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水手、士兵、间谍》读后感摘抄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是一本由[美]尼古拉斯·雷诺兹（Nicholas Reynolds）著作，索·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页数：52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精选点评：

● 更早之前我对海明威停留在《太阳照常升起》以及《老人与海》 还有在菲茨杰拉德的生命中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而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另一个海明威 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 一位对共产国际以及共产主义抱有极大同情的偏左派 每次读这样的传记就会加深一个印象：伟人的伟大之处常人无法想象。 我蛮讶异这位作家热爱谍报活动 也曾被内务部招募 虽然他觉得那是一次合作 西班牙共和国内战和古巴革命这两件事对他影响非常大 前者让他的立场跟想法坚定 而后者则导致了他生命的终结 不知道他在瞭望庄园举起枪的最后一个瞬间在想什么 P.S 传记作者自己的立场也很强啊233隐约透露出对海明威政治立场的不欣赏跟攻击

●马马虎虎 猎奇毒物

●三星半。整本书虽然读起来流畅，但是从写作手法，题目，目的看，几乎就像中情局官方洗脱逼死海明威嫌疑的自嘲书。这也让本书后半段大打折扣。各种书评都在炒作海明威帮助过苏联内务部，但细看本书，他只是在战场和针对战场局势时，和各方情报机关有过接触，且并无任何针对祖国的行动。相反，倒是实打实的服务过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古巴的评论里，整本书基本就是意识形态宣传，暗示海明威是因为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自杀，且因为与苏联的接触于心有愧。不过还是慨叹，美国的相关手法，确实好命太多了，都是说真话和猜测，只是导向很隐蔽，加上写作技巧确实细致高超。

●太水了，好像什么都说了，其实都是不用看也知道。说有所谓的解密，最后还是说不清。装帧过度，没必要这么厚，看着太累。

●不想读了。以为是关于作家的，其实是关于意识形态的。对于这种解密，没有兴趣。

●第一次了解他传奇的一生

●这写作风格真是美帝新冷战风，一言难尽。凭借美俄所谓新冷战的舆论东风，大概二十世纪一批人道主义作家会被泛意识形态化解读。但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了，无论美式新教海洋资本主义鹰派和俄式亚欧内陆鹰派如何重温祖辈旧梦，都像二十世纪初的英法孤臣孽子互斗差不多，只是上一个世代的尾声。而海明威，就像希腊内战中被诬陷为通敌的修昔底德一样，他在历史重大转折时期呈现出的人本立场与英雄信念，正同他在自由意志与权力现实、个人抱负与集体责任之间的守衡奋进一样，是一笔精神财富，属于全人类的往昔与未来。

●抑郁，电击疗法，丢失记忆，无法阅读，奉行着咬牙忍受所有痛苦的老海姆最后也倒下了。似乎是从1940年菲兹死亡、海姆坐着飞机离开香港开始，他就不再快乐。菲兹杰拉德是海明威生命里多么小的一部分啊，甚至这本书只提到了短短两句。本来抱着补老海过往的心态看，最后竟然又补了好多冷战史，老海是个克格勃，代号阿尔戈，真的好酷啊，盖里奇来拍拍呢！（ntm

●这个系列的开本、装订和印刷都太糟糕了，阅读体验非常不好。

●还行吧，海明威作为政治家的一面，他的经历是他作品最好的养料。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读后感(一)：2018年社科文献最美图书奖——作家、水手、士兵、间谍：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秘密历险记，1935-1961

这是一部有关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传记作品。欧内斯特？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与普利策奖得主，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同时也是美国和苏联的“双重间谍”。他在加勒比海驾驶自己的游艇“皮拉尔号”侦察纳粹潜水艇；在古巴指挥名为“骗子工厂”的线人网络为美国搜集情报；与美国陆军并肩作战，并在欧洲的地面战斗中为战情局获得了解放巴黎的关键情报；同时他还是代号“阿尔戈”的苏联特工……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

责任编辑段其刚评语：

开本小巧舒适，封面元素多但井然有序

设计者：宋涛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读后感(二)：引言丨唯一能够重新掌控局面的方法，是杀死自己

2010年我在所谓的“前所未见的最佳博物馆”——中央情报局（CIA，以下简称“中情局”）博物馆——担负历史学研究工作。弗吉尼亚州北部一个安全园区内矗立着一座幽僻的艾森豪威尔时代建筑，中情局博物馆就在建筑内那条弯弯曲曲的走廊尽头。当时我们正准备搭建一个关于战略情报局（OSS，以下简称“战情局”）的新展厅，战情局是美国首个中央情报机构，成立于1942年。我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收集关于该实验性机构的信息，包括调查该组织的花名册。

为与轴心国作战而仓促组建的战情局是个古怪的产物——既集合了来自美国东海岸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又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的鬼才和创意人士，从华尔街律师到好莱坞电影导演，再到发战争财的海盗和雇佣兵，甚至包括未来的名厨朱莉亚·查尔德。在战情局，人们几乎能够从头到尾自行设计冒险计划。他们中很少有人对正规陆军和海军中那种包容性较差的文化感兴趣。

如此整日沉浸在调查研究中，没想到有一天，我的胡思乱想竟然领我来到了一片无人涉足的陌生领域。我记得曾经读到过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战情局戴维·K. E. 布鲁斯上校的故事，1944年8 月，他们从德国人手里“解放”了巴黎丽兹酒店的酒吧。于是我想，那个故事说不定还有后续。海明威不会和战情局格格不入。他热爱秘密，也热爱它们带给他的优越感。他渴望战斗，只是不适合常规的军旅生活。他游走于各个社会和经济阶层之间——还常常越界。我暗想他的确跟我遇到或读到过的很多从事谍报事业之人有不少共同之处。那么，他是否曾以某种形式担任过战情局的间谍？海明威与二战情报界的真相内幕到底是什么？

我开始查阅能找到的每一份资料。中情局的一份参考资料指向一份已经解密的战情局档案，目前存档于首都华盛顿以外、马里兰州科利奇帕克市的国家档案馆。档案馆的人从未找到过那份档案，这起初倒是让一切显得更神秘了，但也让我做了很长时间的无用功，在一间密室里跟那种老式三孔活页夹的检索工具纠缠不休。有几份资料甚至还用那种3×5 英寸卡片编写索引呢，除我之外根本没人想看。最后，一位好心的海明威学者跟我分享了他在1983 年找到的战情局档案的一个副本。

在此过程中，我在那些曾经保密的战情局、联邦调查局（FBI，以下简称“调查局”）和国务院档案中发现了其他一些诱人的线索。短短几个月的工作后，我的脑海中呈现出一个海明威肖像的轮廓，跟我以往知道的形象截然不同。

1937 年以后，无论二战前还是战争中，这位作家曾在两个大陆上从事过各种形式的间谍和战斗行动，我觉得他近乎痴迷于此。行动站点各不相同，通常是在海外：西班牙的战场、哈瓦那的小街，或是漂流在中国北江上的帆船。他似乎很倾慕那些在阴影中自主行事的男男女女。他的第三任妻子玛莎曾经秘密游说战情局将他纳入麾下。副局长和处长们考虑了她的请求，评估了他的潜力，在送文件的空白处坦率地写下了评估记录。

随后的发现让我大吃一惊：他还曾与另一个情报机构签约，这个机构可一点儿也不符合关于海明威生平的传统叙事。那就是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以下简称“内务部”），它在冷战期间纵横海内外，是更有名的克格勃（KGB）的前身。在核实自己的调查是否漏掉了任何证据时，我偶然发现了内务部的那条线索。我往往会到一些非同寻常的地方去寻找关于海明威和情报界的一切资料。在那改变命运的一天，我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2009 年的书籍，作者之一是脱离了克格勃的前特工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

那本书中有一个分章，逐字记录了瓦西里耶夫偷运出俄罗斯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官方苏联档案摘要。瓦西里耶夫的证据确凿可靠。海明威与内务部的关系记录表明，一名苏联特工曾在1940 年12 月前后“基于意识形态理由”，招募海明威“加入我们的事业”，那时斯大林正以铁腕统治苏联，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跟希特勒结盟——更不要说始于1934 年，仍在继续而看不到尽头的血腥清洗了。

作为海明威的终生崇拜者，当我读到他曾与内务部签约时，仿佛挨了当头一棒。这怎么可能呢？他的确有过很多左派的朋友，但他从来没有赞成过共产主义（或任何其他意识形态）啊。他创造的文学人物体现了那么多直到今天仍为我们所珍视的美国价值观：求真、英勇、独立、重压之下保持风度、维护弱者不受欺凌。他的声音是美国独有的——也是革命性的。

他曾改变了1920 年代美国文学的走向。就在1940 年末跟内务部开启这段关系之前几周，他刚刚出版了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小说之一——《丧钟为谁而鸣》。

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和斯大林的爪牙签约呢？又为什么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也就意味着对朋友、家人和读者全都隐瞒了真相？要知道他最伟大的事业可是公开，而非隐瞒自己的人生经历啊。

我彻底被迷住了。完成了战情局布展的工作之后，我开始为那些困扰我的问题寻找答案。是不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或许是翻译或誊写错误？要不，这怎么可能呢？这次招募的大背景是什么？它对海明威留给我们的遗产又意味着什么？

负责人都去世了——海明威的苏联招募者于1943年感恩节当天死于格林威治村（跟不少资产阶级敌人一样，他也在一顿大餐之后死于心脏病发作）；海明威本人1961 年自杀了。他最亲密的朋友们几乎都已离开人世。我意识到自己的大部分研究得依赖类似那份从未正式解密的苏联记录那样的印刷品，以及当初只写给某一个人看的私人文件和信件。我希望能在档案馆和图书馆中找到足够的资料，帮助我了解事情的真相。

于是我开始日复一日地只身在全国各地的阅览室里发掘资料，从圣迭戈到西雅图，从华盛顿到波士顿。起初我埋头研读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的海明威资料。我在那里翻阅他的通信——他的信写得跟小说一样精彩——那个房间俯瞰波士顿港冰冷的海水，陈设却很像他在热带古巴那个住所的起居室，也有不少兽皮装饰，沙发旁的一张桌子上也有个大水瓶，用它倒水时，还真像海明威用的台克利酒瓶。

我一生热衷于揭秘幕后故事，在中情局工作之前就是这样。调查总是让我着迷。每去一次档案馆，必然会毫无悬念地再去一次，我对此感觉良好。那些关于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的鲜为人知的文字艰涩的书籍，我读起来永远没够。因此在其后三年里，我就依靠非同寻常的资料来源，为那幅海明威新肖像的轮廓补足了血肉，现在这些资料来源还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内一位内务部将军的私密文件、保存在华盛顿另一个档案馆内的他的调查局经手人员的秘密文件，以及他和律师之间的一次争吵的记录，乍看像是在争论版权问题，等等。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内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严厉目光下读完了一叠鲜为人知的海明威信件，一旦套入相关语境，它们竟有着惊人的启发性。

最终我得出结论，海明威与内务部的短暂关系，以及这背后的政治态度，对他的人生和艺术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些在此前都被人们忽略了。它们左右了他在生命的最后15 年里所做的许多决定：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写作，以及如何行事。这一连串事件甚至间接导致了他在1961 年自杀。很多戏剧化情节都是在他的头脑中上演的，因而难免被他夸大了。冷战的章节——赤色恐慌、古巴革命，以及他死前两个月发生的猪湾惨败事件——让他更不堪忍受。他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精通政治权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过高地估计了他掌控自己和他人，乃至改变历史的能力。最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局限，终于得出了那个悲壮的结论：唯一能够重新掌控局面的方法，是杀死自己。

这就是我在本书中所讲的故事。

尼古拉斯·雷诺兹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读后感(三)：你不知道的“间谍”海明威

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欧内斯特·海明威率领同伴，突进奥德翁路，前去“解放”丽兹酒店的酒吧。这是海明威的传奇之一。

在历史学家尼古拉斯·雷诺兹看来，它远不止于传奇。身为美国中情局博物馆前馆长，职业敏感让他意识到，其间或许大有玄机。与海明威一起解放丽兹的同伴之一，是战情局的戴维·K.E·布鲁斯上校，他俩非常亲密。雷诺兹心想，以海明威的性格，这位大作家和二战情报界会不会有瓜葛呢？

雷诺兹在档案中寻找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海明威在西班牙、哈瓦那、中国等地的蛛丝马迹，让他惊讶的是，他居然发现了海明威曾经与苏联内务部签约，被后者招募成为情报人员。雷诺兹说自己仿佛挨了当头一棒，差点毁了心目中的海明威的形象，后来，随着挖掘的继续深入，他渐渐理解了海明威，也理解了这段经历对他的人生与艺术造成的影响。这就是他撰写《作家、水手、士兵、间谍》这部“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秘密历险记”的由来。

作品大致按照海明威1935年之后的事迹，与雷诺兹的揭秘推导，步步前行。突出海明威的人际关系、思想转变，情报人员对他的拉拢，以及后期海明威的挣扎与痛苦。

为什么要从1935年讲起？当年9月，海明威自发参与了美国东北部大飓风的民间救灾行动，他对身陷苦难的人民很同情，对无作为的政府机构很厌恶，雷诺兹认为这是海明威的“觉悟”。同时，1935年，海明威已经出版了《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两部作品为他带来了名望，但美国评论界对这位年轻作家还不够重视，海明威对此很不满，与之相反，来自苏联的著名翻译家、评论家伊凡·卡什金的盛誉和他所描述的苏联人民对海明威的喜爱，显然让海明威颇为自得并对苏联抱有好感。

玛莎·盖尔霍恩

不过，海明威这时并不打算成为共产主义者，他更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姿态。后来促使海明威左转的力量主要有两股。玛莎·盖尔霍恩，她于1936年12月走进海明威的生命，1940年成为他的妻子，她对战地写作和左派事业充满激情；海明威的身边还围绕着小说家约翰·道斯·帕索斯等共产主义朋友。催化海明威转变的导火索则是西班牙内战。西班牙内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在西欧的唯一一场内战。海明威以记者的身份来到西班牙，由于共产国际的积极争取，他在1937~1938年间差不多变成了共产国际的宣传员。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年，他才更全面地审视这场战争，在战后以批判的角度写出了《丧钟为谁而鸣》这样的杰作。

尤里斯·伊文思

雷诺兹梳理了尤里斯·伊文思（荷兰共产主义电影导演和第三国际行动人员，与海明威合作了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苏联内务部主管）等人与海明威的交好过程，后者还促成了海明威前往游击队训练营参观。《丧钟为谁而鸣》是一个关键事件，伊文思对海明威“回到了他原来的（非政治）视角”很失望。但事实上，海明威并未断绝与苏联的联系。根据历史学家鲍里斯·伏洛达尔斯基对苏联档案资料的研究，内务部在二战期间曾利用海明威为消息来源，并以“ARGO”作为他的暗号，这与雷诺兹的描述是相符的。雅各布·戈洛斯，内务部驻纽约的行动人员，与海明威会晤，于1940年末或1941年初吸收海明威加入“我们的事业”。这是海明威携玛莎访问中国的前夕。后来海明威表达了自己对国民党的不满和对周恩来的仰慕，以及他对中国局势的看法。

青年海明威

不过，海明威是否明确意识到自己成为了“我们的事业”的一部分，这是大有存疑的。1942~1943年，海明威参与了美国海军情报局支持的面向古巴的一次秘密行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指挥权，他很高兴地用爱猫之名称之为“无友”行动。1943年感恩节，雅各布·戈洛斯死亡。海明威与苏联情报部门的关系随之中断。在那之后，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明威在法国的活动，他作为盟军人员进入了巴黎。但他的解放行动违反了战地记者的不直接参战的原则，后来遭到指控，这伤害了海明威的感情。这也使得海明威终于意识到卷入政治的危险性。

雷诺兹认为，海明威从此陷入了一种恐惧，害怕自己与苏联曾经的联系暴露，这给作家晚期的小说创作带来了戏剧张力，海明威在反思中逐渐成为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更关注像《老人与海》这样的作品所体现的个体的勇气等问题。

雷诺兹的资料分析能力强大，问题在于，确认海明威是“间谍”、甚至叛国的那点材料，实在乏善可陈。海明威与美国情报界，最多只能算是接触或国民义务。海明威与苏联，性质要严重一些，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雷诺兹把海明威的自杀定义为害怕这个秘密曝光带来的心理崩盘，这种说法或有夸大，不过压力是有的。

菲茨杰拉德

乔治·奥威尔

从传记描摹的情状，海明威其实只是一个天真的政治门外汉。这与我们所了解的作家海明威的气质是一致的。海明威热爱斗牛、狩猎、垂钓等运动，他希望展现给外界一种“硬汉”的气概，热衷于危险游戏提供了对胆量的考验，因此，战争会吸引他，浪漫性格也会让他好奇间谍活动。

早在1925年12月25日，在写给菲茨杰拉德的信里，海明威就谈到参战经历为作家带来的优势，对于那些没有参加过战争的作家而言，“它的确就是某种他们错过了的、无可替代的东西”。这种想法贯串了海明威的很多活动，也是让他在苏联与美国之间摇摆的原因。

海明威以他的方式参与战争，但在他思想的底层，他的写作的核心，始终流露的，一直都是《太阳照常升起》开头所引用的《传道书》里的那句话，“大地永远长存”，没有人有资格奴役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人。我们可以通过海明威的所有作品感受到这一点，最重要的这一点。我以为，海明威晚期的焦虑，并不仅仅出于所谓往昔秘密的暴露，也不仅在于他对自己名誉的担心，更在于他意识到了他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自己的理念。

晚年海明威

理解海明威的行为动机与他后来的压力，还应当把他放回大的历史背景里。

比如，西班牙内战的影响。很多知识分子、艺术家组成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就是反战的主题，安东尼奥·马查多和曼努埃尔等西班牙本土作家大力推动左翼运动。热烈的政治氛围，对社会主义的共同向往，很容易让海明威积极投身。

还比如，雷诺兹在谈到共产国际的人员招募时，约略提了一句，说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也曾经为苏联做过事。这类招募在当时有点像撒网捞鱼，历史上有名的“剑桥五杰”，就是被克格勃吸收的出身贵族、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剑桥师生；而许多像海明威这样的，并没有经过培训，也谈不上如何重视，所以后来就断掉了。

到了冷战时期，这种做法却变得越来越常规，两大阵营都在努力“挖墙脚”，大作家乔治·奥威尔就曾经交给英国情报部门一份“黑名单”。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气压也是很沉闷的，“麦卡锡主义”掀起了反共高潮，许多知识分子遭到迫害。海明威目睹这种情形，不能不担忧。海明威晚年时常生病，时常陷入躁郁症，他的记忆力和创造力都在流失。各种因素最后终于导致了他的自杀。

假如我们悉心寻找，在尘封的档案堆里，像海明威这样的“间谍”，一定还有很多。他们终生都在为此饱受折磨。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读后感(四)：从1941年4月海明威与周恩来在重庆秘密见面说起

1941年4月，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街头出现了两个美国人，他们是一对中年夫妇，丈夫身材魁梧，微微发福，留着胡子，但不像是典型的美国人，因为他的头发和眼睛都是黑色的。妻子一头金发，身材修长，五官在美国人中绝对算是秀气类型。这是他们初次来到中国，这座魔幻的山城让他们极为好奇。这对夫妇是海明威和他的第三任妻子盖尔霍恩。

海明威与盖尔霍恩

有一天，盖尔霍恩一人在街上闲逛，突然一个头戴男式毡帽的高个子欧洲女人走到了她面前，这是一名嫁给中国人的德国人，中文名叫王安娜。王安娜问盖尔霍恩，他们夫妇是否想去见一个名叫周恩来的人。

盖尔霍恩没有听过这个人，想必她压根就记不住几个中国人的名字。她回去告诉了海明威，海明威想了想，说周恩来是他的一个好友的熟人，这个好友是荷兰共产党员尤里斯·伊文思，他和海明威几年之前一起在西班牙拍摄了反映内战的纪录片。

第二天，海明威夫妇来到了前一天王安娜出现的地点，这个德国人对重庆迷宫一样的道路驾轻就熟，把他们领到了一个深巷中，接着让他们蒙上了眼罩，坐上了人力车，最后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房子里坐着周恩来，他穿着白衬衫、黑裤子，脚上是一双凉鞋。他和海明威是同龄人，只是大了一岁。

在见面几周之后，海明威评价周恩来是一个魅力超群、才智过人的人，有力兜售了共产主义的立场。三十年后，盖尔霍恩回忆说这是他们唯一一次和中国人在一起感觉很自在。

我们在其他外国人笔下也能看到相似的评价。

作为声名显赫的作家和记者，海明威夫妇当然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接待。而他们对蒋夫妇的评价和其他外国人也惊人地相似。即便是在时为中国最高领袖的私宅中吃了丰盛的午餐，盖尔霍恩依然评价蒋夫妇是完全不关心人民的冷血统治者。

宋美龄在重庆的宅邸接待了海明威夫妇

这两次会面对于这三个男人而言都不值得一提，在他们异常丰富的人生中只能算作一个不太紧要的瞬间，对历史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甚至对海明威的创作也没产生什么影响。

真正让海明威兴奋的是这充满刺激和异国情调的传奇经历：在战火纷飞的1941年，一对新婚夫妇乘坐轮船横跨大西洋从旧金山达到夏威夷，之后乘坐飞机花了五天时间才达到香港，然后他们从香港飞到韶关，近距离观察了日军的防线，由韶关坐船骑马到了桂林，又从桂林飞到了重庆，而在重庆呆了一周多一点的时间，就见到了中国两大政治势力的领袖。即使是后来的谍战电影，也不敢这么拍。

就在这个月，发生了一件让这三个男人都不平静的事情。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在这个条约中，除了有正常的互不侵犯的内容，更重要的明确了苏联承认伪满洲国的主权以及日本承认外蒙的主权。

这对于艰难苦撑的中国人来说就是迎头一棒。在美国被卷入战争之前，苏联一直是中国最有力的外援。消息传来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于我实质上并无所损，然形式上倭国乃得一时之优胜。”第二天又写道：“俄倭协定，在事实上明知不能为害我抗战于毫末，但精神上之刺激不可名状。此二星期来中心沉闷悲惧，不知所自，孰知即为此。”他一再强调该条约只是在形式和精神上对中国不利，但事实是，一方面苏联的外援减少，另一方面日本得以专注于中国战场，并确立了南进战略。

国民党高层研判此事，认为这对于中共发展有力——日本在中国战场投入更多兵力，则意味着国民党正面战场压力增大，无暇限制中共。但实际上，中共高层对于这个条约也很不满，毕竟一致抗日才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政治，但他们也只能表示默认的态度，无法公然批评。公开声明中，中共首先称赞此举有利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紧接着就强调条约没有限制苏联对中国的援助，相信苏联会继续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抗战才能胜利。

那么发生在莫斯科的政治交易以及远东人民的苦难和海明威有什么关系呢？

这涉及到海明威对苏联的立场，因为他既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也对苏联和斯大林抱有好感。

这种好感最迟也应该出现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海明威从1937年到1938年亲自投身于这场战争，他不可避免地和苏联以及共产国际发生了关联，他的很多战友和挚友都是共产党员。在海明威眼中，法西斯是终结文明的力量，而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采取行动对抗法西斯的国家（中国算不上这种力量，在很多西方人看来，蒋介石也是希特勒的拙劣模仿者）。

在西班牙战场上的海明威

从这一点上来说，海明威对苏联和斯大林抱有好感是非常正常的，这也是许多非苏联籍共产党员拥护苏联和斯大林的原因。

但是，斯大林的一系列举措让很多人逐渐看到了不一样的一面，进而促使他们改变了信仰。

比如，1939年8月，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时距离西班牙内战结束还不到半年，以往那个反法西斯的灯塔居然主动熄灭了灯光。

这件事情对许多非苏联籍共产党员冲击特别大，在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彻底抛弃了这项运动，再也没有回头。

正如《作家、水手、士兵、间谍》中总结的那样：“党的路线向来教条武断、自以为是，仿佛只有一种思想正确的世界观。它们从来没有为微妙情感或个人解读留有太多余地，但大多数党员都够聚焦一两个投其所好的基本路线，例如反法西斯。如今，党突然推翻了这一核心教条，并要求忠诚者门捍卫这一变化。这样的逆转把诚实的男女变成了说谎的人。”

海明威是如何看待的呢？

他愿意相信斯大林是好意：“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战斗时，苏联可没有跟希特勒签署任何条约。只有当他们（苏联人）丧失了对民主国家的信心，才产生了（苏德）盟约。”

也就是说他认为斯大林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既然共和国已经失败，那就不如现实点保证苏联的安全。

但是，斯大林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远不止这些。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紧接着苏联也入侵了波兰，两国共同瓜分了波兰。紧接着，苏联又入侵了芬兰，盖尔霍恩还作为记者去芬兰做了报道。海明威对苏联入侵邻国只字不提。

接下来就是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的签署。

海明威对此发表了评论，逻辑和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辩护如出一辙。他说不应去管政客们说了什么，而是应看他们做了什么，苏联一直在为中国政府提供对日作战的援助，苏联顾问仍在中国工作，苏联给中国提供的援助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斯大林是为了保护东边的边境。

斯大林还有另外一大绕不过去的问题，那就是1936年在国内的大清洗。

海明威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直到40年代末，他才正面回应，他说，如果面临同样的挑衅，杜鲁门不会比斯大林好多少，他本人就会糟很多，如果是为了美国好，他会同样残酷无情，斯大林之所以无情，是为了保护苏联不受希特勒等敌人的攻击。

我们可以看到海明威为斯大林辩护的逻辑几乎只有一条，那就是斯大林做这些事情是为了应对外部的威胁，他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得已而为之。

这种逻辑我们非常熟悉，在中国持这样论调的人可不在少数。海明威本人是一名喜欢打猎、出海、加入游击队的硬汉，他所最能欣赏的政治人物则是敢于对抗全世界的强权人物，斯大林是这样的人物，周恩来是这样的人物，后来的卡斯特罗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会去思考太深入的历史、政治、哲学问题，他集浪漫主义、冒险主义、人道主义于一身，他不愿意否定自己最初的信仰。

海明威与卡斯特罗

大清洗其实也发生过在海明威身边，在西班牙内战时期，这样的事情可没少发生。海明威的一些战友没有死在西班牙的战场上，而是毫无理由、毫无必要地死于苏联内务部之手。海明威对此也是只字不提。在西班牙，他不止一次地宣称，在这场战争中，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当时在西班牙还有一位英国的记者兼作家，他那时还籍籍无名，出版一本书都很困难，此人就是乔治·奥威尔，正是这场战争中让他去深入思考苏联的本质。

战争结束之后，人类大敌消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就自然成了最突出的矛盾。越来越多自由世界的人开始反对昔日的盟友。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演讲中宣布了铁幕的降临。海明威对英国佬向来没有好感，他反驳说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是丘吉尔，而不是斯大林。

到了50年代，麦肯锡主义泛滥，人人自危，海明威清楚地知道自己曾和苏联内务部建立过直接联系，甚至还有“阿尔戈”这样的间谍代号。虽然他并没有真正做过什么，没有背叛过他的国家，但他还是小心地撇清与苏联的关系。

很有意思的是，就在海明威掩盖自己黑历史的同时，苏联内务部也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尽管苏联内务部在美国国内非常缺少间谍，但是他们在海明威《过河入林》一书出版后错误判断海明威是托洛茨基的人，在许多文章和宣传册中攻击苏联。自此以后，苏联内务部不再考虑发展海明威。

在海明威的最后几年，他陷入了抑郁症和妄想症，总是认为美国调查局在跟踪他、窃听他、分析他的信息，在这种惶惶不安中他最终扣动了扳机。他最终还是成了秘密警察制度的受害者，哪怕是臆想中的秘密警察制度。

如果海明威生活在中国，也许49年他不会选择离开。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读后感(五)：海明威的身份迷雾：一个英雄主义者的绝望突围

文/宝木笑

我们对于一些作家和诗人的深深喜爱和敬重，愈发让我们无法接受他们为自己选择的结局。特别是当我们深深体味过他们为这个世界留下的美好和财富，品味过他们文字间的美丽和精神，就更无法接受这种充满矛盾的结局。比如，海子为我们留下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这样让人心醉的动人诗句，最终却选择在山海关的铁轨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们伤痛、我们震惊、我们对这位诗人无尽惋惜，我们更不能理解这种结局带给我们的谜团。同样的情况也在大洋彼岸发生过，1961年7月2日，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也许，海明威的情况对当时的美国有着程度更深、范围更广的震撼。这位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直是美国“迷惘一代”作家中的领军人物，加上自身的传奇经历，即使没有《老人与海》的横空出世，海明威也一样会成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用尼古拉斯•雷诺兹在其力作《作家、水手、士兵、间谍》中的话说就是：“海明威的成功让他日益成为每一个美国作家的试金石，也成为不少美国个人主义者的行为楷模，他们模仿他的行为，寻求他的建议，虽然他的声音是美国独有的，但他也是公认的全世界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然而，就是这样的海明威，曾用“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鼓舞了无数人的文坛硬汉，却选择了以一种世人不是很能完全理解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生命，这确实让我们感到内心无比惋惜、错愕甚至迷茫。

正因此，尼古拉斯•雷诺兹的海明威传记《作家、水手、士兵、间谍》更像是一种充满着敬意和缅怀之情的回望和探寻，有着更深层的韵味和意义。尼古拉斯•雷诺兹本人和海明威也有几分相像，他既担任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又是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博士，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中情局博物馆的重要研究员。这让尼古拉斯•雷诺兹有机会通过中情局的秘密档案，了解更多关于海明威的历史，而其自身足够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又保证了这本海明威传记的专业水准。

1935年至1961年是尼古拉斯•雷诺兹选取的文本时间跨度，这显示了尼古拉斯的独特性格和非比寻常的创作野心。他偏不要写一个默默无闻的海明威如何横空出世的传奇故事，他就是要从海明威的巅峰写起，探讨到底是什么让海明威一步步陷入困境，最终选择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是，这段时期非常贴合尼古拉斯•雷诺兹为这本书起的书名，那是海明威身份最为复杂的时期，是复调的海明威，也是我们需要更深入了解的海明威。1935年的节点并非随便选取，那时36岁的海明威正值春秋鼎盛的最佳华年，1926年的《太阳照常升起》、1929年的《永别了，武器》、1932年的《午后之死》、包括1935年当年的《乞力马扎罗山的雪》等一系列作品让这位精力旺盛的作家名利双收。用尼古拉斯•雷诺兹的话说就是：“海明威已经爬到了他写作事业的顶端”。

于是，问题出现了，这样的海明威为何在顶端开启了自己的复调人生，让身份隐藏在层层迷雾当中？要知道海明威并非是那种“穷则思变”的类型，相反，这位从伊利诺伊州奥克帕克走出来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二十多岁便掀起了一场文学革命。30岁时候的他，已经拥有了《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已经达到了一般作家一生艳羡的高度。答案也许从《作家、水手、士兵、间谍》的开篇就已经显示给了我们，这本书开篇的那句话非常阳刚，尼古拉斯•雷诺兹写道：“海明威可不光是看的”。其实这句“可不光是看的”就已经解释了海明威最核心的性格：这是一位行动派，是一位崇尚大刀阔斧前进再前进的硬汉。所以，在1935年9月的美国佛罗里达大飓风灾难中，海明威驾驶着自己新买的“皮拉尔”号，“装载了足够的食物、水和各种供给物”，自愿加入救援队伍……因为，“海明威可不光是看的”。

大飓风后的惨状让海明威内心深受震撼，自从参加一战之后，他还未见过这样的惨状，于是那颗并不安分的心重新被唤醒了。在作家、水手、士兵、间谍这几个身份中，作家和士兵很容易让我们理解，在一战中海明威虽未成为作战人员，但仍然作为军队的后勤部队参战。特别是，19岁的海明威在意大利执行一次任务时与敌方遭遇并受伤，但依然将意大利伤兵拖到安全地带，因此还被意大利政府授予银制勇敢勋章。海明威与大海的感情很深，一生热衷海洋项目，特别喜欢开着自己的“皮拉尔”号到深海钓鱼，《老人与海》其实就像《永别了，武器》——都是作家对自己士兵或水手的另一身份的留影纪念。1935年的飓风被尼古拉斯•雷诺兹称之为：“觉醒：当海水把陆地搅得天翻地覆”，这实在是有些双关之意，一方面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大飓风，另一方面则是当时整个世界也处于天翻地覆的动荡之中。

那是让海明威最终释放了内心最深层能量的时代：纳粹德国正在日益壮大，苏联的影响正在日益强化，世界从未像当时那样充满着如此多激烈的对抗，这种对抗并不仅仅是指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族，更是多重思想和主义之间的碰撞。在这样的背景下，西班牙内战爆发了，尼古拉斯•雷诺兹这本书非常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揭示了那场战争永远改变了海明威。从此，海明威仿佛开始陷入了一种包围之中，这种包围是他本心所向和残酷现实之间的藩篱，让他如入荆棘。西班牙内战中建立的共和国更像是海明威自己理想的物化，那是完全按照最单纯的梦想建立的乌托邦，寄托着海明威等无数人的期盼。所以，海明威1937年来到了西班牙，即使他和好友的汽车被机枪扫射成蜂窝状，幸免于难的他仍然喜欢西班牙的生活。

然而，最终寄托海明威很多理想的西班牙共和国还是失败了，独裁者弗朗哥上台了。海明威见证了历史，弗朗哥带领着民族主义者胜利后，开始了疯狂的清算，共和国的参与者和同情者被反攻倒算。但那个时候，欧美对于西班牙难民的态度让海明威十分不满，没有国家愿意接收那些曾经为了理想而浴血奋战的人，在海明威看来，民主国家的声望已经降低到了最低点。根据尼古拉斯•雷诺兹的考证，在去西班牙之前，海明威就已经和苏联内务部有了某种联系，当然苏联内务部并未开启招募海明威的计划。然而，西班牙内战结束后的1940年代，苏联内务部在美国的特工则与海明威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尼古拉斯•雷诺兹证明，当时的海明威确实已经加入苏联的间谍体系，而且是非常正式的“编内”成员，拥有着自己的代号——“阿尔戈”。

让人感到震惊的除了海明威的苏联间谍身份，也许还有后续他在二战中的表现。这两者貌似矛盾，但却正好可以完成对海明威内心世界和性格特质的深刻解读，也就打开了开篇我们说到的那个海子式谜团的大门。海明威在二战中依然勇猛，《作家、水手、士兵、间谍》中对此描述极为精彩，专门有一章称海明威“挺进巴黎：勇猛如野牛”。事实更具传奇色彩，原本作为战地记者来到欧洲的海明威，最终却被一支法国抵抗组织游击队推举为领袖，并且竟然像模像样地指挥游击队开始了战斗。特别是海明威多次“在德国人回击的枪林弹雨中来回穿行”，让他得到法国人的极力推崇，后来的巴黎甚至流行起海明威的“熊步”，学着海明威的短句风格说话。不仅如此，在赶赴欧洲之前，海明威其实已经在他一生钟爱的古巴开始了对抗法西斯的斗争，他竟然带领着一班人马到处搜索出现在加勒比海的德国潜艇，甚至还组织了一支对抗法西斯的反间谍组织——“骗子工厂”。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巴，海明威又成了美国特工网络的一员，但海明威又不属于“双面间谍”，因为他不是为了钱，也没有在美苏之间搞情报交易。联系到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以及大飓风等一系列事件，我们不难发现海明威之所以有如此多的角色，让我们坠入多重身份的迷雾之中，核心原因就在于他从骨子里一直是一个英雄主义者。而海明威的这种英雄主义是带着鲜明的古典英雄主义的特质的：勇武、果敢、正直、善良，带着西部牛仔式的粗糙，又带着大男孩般的单纯。对于海明威个人来说，也许成为哪个国家的间谍并不重要，他需要的只是一种实现自己信念的途径。那便是要实现海明威式的古典英雄主义，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硬汉情结”。在尼古拉斯•雷诺兹看来，这种“硬汉情结”在海明威身上表现得非常鲜明，甚至一直没有放过海明威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也不得不坦陈：“就我了解的海明威而言，他是个粗犷彪悍的人，永远站在弱者一边。”

由此，海明威身份迷雾的答案已然浮出水面：这位一生叛逆的人，他所讨厌的是任何形式的权威，因为权威是统治者的孪生兄弟，更是弱者的噩梦。海明威永远是那种一间酒吧、一个渔村或者一个小镇的保护者形象：粗犷到粗野的程度，活得很糙，但活得很强壮——“他身高一米八三，肌肉结实，一头黑发，漆黑的双眼炯炯有神，光着脚，身上那件素色的衬衫通常有一半扣子敞着，短裤则用一条绳子勒在腰间”。更为重要的是，这位“一生都在玩各种武器，冒险无数，曾在三场大战的前线历经烽火”的硬汉，他的人生信条或者说精神信念非常明确，那就是“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活”。所以，行动派海明威的冒险并没有停留在写作中，从1937年到1960年，他一直参与到各种政治漩涡和战争前线中——他要成为挑战自然的水手，他要成为保卫弱者的士兵，他也可以变为刀锋上起舞的间谍，因为他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活，“海明威可不光是看的”。

然而，性格决定命运的魔咒终究没有放过海明威。海明威式的英雄主义情怀，在当时注定是要陷入绝望的重围的。海明威最后几年所处的时代，正是美苏冷战逐渐迈向巅峰，各种思潮既在激烈碰撞，又在自我焚毁。海明威恰如他笔下的大多数主人公一样，有着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的热情，并且都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甚至有着“超人情结”。就像《丧钟为谁而鸣》中罗伯特・乔丹，这个人物在受伤临死前所表现出的镇静，那种将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亡的威胁留给自己的勇气，完全是一种拜伦式理想主义英雄的风采。这种“超人情结”必然附带高自尊的性格特质，海明威平生最喜欢谈论人的勇气和尊严，他说：“我深深懂得，面对危难，你不要退却，闯过去。即使死了，你也没有白送命，因为你已经做了你应做的事和你一生中乐于追求的事。”

1961年的海明威因为之前在伦敦遭遇的严重车祸和非洲的坠机，身体遭受了极大的损伤，状态大不如前。更重要的是，他曾经在二战中冒着生命危险保卫的祖国，却因为他的苏联间谍往事，不再信任他，随时都准备深入调查他。而对于苏联，苏式的冷战让当年为了理想奋不顾身的海明威彻底失望。古巴一直是海明威最爱的居住地，虽然他与卡斯特罗十分熟悉，却并不相互欣赏，他在古巴的处境也因为美苏古三国的关系紧张而堪忧。也许，压垮这位上世纪最著名的古典英雄主义硬汉的稻草就是那场电击治疗，海明威因为伤病抑郁，却因为电击和随后的病痛丧失了很多记忆，他不得不中断写作。同时，身体的原因让他无法做回那名徜徉加勒比海的水手，冷战的来临让他对自己两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士兵的意义产生了感伤，间谍的尝试换来的却是无休止的纠缠不清和恶意中伤……

从这里望去，也就不难理解海明威为自己选择的最终结局。为了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活，就一定要自己创造一个彪悍的人生，那就要成为英雄和硬汉，保护弱者，坚守信念。当时代的大潮涌向上方，海明威们一定会成为最炫目的弄潮儿，他们会尝试各种身份，因为他们的精力实在是无限充沛的。当时代的大潮不幸低落，海明威们一定会成为最令人惋惜的自毁者，他们会如困兽一般绝望地突围，即使陨落，也绝不会选择驯服。

这不由让人想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桑提亚哥和海明威其实已经难以区分，他们在精神上合二为一。海明威英雄一世最终深陷绝望的突围，桑提亚哥尽管捕鱼技术精湛，却长时间走背运，连续84天一无所获。桑提亚哥经过三天惊心动魄的搏斗，终于捕获到了那条巨大的马林鱼，却不幸在返航途中，遭到鲨鱼的袭击，马林鱼被啃得只剩下一副空空的骨架。但桑提亚哥总是以一种信念高于生命的姿态迎接每次挑战，对于他来说死亡并不是一种失败，而只是一种方式，一种战斗的方式。因此，在海明威一生的身份迷雾中，他选择不断冒险捍卫自己的信念，在那一场事关尊严的绝望突围中，海明威宁愿毁灭自己，也不愿被病魔和衰弱击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明威应该更多的还是一位纯粹而可敬的作家，因为他最终用生命，实践了自己在文字中流露的信念：“人不是为了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绝不能被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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