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思想录：2004—2015年人文期刊观察》的读后感大全

《中国文化思想录：2004—2015年人文期刊观察》是一本由胡传吉著作，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8元，页数：2018-4-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化思想录：2004—2015年人文期刊观察》读后感(一)：李静：“《中国文化思想录》堪为一个时代纤细而灵性的文化注脚。”

李静：“《中国文化思想录》是学者胡传吉对2004-2015中国人文期刊的观察结集。这是持续了十二年的人文关怀与介入，阅量之巨，视野之广，目光之利，堪为一个时代纤细而灵性的文化注脚。” 详见北京日报2018年6月21日15版。 “文学期刊期刊观察：对文学生产机制及作家作品的双重鉴别。文学对现在和未来反应迟钝，先知色彩难以为继。现实需要追问，历史需要重读。”

李静：“希望这场漫长而热切的观察能得到更广泛的理解”。

胡传吉：十二年“期刊观察”见证时代变迁

《中国文化思想录：2004—2015年人文期刊观察》读后感(二)：邹高翔：烛光读书会 观察《期刊观察》

烛光读书会观察《期刊观察》

邹高翔

6月24日，世界杯小组赛正酣。当晚八点，英格兰对巴拿马，身为英超迷的我果断舍弃，一场更有诱惑的盛宴吸引：胡传吉老师新作《中国思想文化录：2004——2015年人文期刊观察》读书会。

七点到学而优书店，得见传吉老师本尊：女汉子的外表，开口立显学人风范。听罢几位文学博士颂扬，她说：“她们是我的学生，不好意思批评我。其实我这本书有三个不足……”还没说完，停电了，直到结束前才恢复。于是读书会就着烛光进行，倒别有一番意趣。看不到别人的表情，那么必须专注倾听，在没有电灯之前，人就是这样思考和交流，不也产生了众多大家巨擘？

传吉老师2004年在南方都市报实习，彼时我已在南都工作近十年，部门不同，工作无交集，我仍然要叫她老师。这个名字越发清晰，是在近五六年。我因职责缘故，看她的文章是工作。这种强迫性阅读通常是没有愉悦感的。就像看世界杯，我等球迷是享受，足球记者则是煎熬：要记太多的人名，分件传球射门数据，看完还要写稿传稿。

而我居然打开了强迫性阅读的死结，变成了定期的期待。人文期刊的优势，在于新、活、精。新者，关注当下，映照现实；活者，文风灵动，视域广阔；精者，篇幅适当，旨趣传神。就基本呈现平台而言，新闻是报纸，那么文学则是期刊。期刊相对报纸固然耐碎片化强，比书籍却又不如，且林林总总本身也是一种碎片化。传吉老师所做的，就是把碎片化的文学，加以整合、梳理、捏合、熔炼，得出思想的晶体。

《期刊观察》栏目历经十二年不辍，成为南方都市报副刊乃至报纸的品牌。非有坚守的大心脏不能为之，非有广博的大视野不能为之。正如谢有顺老师点评“是耐心、毅力、热爱，是笨功夫，也堪称大手笔。”这十二年，正是报纸的黄金时代。传吉老师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报章体学术文”，与报纸相得益彰。

近代“报章体”，以梁启超在维新派报纸（《时务报》、《新民丛报》、《清议报》等）的政论为代表，把宏大艰深的政治主张通俗解释。他自述主张“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这是基于报纸的大众通俗读物属性。南方都市报是一份市场化的报纸，副刊承担着精神高地的角色，但也不能像机关报的理论版，办成论文和公文摘要。《期刊观察》正是找到了这个契合点，让学术更接地气，降低身段而不降低品格。

诸多标题就是颇为吸睛的，而不像学术论文标题那般诘倨傲牙。显然，新闻业务或者说报纸的规则，深深地改造了一篇宏论的外观。《爱何以变得稀薄而狭窄》、《生活在这里，思想在别处》、《直面现实，绘画必然生猛》、《我们怎样做父亲？》、《记录一种“活着”》、《文学里有老人》，观之即有阅读冲动。

“外观”是表，思想是里。传吉老师学历史出身，再攻文学、文化，辨析事理的角度，时间的质感特别厚重。对此，参加读书会的文学评论家申霞艳老师一语中的。这也是我尤为激赏的一部分作品。传吉老师从世界史到中国史，从古代史到当代史，尽入眼中，顺手拈来。刚谈完《从“世界史”到“全球史”》，就到了《〈水游传〉与宋代法治》。再品《隐士与叛徒》，结论“重现周作人天真自辨之细节，探究周作人对国家前途的灰心情绪，并非要为历史翻案，反倒是试图让历史变得清晰。历史不能简化成某一个不容欢辩驳的断然结论。”仿佛穿越几千年，而思想的结晶在时光的河流上越发璀璨。

作为文学教授，传吉老师的历史素养是她的“加分项”，她的文学功力，集中体现在对现实题材作品的评论。描写现实的文学作品并不少，为推而广之，传吉老师立了一功。《写作难拒现实之诱》，开篇就说“小说写全，很难抵挡现实之诱惑，尤难拒绝当世现实的诱惑。现实往往超出虚构的想象能力。”这对干了二十多年新闻的我来说，共鸣太强了，可惜我没有写小说的资质。结尾可能会让众多专业作家汗颜“《世说新语》距其时代也近，何以能如此出色？可见，还是不能只抱怨时代。”

《“当下”最难写》再次关注现实题材，她尖锐地提出“写作在面对历史与当下的时候，仅靠个人经验及凭空想象来把握，是远远不够的”，推崇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新作《日夜书》，认为是“那一代”作家的阅历的产物。作为受“新写实小说”影响至深的一代人，我对现实题材有执着的迷恋，阅读传吉老师的文字，仿佛阅读报纸新闻的精要：大千世界，其实是按一些常识在运转。她认为，写作者跟现实相处的办法不一样，于是难写。“无论立场如何，只要是洞见，都值得阅读”，拥有这种格局，是她不遗余力推介作品的动力吧！

沉浸亦或享受烛光中，电灯亮了。书店负责人笑说：“从来没遇到过，第一次给了胡老师。”众亦笑。收获一席赞美，传吉老师面不改色，仍然淡定从容。

作者：邹高翔

《中国文化思想录：2004—2015年人文期刊观察》读后感(三)：刘秀丽 《中国文化思想录》：一段历史的见证，一种思想的检视

刘秀丽 《中国文化思想录》：一段历史的见证，一种思想的检视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8年7月18日

对中国文化思想的考察，存在一个技术上的难题：面对如此庞大的话题，从哪里入手才算是切中了肯綮呢？近些年很流行一种期刊观察的方法，以期刊为载体去考察某段历史、某种现象或社会状态。比如郭战涛以《人民文学》为中心考察国家文学的想象与实践，章清通过对《新青年》同人思想分化的追踪探讨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任瑜通过分析《现代》杂志的话语实践等问题追查1930年代的社会场域，韩敏、靳婷婷等对《收获》杂志与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与1990年代社会转型的考察。

胡传吉《中国文化思想录》也是一种期刊观察，与以上诸君不同，她所做的工作，不是以一本期刊为对象的单科考试，而是对同一时期国内主要人文期刊进行点面结合的“综合统考”。从2004年到2015年，胡传吉以一己之力在《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撰写十二年的期刊观察，每月一期一个整版，分主文和个案推介两个部分。

坚韧的耐力

集十二年文化思考的《中国文化思想录》真像一个旷日持久的工程。这种做法，在慢时代也许是文人的常态。毕竟，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蒲松龄写《聊斋志异》，自二十多岁始、四十岁初集成帙、年逾花甲辍笔，历时四十余年，都是慢工出细活的写法。但在今天这样一个求新、求变、注意力极短的时代里，人们对所有现象的关注都如昙花一现，不管多么轰轰烈烈的现象也基本只能维持一天的注意力，最多个把星期，一个月的关注力简直不可想象。传吉这种看似落伍的坚持，体现出一种坚韧的耐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就这一点而言，《南方都市报》和胡传吉都值得敬畏。

这让我想起谢有顺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他曾长时间泡在图书馆里阅读旧期刊。当别人关注当下尚且唯恐不及，他却愿意花这样的笨功夫去面对过去。但在大量阅读过刊的过程中，“可以清晰地了解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也了解中国文学的现状”[1]。这样的积存，帮助他找寻到自己的兴趣点，确立人生的方向，并为他以后的文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觉的敏锐

在文学研究领域，很多人已经丧失了文学判断的能力，拿到一篇文章，面对一个作者，他可以进行史料的钩沉辑佚，也能做本事的索引与考据，但他无法谈论文学作品的优劣得失，无法判断所研究的是不是好的文艺作品，无法评论一部作品何以打动人心。这真是件遗憾的事情，也让人感到尴尬。

基于此，我常常惊诧胡传吉五觉的敏锐。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动态，面对众多人文期刊里或长或短的文章，她不是光用眼睛去看，而是眼耳鼻口手五觉齐上，仿佛动画里机警的布瑞斯塔，具有“鹰的眼睛，狼的耳朵，豹的速度”，灵敏地捕捉到那些最值得期待的文字。她不仅做出甄别、提供文本，而且表达对文学的见解。她讲莫言，“语言到了莫言这里，总是有剑戟气、镰刀味，莫言号令天下的手法，既权谋又粗野。”（）她讲“迟子建对人世的看法，仍然是温柔中带点倔强，她的期望，通常是得救，至少要留一点点温存。”（二0一0年八月，个案推介）她讲“语言艺术的仁爱与同情在哪里？”“就在‘看到’，每看到一寸阴暗，人类内心的疆域就会拓宽一尺。不闻不问，不说不写，有时候，就是变相的残酷。”（二0一0年一月，《他们有追问伦理的勇气》）我喜欢这种精准而直白的判词。

洞明与温柔

《中国文化思想录》中大量对文艺现象、作家作品的评价，像“王朔很会写书，老王是扮鬼扮马的人精”；“黄礼孩的诗，气质亮堂，富于想象”；“田耳的小说写得很机灵，善于谋篇布局，含沙射影、插科打诨的功力也不浅”（二00八年一月，《人生边上的颓废》、《个案推介》）于寥寥数言中品评一个作家，这种来自于传统文论的方式，体现出胡传吉的洞明。

当评论家能够一眼洞穿写作者的长与短之时，他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呢？是疾风暴雨、大肆砍伐，还是和风细雨、善意提醒，抑或隐而不表、顾左右而言他呢？胡传吉是真诚的，她充分肯定作者的努力与文本的优越，也不回避写作的瑕疵，不讳言问题的所在。可她又是温柔的，不苛责、多体谅。评邵丽短篇小说《人民政府爱人民》，她肯定作者的真诚和细节把握，但也指出情节上的失当，“别说一个老农民，就连一个衣着光鲜、穿着跟干部似的人，不经盘问就走进县政府去面见高层，恐怕也有些离奇。”面对这样的不妥，胡传吉并没有走向批判，而是“还是宁愿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我本不该怀疑的。”（二00七年十月，《个案推介》），评温亚军的《桃花落》时，她也指出“作者在为什么庄晓然会彻底走向钱这个问题上缺乏充分的说服力”，原因是什么呢？“没有足够坚硬的身体细节去说明人在钱面前是如何陷入绝望的。”（二00七年四月，《怨恨是心灵的自我伤害》）大抵这样，胡传吉会直白地指出问题，但也不“唯我是从”。她或者尊重文本的多种可能性，或者探察写作失误的原因，或者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正经与随意

《中国文化思想录》乃是刊发在报纸上的文章合集，这样的文章与学院派的研究不同，受众面很广，也更多元，文章就应该写得更好看才对得起读者、吸引得住读者。多年以前，梁启超引领的报章体，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胡传吉也很有报纸的文体意识。申霞艳经常慨叹胡传吉在报纸上的文体不仅仅把洞见说出来，而是充满灵动、诗意之美。

虽然为篇幅所囿，这本书的每篇文章都在4000字左右，依然能做到“八仙桌下打猴拳”的自由，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到哪里是哪里。这种于随意处戛然而止的写法，尤其要集结成书，才能够见出文体自由的妙处。倘若每一篇都周周正正，反而不好看。我称这种写法为“既正经又随意。”

胡传吉的评论，文字背后作者的性情也很突出。恣意时则洋洋洒洒，逆意时则要言不烦，精神潇洒时字里行间充满神气，内心彷徨时文字也跟着恍恍惚惚。看她的评论，能感受她十几年的心路历程和精神状态。

这种跨时漫长的写作，我想当然地认为，对于作者本人也必然是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可是阅读体验表明，胡传吉自2004年5月开始写作，就表现出宽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她属于一出场就成熟的写作者，譬如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乔峰。回头看，《中国文化思想录》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提供了新世纪以来十几年文学和文化的现场，以及现场背后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与检视。

[1] 谢有顺 高旭：学术研究是一种自我觉悟的方式 ——谢有顺教授访谈，《当代文坛》，2018（2）。

《中国艺术报》2018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