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清流：七卷本（精装版）》读后感精选

《民国清流：七卷本（精装版）》是一本由汪兆骞著作，现代出版社出版的2019-4图书，本书定价：630.00元，页数：，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民国清流：七卷本（精装版）》读后感(一)：P10现排版错误，投诉告知邮箱退信

不靠谱的出版社，出现低级的排版错误，写个邮件竟被告知被退信

校正不严谨，邮箱是个摆设，文化事业的敷衍及荒芜程度可见一斑，也难怪会出现毒教材事件了

有幸堵读到此书，王兆骞老先生笔下的民国大师们，跟电视剧觉醒年代里的演员们一下子对照起来，比课本生动

看待历史当然要站到古人的时代背景下去看，他们的判断，选择，他们的言论，作为，都是那个时代下的必然

《民国清流：七卷本（精装版）》读后感(二)：名家及媒体评《民国清流》

名家推荐：

★著名作家王跃文：汪兆骞老师深谙《左传》笔法，其《民国清流》依照编年剪裁民国历史，将人物置于云诡波谲的大事件大冲突中摹形刻画，以史家手眼钩沉实录，以文学笔墨传神写照，于人物书写中别嫌疑，于叙事中富褒贬，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援史明志，其为士人清流招魂之深情苦心，令人感佩。

★著名作家梁晓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镜，躬身自照，可助当下文化知识分子警鉴省思，保持立言、立行、立书、立品之原则与底线。重要的是对史事、史人做的评说须力求公正客观。而本书作者做到了，值得一赞，更值得一读，有可敬的文史价值。

★台湾著名学者、“中央研究院”院士曾永义：就因为汪先生此书，既具史笔而出之以文笔，所以能将恰似帝制寒冬过后之民国，其时英才辈出，逞智斗奇之林林总总，写得有如大地乍逢春暖，杂花满树、群莺乱飞那样，教人眼花缭乱，如过阴山之道，目不暇接。而也由于汪先生既具臧否是非的史识，更具洞烛人性的眼识；所以能“定犹疑，寓褒贬”。能勇于摆脱政治立场的是非偏颇，能“善善恶恶，援史明志”，从而看出谁人是倜傥的国士，哪个是卑污的汉奸，而在其字里行间，天衣无缝地流露出来。我想所谓“春秋之笔”也不过如此。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汪先生最近一连出了好几本书，都是系统地梳理民国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打个比喻，民国就像一艘沉没的豪华巨轮，上面有无数宝藏值得我们挖掘。汪先生的这套民国系列就在为我们打捞这些宝藏。对我们这个年龄段及以下的人来说，读这本书（《文坛亦江湖》）都是一种补课。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民国清流》这部书用汪兆骞老师这样士大夫的叙述，是精英文化的集中体现。本书有一种清朗感、优美感、知识感、历史感，是一部美文传记、文学传记、思想传记三合一的作品。本书不像一般的传记从头到尾只讲一个人，它讲的是一群人物，叙述角度非常具有难度和挑战性，足见汪老师的功底。中国那一代了不起的人，创造了一个时代，但他们的思想、行为、做人的方式，至今仍影响着今天的中国社会。

★著名文化学者张颐武：大时代成就大人物，大人物影响大时代。中国现代的源头是怎么回事，那段时间最关键。汪先生用跟王蒙等当代大文人交往的方式跟民国大文人对话、沟通，把大历史关键时期的那些关键人物写得特别生动，特别活，现场感很强，就像在我们旁边一样。像汪先生这样对民国时代进行描述，对民国时代知识分子和20世纪中国的命运做探讨，非常有价值。

★著名文化学者叶廷芳：为什么五四前后那段时间或者说民国时期能出现各种类型的大家？这个主题汪先生讲得很好。（《文坛亦江湖》）这本书勾勒了两种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一类以胡适为代表，胡适思想很先进，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别人也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他；另一类以鲁迅为代表，不同于胡适的宽容，鲁迅嫉恶如仇，对不同观点反唇相讥。

媒体推荐：

★新加坡《联合早报》：汪兆骞认为，应该恢复鲁迅本来的、非常生动的、有情感的、有情怀的样子。他表示，中国人喜欢对历史人物做二元对立的选择，忽视了文人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文化性格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他认为，胡适和鲁迅的文化人格，都是儒家大义和兼济天下之襟怀，都有对自由民主精神的追求，但胡适对公平、公正、平等等诸多理念的追求是达观、宽容、平静、深邃的风格，与鲁迅先生为真理不惜赴汤蹈火，自我牺牲、自我剖析，直面人生痛苦，意气难平的那样金刚怒目式的呐喊和抗争的精神，形成对照。

★《南方都市报》：《民国清流1》这部书详尽地记录了“五四”这一历史进程，能帮很多有志了解历史真相的人答疑解惑……汪兆骞先生的功德，就是真实再现了“五四”的现场。

★《凤凰周刊》：当汪兆骞老先生用明丽、晓畅的文笔，刻画这些有主意、有风骨、有本事的民国文化前辈时，清流澎湃，激荡鼓应，让人久久不能释卷……读者可以把这部书当成展示“五四”全貌的散文长卷来阅读，也可以把它当作诸位大师的集体传记，更可以借此机会重新反思，我等应该怎样做一个文化人？

附：编辑推荐

1.“民国清流”系列深受文化界和读者好评

“民国清流”系列七卷本陆续上市以来，得到叶廷芳、曾永义、叶辛、梁晓声、张抗抗、周大新、肖克凡、解玺璋、何建明、孙郁、张颐武、王跃文、岳南、李建军、李敬泽、北村、余世存等名家倾情推荐！ 联合早报、南方都市报、凤凰周刊、央广、人民网、新华网、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等国内外百余家媒体报道推荐。其中《民国清流1》入选《作家文摘》2015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百道网中国好书榜2015年度人文类好书，《走出晚清：大师们的涅槃时代》入选《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7年度影响力图书。

2.丹心著史，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文人写文人

作者汪兆骞是文学界、出版界的老前辈，著名文学评论家、编辑家。汪老先生经手孵化的名作，大多让人如雷贯耳；汪兆骞做过嫁衣的作家尤其是文学大家，几乎占据中国当代文坛的半壁江山。汪兆骞是一位秉持道义与良知的知识分子，由他以客观公正的史家视角讲述民国时代文坛，剖析人物的性格与人格，自然游刃有余，功力深厚。

3.客观公正，披露真相，还原历史，刻画大师们复杂的文化品格

“民国清流”系列为编年体集体传记，将人物至于大事件大冲突中摹形刻画。历史人物在某一历史节点上的一些表现，往往非常复杂，它必然与时代宏观大背景息息相关，也与其性格和个人当时的微观处境紧密相连。

作者凭借翔实的史实与依据，实事求是地撰写历史，披露真相，还原历史，以生动优美的文笔进行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讲述与剖析，立体刻画民国大文人大知识分子在大环境中呈现出来的多种文化品格。

4.关于民国大师和民国文化不可错过的读本

“民国清流”系列客观公正、优美流畅、生动鲜活的写作风格，编年体集体传记的写法，使得这一系列重磅力作既成为关于民国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和民国大知识分子的史料的有益补充和延伸，又能让普通读者在汲取历史新知的同时，获得愉悦而充实的阅读享受。

一套“民国清流”系列七卷本，读懂整个民国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读懂大师们的崇高与卑微，飞扬与落寞，读懂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与未来。

《民国清流：七卷本（精装版）》读后感(三)：《民国清流》精彩片段

精彩片段

《走出晚清：大师们的涅槃时代》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催生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国社会涌现了一大批由戊戌变法时期的士大夫转化而来的维新志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谭嗣同、黄遵宪、柳亚子、秋瑾、章士钊、陈独秀、胡适等，他们以“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为己任，同时自觉地自我启蒙，宣传民权，传播“新学”，鼓吹文化革命，以救亡图存。民国元年至民国六年（1912 年—1917 年），中国出现了新思潮汹涌澎湃的壮丽景观。

★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周树人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先在南京教育部任职，旋又到北京任教育部佥事。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让他由些许的兴奋再次陷入苦闷和消沉。1912 年至1917 年，周树人没有一篇像样的文学作品诞生，拿着丰厚的俸禄每天以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帖、校订古书、潜心于佛道经典，消磨时光。

★康有为在中举之前，曾以布衣身份，上书朝廷，要求变法救国，提防日本，此举在大清实乃破天荒之举，朝廷震惊，全国士人更是钦佩他勇敢谏言，自此康有为声名大震。等到甲午战败，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想起这个敢说敢言的康有为，认为他有先见之明。

★光绪阅过康有为之“上书”，受到启发，赞成变法维新，对甲午战争及签订《马关条约》也深觉不快，他曾责问李鸿章：“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公车上书”，表达了士林阶层的爱国求强思想，推动全国人民谴责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爱国运动。维新志士谭嗣同悲愤地发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呐喊，表达了中国国民的沉痛心情。

★康有为们，早就深知，推行维新，皇帝并无实权，慈禧一直是变法的绊脚石，已在谋划除之而后快。他们发现光绪密诏，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于是打着“救驾”的幌子，密谋“围园劫后”铲除西太后的行动。正是这“围园劫后”的密谋，将并不想采取激烈手段推行变法的光绪推入万丈深渊，从此光绪母子恩断义绝，光绪终究被囚禁致死。这也将维新党人送上了断头台。

★在如何变法问题，比起康、梁采取激烈手段，“围园劫后”及制造光绪伪诏，争取国际社会干预等方面，谭嗣同要比康、梁保守得多。谭嗣同从未出过国门，对西方的实际情况缺乏直接的深入调查了解，所涉及的西学当然是片面的，因此谭强调西学西法，难以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他的“变西法”，就显得一厢情愿，颇有些悲剧色彩，他个人也成了悲剧性人物。

★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翻译传播《共产党宣言》的刘师培，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反而在其政治生涯中，几度变节，背叛同盟会和孙中山。1908 年，为夺取同盟会干事职权，提议改组同盟会本部，被拒，遂变节，投靠端方，后被革命党人捕获，在章太炎、陈独秀力保下，获释。后来再度变节，充当阎锡山高级顾问，追随杨度，投靠袁世凯，参加“筹安会”并担任理事，拥护袁世凯称帝。

★刘师培在上海认识了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等雄视文化界的一众清流。在他们的影响下，刘师培开始了自己沉浮多蹇的人生之路。开始，还是大道通天，立志绝意科举，投身民主革命活动。他是以排满的姿态，以《留别扬州人士书》一文发表在影响颇大的《苏报》上，示于人们，并更名“光汉”，即“光复汉族”之意，表示其反清的决心。

★1907 年，刘师培一家人东渡日本，系受章大炎邀而行。当时的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刘师培认识了日本社会党人幸德秋水，受其影响，很快变成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写的《无政府主义平等观》，阐明了他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观念。

章大炎、张继和刘师培等人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宣讲杂糅着国学、启蒙学、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后来的李大钊、郭沫若诸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

★1912 年10 月，梁启超终于自日本买舟归国，结束三年的流亡生活。黄兴自京去天津码头迎迓，颇有修好提携之意。但不巧因风大浪高，梁氏所乘之邮轮未能按时入港，黄兴误认为系梁启超故意避而不见，故悻悻而去。

隆重的欢迎梁氏归国的仪式，是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举行的。袁世凯的代表、政府各部次长、参议院议员、各政党代表及各界清流一百多人到站欢迎，交通为之一滞，可谓盛况空前，是梁一生极尽荣耀风光的日子。

★袁世凯的盛情，让梁启超心里很是受用，不久发表长文《中国立国大方针》，更让袁氏的心中也颇受用。文中希望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为民族立丰碑，为万世开太平”。梁启超从保皇派到拥护共和，又到拥袁世凯，再反对袁世凯，可谓“善变”，受人诟病。梁也承认自己本性“流质易变”，但绝不承认别人所批判之政治投机。早在1903 年，在变为支持孙中山革命时，在《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一文中说：“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

★康、梁携其家眷到日本后，生活景况大有差异。康拥有保皇党捐赠之百万美元巨款，供其与众妻妾挥霍。而梁却只能靠卖文为生，日子过得极为艰难，很少得到康氏的接济，使梁颇为不悦。康以拥有“诏书”而雄视其维新派，“诏书”成了金砖，亦变成沉重石头，牢牢拴住康氏。而梁多与革命党人交往，如饥似渴阅览西书，始倾向革命，准备与孙中山联合组党，孙为会长，梁副之。即使此时，梁还念念不忘其师康有为，问孙：“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

★梁启超在亡命日本时，受日本小说的影响，第一个提出“小说界革命”口号。他在研究小说论文《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倡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尽管梁启超并不旨在研究文学，而是把小说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一种手段来看待的，但客观上，有利于小说的发展。

1902 年，梁启超率先明确提出“新小说”概念，晚英国人傅兰雅提出“时新小说”，整整晚了七年，梁启超云：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南社骨干柳亚子、宋教仁、陈其美、苏曼殊、黄人等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并在反袁斗争中，宋教仁、陈其美等社员壮烈牺牲。但南社另有一部分社员日渐消沉，寄愁郁于诗酒逍遥。柳亚子站出来，于1914 年改变南社领导体制，希冀传统，但事过境迁，柳亚子也无力回天，南社的早期生气渐消遁。

★苏曼殊一生漂泊不定，一会儿激进闹革命，一会儿读书学画，一会儿吟诗作赋，一会儿写小说。1907 年在日本曾与鲁迅筹办《新生》杂志，未果。又与章士钊同住东京民报社，有感而发，在《民报》发表多幅绘画。皆以宋、元、明、清的民族英雄为题材，笔下流溢着悲壮的爱国主义情怀。

★初闻武昌起义消息，苏曼殊正在会馆给学生上课。课后，即备酒肴。邀学生放怀痛饮，借酒兴，他豪挥画笔，顿刻绘成一幅兴会淋漓的《石翼王夜啸图》，然后又乘兴命笔，给柳亚子、马君武老友写信，笔走龙蛇，如有神助，一气呵成，先是自己速览一遍，然后大声呼道：“都安静，听我读！”众学生立刻鸦雀无声。

苏曼殊指了指墨迹未干的《石翼王夜啸图》，朗声道：“我读完之后，有能为此信增减一字者，拿走此画。”

★是年，在袁世凯血腥高压下，虽时有反抗之声，但总体看，该年的知识界和言论界，处在一片暗淡、萧索的气氛之中。周家兄弟的登场并不华丽，甚或有些黯然。南社之立，“天下豪俊，咸欣然以喜”，成为政治性很强的成就很大的文学社团。而社员柳亚子、陈去病、宁调元、黄节皆为当时风云人物。

★袁世凯站在台上，扫视了一下台下到会的自己指派的军阀官僚、前清遗老和进步党人，脸上便露出得意的微笑，似乎在向世人说，你们大概还记得宋代邵雍的《观盛化诗》中的“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一句吧，如今那属于我老袁的天晴了。在台下的熊希龄、梁启超，一脸错愕。

★是年，蔡元培到厦门，在厦门的北京大学师生闻之，纷纷去拜望曾经的老校长，或宴请，或座谈，诉思念感恩之情，正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却故意避而不见，蔡元培心感悲伤。但是蔡元培却一如既往地关照鲁迅。不久，蔡元培聘请鲁迅为民国政府“特邀撰述员”，每月三百大洋的政府津贴。同被聘的胡适，以“特约撰述员”乃一虚职，并无什么可“撰述”者，坚拒。这些都是后话，不赘。

★早年，周树人在路矿学堂读书时，喜骑马，但骑术甚差，经常刚刚上马，即重重坠马，摔得皮破血流。而自己却不以为意，爬起来笑曰：“落马一次，即增一次进步，值得。”每次，周树人骑马路过满人驻防旗营时，总遭到旗人骑兵的奚落。一次，周树人不服，与骑兵斗气，两骑并驰。周扬鞭策马己奔，不料那骑兵将腿放在马脖子上。用马鞍刮撞周的腿，周未能发觉，结果，吃了暗亏。如今重游故地，周树人扬眉吐气。

★周树人在教育部工作甚少，除“枯坐”，便是几乎天天到同和居等处宴饮，或到琉璃厂去淘古董，或躲在会馆抄古书，辑录金石碑帖。有人说“鲁迅在北京生活得很清苦寂寞”，看看周树人的日记，单昂贵的狐腿裘抖一买就是两件，再看看他到津至日租界加腾洋行“购领结”“革履”，可知，周树人的日子算不上大富大贵，却也过得滋润体面，这是事实。

★周树人曾在《呐喊·自序》中说，他原本想通过学医，毕业后回国救治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在仙台学医的两年中，见到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中，中国人给俄国人当侦探，被日本人捉了杀头，而看热闹的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使他大受刺激。他深深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于是他决心从医治国民的精神入手，中止学医，改治文艺。

★周作人是在母亲鲁瑞和兄长周树人的催促下，又经周树人到日本劝说、敦促之下，于1911 年9 月，偕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回国的。在日本居住了五年的周作人，一度随其兄在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课，被视为其弟子。周作人早在南京读书时，便因“《苏报》案”，对一身正气的章太炎产生崇敬之情。那时他还是梁启超和严复的学生，直到“看见《民报》上章太炎先生的文章”，由其兄带动，才由追随梁、严，转向章太炎，于是就与其弟子钱玄同、许寿裳等人相识，以后产生纠葛。

★1906 年初夏，周氏兄弟与二位同乡结伴登上海轮，从上海东渡日本。兄长新婚借机逃离这桩悲剧的婚姻，弟弟只想见识外部多彩的世界。那时，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这对渴求民族自强的周氏兄弟来说，自然有一种渴望和期待。

果然，到了日本，二十岁的少年郎周作人，被日本文化的神韵所吸引。刚到日本的那天夜里，来到寄宿的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时，一位十五六岁的日本少女的一双赤足让周作人浮想联翩，彻夜难眠。

★周作人一生喜谈自己，甚至，连他心仪的女子，也津津乐道，比如他十二岁时，在杭州陪伴羁押在杭州府狱中的祖父时，隔壁姚家与他同龄的“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的养女“阿三”，成了他“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1900 年，周作人在绍兴娱园遇见与他同年同月生的表姐郦，又顿生爱慕；东渡日本，在寄宿的伏见馆，刚一见到店主妹乾荣子，也生“喜欢”之心。三十年后，周作人偕夫人信子到东京度假，与乾荣子有一次偶遇，竟带来一场夫妇吵架风波。

★康有为喜读杜甫史，效法其爱国主义、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及“沉郁顿挫”的诗风和以诗记史的史家笔法。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康氏同时也向屈原、李贺、龚自珍学习借鉴的痕迹，而且形成了“寓主观于客观”，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的艺术风格。另外，因其周游世界，其诗“以欧洲之境界、语句”入诗，但传统诗风未变。

★1913 年旧历三月三日，樊增祥、沈曾植等十人“修褉于上海之樊园”，“赋诗皆用少陵丽人行韵”，也是这一天，梁启超、严复、易顺鼎等三十余人，“修褉于京师西郊之万生园，却以群贤毕至……分韵”。同一天，南北两大诗派齐登当时的中国诗坛，或唱维新之曲，或吟新旧遗老之旧歌。赏良辰美景，于名胜之地，挈茶果饼饵集焉；或饮于寓斋酒楼，品美肴佳酿，赋诗唱和，依旧吊古伤今，品评为乐。与这些诗派不同，南社诗人却唱起大风歌，给诗坛带来一股浩然之气。

★柳亚子就是诗界革命的响应者和实践者。他在十六岁时，读《饮冰室诗话》及《诗界潮音集》中的诗，眼界大开，将过去写的诗作，全部付之一炬，以誓响应诗界革命之决心。实际上，柳亚子接受了梁氏的启蒙思想。1902 年已接受卢梭的《民权论》，崇信天赋人权和响应梁启超倡导诗革命的柳亚子，激情满怀，赋诗《岁暮述怀》。

★“国仇家恨，耿耿胸臆间”的少年柳亚子，把一种新的民主主义的“国家意识”与文学联系起来，“靠着文学有灵，鼓动一世风潮”，声称“一定要打破这五浊世界，救出我庄严的祖国”，“才算不放弃国民的责任”（《胡寄尘诗序》）。历史上在国家危难之际，常有“亡国士大夫”之哀叹，而柳亚子却以“共和国民”之诗与其对立，代表了清末文学界“革命”的本质。

★1905 年，宁调元以优等生被湖南选派赴日本留学。途经武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设宴践行。有人暗示，留学生应行跪拜礼答谢，有一生慷慨曰：“挽回国运，当从提倡气节始，吾辈当求学之日，即奴颜婢膝，以曲顺当道，将来宁有冀耶？”听者莫不惊骇，望之，乃一美俊少年，眉间有英气，宁调元也。

★黄节参加辛亥革命，也遭到一些人的劝阻和反对，他的恩师简朝亮读过黄节的一些宣传革命诗文后，大光其火，曾致函规劝批评。黄节不像章太炎、周作人等人因见解不同，有“谢本师”之举，他只是不遵从师命，仍然“持论如故”。恩师病逝，他痛哭数日，绝食断水，可见他对老师是深爱的。两江总督端方为阻止黄节借经史大义之名传播反满言论，煽动革命，企图以重金收买他，但黄节不是刘师培，为名利而变节投敌，辱没清流的风骨，黄节恪守了文人的操守，严辞拒绝。

★高旭的“觉民诗”，意在唤起“民魂”“国魂”“兵魂”，即“喇叭声呜呜，顿唤兵魂起。中华大帝国，雄飞廿世纪”。着重内容，着重宣传鼓舞。是高旭诗的特色。黄履平在《天梅遗集·悲莫悲》一诗所附识语中说，高旭“此种笔墨，原为当时鼓吹革命而作，故力求浅显，冀动多数国民之心，固不必征文引典”。

★林纾最后一次，亦即第十一次谒崇陵，时在壬戌（1922 年）清明节。那时七十一岁的林纾，是抱病谒陵的。细密的春雨中，苍茫的原野上，骡车孤独在哒哒前行。林纾倚着车篷，不断地咳着，那张消瘦清癯的脸是蜡黄的，或许他即将可与光绪倾诉心曲了，所以目光炯炯发光。来到陵前，他久久地跪在湿漉漉的冰凉的石阶上，将头深深地垂下去。此次他不像往常号啕痛哭，甚至脸上还浮起一丝微笑，那笑仿佛在说：皇上，你的子民就要去侍奉您了……

★林纾翻译的一百八十多种文学作品中，至少有四五十种是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例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伊索寓言》《迦茵小传》等，传输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宣扬了爱国主义精神，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客观上，不仅提升了翻译小说的地位，还滋养了中国小说。林氏自由活泼的语言，促进了语言和文体变革，又哺育了一批中国文学新人。

★1912 年，林纾面对动荡的时局，思想仍处于矛盾之中，最终，他效法明末遗民孙奇逢，以清举人终其身。他不与“共和新政”合作，但也不对抗，诗文中时有对所见所闻的讽刺。年底，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庸言》，曾邀林纾为《庸言》主要撰述人。这年，康有为曾向林纾索画，林纾绘《万木草堂图》一幅，上题诗一首，乃赞康氏保皇的功业。

★严复的广博的知识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忧患意识，使他以强烈的爱国激情，揭发世变，呼吁变法强国，旗帜鲜明地批判封建制度，反对专制，提倡民主。他曾在《辟韩》一文中严厉斥责自“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严复撰《辟韩》，借批评韩愈“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来强调“民主自由，天之所畀也”。

★章士钊既反对袁世凯大权独揽，遭到袁氏的迫害，同时因政治立场不同，又受到过同盟会激进派的排斥。是因为，他主张必须有多元政治力量的存在和彼此宽容，即“国人共矢其天良，同排其客气，无新无旧，无高无下，无老无壮，无贤无不肖，悉出其聪明才智之量，投之总货栈”，才能有健康的政党政治和共和宪政。这种照搬西方政治家的理论为同盟会激进派和独裁者袁世凯所不能接受，是可以理解的。

★不可否认的是，“调和论”虽然最后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无论是政治策略还是文化观念，都在民国初年的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产生过重要广泛的影响。直到现在，章士钊和他的“调和论”仍是学术界研究的课题。证明章士钊在他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小的。

★苏曼殊擅长写男女情感题材，而又多是一男二女的模式，主人公不是死就是“出家”的悲剧结局，揭露封建宗法制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两性的痛苦悲剧。小说中，几乎所有老人（《断鸿零雁记》中的母亲除外）都成了不是嫌贫爱富，就是受礼教驱使，扼杀了年轻儿女的恋情，把他们逼上悬崖，而被其鞭挞的对象。似有些绝对化而违背生活的真实。另外，苏曼殊的小说又都强调恪守礼教的戒律。

★晚清，特别是维新运动之后，是中国小说崛起的时代。到了民初，小说创作空前繁荣。几乎与此同时，近代小说翻译也大行其道，形成中国小说与翻译西方小说双雄并峙的文学景观。最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的中国小说与翻译西方的小说，与当时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有着重要关系。抑或说，与中国的精英分子利用中外小说启蒙国民密不可分。

★清末民初的翻译家，风起云涌般出现在文坛，耀眼夺目，其对西方价值观和美学观的引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文化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清末民初翻译西方文学，自然有社会文化背景和倡导者自我的政治主张要求，但本国的文化背景总制约着外来文化，并要求外来文化为自我服务。这种矛盾，必然导致当时翻译文化的“水土不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融合，就出现了后来的带有浓厚本土文化色彩的五四文化运动。说到底，五四文化运动，是中国本土的新文化运动。

《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海峡两岸，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敌对的意识形态，冤家对头的毛泽东和蒋介石，对一个不识相且不为时所用的文化人胡适，却同仇敌忾，相互策应，大动干戈，实为历史所罕见，不仅充满悖论，又意味深长，或正因如此，方显承受误会和扭曲的胡适的思想、文化价值。

★胡适是位相对清醒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是最早洞悉强调平等忽视自由会带来危险的人，也是认定只热衷主义、不研究问题会给中国造成灾难的人。后来我们对胡适只有批评，没有研究的格局，便是这种恶果。

★刘师培沉默多时，他一直对陈独秀、钱玄同有些偏激的言论不以为然，对他们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与反动的唯一标准，尤不敢苟同。刘师培认为，陈独秀、钱玄同等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非但解决不了复杂的文化问题，更有可能误导国人误读历史，只要西学，摒弃传统。

★辜鸿铭在那个时代是一道文化风景，他活着是个传奇，他去天国后留下太多关于中国文人的神话。他是个充满矛盾又极为和谐的学者，他变态地猥亵女性，他又淋漓痛快地大骂政客，他到西方留学却一针见血地批判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而最可贵的是他的骂是出于义理和公心。

★就群体而论，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文人最为放诞，最为淋漓尽致，表现了有操守文人的崇高人性。章太炎将袁世凯授的勋章做扇坠，辜鸿铭拖长辫教训毛姆，金岳霖与鸡共舞，钱玄同“人到四十就该死”……一个个鲜活的灵魂，跃然青史。

★“五四”前后，文化的激进派如陈独秀、钱玄同等及文化保守派如林纾、黄侃等，都未能避免偏激。值得深思的是，所有激进派和保守派，在一定历史作用下，常会相互转换。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时，军阀们留给国人的印象几乎都是作恶多端、狰狞可怖的面孔，殊不知他们退出政坛后，面对日本人的诱惑和收买，却显示出铮铮傲骨，坚决抗日。

★黄侃桀骜不驯，却才华横溢，思维敏捷过人，国学功底深厚，为一大家。有一次有人求他代写一篇碑文，约好六日以后来取，等人家取时，他却早已将此事忘得干干净净。他忙让其就座，接着研磨铺纸，凝思片刻，挥毫一蹴而就。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到最后一格。观者莫不叹服……

《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姜绍谟与蔡元培共事多年，深受蔡先生的人格精神感染。蔡先生为学界领袖，却极为俭朴平易。每次外出所带行李有二：铺盖袋、手提箱各一。箱内除换洗衣物，便是书籍文具。蔡元培左脚动过手术，行走不便，却从不让人帮扶。每次外出，姜绍谟都想为先生整理行囊，但当他走进先生屋里，总是见先生已整理好，微笑地等着他呢。姜绍谟记得，那次从象山搭乘小渔船去福州，风大浪高，小船在波峰浪谷间颠簸，时时都有翻船的危险。先生却极为镇定，风浪略小时，见姜绍谟晕船呕吐不止，蜷卧船角，便讲起“《苏报》案”屈死于狱中的邹容，讲起徐锡麟、秋瑾舍生取义，讲到动情处，仰天长啸，哭声直冲夜空……

★所谓“鸳鸯蝴蝶派”，并不像语丝派、新月派及创造社那样有组织，有文学纲领，有社团出版社和社刊。即使有三五同好，组成小团体，出版刊物，也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或者系统理论，甚至连名称都没有。这个小说流派是由无数创作个体构成的独特文学景观。鉴于他们对文学的独特贡献，理应在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但至今，也没有得到客观的历史评价，甚至他们那被人冠上的“香艳”、充满鄙视的“鸳鸯蝴蝶”之名，都没有被摘掉，至今仍被沿用。

★《梅兰芳》以“犀利的影射性叙事，彰显了批判和警戒之意”，但其内容涉及梅兰芳早年的私寓经历。私寓又称相公，被男性玩弄或被贵妇包养。当时文人墨客亦多喜到名伶家赋诗宴游。私寓是当时梨园风俗。自民国始，尊重伶人人格，私寓亦被官方禁止。私寓虽是生活、生存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毕竟是伶人最伤痛、最无尊严、最不愿人提及的经历。故受到广大梅迷们的声讨，酿成轩然大波。以致连载《梅兰芳》的京师《国华报》被勒令停刊。为此，穆儒丐便与梅迷们结下宿怨，从此写文著书，更肆无忌惮地攻击梅兰芳。其《选举伶王记》，变本加厉地揭梅老板的老底，还影射了力捧梅兰芳的齐如山。因梅迷势力较大，穆儒丐在北京受到排挤，报馆也不敢再聘用他，只能出关远走东北。他在完成了《梅兰芳》全书后，交给有日本背景的盛京时报出版社出版。梅迷闻之，即买断小说，然后销毁，故《梅兰芳》一书存世极少。

★周瘦鹃还写了不少提倡孝道、赞誉节烈的小说，在文坛引起争议。他的《父子》，写父亲被撞，失血过多，品学兼优的儿子献血救父，父亲活了，儿子却死了。不想郑振铎在《思想的反抗》中批评道：“周瘦鹃脑筋里竟还盘踞着这种思想。”郭沫若在《致西谛（郑振铎）先生的信》中，则从医学角度，指出“周瘦鹃对于输血法也好像没有充分的知识”，“惹人笑话”。

★如果读1927年1月在上海的郁达夫的日记，你会看到即便是追求革命者之郁达夫，他的行为和精神状态与包天笑笔下的人物也颇为相似，如为了爱情的失魂落魄，“去大世界听妓女唱戏”，“喝醉了，就上马路上打野鸡（妓女） ”，“去燕子窝吸鸦片”（1927年郁达夫《日记九种》）。

★徐新六在1927年1月12日给胡适的信中也说，“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变更，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甚多”。又说“俄国革命对于旧式之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徐志摩对胡适赞扬苏联颇不以为然，他在回胡适的信中，先调侃道：“你的相片瘦了，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然后驳斥胡适肯定苏联的观点。

★芳子与周建人的婚姻裂痕，始于周建人独自离开北京四合院去上海工作。开始芳子以身怀六甲为由，不随丈夫到上海。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前，周建人曾回京省亲，再次提出接芳子母子去上海，过自己的小日子。芳子不愿离开姐姐的细心照料，去人生地不熟的上海，过一切由自己操办的苦日子，仍不答应丈夫的请求。等兄弟反目，鲁迅搬出八道湾在西三条另购了小院，周建人又回京探亲。鲁迅搬出已显空落的八道湾，周建人不希望他的妻儿还寄人篱下，由二哥二嫂照顾。过丈夫出门工作，老婆在家侍候，女儿在膝前打闹，是他向往的生活。芳子想得倒也简单：中国不是有句古诗吗，只要两情相悦，又何必朝朝暮暮长相厮守。于是说，夫婿，我从日本搬到绍兴，又从绍兴换到北京，如今再让我去上海，我不愿折腾了，有婆婆照顾，有姐姐、姐夫帮助陪伴，这样的日子挺好。

★1928年1月，郭沫若以笔名麦克昂在《创造月刊》上发表《英雄树》一文，首次提出要创作“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便是一例。这种错误的文学观，导致将鲁迅当作主要批判对象，以鲁迅为牺牲来祭“无产阶级”的帅旗。钱杏邨写《死去了的阿Q时代》，说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滥废的无意义和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则认定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是“法西斯蒂”。

★《革命外史》出版后，1929年6月，日文版也在日本以《支那革命外史》之名由“同文社”出版，作者署名仍是翁仲，译者署名有点搞怪，为“东洋鬼”。

呜呼，连日本都发现了《革命外史》的价值，而在上海，在国内一直被忽略、被遗漏、被轻慢，直到当下，中国文学史仍不正眼相视，奈何！

★1928年秋天，刚从法国到上海暂住的陈学昭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我第一次回国，留沪的二三个月间，我寓在沈雁冰夫人处。”茅盾家的后门，斜对着鲁迅家前门。那时，鲁迅与周建人同住一幢房子里。鲁迅家开饭比茅盾家早，有时鲁迅家已开饭了，常到鲁迅家玩的陈学昭，还在与鲁迅、周建人聊天，这时总会见到对门茅盾夫人德沚女士隔门朝这边打招呼，王蕴如见到就会在后门喊：“陈先生吃饭去。”陈学昭这才回到茅盾家。

★1928年初，叶圣陶正潜心酝酿《倪焕之》之时，创造社自诩革命家的冯乃超在《文化批判》第一号（1928年1月）上，写了一篇题为“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评论。文中对叶圣陶的文学创作，作了这样的判断：叶圣陶“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典型的厌世家”。

叶圣陶不以为然，也不与之争论，而是将自己的一本小说集取名“未厌集”，并为该集写了一篇短而精彩的题记。题记说：“有人说我是厌世家，自家检察过后，似乎尚未。不欲去自杀，这个世如何能厌？自家是作如是想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夏天，戴望舒北去北京，通过昔日上海大学同学丁玲的介绍，与胡也频、沈从文、冯雪峰、魏金枝、姚蓬子等人结识。这是“京派”作家与“海派”诗人的第一次晤面。年轻的作家们不会想到，他们已逐渐以急进的步法，登上中国文坛的大舞台，并将搅掀起波澜。他们更未料到，作为“京派”和“海派”的代表人物，若干年后会被政治和文化边缘化。

★林语堂与鲁迅的直接冲突，发生在1929年8月28日。

事情的原委是，为了编《奔流》，鲁迅和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有了争执。据鲁迅方面介绍，矛盾由来是这样的：《奔流》和“北新”的关系，原是鲁迅选稿并编辑，“北新”退稿并酌送稿费。后来方知，李小峰并未这样执行。为此鲁迅辞去编辑责任。后经中间人调解，乃约定先将稿费送到鲁迅处，由他寄出。后来又发生该付给作者孙用的稿费，李小峰仍未寄出（见1929年11月25日鲁迅致孙用信）的事件。

鲁迅编《奔流》第四期时，“又不再编下去”。而“北新近来非常麻木，我开去的稿费，总久不付，写信去催去问，也不复”。这是鲁迅在同年8月7日致韦丛芜的信中的话。还说，“投稿者多是穷的，往往直接来问我，或发牢骚，使我不胜其苦，许多生命，销磨于无代价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

但北新书局总对鲁迅说穷，鲁迅自然不信，因鲁迅听人说“他们将现钱搬出去开纱厂去了，一面又学了上海流氓书店的坏样，对作者刻薄起来”。

此外，北新书局还欠了鲁迅不少版税，多次催索，也无结果，鲁迅决定请律师打官司，靠法律解决了。鲁迅8月17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老板原在上海，但说话不算数，寄信不回答，愈来愈甚。我熬得很久了，前天乃请了一位律师，给他们开了一点玩笑。”“老板今天来访我，然已无及，因为我的箭已经发射出了。”

那时，潘梓年也是北新股东，用种种方法骂鲁迅。见真要打官司，李小峰软了下来，只能让步，于是8月28日到鲁迅家赔了540元后，又在南云楼设酒宴，请鲁迅、林语堂吃饭，想要和解。令人想不到的是，席间杯酒言欢，鲁迅与李小峰倒是和解了，而不知何故，却与林语堂发生了冲突。

★1928年至1929年秋，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引发的那场有关“革命文学”的大论争。太阳社及创造社以激进的姿态，宣扬文学的本质就是“阶级意欲和经验”的形象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学也就等于无产阶级“意欲和经验”的组织（《苏联“无产阶级文艺派”争论资料》）。

这就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画上了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的工具，彻底抛弃了文学遗产，以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唯我独尊，对广大作家大肆挞伐。他们首先拿鲁迅、茅盾等开刀祭旗，特别对鲁迅进行“总的清算”。认定他的阿Q时代已经过去，其作品已失去“现代意味”，“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想”，认为鲁迅是“封建作孽”“法西斯蒂”“三重三反革命人物”。

★林语堂真正“干政治”，是一次在赵元任家的聚会上，对刚从北平回沪的胡适提出的。那时，胡适正在北平筹办政论性刊物《独立评论》。“干政治”的具体内容林语堂并没有说清。一个一心做学问，不太过问政治的学者，能提出“干政治”，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已不能安放一张青灯古卷的书桌了，林语堂的“干政治”，更是耐人寻味之举。

胡适与林语堂的友谊自1918年始，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点。文化人格魅力的相互吸引，胡适对林语堂的器重，林语堂对新文学运动的旗手胡适的景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息息相通的政见和观念，铸就了他们成为没有政治功利色彩的牢固友谊。

★《我劝你》是冰心以诗的形式，表达了她对徐志摩与林徽因婚外恋的不认同，警告了林徽因，谴责了徐志摩。后来冰心又在与梁实秋的通信中继续表达他对徐志摩的指责：“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梁实秋《忆冰心》）

《我劝你》甫一发表，沈从文便很不自在。沈从文对冰心的说教很不以为然，便用“教婆”讥讽冰心。从中，又让我们看到沈从文也没有摆脱男性中心视野下对女性的轻蔑。在1931年11月13日他给徐志摩的最后一封信中，表现得很清楚。

★有一次，上海的中国通日本人内山完造，设宴招待他的老乡、日本作家藤森成吉，又请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左联成员作陪。田汉性格豪爽，有了酒就更兴奋，席间他大谈与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如何之莫逆。鲁迅也喜酒，有了酒也常现本色。听不耐烦，索性站起离席，小声对夏衍说：“看来又要唱戏了。”田汉与谷崎润一郎的确关系不一般，田汉在日本留学时，受谷崎的虐恋小说影响较大。1927年，田汉重访日本时，谷崎热情地款待过他，曾有放纵的夜宴游。后来田汉回忆此夜宴时，还津津乐道：“日饮道顿，夜宿抵园，在‘酒’与‘女人’中间我忘记了一切。”

★1934年，鲁迅与邵洵美从围绕“捐班”诗人和“富家婿”的争论，转向“文学谩骂”和“人言”事件展开新的笔墨交锋。

先是邵洵美于是年元月1日，在《十日谈》“新年特辑”上发表《新罪恶》，把鲁、邵间的文事纠葛公布于众，并批评鲁迅是“谩骂家”。

邵洵美此篇文章，说政界文坛同一天下，政界既密布了怪雾，文坛定也充斥着妖气。这篇文章指名道姓批评鲁迅，这在当时文坛，也并不多见。

鲁迅自然要针锋相对，1月22日，他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漫骂》（收入《花边文学》）回击。

二人笔墨刀剑交锋，比起鲁迅的强烈表达，邵洵美的反应却颇为平淡。尤其让鲁迅恼怒的是，邵洵美对他提倡的木刻的嘲讽，对他翻译方面的轻蔑，用的是极为平静的口吻。比起太阳社、创造社诸公的粗暴简单的批评，显得老辣而深刻。

★一次郁达夫到北京，找到梁实秋，提出要访圆明园遗址。出清华校门口不远，即圆明园遗址。梁实秋引导郁达夫游了废园。但接下来要求带他去逛北京八大胡同里的四等窑子，让梁实秋惊骇得目瞪口呆。梁实秋骨子有文人的清高、有士的傲骨，况那时他还是个不懂风尘的年轻学子。拂了郁达夫的面，并从此在心里扎起与创造社成员的心理藩篱，太自然不过。郁达夫是个坦白的人，从不隐晦自己的放荡和堕落，连他自己也说，“民国十三四年，我混迹在北京的软红尘里”（《志摩在回忆里》）。问题是，从此郁达夫便对梁实秋心怀怨恨，埋下仇视的种子。二人由文友变成了宿敌。郁达夫写《文人手淫》便是这种状态的产物。梁实秋当然也多次反击，著文揭其灵魂。

★君子之交，不仅重友情，还讲道义。在1926年七夕，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订婚典礼上，以及是年阴历八月二十七孔子日，徐、陆在北海由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做证婚人的结婚大礼上，作为老师的梁启超，都对弟子徐志摩的私情不淑，给予很严厉的批评甚至责骂，令满堂亲友目瞪口呆。

★1931年年初，冯雪峰奉命调任左联党团书记时，认识了瞿秋白，并争取他参加了左联领导工作。其时，肝病发作的瞿秋白在上海过着居无定所的亡命生活，临时寄居在茅盾上海愚园路树德里的寓所里。一天，瞿秋白正在茅盾家看书，第一次见到来茅盾家送《前哨》创刊号的冯雪峰。瞿秋白读完创刊号上鲁迅的文章，很兴奋，并即兴谈了对文章的深刻、精辟的见解。又几天，在茅盾寓所，瞿、冯二人再次相会，瞿秋白向冯雪峰表示“借此次休养机会，翻译一些苏联文学作品”，并说想从事文学活动。冯雪峰向鲁迅反映了瞿秋白的愿望，鲁迅说，“我们抓住他”（《回忆鲁迅》）。

★冯雪峰之见当时文化名人鲁迅，既没有一脸堆笑，唯唯诺诺，诚惶诚恐，也无扞格不入，而是不卑不亢，有事说事，从容自然。这引起鲁迅的好感。

1929年2月，柔石帮冯雪峰在景云里找到了寓所。那是茅盾家的三楼，因茅盾已避难日本，三楼就空出来了，征得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同意，冯雪峰就搬了进去。孔德沚见冯雪峰衣着简朴，就免收房租，让他住在三楼。

★鲁迅与施蛰存的笔战中，《十日谈》以漫画攻击，曹聚仁站到鲁迅一边，利用《涛声》这一阵地，声援了鲁迅。施蛰存发表反击鲁迅的文章《〈庄子〉与〈文选〉之后》，尽管施蛰存此文心平气和地讲了他推荐二书的经过和道理，甚至最后说：“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写的。”鲁迅还是再以两篇宏文《“感旧”以后（上）》和《“感旧”以后（下）》，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还以颜色。

★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虽经费拮据，内战破坏，还是取得不少研究成果。

历史语言研究所，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在河南安阳小宅村，发现并发掘了震惊世界的殷墟。蔡元培虽未亲临现场，但给当地军政大员多次写信，才使兵乱匪祸没有殃及考古发掘现场。结果发现大量殷代甲骨卜辞和青铜器，将中国古代史，向前推进了上千年。此奇迹，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科学的诞生。该发掘主持人，是蔡元培慧眼所识的李济。1924年在山西发掘仰韶文化遗址的也是他。

地质学家李四光，在长江下游庐山等地，找到了第四纪冰川流行的证据。李四光在北京大学任地质系主任时，发表了《中国北部之蜒科》，获伯明翰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后蔡元培请他到中央研究院，成为地质研究所创始人。他的《冰期之庐山》，在国内外获很高评价。

《民国清流3：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北京大学新学期开始，胡适开讲“中古思想史”。1931年5月，榴花绽放时，他收到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工的吴晗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自己正在作《胡应麟年谱》的情况。胡适对胡应麟也有研究，其《文存》有这方面的文章。见信中吴晗寻出吴之器为胡应麟所作的传，推断出“胡氏的卒年是在万历三十年壬寅（1562），存年五十二岁”，与自己推断相关甚微，甚是高兴。他在给吴晗的信中说：“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你作《胡应麟年谱》，我听了很高兴。”但指出“你信上在万历三十年下注：‘1562’，是大错。不知何以有此误。此年是1602。生年是1551”。最后，胡适夸年轻的明史研究者吴晗，“你的分段也甚好，写定时我很想看看”，并邀请他“星期有暇请来谈。罗尔纲君住我家中”。

★胡适登上可俯瞰乐亭的碣石山，眼含热泪，自然想起老朋友李大钊。1930年，《胡适文存》三集出版（亚东图书馆），扉页上题签“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

★周作人于1929年岁尾，曾提出“闭门读书论”。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周作人面对历史风风雨雨，无可奈何，身处白色恐怖，又选择“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焉能有所作为？周作人只能沉湎于“凡人的悲哀”了。当他从报上读到胡适以犀利的文锋，批判国民党专制，并讨还“人权自由”，而受到当局排挤迫害时，看似心静如水的周作人，不由自主地对五四运动的旗手老朋友胡适产生深刻的同情。他写信给胡适说：“‘这个年头儿’还是小心点好，拉伯雷说得对，‘我自己已经够热了，不想再被烤’。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我觉得兄的工作在于教书做书，也即是对于国家，对于后世的义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老舍弃家小，孤身逃至武汉，加入抗日队伍。时任国民党中央副主席的冯玉祥将军，见老舍写文章宣传抗战，又每天打拳练武，便在最寒冷的冬天对手枪队的士兵说：“你们看见舒舍予先生没有？他每天早晨穿着单衣打拳，没有一天不是这样。”勉励士兵向老舍为抗战而习武的精神学习。

★正是老舍一生不间断地习武，战胜病魔，强健身体，他才能以充沛的精力，投入抗日战争的繁重工作。1945年从美国回中国之前，老舍还应宾夕法尼亚州女作家，后以小说《大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之邀，在为受伤的“二战”军人举办的盛大晚会上，表演了出神入化的太极拳，显示了他的自尊和自信。

★废名第一次登上讲台，讲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他摘掉帽子，用深陷的眼睛扫了扫课堂里的年轻学生，然后出声。声音不高，却振聋发聩：“敝人对《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先生自己了解得更深刻。”学生个个目瞪口呆，然后是人声鼎沸。待课堂安静下来，他讲得头头是道。指出《狂人日记》与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同名，又都写“迫害狂”患者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自己是读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的。

★1929年废名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卞之琳刚入北大英文系，也算是废名的学生了。废名对卞之琳说，《阿赖耶识论》，是自己“对佛的一种认识”，是“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的。而废名的好朋友熊十力也是研究佛学的，闻此论，大为不屑，二人经常为此争吵不休。邻居早已习惯二人的高声辩论，常常对这两位书呆子一笑了之。但有一天，论争之声戛然而止，众人前去一看，废名与熊十力正扭作一团，相互拳打脚踢。众人忙将二人分开，然后掩嘴窃笑。

★抗战爆发，高长虹来到延安。这之前作为狂飙社的创办人和精神领袖，高长虹在文学界名噪一时。他的第一本诗集甫一问世，即轰动文坛，众多读者纷纷写信表达他们对诗人的仰慕。其中有后来与鲁迅同居的许广平，有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的冰心，还有鲁迅在《两地书》第一集提到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妇女周刊》编辑、作家波微，即作家石评梅。有三个著名女性的仰慕，足见高长虹的名气之大。

★刚到延安，与鲁迅发生矛盾并相互攻讦的高长虹，非但没有受到歧视，还受到了很高的礼遇。享受单独的小灶，每天忙不迭地应邀去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时不时到诗歌朗诵会上当嘉宾。但性情狂怪的他，秉性难移，竟然拒绝边区政府让他任文协副主任的邀请。一次，在延安掌管文化大权的、曾在上海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之一的周扬，屈尊到驻地请他去延安最高学府鲁迅艺术学院去做报告，他对鲁迅原本就不屑，便大声说：“艺术就是暴动，艺术就是起义！”

★章太炎后来到东吴大学任教时，曾去拜望过老师俞樾。时俞樾已八十高龄，甫一见弟子章太炎，一贯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的老人，竟怒目而视，痛骂他“背父母陵墓”，远游海外，是“不孝”；揭露大清罪恶，乃“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他还搬出孔夫子的话，申斥“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章太炎突遭一贯敬爱的老师的痛斥，当场反唇相讥，便拂袖而去。马上写了《谢本师》，向世人公开与俞樾从此断绝师徒关系。

有趣的是，章太炎同样遭到弟子周作人的“谢本师”，更奇的是，弟子沈启无也“谢本师”周作人。

★九一八事变后次年，章太炎先后三次到北平演讲。有一次钱玄同正与老师章太炎在客厅谈话，特从南京大学赶到北平的黄侃也来拜见老师。黄侃常戏呼他“钱二疯子”。同门师兄弟都在，黄侃忽然大呼“二疯”，指责他不好好研究音韵学，偏偏要弄什么注音字母，提倡白话文。

钱玄同原本性子火暴，一听大为恼火，二人便争吵起来。这时，章太炎从内室走了出来，见两个最有出息的弟子吵作一团，既不从中调解，也不怒喝，只沉痛地说：“现在都什么年月了，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啊，快要念日文‘ァイウエオ’（日本片假名）了！”意思是说，如今正值日寇入侵，占我东北，欲灭我中华，国难当头，你们应团结对敌才是。老师一席发自肺腑的话，让二位大学者羞愧难当。

★为写好《赛金花本事》，刘半农以民国清流之尊亲见采访烟花柳巷的名妓赛金花，一开始为世人所诟病，刘半农并不在意。曾经风华绝代的清末名妓，得知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要来采访她，非常感动，欣然接受。这一深入采访，刘半农得知赛金花乃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寻常的奇女子。她曾随丈夫洪文卿，作为驻欧洲四国钦差大使的夫人出使欧罗巴。三年后归国，洪文卿病故，赛金花被洪家驱逐出门，再落风尘。庚子之灾，她从洋人屠刀之下营救众生。洋人走后，被下大狱。后到上海重操旧业，挥金如土。为她心爱之人离开娼业，晚年蛰居北京天桥，甘于贫困。掌握真实材料的刘半农，结合历史研究，拂去蒙在赛金花身上的重重迷雾，重现真实的、传奇的、悲剧的、别样的赛金花，再度成为京城的热门话题。

刘半农去世后，赛金花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只见她身着一袭黑裙，在飒飒秋风中，独自默默低头走进景山东街北大二院，在“文曲星”会聚的追悼会上，深深地向刘半农的遗像鞠了一躬，然后献上一束白花，又在无数双惊愕的泪眼下，默然离去。

★1986年1月20日，八十七岁的俞平伯，已满头白发。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社科院院长胡绳在致辞中，称俞平伯是有贡献的爱国学者，他的“红学”研究具有开拓性，取得了重大成就。1954年对俞平伯的政治批判是不正确的。那次政治围攻，从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

★1986年1月20日，八十七岁的俞平伯，已满头白发。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社科院院长胡绳在致辞中，称俞平伯是有贡献的爱国学者，他的“红学”研究具有开拓性，取得了重大成就。1954年对俞平伯的政治批判是不正确的。那次政治围攻，从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

★一方不断写情书，一方始终沉默的局面继续着，连有成人之美、想尽力撮合的胡适都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叹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

锲而不舍的沈从文，以近四年的时间，继续向张兆和表达着他的爱恋。“我愿意等她，到三十岁。”沈从文那炽烈真挚的、矢志不渝的甚至有些傻傻的爱，最终还是打动了张兆和。

★冰心的演讲，始于在燕大读书时，她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等文章在《晨报》发表之后，她的爱国热情、漂亮的文笔感染了北京的中学生。位于西单辟才胡同的北京女高师附中，就请她去演讲。那次演讲的题目是“什么是文学”。时间是1923年4月14日。从当时学生刘逸等记录后发在《辟才杂志》上的演讲内容看，讲了文学史对文学发展的表述，介绍了时代与作家、文学的文体与流派，但缺乏分析，少有自己的阐述。

★5月8日，新月文学社，又在北京协和大礼堂举办庆祝泰戈尔六十四岁生日的晚会。胡适、梁启超发表祝寿演说。泰戈尔致谢辞。

林徽因装扮成一古装少女望“新月”的造型，表达新月社对老诗人的祝寿盛情。

晚会用英语演出印度老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拉德》。林徽因饰主角公主齐拉德，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林长民饰春神戈森塔。梁思成担任布景。《晨报》报道了这次演出盛况：“父女合演，空前美谈”，“林女士态度音吐，并极佳妙”。

★谈话时，林徽因说他看了《蚕》很喜欢，小说的语言和色彩，很有些唯美主义味道。又说，自己在香山养病时，写过一篇叫“窘”的小说，就没有你这样的色彩。艺术不仅要从生活中得到灵性，得到感情深度，还得到灵魂的平静和骚动。艺术本身的完美在它的内部，而不在它的表面。

林徽因说着说着，突然打住，忙再给萧乾倒茶。只见沈从文、梁思成、金岳霖或喝茶或吸烟斗，就有些窘迫地问：“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

梁思成吐了口烟，笑着对也在笑的沈从文和金岳霖说：“你不到大学去当教授，屈才了。”

★金岳霖仪表堂堂，有时西装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地道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衣、球鞋，在网球场潇洒挥拍，像个美国佬；有时在西服外面套一件中国长袍，头戴一顶油渍麻花的老毡帽。这种反差，就是悖论。倘从他的朋友和学生的笔下看看他的装束和尊容，哲学在这里变得苍白，逻辑学更是自相矛盾。

偏偏反哲学、反逻辑的现象，竟又如此和谐地统一在金岳霖身上，怪也不怪？

★金岳霖仪表堂堂，有时西装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地道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衣、球鞋，在网球场潇洒挥拍，像个美国佬；有时在西服外面套一件中国长袍，头戴一顶油渍麻花的老毡帽。这种反差，就是悖论。倘从他的朋友和学生的笔下看看他的装束和尊容，哲学在这里变得苍白，逻辑学更是自相矛盾。

偏偏反哲学、反逻辑的现象，竟又如此和谐地统一在金岳霖身上，怪也不怪？

★1914年秋，他离开苏州，以才学在汉口谋得为一家小报写补白的营生，其时仅十九岁。始用恨水笔名。恨水，缘于南唐李后主的词《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他读后，彻悟人生苦短，时光珍贵，遂取“恨水”二字。后因名声太大，人们早已忘却他的本名，只记住天下都知道的笔名恨水。

★张学良读了《春明外史》，甚是喜欢，便有少帅来访张恨水之举。这在北平成为当时的美谈。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少帅很爱慕张恨水的才学，欲请张恨水到司令部当秘书。张恨水拱手婉拒。张恨水一家，人口多，经济尚不宽裕，张学良为接济他，责成有关部门授予他挂名“参事”，是只领薪水，不参政务的闲职。张学良原本想出自己的传记，一直无合适人选，希望张恨水妙笔生花，实现自己有传的愿望。张恨水见少帅如此信任自己，自然欣然允诺。

★周作人停下前进的脚步，向后倒退，遭到不少新文学作家、批评家的批评。但他并未改弦更张。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出版了《永日集》《看云集》《苦口甘口》《书房一角》《夜读抄》《苦茶随笔》等十部散文集。从艺术上看，依然是闲适和洒脱、幽默和谐趣，但作品的战斗气息日渐淡薄，苦味、消极、颓唐越来越浓。虽然周作人依然是“京派”作家的主将。但随着沈从文的崛起，周作人的星光已见黯淡。

★胡适在当“王者师”的立场上，一直坚持在“山野”不参加政府的清流姿态。比如，1933年春，国民政府的汪精卫曾多次力邀胡适“出山”，参加政府工作，其言辞恳切，态度谦恭。胡适不为所动，恪守诺言，予以回绝。表现了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坚持做“王者师”的思想领袖，意识到对国家民族肩负的历史责任。

★沈从文对郭沫若的诗评，虽三言两语，却剀切中理。沈从文从郭沫若新诗的思想内涵分析其诗的特点，这也完全符合郭沫若“政治=文学”的文艺观。但有人就不高兴了，批评沈从文在评价郭沫若的新诗时，“更多流露出的是批评”，还说“沈从文推崇含蓄蕴藉，因此不满于郭沫若的夸张、不节制”，故怀疑沈从文所说的“公平”。

★钱穆乃自学成才，却不迷信权威。当时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被学术界视为权威。应顾颉刚之约，钱穆将《刘向歆父子年谱》投给《燕京学报》。寄稿之前，钱穆有过犹豫，他知道，顾颉刚是康有为学术观点的拥护者。而自己的文章正是证明康氏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最后，他相信顾颉刚会出以公心，尊重学术研究之精神。果然，顾颉刚将《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在《燕京学报》，并以此文为由，将钱穆推荐给燕京大学任教。钱穆感慨系之，曰：顾颉刚“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

★鲁迅除了支持过傅斯年等人办《新潮》，还维护过傅斯年的尊严和声誉。沈泊尘与傅斯年因对新文学的立场不同而有隙，曾给傅斯年画两幅漫画。一幅画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牌位，一幅画傅斯年捧着一个上书易卜生的牌位走进屋里。此两幅漫画刊于一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时事新报》，针对新文化运动，可谓极具讽刺意味。鲁迅对此大不以为然。

★陈寅恪的表白没有涉及自1915年相识至鲁迅晚年二十年间的交往经历，而只谈鲁迅晚年以及过世后，这背后藏有深意，其间的不屑和嘲讽，世人是看得清的。一生都不愿谈鲁迅的，还有一位大师，便是如同陈寅恪一样灵魂高洁的钱锺书先生。

《民国清流4：大师们的抗战时代》

★是夜，大雨方歇，胡适又和罗隆基、陶希圣等在胡宅商量于7月9 日前往江西九江庐山开会事宜。他们吃过晚饭，坐在庭院中开会。罗隆基对国民党应对七七事变态度不积极大为不满，言道：“国民党既不能不退出河北，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胡适听罢，不以为然。他批评罗隆基，坚称此时此地只能跟着国民党政府进退，不能只搞什么党派活动（《胡适之先生二三事》，1962年2 月6 日“中央日报”）。

★胡适是当日离开南京的。他与儿子祖望乘船逆江而上，于11日抵达汉口。安顿好儿子，胡适又于13日与钱端升、张忠绂搭飞机离武汉，一路向南飞往香港。赶上台风肆虐，那个让胡适感到耻辱的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日，就在香港度过。胡适感慨地说：“今日总算是用飞机炮火来纪念九一八了。”

★周作人尽管早已躲进苦雨斋，放弃对历史和时代的责任，甘愿做一个“平凡的人”，但毕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文学作品也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崇高地位。特别是他与日本及日本文化的特殊关系，使他无法避免成为当时中日各方政治力量可资利用的政治筹码这一宿命。郭沫若写的《国难声中怀知堂》，其夸饰性的语言掩盖不了其动机，那就是争取周作人莫忘祖国，使他成为爱国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

★那是1906年，李叔同在日留学，与日本姑娘福基邂逅。这是李叔同最讳莫如深的一段恋情。李叔同学习西洋画，需要一位人体模特。不经意间，他发现常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福基身材窈窕，福基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模特人选。李叔同询问姑娘是否愿做他的模特，姑娘大大方方同意了。合作是愉悦而有成就的，李叔同旅日期间画的油画《裸女》，便是他们合作的作品。接触多了，两个年轻人就有了感情。接下来就同居了。李叔同曾于1898年，在母亲安排下，与天津一茶商女儿俞氏成亲。不久，举家迁到上海。1901年，李叔同与上海有“诗妓”之誉的李香一见倾心，二人常以诗词相和。多年后，李叔同遁入空门，得李香所赠诗画，送给好友夏丏尊，以示情缘已了断。

★1938 年2 月5 日，胡适结束一次演说，准备到他处演说，匆匆走下楼梯。这时，迎面一位美国人微笑着将他拦住，是位身着杂役制服的美国人。胡适也微笑着问他有什么要帮忙的，杂役从口袋里摸出三块银币，说：“胡先生，听了您的演说，知道中国抗战太艰苦了，这三块银币捐给贵国吧。”胡适听罢，眼睛湿润了。远在中国万里之遥的国度，一个毫不相干的美国工人，用自己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支援中国抗日，让胡适感动莫名，久久难以忘怀。

★梁漱溟自然记得，1918年年初，他几乎每晚都到杨怀中家里拜访。每次开院门的，是一个高大英武的湖南青年，彼此总是点头一笑，没有互报姓名。梁与杨交谈，这位青年从不在场。杨怀中告诉他，青年叫毛泽东，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教书时的学生，很有才华。此次到来，经他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月薪八元的管理员一职。白天还到学校里当旁听生，晚上回杨家住宿。

★毛泽东批评梁漱溟，认为要求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随后几天的会议上，毛泽东还对梁漱溟说：“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自己却把自己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毛泽东最后说：“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书呆子梁漱溟被老朋友气头上的话惊呆了，书生意气又犯了，他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与毛泽东发生了激辩，要求毛泽东要有“雅量”，最后被轰下了台。

★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每次上课，都要步行一里多地。每天，昆华路上，都有一道这样的风景：穿着蓝布长衫的陈寅恪，腋下挟着用一块花布或黑布裹着的一大包书，沉重地走向教室，晨阳照着他的满是汗的额头，亮晶晶的。那时，他的右眼视网膜已脱落。学生见他如此辛苦，多次提议轮流去家里接他上课，都被他婉拒。

★钱夏是钱玄同在日留学时，为反抗清王朝而起的名字。此举寓意打倒清王朝，恢复中华，不再亡国亡民的信念。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致信老友周作人，说“我近来忽然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他写信给迁到陕西城固的北京师范大学同事黎锦熙先生等人，表达出“钱玄同决不污伪命”的坚贞、磊落的胸襟。

★张爱玲在1944年发表了一篇并不大为人重视的小说《年青的时候》。内容是上海青年潘汝良，爱上了一位十月革命后逃离苏俄，侨居上海的白俄姑娘。在侵略者的刺刀下，二位沦为难民的年轻人的异国之恋，本身就具的象征意义，给作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张爱玲把一切文学技巧都隐在了极朴素的叙述之中。可以发现，她的小说风格的悄然变化：从以前的繁复浓烈，向平淡自然转化。看不到的技巧，是文学中最高超的技巧。

★陈公博请并不熟悉的苏青吃饭，推杯换盏之后，借着酒力，浇出心中块垒，黯然说出自己的人生经历：一介热血文人，参加革命，但严酷的社会现实又使其希望幻灭，心灰意懒，为了友情，以自己的命相报。看着眼前堂堂男儿，听着他内心流出的悲怆命运，一个涉世不深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