，因为人口的质量、人口与外部条件的关系都是会发生变化的。

因此研究历史人口发展有助于还原真实的历史，研究现代人口发展有助于理解当前人口发展规律和方向，不同时期的人口研究都有相应的作用与意义。

总结

人口发展史与历史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门历史相关学科都有很紧密的联系，对任何一段历史来说，了解相应的人口数量和质量，才能准确掌握历史的原貌。

葛剑雄老先生撰写《中国人口发展史》的初衷，就是希望人口发展史的研究作为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细分领域，对中国以至世界的现实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尤其在人口增长率明显放缓的今天，特别凸显其意义。

《中国人口发展史》读后感(五)：从户口、丁口到人口

如今，中国人对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早已习以为常，但很少人意识到，这其实是一项现代发明。全世界第一个进行定期人口普查的国家是北欧的瑞典（1749年），因为只有在人口统计学和现代治理技术的基础上，这才能成为必要和现实，换言之，人口普查本身就标志着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在翻开这本《中国人口发展史》之前，明确这一点相当关键。自从本书1991年问世以来，它早已是中国人口史教科书般的经典著作，对历代人口的构成、分布、迁移，都有清晰的全景式阐述，值得一读再读，我也是这次重读，才意识到一个以往未曾注意的问题：既然人口问题如此重要，那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有人写出这样一本专著？

答案恐怕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人口”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概念，因而一部“人口发展史”势必是立足于当下，由此出发去梳理原有的文献材料。对比其它领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中国传统上也没有“美术”这一概念，它本身就是近现代才移植进来的，因而虽然中国历来就有书法、绘画、雕刻等种种艺术形式，但一部“中国美术史”却需要以现代美术观念为框架，将早先的各种造型艺术概念、材料予以重组和整理。

在某种意义上，这甚至可说是时代错置，因为它难免要用现代概念为尺度来论述近代之前的社会现象。正因此，虽然中国是全世界人口记录最早（可追溯至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即公元2年）、最持续的国家，但在1953年之前，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因为古代不仅缺乏这样的机制，关注的重心也未必是人口，甚至对“人口”本身的理解就很不一样。

古代中国所关注的，与其说是“人口”，不如说是“户口”和“丁口”。因为“人口”虽然是一个群体概念（有户籍的居民总数），但潜在的却是指“个体的集合”，然而在现代社会之前，个体尚未从家族等组织中脱嵌出来，社会的基本单元并不是个人，而是“户”——对国家治理来说，“户口”比“人口”要重要得多。

历代清查人户、编录户籍，其最初的动机是为了掌控全国人力资源，以确保“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的国家结构稳固完善。商鞅变法时，国力普查的十三项措施中，人力资源竟占了八项之多，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整顿户籍、掌握兵源，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从行政的角度来看，全家男女皆录、老幼靡遗的户籍制度便于国家动员人力，理论上每个人也都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地位，但其调配、役使的基本单位仍然是“户”，所谓“编户齐民”。

刘志伟将这种王朝编户构成的社会称之为“齐民社会”，这些人户按一定的组织形式编入一个层级化的管理体系中，为国家承担提供人力物力资源义务，“君主制的王权正统，资源控制和政治运作，都通过户籍制度的‘编户’系统存在和实现”。反过来也可以说，在各种天灾人祸面前，个人抵御风险的能力很低，他们同样需要依托家族的力量来承受各种外部压力。

在这样的王朝国家体制下，“纳粮当差”的才是被记录在册的“民”，而那些虽然生活在中国土地上，但逃离到边疆、山林、沼泽中，不再承担赋役的人群，则要么被看作是水浒英雄般的“寇盗”，要么则被视为“化外”之“蛮”。明清时期的许多文献记载表明，那些山地中被称作“瑶僚”的人群，其实“初本汉人”，只是逃避州县赋役的编户之民。由于地方治理只记录编户之民，因而有时会出现一些看似奇怪的案例，如明代嘉靖二十一年（1542）南雄府保昌、始兴两县竟然只有502户。

这意味着，古代对“户口”的界定其实是有着深厚政治含义的。日本学者岩井茂树在《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一书中明确指出，“至唐代为止，为了确保国家所需的物资和劳动力，就必须首先以户为单位掌控人丁，再把掌控下的人丁编户造册，于是‘括户’即成为保证提供物资和劳动力的前提”，即便是明代的里甲制下，“无论是地主经营还是小农经营，户（也就是家）才是经营和所有的单位”。瞿同祖在研究中国法律史后得出相似的结论：“家族实被认为政治、法律之基本单位，以家长或族长为每一单位之主权，而对国家负责。”

直到晚明，这种建立在直接控制编户基础上的贡赋体系才开始出现了松动和变化，其运作越来越依赖市场和货币手段。从“一条鞭法”到“摊丁入地”，产生了单纯向人丁课税的税项，一个越来越显著的变化，就是和徭役制度相辅相成的户等制取消，地丁银制度确立，各家各户不再是均等地承担劳役，而是根据资产确定负担能力，“编户”变成了“纳税人”，随之国家治理的关注重心也从“户口”转向了“丁口”。

中国人常说“人丁兴旺”，但这个“丁”并不等同于“一个成年男子”，而是有着特定意涵的。经济史学家梁方仲早就清楚地意识到，明代的户口数字并非实际人口，而是纳税单位；受此启发，何炳棣更进一步指出，清初以降所说的“丁”其实也是一种与人口无关的纳税单位。康熙元年（1662）广东全省人丁数为485976.6059964丁，人丁数竟可用七位小数来表示，足见它并非实际人数，而是根据田赋额度折算的计税单位。

据《大清会典》：“凡民男曰丁，女曰口，未成丁亦曰口。”可见对当时的治理体系而言，“人口”是仅指成年男性之外的民人，但只有“丁”才是真正关注的重点，因为他们才承担着课征的税收。这是一个全新的变化：个人不再被传统的群体所定义，而成为了一个个体，虽然当时还只有成年男子才具备这样的资格。这当然不是说女性、未成年人不被计入户口，只是意味着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来看，他们不能算是一个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个体。1788年，初生的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上，为了分配代表权，规定黑人奴隶相当于五分之三个人，其背后的逻辑同理：“人”在此就像“丁口”一样，是一个拥有法定权利的基本成员单位。

西方也曾经历类似的历史进程。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家庭被认为是习惯上的和法律上的基本单元，家庭计划也被家庭成员视作共同资源”（《发明自由》），个人主义兴起于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英国，这实非偶然。个人不再附属于家庭，而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最基本单元，无论其性别、血统、种族、宗教或任何其它群体身份，都具有同等的法定权利。

显而易见，伴随着这一变动而来的，势必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尊重其个人意愿和主体性。新的经济关系变动使人们从原有的封建纽带下解放出来，使原先领主的合法权力受到限制，这就为私人领域撑开了一点微小的空间。由此而来的变化标志着现代世界的开端，构成一幅全新的图景，给“公共”、“大众”或“统治”等词汇注入新内涵。自此之后，“统治”的首要意味不再是统治家庭、氏族或阶级，而是统治个体，因为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就是个体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

但历史进程并未到此为止。因为对个体的统治，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去封建化过程，也就是国家以直接统治取代间接统治。看似矛盾的是：在个体获得权利与自由的同时，其私生活又逐渐受到来自国家权力史无前例的渗透和干预，因为新的治理逻辑要求对个体直接建立起权威。

在《法律要义》（Elements of Law）中，霍布斯意识到每一个大众都拥有各种各样的、彼此互不相容的意愿，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体性”（individual subjectivitiy）由此显露。但他又相信，个人只有被整合到一个政治身体中时，才会成为整体意义上的“人民”，而其权利仍由君主所代表、分配，且系于君主之意志，因为他们已将个体意愿交付给利维坦。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人口普查直到18世纪才出现，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尚未发展出这样的概念。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个人自由”的理念发展出其现代内涵，因为人们开始意识到永远不能在边沁式的官僚主义下感到安全，因为它倾向于把人抽象化，用统计学的方法“总体地处理人，而不是把人作为个体来对待；或者，用算术的方法，而不是按照实际的利益来对待人”（阿克顿《自由史论》）。

对照这段历程也可以看出，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早熟的国家，它很早就发展出一套具备初步现代理性统治的治理术，瓦解各种封建势力的抵抗，但它却是既不彻底又缺乏保障的：它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继续将家族视为社会基本单位，压制个人从中游离出来，也不注重维护这些原子化的个体权利。在秦晖看来，这种解构小共同体所带来的个人主义，实质上是伪现代化的。

经历了近代的结构性重组，作为社会均质的基本单元的“人口”概念这才应运而生：任何人，不分性别、年龄，都在法律上被计为一个人口。也只有当个人从原先的宗法社会组织中挣脱出来之后，他们才有可能被承认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乍看起来，这个变动平平无奇，以至于其重要意义经常为人所忽视，但实际上，这意味着中国终于脱胎换骨成为了一个现代国家。

*已刊2021-03-12《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