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文明读后感100字

《商文明》是一本由[美]张光直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2，页数：44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商文明》精选点评：

●视野开阔，叙事严谨。虽然因为专业性缘故，未能体会本书精髓，但仍觉不错。

●“乙丁组继承制”、“三代平行说”很有意思

●不同于《中国青铜时代》大开大阖的论述，《商文明》更像是基于已有的材料对商文化的全面梳理和分析，算是一本殷商史的普及类读物。当然张光直也展现了深邃的思考，比如对马克思主义宏观论述的思索和史料派的借鉴。从出土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及其时空分布来检索商文化的整体面貌，也是三代史重建的必由之路。然而有一点小失望的是，对商王庙号新考遗留的问题仍然没有解答，比如第三系即位的相关情况与昭穆两系的关系，是否存在元老院或宗伯来保证王位的轮替，等等。如何论证二里头是夏文化而非早商文化，二者区别为何。帝辛之征淮夷与商帝国的东方因素之间的关系等等。

●考古版商文明史。张光直的致李济书。

●有些内容像侦探小说一样刺激

●用英文来写中国史……先生如果自己翻译那另说。

●材料十分有限，但还是勾勒出了商代文明发展的框架。40年前的书了……研究方法的进步跟不上材料的积累。看刘莉与陈星灿的书，就知道张光直先生对他们的影响实在太大了。ps.张光直先生培养的博士成材率真的好高

●《商文明》从安阳遗址、二里岗遗址以及其他遗址的甲骨文探讨商朝历史的演变过程。作者认为商朝王位的继承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兄终弟及，而是由王族不同派系代表交叉上台，即轮流上位的商王不是兄弟关系。作者这样的观点很大胆，但是仅仅凭借甲骨文上关于商王的名字就做出这样的判断，显然证据还是不够的。此外作者还探讨了夏商周之间的关系，认为夏商周是同时并存，至少夏商或者商周是同时并存的，夏强势崛起时，商是作为夏的方国存在，同样商崛起时周是作为商的方国存在，他们在文化史相互交流，所以夏商周三代文化具有同源性。

●翔实合理。

●我竟读出了张先生对这个“故园”的大爱来（把殷商史拔高到商文明），我好羞耻。先生浪漫又热情，不说什么学术的事了，读就对了。

《商文明》读后感(一)：《商文明》

《商文明》

中国人历来信奉三皇五帝是自己的祖先，夏商周是中国人的起源。只是在没有考古依据之时，我们只能将史记里的描述认为是神话传说。

而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安阳遗址，二里头遗址出图的甲骨，青铜器慢慢给我们将商朝勾勒了出来。但是对于我们这些非科班出身的历史爱好者来说，如何阅读这些信息？《商文明》大致给我们将商朝文明描绘了出来。

作者有着极好的文学功底以及业务能力。许多难以理解的制度背后所隐藏的逻辑，青铜器上的铭文有什么寓意，图案如何划分，乙丁制和昭穆制有个异同，以及最后如何演变成中国之后的政治制度的。这些问题在作者笔下缓缓流露出它真实的样貌。

夏朝的文明证据不够完备，还留待考古发掘，而同时期同时发展的商国到后来的商朝依然会是我们研究夏朝研究中国历史最好的源头。那《商文明》又怎能不去一探究竟呢？

《商文明》读后感(二)：一部不忍释卷的博士论文

看完此书，我总能想起《棉花帝国》，因为它像一部超长的博士论文，但比棉花帝国更有可读性，可以做到自觉的从头读到尾，而不像棉花那样需要动用自己的意志力，一方面源于自己对这个题材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张先生的叙事逻辑层次安排，还有就是张先生同为中国人的一些思维习惯吧和。我在想，一部学术性极强的书，能引我（对，这个我字居然源于甲骨文中商王族对自己的称呼，即执戈之人）入胜，原因是什么？仔细想想，可能有这几个因素，首先是作者的研究思路，他有令人信服的方法论，开头先阐述了研究商文明的五个途径，然后先以安阳殷墟这个商王朝最辉煌文物遗藏最丰富的中心开始，再引出安阳外的商文明发现，在这个框架下，辅以详实的考古资料，文物资料，文献资料，勾勒出了商文明的范围，经济状况，资源交换状况，阶级分化状况，王位继承方式，统治阶层关系，军事，祭祀等方方面面，这种先阐明研究方式，再辅以详实论据，层层推进，从中心到边缘，再总结，再升华的论证说明方式，令人受益匪浅，同时这种论证方式也足以反映出作者的严谨和客观，所以，虽然成书已有三四十年，期间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但其结论仍然经受住了考验，让读者，普通人感受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做事方法和做事态度，不管你在哪行哪业，如果能从中学的一二，相信都会领你受益终生。说到具体内容，作者提出的夏商周平行发展的观点对一个历史爱好者来说是具有冲击力的，对文明孤岛论的反对也很有说服力，更不用说通过对商的丁乙继承制的开创性研究并联系周的昭穆继承制，再通过夏的天干谥号，得出夏商周的平行存在，又先后继承的上古社会推想，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塞维斯国家起源观点的辩证观点，都令人耳目一新。全书最后的那句“一个文明的衰落，恰恰可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更是从人文，人类的高度看待人类文明和我们自己，令人久久不能平静。

身为中国人，如果你对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文明来自何方，文明应该去向哪里这些问题有好奇心，那此书你不应该错过。

《商文明》读后感(三)：博士论文能写的如此好看

又一本博士论文一样的书，上一本是《棉花帝国》，不一样的是，这本读起来不忍释卷，而《棉花帝国》需要一些意志力。《商文明》不但可读性强，而且作者做事的态度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论都给人以莫大的启发，拿《商文明》来说，首先给出了研究商文明的五种途径，即历史文献，青铜器，甲骨，考古学等，然后以殷墟这个最重要的商文明遗址为重点，阐述了商文明的经济，贸易，继承制度，统治方式，城邑分布等基本架构，再以郑州商城二里岗遗址为线索，阐述了商文明的地域分布，发展历程等，在以上基础上，再探讨了商人的来源，人种，语言等问题，在这种研究框架下，填充以详实的证据和论证，使得其结论经得起考验，虽然本书成书于三四十年前，这期间又有更多考古发现问世，但张先生的结论并无重大颠覆，这就说明了其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态度的严谨和正确性。而且本书并不是一部博采众长的汇总性研究，他在里面有两点很重要的原创性观点，一个是商王继承的乙丁制，这是我看到的目前解释商王名字都带天干的最好解释，而且指出周的昭穆制是其延续，并且猜测夏的继承制度也类似。另一个是夏商周三代是平行发展，而不是先后兴替的串行出现，熟悉中国古代史的人往往根据经验认为王朝都是先后取代向前发展，本书对三代兴替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即夏商周这三个文明是同时存在，互相存在交流的，夏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商的根据地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一带，而周的根据地在关中平原，三代平行发展，只是不同时期作为天下盟主而已。全书的最后，作者更是通过对商文明的研究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范式问题，是塞维斯的氏族，酋邦，邦国，国家还是马氏的以生产关系为主线的必然进化方向？这让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模式有了不同的思考，到底只有一种模式，还是多种模式共存，亦或是多重模式混杂，互相影响，通过对此问题的思考，也可以推及其他类似问题，即导致一个系统的发展形成的范式是否唯一？我相信，通过本书如果能领你思考问题有这些改变，那就已经值回票价，更不用说里面还有那么多干货，尤其作为中国人，如果你对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是现在的模样，我们将去向何方有好奇心，那这本书是你不容错过的。

《商文明》读后感(四)：#32@2021#商文明

张光直先生，原籍台湾，生于北京，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就读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期间，光直先生曾受教于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高去寻等考古学泰斗。

《商文明》是光直先生以1928-1976年商代考古发现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对商代历史做描绘与还原。

“商”源于“大邑商”，是商族用来称呼他们祖先的都城的地名，其具体位置尚无定论。可以确定的是，商人起源于东，其基础是山东和河南的龙山文化，但龙山文化并没有直接发展为商文化，而早商是这个文化序列的重要缺环。

作为商年代序列的重要阶段，本书以安阳小屯殷墟与郑州二里冈商城两处考古遗存作为重点，作详尽展开。中国信史记录始于公元前841年，所以关于商的绝对年代，只能通过碳十四与卜辞中月食记录来推断，目前普遍认可的绝对年代：商汤建国不晚于公元前1700年，迁都安阳不晚于公元1300年，周人翦商约公元前1100年。

商的大致疆域范围：北至豫北冀南、东至山东西部、东南到安徽最北端和江苏西北部地区。而由于与周边方国关系的动态变化，所谓国界疆域也是不断变化的。甲骨卜辞有记载方国近80，其中与商交往接触较多者有8个，周方、羌方、人方均在列。

殷墟墓葬考古表明，安阳王朝时期商社会分化严重，一边是随葬品数量及质量惊人的作为社会中心人物的妇好，另一边是社会底层的大量人殉。王族占有大量资源，劳动者是“众人”、羌等。安阳人骨属蒙古人种，但没有可用于分析的商王族人骨以判断商人种族。

关于追溯商文化的一些线索：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商代周边最早使用金属的文化之一；考古学上最早的卜骨（鹿和可能是羊的肩胛骨）即发现于辽河上游，年代为公元前3350年；商王的干支庙号及西周的昭穆制或可追溯至夏；汉字或可起源于陶文。

《商文明》读后感(五)：张光直《商文明》摘记

【不是书评。边读边记，以备他日查阅。仅作分享，或对后来读者有所帮助。复制至豆瓣时排版有所混乱。】

绪论 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

武王克商的年代学

刘歆：公元前1122年，太极上元后142109年（汉元年=太极上元后143025年）

一行和尚：公元前1111年

高本汉、陈梦家、雷海宗：前1027年（幽王末年，前771年，减去西周积年257年）

商代享年

《左传·宣工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

《孟子·尽心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

《古本竹书纪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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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

铭文：徽记/记事文字

· 徽记：作为族徽或家徽的一个图形+一个亲属称谓+一个天干

高本汉对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研究：

· 古典式（至前950年）

· 中周式（前950-前650年）

· 淮式（前650-前200年）

· 古典式青铜器分为A,B,C三类

A类：饕餮面纹、有身饕餮纹、牛形饕餮纹、蝉纹、直立夔纹

B类：分体饕餮纹、三重动物纹带、无尾鸟纹、目云纹、斜角目雷纹、云纹、复合菱形纹、垂直扉棱

C类：变形饕餮纹、龙形饕餮纹、有牙夔纹、有喙夔纹、回首夔纹、鸟纹 等等

——组合规律：A类和B类不会在同一件或同一类器物上出现，但它们都有可能与C类相组合

——商代青铜艺术有两种相互竞争的风格，甲型和乙型，甲型是主要的风格，乙型由甲型演化而来，成为甲型的有力竞争者

罗越的五式分类法

一式：细浮雕线条，简单形式，轻薄效果

二式：浮雕形条带，粗重形式，雕刻效果

三式：紧密、流畅，由二式发展来的更加圆滑的图案

四式：主题纹饰从云纹中分化出来，云纹变成了地纹

五式：主题浮雕呈浮雕状凸起，高出地纹

——结论一：这些纹饰形式形成了一个发展演变的序列

——结论二：这些纹饰仅仅是单纯的图案，没有任何确定的宗教/神话意义

“殷”这个名称仅见于周代文献，“商”这个名称则是商人对自己国都的称呼。

妇好墓：出土青铜器440件，远超1928-1937年间安阳出土青铜器的总和；确认为武丁的妻子“后辛”

据《古本竹书纪年》，小屯的定都时期长达273年，历经12位商王。

· 目前在卜辞中辨别出来的商王共有9位：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武丁、帝乙、帝辛

· 董作宾第一个辨认出“贞”字前的字是贞人之名，在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将9位商王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三位商王），11名贞人（现增至25名）

第二期：祖庚、祖甲，6名（现增至18名）

第三期：廪辛、康丁，8名（现增至13名）

第四期：武乙、文武丁，0（现增至17名）

第五期：帝乙、帝辛，1名（现增至7名）

董作宾提出了甲骨卜辞断代的十项标准：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

洹河两岸的遗址形成了由下述板块组成的网络：小屯的宫殿宗庙及其附属建筑、作坊和（某些时期的）大墓；西北冈的王陵区；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定居村落，有的属于平民，但绝大多数都有自己的墓葬区；手工作坊和作坊区。这些板块在空间上并不想连，没有构成房屋、街道密集的城区，但整个网络都是王都的政治和礼仪中心，并且是整个商王国的核心。

公元前2千纪（气候学上的大孤山期，距今8000-2500年），气候最为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约13°，比现在高出3-5度。这一最新研究结果与中国其他地区所做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安阳地区公元前2千纪的气候较今天更为温暖湿润的结论，也得到了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出土的动物群资料的证实。根据德日进、杨钟健、刘东生等学者的研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大量圣水牛遗骸的存在，说明该种动物乃安阳地区的土生品种。在商王朝时期，安阳地区的气候状况与长江流域是相同的。

安阳出土的动物群资料最终表明，该地区是平原地带，水源充足，树木繁茂，临近沼泽，且较今天更为温暖湿润，总体面貌与中国其他地区所作的孢粉分析结果相一致，无论北方或是南方皆如此。这一结论还进一步被发表的资料所证实。胡厚宣指出，商代卜辞中所出现的很多地名都说明或暗示出“古人居丘”的择地习俗，而很久之前蒙文通亦据历史文献提出过相同的看法。部分居址位于高岗之上，必然暗示着低地较为潮湿或为沼泽，这与已经得出的古生物结论并行不悖。

在《诗经》的邶鄘卫风中，从整体上看这些颂歌反映的是一个绿树成荫、森林繁茂、青竹郁郁且水源丰富的优美画面。

值得一提的是，家养动物是商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来源。祭祀中所用牛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据胡厚宣统计，再一次祭祀中用1000牛、500牛、400牛的各一次，300牛的三次，100牛的九次等，从用牛的数目上，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商人养牛的规模是何等宏大。事实上，商族先王王亥在《世本》中就以养牛初创者的身份出现，王国维还曾将他描绘成开化商民的一位真正的圣人形象。《易经》中还曾提到，王亥可能是因为争夺草地而死于一个北方部落有易氏之手。

商人的农作物

黍：出现频率最高，黍属的黍米（Panicum miliaceum）

稷：狗尾草属的小米（setaria italica）

稻：水稻（Oryza sativa）

麦：可以肯定由西亚传入，不是商人的主要农作物

秜：野生稻

商人的冶铜工业

以前曾有许多学者认为商王朝的铜锡来自中国南方，因为北方的铜锡储量相对贫乏，而南方则以富储铜锡而著称。但是天野元之助和石璋如则提出了有力的反驳。天野元之助认为在中国北方的四个省都有充足的铜锡储备。石璋如还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假设，认为被胡厚宣考证位于陕西北部的贡（上工下口）方，是商王朝铜矿石的主要供应地之一。

商王庙号为何均为天干

· 统计发现，在1295件有铭文并包含天干日的商王名字的青铜器中，偶数天干的占比超过86%，显然无法用此前人们 提出的种种假说（如：商王的出生日/死亡日/在兄弟中的排行 等）来解释。

· 商王的天干集中于两组之中：A组（甲、乙、戊、己）和B组（丙、丁、壬），庚、辛则游动于两组之间。

· 张光直的新假定：商王王族被分为10个祭仪群，皆以天干日为名，又可称“天干群”，商王选自这10个不同的单位，在他们死后则以原所在祭仪群的天干名为期谥名，并以此规定其祭祀活动。

根据卜辞得出的商王世系

上甲-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仲丁-祖乙-祖辛-羌甲-祖丁-小乙-武丁-祖甲-康丁-武乙-文武丁-帝乙-帝辛

乙—丁制和新旧派系

· 王室世系中所反映出来的这两个天干群体，代表着王族的两个分支，因为属于两组干名的商王出现的次数最多，且任何王室法定配偶皆没有使用这两组干名的现象。王族中出现的这两个分支就是“乙”组和“丁”组。

· 佐证：伊尹与太甲的矛盾

在甲骨卜辞中发现，伊尹在武丁统治时期常被祭祀礼拜，祖甲时期则无；当他被祭祀时，祭日也常选在丁日。推论：在商王朝建立之初，伊尹是丁组的首领。如是，当乙组首领为王时，伊尹则是商王的副职。

· 联想：西周昭穆制度

在甲骨卜辞中有“乙门”和“丁门”的记载，可能指的是通向宗庙两侧面的大门。据西周青铜器铭文，西周时期祭祀也多选在乙、丁二日举行。进而，西周时期“昭”世祖先的祭日多选在丁日，“穆”世祖先的祭日则多选在乙日。商代的乙丁制度和西周的昭穆制度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乙”相当于西周的“穆”（西侧），“丁”相当于西周的“昭”（东侧）。据安阳墓葬发现，恰好是西区乙组七王（盘庚、小辛、小乙、祖庚、祖甲、武乙、帝乙），东区丁组四王（武丁、廪辛、康丁、文武丁）。

· 理论支持：杰克·古德（Jack Goody）关于王朝继承制度的研究（Succession to High Office）

四种王朝制度类型：贵族制、王族制、男系家族制、双系家族制

在贵族制与王族制中存在着一种极其常见的习俗，古德称之为“轮流继承制”（Circulating succession）

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部族都存在着二分的倾向，即两个群体的成员隔代轮流继承王位；

对于两个或更多的系列之中的轮流继承来说，不该在位的各群体首领，常常以在位者的助手/副职/首席大臣的身份而存在

商王朝的情况尤其看起来像王族制（Dynasty descent group）

商代王位继承的六条规则

1.商代社会乃由一个世系统治阶层所控制，该阶层具有单一的血缘宗族关系（子姓）。王族里与王位有关的成员，在祭仪上分为十个天干群：甲乙丙丁午己庚辛壬癸。天干群是祭仪群，同时也是政治单位，并且是王族之内的外婚单位。这十个天干群在地位上可能并不平等，一部分政治势力较强，人口较多，或在礼仪祭祀上也较其他组更为突出。甲、乙、丁是地位最高的三群。

2.这十个天干群之间互相接纳合并，最后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组系：A组（甲乙戊己）、B组（丙丁壬癸），庚辛超然在外。

3.王位继承法：

1）同一天干群的成员不能连续继承王位；

2）当王位在A/B组内传递时，新王与老王必须平辈（传弟）；王位在A/B组间发生交换时，新王必须比老王低一辈（传子）

4.大臣中的首相，或商王朝的次级领袖，常由王的异组首领担任。王位传承的时候，首相本人虽因世次昭穆不合而没有继承王位的资格，但可能在继承人的选择上发挥很大的作用，甚至有可能直接传到他自己的儿子来。

5.一位王族内的男性成员，如满足王位继承法，且有一位原属王族的母亲，他就有可能即位。如果出现两个以上合格继承人的情况，他们军事力量的强弱和政治追随者的多寡将决定实际的选择结果。

6.十天干群可能依据某种规则参与到一个外婚网络当中。

董作宾提出，武乙至帝辛时期的礼制分为新旧两派。

旧派：盘庚、小辛、小乙、武丁（59年）、祖庚（7年）

新派：祖甲（33年）、廪辛（6年）、康丁（8年）

旧派：武乙（4年）、文武丁（13年）

新派：帝乙（32年）、帝辛（52年）

——显示出，祖甲的确是一位具有革新精神的君王，他在很大程度上对祭祀活动进行了简化，并使他们更加系统和规范。但后来被武乙所推翻，旋即又被帝乙所恢复。

——两个旧派商王（武丁、文武丁）均为丁组，两个新派商王（祖甲、大乙）均为乙组商王。所谓旧派和新派实际上就是丁组和乙组两个亚文化群。

内服：“商”和“时都”；王室狩猎区

· 名“商”之邑绝非商王朝最后273年所定居之国都安阳

· 据董作宾对帝辛征人方相关卜辞的推断，“商”地当在今河南商丘。

· 殷人以其故都“大邑商”所在地为中央，称“中商”，由是而区分四方，“商”邑可能是商王保存祖先最为神圣的宗庙、灵位和王权象征物之所，在某些祭祀活动和许多军事运动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外服

· 关于收获的卜辞。卜辞表明：商王非常关心王都区、“商”、所有的外服城邑“我”和每位邑主的受年情况，并为他们的收成状况占卜，但并不为各“方”进行占卜。

· 吉德炜设计了一套计算公式，并列出了39条判定标准，以此推算各个地名的“等级分数”（state score），发现臿、沚、周等16个地名的分数在200分以上，具有更高的统治地位，可能是次级的统治中心。

· 据岛邦男的研究，“侯”“伯”封地大部分集中在今天的豫北、豫中、鲁西南、晋西南、关中地区；侯、伯封地的分布图和各方国的疆域有重叠的现象，说明商王国位于晋西北和淮河流域东南部的疆缘地带皆不稳定，而商王国最稳固的根据地总是豫北、豫中和鲁西南地区。

羌方

· 在卜辞中常见羌人战争俘虏在商人的祖祭中被用作牺牲，据胡厚宣统计，卜辞中被处死的羌人就多达7426个人

文字

· 半坡遗址的陶器刻画符号，李孝定肯定地认为是文字，何炳棣则认为是数字

· （张光直认为）无论商代还是史前时期，压倒多数的陶符结尾某个家庭、家族、氏族或其中某个组织分支等的标志物和徽号。

· 中国古代文字根源于为了社会群体辨识而创造的陶器刻符，它与植根于会计学的近东文字相比在表达方法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 最为重要的文字记载——甲骨文——也完全是为了一种政治目的：商王与其先祖进行沟通的能力、成功预测未来的能力

方国

在卜辞中，“贡方”（上工下口）出现最多，达486次；土方92次；人方28次

· 贡方：位于遥远的西北地区，陕北至鄂尔多斯一带，游牧民族，多次发动袭击，但规模较小，主要出现于卜辞第一期

· 土方：大约位于陕西北部，在卜辞第一期后完全消失，应同武丁对土方的征服有关

· 羌方：唯一一个被用作牺牲的异邦，商人对羌方的战争也动用大批军队，字形象羊首，《说文》“西戎牧羊人也”

· 周方：出现于卜辞一二四期，却不见于第五期

· 召方：卜辞第四期，武乙时期的著名方国，规模较大，武乙亲征；位于商王国之西，可能在关中

· 酉方（上雨下酉）：仅出现两次，陈梦家以为在商丘一代淮河流域，李学勤以为在湖北的汉水流域

· 人方：均有提及，到晚期越来越重要；帝辛两次亲征人方；位于淮河中下游

· 盂方：位于安阳东北不远处，可能在今河北中部一带，商王常在此举行田猎活动；到第五期时，盂方叛商，导致帝辛征伐

商王朝时期各国的国界是不断变化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很少有永恒不变的现象，至少某些时候商王国对外扩张的原动力就是吞并土地，或者甚至是吞并相邻的小国。

郑州商城

· 根据文献记载，汤亳之后商人的第二个都城是嚣或隞，仲丁和外壬在此居住26年，直至河亶甲迁都于相

· 按照唐兰的说法，嚣或隞的地望就在郑州

夏家店下层文化

· 尽管可能并不属于商文化的范围，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将来的发现，特别是其与商文化的联系。该文化现在有三个放射性碳素年代数据：2410±140BC，1890±130BC，1690±160BC，使得该文化（至少一部分）远远早于二里岗期商文明。它也使得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红铜器成为中国考古学上最早的金属器。不止于此，考古学上最早的卜骨（鹿和可能是羊的肩胛骨）即发现于辽河上游，但它出土于更早的文化层，年代为3350BC。究竟商文化如何吸收了夏家店文化，以及前者给予了后者什么文化影响，是研究商文化起源中的重要课题。

盘龙城

· 1954年发现，位于武汉市区以北5公里的黄陂县，府河北岸

· 完全是郑州商城在500公里外的一个翻版，具有相同的城墙夯筑技术、宫殿建造技术、葬俗和青铜、玉、陶器制造工艺

吴城遗址

· 1973年发现，位于江西省清江县

· 发现许多成片的遗存；许多陶器和石范上刻有符号，一些遗物上带有文字，与商文字相仿，但至今还不能释读

· 明显受到二里岗期的商文化的影响，但又有许多地方特征，应归入地方文化系统。有可能这一地方文化与商文明跨越长江，保持着密切而持续的文化交流，因此许多文化因素发生了交换，釉陶从南方向北方传播，而北方一些陶器和青铜礼器流向南方。

西方

· 二里岗期商文化的西界没有越过渭河流域中部

· 渭河上游和甘肃东部的洮河流域是齐家文化的分布区域，其活动年代从前三千纪末延续到前二千纪初，齐家文化之后这一地区为几支青铜文化占据。齐家文化已使用红铜工具和卜骨，年代略早于二里岗期商文化。

（张光直没有提及1980年代进行大规模发掘的三星堆文化）

· 我们认为下列数据可以作为商代历史的绝对年代：

商汤建国 早于公元前1700

迁都安阳 早于公元前1300

商朝灭亡 大约公元前1100

商人的人种

· 安阳人骨属于蒙古人种，对此学者们的意见基本相同

· 李济提出的假说：“商王朝在中国北方建立时发生了宽颧骨人种的入侵，在中国北部建立了殷帝国。”

· C.S.库恩认为，人骨中混合有北欧和一类或几类蒙古人种的因素。

早商、夏和商人起源问题

· 可以肯定地说，河南和山东的龙山文化为商文明的最终建立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同样清楚的是，龙山文化并没有直接发展为商文明。在龙山与商之间的变化过程中既有连续性也有创新。

· 李济在《中国文明起源》讲座中，列举了六条商人区别于其他新石器时代祖先的标志：1.制陶业的新发展；2.利用青铜铸造工具、武器和礼器；3.出现高度发达的文字；4.椁墓和人牲；5.使用马车；6.先进的石雕工艺

· 安阳王朝时期

二里冈文化

二里头文化

河南龙山文化

庙底沟二期文化

仰韶文化

三代关系

· 夏商周是一个大文化，但就三者的个体说，它们是相互对立的政治势力，他们之间是平行关系而不是前后关系，这一点是理解它们发展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关键。

· 丁山认为，三代礼仪制度不同，夏文华生长于中原，商起源于东北，与燕亳和山戎有密切关系，周族居西北方，与戎和狄有关

众所周知，中国文明的诞生年代要晚于世界上的其他几个文明，中国文明的近祖完全有可能接受了其他文明的推动。这种外来影响最好的证明是，小麦作为粮食作物在商文明中的出现，因为有充分的资料说明小麦种植的发源地是在古代近东。

从社会进化的角度讲，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经历了如下几个重要的步骤：

1.村落社会阶段。仰韶文化和青莲岗文化时期

2.村落联盟阶段。陕西、河南龙山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不确定

3.国家阶段。二里头文化、商文明、周文明

中国考古学文化发展阶段

（根据埃尔曼·塞维斯的分类，见Origins of the State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考古学文化

塞维斯

马克思主义

旧石器

氏族

原始社会

中石器

仰韶

部落

龙山

酋邦

三代（至春秋）

国家

奴隶社会

战国秦汉

封建社会

塞维斯认为国家的两条标准：国家组织打破了血亲纽带，代之以地域纽带，以及合法的暴力机构

张光直总结的古代文明的两条发展规律：

1.早期文明只能出现在一个以上的政治环境中。仅有一个国家的孤立于野蛮人中是不可能存在文明的。

2.国家内资源再分配越不公平或不平衡，那将产生的文明的标志就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