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贸易》的读后感大全

《广州贸易》是一本由[美]范岱克(Paul A. Van Dyke)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页数：32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广州贸易》读后感(一)：精彩书评

范岱克的著作论述了在广州的东南亚人、西方人和中国人如何互动，先前被认为僵化的广州体制如何变化与发展，合法和非法的贸易如何在广州协同共生，以及广州体制如何瓦解等诸多问题。过去那些只关注中英冲突的老一套论调，看起来需要重新检讨了。

——彭慕兰（Ken Pomeranz）

该著作是基于中国和欧洲档案中迄今尚未被利用过的第一手材料，对广州口岸体制内部运作进行详细研究的首部成果。它为近代早期中国沿海经济与外国商人的接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这部精心研究的著作是广州海外贸易体制研究的重要突破。

——包乐史（Leonard Blussé）莱顿大学教授

有关鸦片战争前几个世纪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已经从多个角度展开，但处于中外关系核心位置的广州贸易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通过耙疏中国和欧洲的各种资料，范岱克的著作让我们深深受益，该著作最终展现了一幅连贯的图景，揭示了通常被认为以腐败和停滞为特点的广州体制背后，所掩盖的基本合理性与共同利益。

——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

《广州贸易》读后感(二)：不那么吸引人的一部坚实史书

花了一些时间翻阅，应该算是挺枯燥的一本书，我想大半是因为作者，少半是翻译的原因。

虽然名叫广州贸易，其实对我而言收获最大的是关于澳门的部分，澳门某种意义上算是全书的隐藏主角。想想在英语成为世界语言之前，来中国做生意的欧美诸国商人，都要用澳门葡语作为中介语言，都要雇佣澳门的引水人以便在珠江上航行。今日追求的澳门平台作用，当时不言自明。

说优点的话，本书令人印象最深的无疑是作者用史料之广，用功之深。看着作者周游荷兰、瑞典、丹麦、英美诸国图书馆翻阅秘藏，或许令那些藏书家们羡慕不已。

作为一名业余读者，习惯了美式的故事描绘，中文的隽永史书，总是耐不住这种水磨功夫。虽然也有捕捉野鸭之类的故事，但整体仍然显得晦涩。读的时候不禁在想，如果是马伯庸之流，会把故事写得生动得多。

从论点上看，作者讨论了许多细节，但是对广州体制在中国整个财政体系的作用，对中外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等许多话题似乎没有探讨，也很少使用模型去验证某种结论。从这个意义上，本书更是一本工具书，而非理论著作。作者备好了原料，等待大家去和其他著作碰撞思考，可能是读这种著作的乐趣所在。

《广州贸易》读后感(三)：广州体制与广州贸易

读了一二章

作者首先从一个广州体制的成功开始的叙述。先给读者呈现一个制度性框架，当然这个框架是多方的利益关系形成的。从中国朝廷的角度来看，广州的贸易允许的前提是贸易的可控制性，在此基础上再来考虑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从海关监督的角度来看，对外国在华活动的有效控制是和朝廷的目标一致的。作为朝廷官员，如何创造政绩才是他考虑的问题。所以海关监督考虑的问题是维持一个贸易的稳定性，稳中稍有涨是最好的。如果外国商船减少，关税低落，在皇帝那里是交不了差的，年终考核会得差评。如果涨的太多，对来年的成绩单会完成新的压力。所以，在保证充分可控的情况下，粤海关是不会对贸易作出主观上的限制的，这一点可能和一些传统的学者的观念有异。从外国商人来看，广州的贸易条件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一种制度性的东西让他们的生意具有稳定性，虽然他们也一直在争取更多的权益。正是这一些各方的诉求，让贸易活动在一个双方皆可接受的框架下进行，一个所谓的广州体制就逐步形成。

之所以广州会成为最佳的选择当然是有多方面的原因。有良港，有长期和外国交往的经验，在当地培养了一批会说葡萄牙语的中国人等。当然最重要的考量还在于广州的条件还在于它可以最好的实现朝廷的需求，一是可控，二是收税成本低。广州的河网体系和炮台体系构建了一个可以监视的空间，珠江的水文条件，使得吃水深的船行驶困难，从而可以有效的控制商船等。对于朝廷来说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围绕着人的控制就有一些新的制度出来，例如引水人，通事，保商等，这一些人事制度一方面有利于贸易的顺利进行，外国人可以有一些代理人来帮助他们处理一些手续上的事情。另一方面，这些人是政府特许的人员，所以这些人需要对外国人的活动负有责任，从而他们成为了政府监视控制外国人的又一层制度设计。

广州体制中还有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例，文中用了定例这个词。利用保商是一个例；按照船的尺寸而不按照或许缴纳船税，且一直很稳定，也是一个例；海关监督希望关税稳重稍有涨也是基于例的考虑。所以这一传统的规范制度也在参与塑造着广州体制。

《广州贸易》读后感(四)：作者致谢

我诚挚地感谢很多引导我浏览馆藏的个人，他们是卫思韩、艾德·帕金斯（Ed Perkins）和哈里森·程（Harrison Cheng）三位给予了我毫无保留的支持和建议；荷兰海牙国家档案 馆的欧耶维先生（Mr. Oyevaar）和普兰廷加先生（Mr. Plantinga）；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詹姆斯·福特·贝尔图书馆（James Ford Bell Library）的杰克·帕克（Jack Parker）、卡罗·乌勒斯（Carol Urness）以及其他人；非常熟悉荷兰档案的研究者辛西娅·维耶里（Cynthia Viallé）和娜塔莉·额维特（Natalie Everts）；荷兰莱顿大学欧洲扩张史研究中心的包乐史（Leonard Blussé）、费莫·加斯特拉（Femme Gaastra）及其他工作人员；丹麦国家档案馆的恩里克·戈贝尔（Erik Gobel）;瑞典哥德堡的安德斯·拉森（Anders Larson）、伍尔夫·安德森（Ulf Andersson）和克里斯提娜·苏德帕尔姆（Kristina Soderpalm）；中研院的张彬村；比利时鲁汶大学的艾德·斯托尔斯（Eddy Stols）和巴特·德·普林斯（Bart de Prins）;挪威港口城市克里斯蒂安桑（Kristiansand）的卡尔·菲德森（Carl Feddersen）对我好学术旅行的鼓励和热情款待。此外在莱顿、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根 特、布鲁塞尔、伦敦、斯德哥尔摩、乌普萨拉、隆德、卑尔根、奥斯陆、北京、澳门、香港、台北、波士顿、塞勒姆、普罗维登斯、米斯提克海港、堪培拉及其他很多地方给我支持的人太多了，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

没有家人坚定的支持，此书根本无法开始。他们为此承受了很多，我永远都无法回报。我唯一希望的就是这本书值得他们为我所付出的。

最后，我还要感谢一些协会、机构和研究所，它们都曾慷慨地资助此项 研究:国际教育论文奖学金（1996～1997年度美国富布莱特基金）、蒋经国基金（1996～1997年）、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基金论文奖学金（洛杉矶，1997年夏季，纽约总部，1998～1999年）、美国南加州大学McVicar基金（1996～1997年和1999年）、美国国家论文撰写奖学金（1998～1999年）、美国麻省历史学会研究奖学金（1999年夏季）、美国迪美博物馆研究基金（1999年夏季）、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学者奖学金（2005年）和澳门文化局。澳门多个机构都资助过此项研究，尤其要感谢澳门中华拉丁基金会、澳门大学、澳门历史档案馆、澳门文化局和澳门高等校际学院的朋友和同事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感谢中山大学及吴义雄教授对此书翻译的支持，对我的同事江滢河教授和黄超博士表示诚挚谢意，感谢他们为翻译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工作。

——致谢

《广州贸易》读后感(五)：一部了解清代对外贸易的佳作：信重史实，凭恃史料

中国对外交通，特别对西亚东欧的来往，自古即有陆上西域、海上交广两途。唯西北陆上交通开始早，地位较重要，因此海上之交广赶不上陆路盛况，声名逊于西域丝路。然千余年来广州对外通商，形成南方港埠都市，其发展连续不断，至清代尤其瞩目。

有清一代，广州对外通商，萌芽于顺治年间平南王尚可喜主政时期，之后贸易稳步增长，至1842年《南京条约》后进入新的阶段。美国历史学者、汉学家范岱克在《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一书中框定的时间为1700-1842年。目标是要辨认出广州贸易结构的优劣之处，然后解释这种贸易不断增长的历史现象，更深刻地认识它是如何崩溃的。

《广州贸易》采取了年鉴学派的史学方法。将政治因素搁置一边，着重搜集数据年表，呈现其中透露的经济脉络与社会状况。清史的相关记载详细，官方来往文件一应俱全，外国档案中保存了有关行商、中国帆船商人、成群的通事、买办和引水人，以及数以万计涉足贸易的其他中国人的文献，再加上范岱克努力搜罗的地方海关税口记账簿、行商债务凭证等，丰富翔实的材料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事实基础。

年鉴学派的另一个特点，重视地理环境因素。广州地据珠江三角洲要冲，上游依西江、北江、东江以通上源各支流谷地，百川汇综，通达全粤。广州以下，以珠江直入南海，海口宽阔，港汊交织，形成优良的商船航道。范岱克论述要点之一，即阐述地理条件与历史因素构成其中重要轨辙与依据。与此同时，依靠广州港口“讨生活”的各类人口，不单是官员、商人、水手，还有通译、帮会、劳工、乞丐、妓女等诸般人等，遂也成为范岱克笔端18、19世纪广州社会世态图像的部分。

范岱克为买办、通事与引水人此三类专辟章节。这几类人极具近代贸易特色，且极有地域特色。引水人担负着确定航线、有组织和细致化地引导外国船只入港的要职，围绕引水人的技术水准、收费标准、管理体系，可以反映当时船只的载重量、远航能力、科技更新等情况。买办与通事的活动，则能反映官府与民间在外贸交易中各自发挥的作用，当时外贸商品的种类，中国近代新兴的资本阶层的运作模式等情况。

借助范岱克的研究，我们发现，广州体制是一种相当成熟、高效运作的体系。广州大诗人屈大均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写下《广州竹枝词》七首。其一曰：“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可证广州之繁荣。范岱克评价，“广州贸易是近代‘全球’经济崛起的最重要贡献者之一。”外国对茶叶和瓷器的需求持续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更加一体化，投资资本的流动带动国际金融结构的复杂化，小型汽船的普及让散商模式逐渐取代了东印度公司这一类大型垄断机构，全球商业自由贸易的历史过程是与中国茶叶贸易的增长直接相关的。

但是，茶叶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白银，而鸦片是在中国唯一可以轻松换取白银的商品。地方官员因政绩需求就默许纵容了鸦片走私以换取茶叶外销。范岱克认为，广州体制内部缺乏有效的自查和平衡机制，地方官员在消除腐败问题上的“不作为”，最终导致了该体制的崩溃。另外，广州体制缺乏对自身历史的重视，比如他的研究从中国方面能获取的都是官方档案，而船员日记、贸易细节等材料都是从国外得到的。这说明了清廷从中央到地方都缺乏准确的信息，因此很难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目光之短浅无能应对即将到来的大变动。

补充一点范岱克未提及的。有种定论认为近代中国之殇源于先前之闭关绝市。此说并不确切。清初确有面对台湾明郑政权的禁海策略。但清廷体制沿袭明制的表现之一，即以不同口岸接待不同国家。缅甸、南掌由云南入口，越南由广西入口，琉球由福建入口，暹罗由广州入口，日本由宁波入口，而西洋各国俱因航海来华，指定由广州入口。其余关口虽比不上广州之规模，但推论归咎于闭关是简单化的。结合范岱克这部《广州贸易》，重新关注广州体制本身的利弊，或有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