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的读后感大全

《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是一本由[塞尔维亚]雅丝米娜·米哈伊洛维奇 / [塞尔维亚] 米洛拉德·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页数：18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读后感(一)：文学与爱的永恒复调

2018年08月25日 读书周刊/读书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刘媛

塞尔维亚女作家雅丝米娜·米哈伊洛维奇在《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里回忆，她与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婚姻始于一九九二年。其时，帕维奇年逾六十，已经凭借非凡的“词典体”小说《哈扎尔辞典》享誉世界，与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艾柯、辛格并称为“20世纪下半叶文学宝库”的创造者；雅丝米娜则比丈夫年轻三十岁，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哲学博士、评论家、作家。这段传奇的婚姻并非一帆风顺：他们相爱，但也会争吵；他们有着说不完的话，也时常针锋相对，互不退让，甚至以眼泪收场……雅丝米娜一度以为他们的哀乐与寻常夫妻并无二致。直到帕维奇告别人世，她才清醒地意识到，这段婚姻一开始就注定是独一无二的，“它始于浪漫爱情，文学则让它历久弥新”。 雅丝米娜在回忆文字中写道，在近二十年的婚姻里，因为“内在的紧绷的情绪”，他们“始终以每小时三百公里的速度向前冲刺”。这股“内在的紧绷的情绪”的来源正是文学，源于一位才华横溢的成熟作家和一位亟待成长的年轻作家之间无休止地追赶。 帕维奇享有“天才作家”的美誉，生前共出版四十五部作品；同时，他也是一位颇为“晚熟”的作家，直到三十七岁，才出版第一部文学作品。颇有意味的是，与雅丝米娜成婚的那一年，帕维奇正着手写作第二十二部作品。这段婚姻的开端似乎是一个微妙的节点，丈夫就此开启了文学生涯的下半程。婚后，帕维奇自诩为文字的“匠人”，主动提出为妻子定制故事，从题献给妻子的剧本《永恒之后的又一天》开始，《九宗罪》《恐怖爱情故事》《双身记》等一系列作品都留下了“私人定制”的痕迹。 与帕维奇共度的十七年，不乏甜蜜，但对于从“学徒”起步的作家雅丝米娜无疑是一段精疲力竭的岁月。一方面，她必须面对外界的冷嘲热讽，因为帕维奇夫人的盛名，塞尔维亚文艺界人士一边鼓励她勇于闯文坛，一边又在背地里嘲讽她“榨取”丈夫的名声；另一方面，她必须不断磨炼写作的技艺，追赶自己的丈夫。正如她在《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中写到的：如对“艺术家”和“爱”追根溯源，不难发现这两个单词的词根是近义词,“仅仅去爱，是无法让艺术家满足的”，艺术家“必须创作，必须向公众展示作品，必须成为展示自我情感的行家”。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和爱情，这位年轻的妻子毫不示弱地和丈夫一起以同样的素材撰写故事，甚至将两人的故事一同编入文集《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大有分庭抗礼之势；反观帕维奇，这十七年也不轻松。虽声名在外，但他终究是步入暮年的老者。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爱意，必将到来的死亡与遥不可及的永恒……种种矛盾转化成“内在的紧绷的力量”，以至于生命的最后时刻，帕维奇都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去世之前，他刚刚完成了以夫妇二人为主角原型的小说《被诅咒的爱》。 帕维奇和雅丝米娜用生命共同谱写了一曲文学与爱的复调。写作之于他们，是确证爱情的方式。他们“不断用创作向对方释放着无尽的魅力，争夺着爱的霸权，试图让自己的爱超过对方”。他们不断在虚构的故事里演绎他们的爱情，测试着爱的深度、爱的广度，跨越爱的边缘，探索爱的可能性。帕维奇曾表示，长篇小说《双身记》是创作生涯的后期最喜爱的作品，是一部可与《哈扎尔辞典》媲美的佳作。小说的结尾，去世的小说家以灵魂的形态亲吻了自己的遗孀，希望她“尽你所能，欢欢喜喜”。这一光明的结局正是帕维奇按妻子的要求创作的，其中也蕴藏了他对爱妻无限的祝福：愿你在我死后仍能快乐。2009年，帕维奇去世，雅丝米娜成了帕维奇文学遗产的维护者。她以编辑的身份，整理丈夫生前的作品和遗稿，也以作家的身份，写作关于丈夫的回忆文字。她甚至会像《哈扎尔辞典》中的阿捷赫公主一般盛装出席纪念帕维奇的活动，在帕维奇遭遇质疑时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帕维奇曾将他的作品喻为“第二个身体”，因为雅丝米娜，他的“第二个身体”不断被滋养，他的文学生命也得以延续，愈加顽强。 但爱不是帕维奇和雅丝米娜的作品中唯一主题。他们的创作丰富而厚重，往往涉及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现实经验的关注，既有对个人情感体验的提炼，也有对民族命运的深刻洞悉；第二个层次是对古代文明遗产的继承，特别是对塞尔维亚口传文化和拜占庭的教堂讲演文化的借鉴；第三个层次是鲜明的后现代意识，即如何通过形式上的创新将小说从时间的、线性的，不可逆的艺术转化为空间的、非线性的、可逆的艺术。帕维奇的代表作《哈扎尔辞典》《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之恋》《双身记》围绕上述三个层次做出非凡的尝试。 类似地，雅丝米娜的写作也有着丰富的内涵：她的回忆文字中诉说对丈夫的深情；她的游记散文则渗透了对消失的古典文化的迷恋，对不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敏锐观察；她与丈夫合著的《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科托尔的两段传说》更是演绎了一段故事的两种写法。此外，雅丝米娜还是一位迷恋注释的作家。对注释等超文本的偏好，足见她与帕维奇在形式趣味上的一致性。在旅行札记 《巴黎之吻》《太阳船上的孩子》中，雅丝米娜不仅以冷静不乏幽默的笔调记录着旅途见闻，也毫不回避屈辱的历史和现实的创痛。 帕维奇与雅丝米娜生于一片屡屡被战火侵蚀的土地，注定将面对超乎想象的“恐惧”。写作也注定成为他们承担民族命运、对抗“恐惧”的方式。正如帕维奇在上个世纪末的一篇采访中所说的，“我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建设，纵然处于战争期间也片刻不停，正如我的小说 《风之内侧》中的主人公，他周围的所有人都在战争中摧毁一切，只有他一个人独自建设”。显然，“建设”精神正是这对艺术家的后现代意识的核心。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结构创新的重点并非反抗“讲故事”的传统，而在于传统的阅读方式遭遇危机之时如何用文学重新 “建设”精神与信仰。 对于小说在21世纪的命运，帕维奇和雅丝米娜是乐观的。早在上个世纪末，帕维奇就曾预言“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如此众多的书籍被人阅读”，读者的数目“比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的士兵数目多，这一点很有深意，可能正是这些读者，当然不光是我的读者，保证了在这个世界上爱将击败野蛮”——归根结底，他们渴望写作是永恒的爱的主题，是恐惧终被爱战胜的光明结局。

《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读后感(二)：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定制业务

【镜杯阁书札】作为世界级文学大师的夫人，雅丝米娜承受的压力可以想见，何况米洛拉德•帕维奇（1929-2009）是她的第二任丈夫（1992-2009），更何况两人有着30岁的年龄差距。 米洛拉德·帕维奇，塞尔维亚作家、诗人、翻译家、文学史学家、文艺学家、哲学博士，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帕维奇的创作高峰期，在塞尔维亚和前南斯拉夫获得了无数个奖项。帕维奇以其狂野的想象力而著称，其代表作品《哈扎尔辞典》（1984年）在问世当年即获南斯拉夫最佳小说奖。这部小说“内容纷繁复杂，古代与现代，幻想与实现，梦与非梦盘根错节地缠绕在一起。时空倒溯，人鬼转换，似真非真，似假非假，扑朔迷离地描述了哈扎尔这个民族在中世纪突然从世界上消失的谜”，被誉为“21世纪的第一部小说”。 帕维奇的作品先后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他本人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嫁给大作家帕维奇之后，世人对于雅丝米娜的称呼就变成了帕维奇的夫人，但是雅丝米娜也很在意自己作为作家的身份。2009年，丈夫去世后，除了自己的创作，雅丝米娜还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帕维奇遗作的整理、编辑、校对工作中。“我要讲述是两位作家的故事，关于米洛拉德·帕维奇和雅丝米娜·米哈伊洛维奇。确切地说，是关于曾经的作家的故事……米洛拉德·帕维奇已经去世了；只有我、只有雅丝米娜·米哈伊洛维奇……还在写作，写作是我热爱的工作。”（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浙江文艺，2018.8，P4）。在写下这段文字前，女作家从他丈夫小说《被诅咒的爱》中摘录出来关于一对老夫少妻画家的文字，“他已经颇负盛名，她则在争取女性观众，女人们正涌向她的画展。有传言说他已经逐渐落伍了，虽然在过去二十年里，他的成绩卓然拔群众，堪称国内一流……，但如今，他的身体已不如从前，昔日累积的无上荣光也逐渐黯淡……”这难道不是雅丝米娜对自己故世丈夫的隐喻吗？ 《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这本集子里收录了共四部作品，包括雅丝米娜独自创作的《迟到的情书》（2010）和《哈扎尔海滨》（2012-2013），她和丈夫合作的《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2004）、以及俩人在不同时期创新的同题材作品《科托尔文具匣》（分别是《写作魔匣》、《藏钱币和戒指的暗格》）。 《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披露了在和世界级文学大师共同生活的岁月里，雅丝米娜受塞尔维亚浪漫主义诗人拉扎·科斯蒂奇在爱妻去世后，创作爱情诗《安康圣母教堂》纪念亡妻的启发（随着这首诗在塞尔维亚家喻户晓，威尼斯的安康圣母教堂永远地与一名塞尔维亚女子联系在了一起），用自己出版作品的稿费向丈夫帕维奇“定制”一部以雅丝米娜为女主角的小说，小说中让他把贝尔格莱德萨瓦河畔的卢卡•切洛维奇之屋（卡尔加维卡马尔卡街一号）送给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二人认真投入，乐此不疲；帕维奇全心创作，灵感喷涌，而雅丝米娜在收到“货”之后也用心品评，如约付上稿酬。“（帕维奇）故事念完了，我没说话，将信封递给了丈夫，从他的手中接过手稿。他饶有兴致地点了点钞票。”（P58）男作家多年前自诩为木匠、铜匠、泥瓦匠一类手艺人，期待有客人向他定制故事的心愿也终于实现了。 《哈扎尔海滨》记叙了包括雅丝米娜受阿塞拜疆政府的邀请，出席2012年欧洲电视歌唱大赛并在巴库逗留八天的经历。作为创作《哈扎尔辞典》的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遗孀，阿塞拜疆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和礼遇，让女作家感觉自己变成了哈扎尔公主，再联系到阿塞拜疆政府出资重建了贝尔格莱德的塔斯玛吉丹公园，并在园内修建了帕维奇的纪念碑，大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在生日和祭日到墓前祭奠等行为，这一切与作家在本国的待遇形成鲜明的反差，雅丝米娜不止一次地发出抱怨，“不同民族、语言、文化、宗教都将他视作自己的作家，但颇为讽刺的是，他的祖国并不这么想。如今，帕维奇的多部作品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印刷了三百余次，但塞尔维亚对他固有的偏见并没有改变。”（P122） 雅丝米娜也像帕维奇一样，在她的作品里，有对古代文明遗产的珍视，对人类古典文化逐渐消失的痛心，对现代文明的思考和现实生活的关注，既包括了个人情感体验的提炼，同时也包括对民族、国家的经验、历史的反思和洞悉。有所差异的，是作为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以及争取女性地位的呼吁。“‘你也知道，女作家的收入偏低。’她继续说，‘所以我没法付给你钱，我们不妨以物换物’”（P63）、“长久以来，不仅在塞尔维亚乃至整个欧洲，女性们不得不委身于男人。无所不在的男权和与之相关的不平等已经被我们视作司空见惯、理所应当的事，我们甚至开始学会饮鸩止渴，陶醉其中。很久之前已经在欧洲绝迹的事物竞成为如今令我们趋之若鹜的事物。无疑，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P184）”

《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读后感(三)：帕维奇人生的阴本讲述

前阵子在虎扑论坛看到一个帖子，叫作《豆瓣十大神书，jr们看过多少本？》，粗略看下，从2009至2018，每年列出一本“神书”，凑成了top 10。其中既有东野圭吾的推理作品，也有肯.福莱特的历史小说，还有《人类简史》，当然也少不了马尔克斯的最著名、也最常被人挂在嘴边的两本作品（如果不知道是哪两部，建议不要继续往下看本文了）。再看虎扑jr的评论，不出意外的姿势水平令人捉急，表示读不进去《百年孤独》，或是觉得名字太容易搞混了。

本人认为，看不进《百年孤独》，纯粹是你的level太低。读者与书籍，也是双向选择的关系，好书同样挑读者。因此，我庆幸我最爱的《哈扎尔辞典》，因为逼格过高，高到都无法成为豆瓣神书，也免去了被庸人们讨论的烦恼。真的，我宁可这本书少些人知道，也不愿什么阿猫阿狗都去附庸风雅，然后丢下一句“看不懂”。不过，某马姓大v作家、某李姓清华学历歌手和某张姓男演员（给霍去病加戏那位）都推荐过《哈扎尔辞典》，所以，他们的粉丝也成为了或真或假的读者。我不知道对此书来说是不幸还是幸运。

说了这么多废话，我真不想再多说《哈扎尔辞典》了。正如《哈扎尔辞典》有阴阳两版本，作者帕维奇的人生，其实也有一个“阴本”，那就是他的夫人雅斯米娜.米哈伊洛维奇讲述的故事。帕维奇的生平，较之卡夫卡、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等其他重量级文豪，实在不为国人所知。我们只能从他在国内出版的一部部“新作”，妻子的回忆，再加上译者的一点序跋中，抽丝剥茧地组成起一个模糊的形象。去年年末，本人在某微信公众号得知米哈伊洛维奇女士的作品《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有了中文版，且是与帕维奇合著之书，于是很快购入。她的作品中文版似乎将出版三本，是不同于帕维奇小说出版方的另一家出版机构出品。

《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薄薄的一册书，9万字，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迟到的情书》，围绕帕维奇的小说片段展开，实乃作者对亡夫的回忆文，感情真挚，贯穿了对亡夫含蓄隐忍而又痛彻心扉的怀念。这种感情，借迟子建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开篇所述，就是“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

《迟到的情书》同时也是《双身记》这部小说的解码书。米哈伊洛维奇女士直陈，“我读了《双身记》，一本献给我的小说。”正如我在《双身记》的书评里所述，这本小说无疑蕴含了真实的夫妻生活。宠妻狂魔帕维奇果真一次次地带夫人来到巴黎——这座他俩都很迷恋的城市，在巴黎享用大餐、游览购物。米哈伊洛维奇称，“我一直相信，男人的声音和他们挑选鞋子的品位决定了他们的魅力！”我们可以脑补帕维奇一定具有迷人的嗓音和不凡的品位。甚至他都不无自黑地写道，“失眠的夜里，我决定不再清点活到现在到底买了多少双中看不中用的鞋子。”

可以比照杨绛回忆钱锺书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文中杨绛自称努力避免写成所谓“亡夫行述”之类的文章，她回忆了钱锺书创作《围城》的过程：钱先生每天将稿子给妻子看，“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 ……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这是何等默契！帕维奇与米哈伊洛维奇的生活也有这样令人羡慕的场景，“因为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 ……因为我们对彼此的迷恋。”

然而，两人的结合与婚后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神仙眷侣”，同样存在着柴米夫妻的烟火气，“贫贱夫妻”的“百事哀”。二人之前都经历了一段失败婚姻，帕维奇甚至可算净身出户，“一位享有世界性声誉的作家，却连一张写字桌都没有”，“未来的婆婆借给我两只水壶，前夫还留给我一台搅拌机”。这种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两人度过了17年有情饮水饱的日子，也总有说不完的话。灵魂伴侣这个词，他们当之无愧。 帕维奇作为“巴尔干博尔赫斯”（我自创的名头），他的妻子与博尔赫斯遗孀也颇有相似之处。最大的相似处，就是年龄差距。玛丽亚·儿玉比博尔赫斯小四十多岁，而米哈伊洛维奇也较帕维奇年轻三十余岁。维系老夫少妻感情的重要一点，就是妻子对丈夫的崇拜之情。玛丽亚·儿玉与米哈伊洛维奇刚结识未来丈夫之时，他们已经是举世闻名的文豪。我们可以从《双身记》中看出这种情愫，小说中“我”的妻子，就是“我”的书迷。在米哈伊洛维奇的讲述中，也不难看出这种情结。作为女性，又同样具有女性共有的占有欲和敏感，“那种女性特有的独占之爱，驯顺的，满怀同情，却又难免紧张，神经过敏”。

不囿于书迷和人迷的身份，也不仅限于崇拜之情，妻子身体里还有个声音，不甘心居于丈夫名声下，“‘但你也是作家啊’，我听见身体里有一个声音嚷嚷着。”类似的语句在全书中多次出现。全书第二部分是与书名同名的《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夫妇俩合作的一部小说。读毕不禁令我想起杨绛的《洗澡》——简直就是女版《围城》，钱、杨夫妇文风惊人的相似，真可谓有其夫必有其妻。而《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则是伉俪俩各显神通。小说的第一部分，是米哈伊洛维奇所写《女人的故事：文学遗产》，与其说是小说，更像是真.“亡夫行述”，小说中的“我”要求丈夫为自己定制一个故事，“得到一处虽不真实、却永远属于我的房产”，为此，“我”甚至拿出了自己的稿酬作为奖励。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缩写分别是M.P和J.M，显然正是夫妇俩的名字缩写了。故事中丈夫写成的作品《白色的突尼斯塔形鸟笼》，现实中也的确是帕维奇的作品。我们可以回看第一篇《迟到的情书》（P21），米哈伊洛维奇已经剧透，要求丈夫“写一篇以我为女主角的故事”，所以，《女人的故事：文学遗产》，某种程度上真是回忆录。有意思的是，鸟笼这个意象，在米哈伊洛维奇看来，“犹如生活的隐喻，人们却误以为它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每个人的生活都近似牢笼。只在极少数时候，鸟儿得以从笼中放出，自由地飞翔。尽管还是在屋子里！但毕竟获得了隐秘的自由。”莫名让人想起了《围城》，以及“围城”之喻。

丈夫对待这篇小说的态度非常认真，仿佛在打磨精美的艺术品，甚至冷落了妻子。而且最终还收获了意外之喜，不仅赢取了妻子的稿酬，还进一步激发了灵感，写成系列小说出版并获奖。妻子半是出于占有欲，半是醒悟发现，“他爱他的作品，这些作品才是他唯一的真爱！其次，是他自己！”或许天神不该把皮格马利翁的雕像赋予生命，人家爱的可能就是那雕像本身。

从这个故事中，能看出米哈伊洛维奇隐藏的与丈夫较劲的心结，虽然丈夫已经是著作等身的文豪，而自己的作品无论数量亦或质量，都远逊于丈夫，但她就是不服气，一直努力创作，想为自己赢得文坛的一席之地。同时，还能看到米哈伊洛维奇的女权思想，“按市场行情，男作家和女作家的报酬并不相同，男人和女人从事其他工作时也是如此”，“你也知道，女作家的收入偏低”，她无疑对于这种广泛存在的因性别导致的收入差距颇为无奈和不满，也许这间接成为了她开展文学创作的动力。

《哈扎尔辞典》有阴阳两个版本，帕维奇的真实人生自从与米哈伊洛维奇结合，也有了阴阳两部分。爱情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帕维奇的这部分，就叫《男人的故事：白色的突尼斯塔形鸟笼》，献词是“献给雅斯米娜.米哈伊洛维奇”，对于这个部分倒不想多说了。简而言之，又是“书中书”这一帕维奇非常擅长，驾驭得炉火纯青的题材。作者依旧把玩着书与现实的关系，如《盗梦空间》般在头脑中打造一栋房屋的精密的内部装修与构造，最后，书本与现实的部分被打破，不知是故事成真，还是一切本属于虚构。

全书第三部分《科托尔文具匣》，也是夫妇二人两篇作品的合体。先是帕维奇的《写作魔匣》，如果熟悉他的作品，不难发现这篇短短的小说里依然充满着帕维奇元素。比如“侍者”斯塔维拉，就是“帕维奇宇宙”常见的魔鬼形象。这个斯塔维拉，从男到女，又变身为第三种性别，在《君士坦丁堡最后的恋情》《双身记》等作品中均有类似情节。

启发帕维奇写作的匣子，确有其物。米哈伊洛维奇在《藏钱币和戒指的暗格》中，回忆了买下这个匣子的黑山科托尔之旅。科托尔是她已经去得不要再去的地方。1998年11月，二人为了合著的小说《科托尔的两段传说》发布会，再赴该地（看来夫妇二人已经炼成了文学界的雌雄双股剑）。

米哈伊洛维奇因为当地不停下雨，联想到了《百年孤独》中的场景。而《百年孤独》中的这段，我非常喜欢。所以必须摘录一下。

那天下午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收到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电报。那是一次例行公事的谈话，没有为胶着的战局带来任何突破。谈话即将结束时，赫里内勒多•马尔克斯上校望着荒凉的街道、巴旦杏树上凝结的水珠，感觉自己在孤独中迷失了。

“奥雷里亚诺，”他悲伤地敲下发报键，“马孔多在下雨。”

线路上一阵长久的沉默。忽然，机器上跳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冷漠的电码。

“别犯傻了，赫里内勒多，”电码如是说道，“八月下雨很正常。”

为了这个海里打捞出的匣子，米哈伊洛维奇甚至还有了仿佛被丈夫作品洗脑的想法，“既然我们的书既属于男人又属于女人，那么，这只匣子也可以既属于男人又属于女人。这是一只双重性别的盒子：他可以用它来放文具，她可以用它来放首饰。”夫妇俩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只因帕维奇并不想买。老婆看上的东西，老公不愿付钱，真是天下夫妻的日常。

值得注意的是，米哈伊洛维奇在本篇中进一步抒发了胸臆，可谓自我意识的觉醒，“我有些困惑。直到现在，直到我写下这行文字，我仍不确定自己能否称得上是一名作家。我一直在为自己的身份挣扎。显然，更多时候是心理上的挣扎。当然，在婚姻里也是如此。我不承认自己是作家，但我的确在写作。我觉得自己从事的是一项可疑的事业。可我不会真的陷入怀疑的泥沼，那会影响我的写作。奋笔疾书时，我更清楚我是谁，我会将这份事业继续下去。” 身为“第二性”的先天性别限制、名作家妻子的身份、男权社会的压力、对自我写作能力的怀疑，令她处于纠结之中，而意志的坚定，又令她没有放下创作，“面对类似的问题，我只能给出一个折中的答案：我是一位女作家，我写作；偶尔，我也戴首饰。”

《藏钱币和戒指的暗格》一文中，米哈伊洛维奇真实、坦诚、深入地面对自己，面对与帕维奇的生活。她用了不少段落描写二人的冲突，描写了看似soul mate的夫妻生活中，个体独自面对的孤独与不被对方理解。不过故事还算以happy ending结束，卖匣子的黑山人如约送来了匣子，夫妇二人，以及米哈伊洛维奇“拖油瓶”的幼子都很高兴。夫妇二人都因之创作了新的作品，孩子也有了新玩具。

最后一篇《哈扎尔海滨》，实则是一篇连载的阿塞拜疆游记。为什么去阿塞拜疆？一方面是因为米哈伊洛维奇作为塞尔维亚代表，受阿国政府邀请观摩欧洲电视歌唱大赛；另一方面，是阿塞拜疆统治者对于帕维奇及《哈扎尔辞典》的尊重，斯人已逝，故邀请遗孀前往昔日哈扎尔汗国的所在地。平心而论，阿塞拜疆和哈扎尔并非全盘传承的关系。哈扎尔人，即可萨突厥，历史上建立的帝国疆域的确覆盖了包括今日阿塞拜疆在内的里海沿岸很多地区。有种说法，现在犹太人里有不少可萨突厥人的后裔。而阿塞拜疆人，虽然语言属于突厥语支，跟土耳其也有着密切关系，但是否与历史上的哈扎尔人有血缘关系，本人才疏学浅不敢断言，客观地说，只是居住在哈扎尔故地的后起民族。再者，《哈扎尔辞典》本就是一部亦真亦假虚虚实实的作品，里面的很多情节显然是不可能发生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哈扎尔汗国中。

日本作家井上靖，创作了《敦煌》等很多中国古代题材的历史小说，生前数次访华，晚年之时终于来到了自己年轻时就描绘的西域。帕维奇没有此等幸运，生前未能踏上哈扎尔故土，由妻子代为完成了远行。米哈伊洛维奇也与儿玉一样，去到丈夫笔下常常出现却从未去过的地方。儿玉在博尔赫斯去世10年后访华，米哈伊洛维奇则在帕维奇离世3年后到访阿塞拜疆。

《哈扎尔海滨》作为游记，自然少不了对阿塞拜疆国情的介绍以及风光描写。对该国有一定了解的读者，应该知道阿塞拜疆与前苏联解体后的其他一些国家类似，也是“家天下”政权。老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自国家独立后就一直担任最高领导人直至2003年去世，其子伊尔哈姆·阿利耶夫随后“连任”总统至今，并于2017年将妻子梅赫里班·阿利耶娃任命为该国第一副总统，还修宪将总统任期由5年延长至7年。夫人除了颜值与气质出众外，精通多国语言，倒也完全配得上第一夫人的地位。据说阿塞拜疆与朝鲜类似，用父子俩命名的街道建筑遍布全国。在某国际民主排名报告中，阿塞拜疆排在了倒数位置。然而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试了才知道。反阿势力泼的脏水并未动摇阿利耶夫家族在该国民众心中的崇高地位，阿里耶夫家族之于阿塞拜疆，类似纳扎尔巴耶夫长者在哈萨克斯坦人民心中的形象。虽说国家从“父子老爷车”变成“夫妻店”，不过依靠充足的油气资源，国家发展还挺有声有色。在外交领域，与我国、美帝、欧盟，当然还有老大哥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均不错。

值得一提的是，米哈伊洛维奇访阿之旅正是受到“优雅美丽的第一夫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梅赫里班·阿利耶娃女士主持的基金会之邀”。吃人嘴软，米哈伊洛维奇对阿塞拜疆之行充满好评。因为特殊国情，统治者能够动用公权力给予米哈伊洛维奇最大礼遇。从乘坐全国仅有3辆的总统专车，到收到举世闻名的里海鱼子酱礼物，再到观摩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的贵宾待遇，甚至连买姨妈巾都有保镖贴身跟随，真是给足了面子。不过对于米哈伊洛维奇来说，阿方提供的最贴心待遇并非以上这些。阿塞拜疆大使每年都会在帕维奇的生辰和祭日，给他的墓碑前摆上花圈，给米哈伊洛维奇送来包括阿塞拜疆语版的《哈扎尔辞典》、哈扎尔地毯在内的各种高档礼物。对于一个仅仅是因为写了一本与本国有些许沾边的小说的作家，阿方给予的尊重实属可贵。更令人称道的是，2011年，阿塞拜疆政府在贝尔格莱德的塔斯玛吉丹公园修建了一座帕维奇纪念碑，并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伊尔哈姆·阿利耶夫总统亲自出席了纪念碑揭幕式。无怪乎米哈伊洛维奇会有“我就像哈扎尔公主般被宠溺着”之感。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阿塞拜疆扩大文化影响力、国家软实力的举措，足见阿利耶夫家族并非胸无点墨的土豪独裁者。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前文已述，帕维奇生平至今在国内介绍还不够详尽。通过妻子的讲述，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帕维奇在塞尔维亚本国居然遭到冷眼，米哈伊洛维奇对此怨言颇多，“只在自己的祖国，帕维奇才会被遗忘 ……塞尔维亚如此决绝地与才华、成就、杰出、勤勉、诚实、耿直和精英划清界限”，“不同民族、语言、文化、宗教都将他视作自己的作家，但颇为讽刺的是，他的祖国并不这么想 ……塞尔维亚对他固有的偏见并没有改变”，塞国内甚至禁止出版《哈扎尔辞典》。我想，也许是因为《哈扎尔辞典》中存在的政治隐喻使然，知乎上有位仁兄对此有精彩的解读，有兴趣可以一阅。帕维奇生前身后在塞本国的际遇，以及受到怎样的不公乃至迫害，让人难以置信。不由让人想起帕慕克在土耳其国内的遭遇——也是一位不受欢迎的真.“公知”。不难猜测，帕维奇被排斥的主要原因肯定是政治因素，不过缺乏其他资料的支撑，加上毕竟是遗孀的一家之言，在此不多讨论。

我们不得不再再再次请出博尔赫斯的遗孀。在接受中国某媒体采访，被问及为什么博尔赫斯在病重的时候选择去日内瓦时，玛丽亚•儿玉曰，“因为这个国家(指阿根廷)对他不够尊重，他无法忍受失望。你想想，阿根廷近现代史上几乎所有伟大的人物，都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选择离开了阿根廷。”所以“巴尔干的博尔赫斯”连命运都与本尊如此一致。应验了《路加福音》中耶稣的见证，“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接纳的”。

个人观点，前苏联领土之外的诸斯拉夫民族里，塞尔维亚人应该是最像俄罗斯的（当然也是很亲俄的），哪怕对本国体制和政府十分不满，但依然饱含爱国和爱本民族文化之心。米哈伊洛维奇提及，在欧洲电视歌唱大赛现场，因为没有举起塞尔维亚国旗，她有些自卑，“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民族身份，爱国心让我骨鲠在喉”，在向大使馆求助无果后，心伤不已。“我们代表着绝大多数人，我们是最普通的爱国者 ……我们仍旧爱着自己的国家。我们的爱，不多也不少，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一面国旗。”相信这是她的肺腑之言。“这个国家正在逐渐走向灭亡，但毁灭不过是积重难返，咎由自取！这个国家至今毫无悔改之心”，米哈伊洛维奇仿佛《旧约》里的先知一般痛心疾首。所以也不难理解，她的怨念如此之大，不仅是为了给亡夫争得应有的声誉，而且是为了本民族的文化沦丧而痛心。

文末，我要向为米哈伊洛维奇女士致敬，向她为整理与维护帕维奇作品付出的精力致敬。“我意识到自己承担着一份沉重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仅对于亡夫，更是对于塞尔维亚文化。在帕维奇离世后的三年里，在米哈伊洛维奇的努力下，全世界范围内有包括汉语在内的超过40种帕维奇著作出版。她还用了三年时间修订《哈扎尔辞典》，累到咯血。当然，得益于亡夫的名声，她也游历世界各地，在学术机构做关于帕维奇的主题演讲。我们最后一次请出玛丽亚•儿玉作为参照。她靠着自己的手腕，成为博尔赫斯遗产的唯一继承人，掌控着博尔赫斯的所有著作权。目前她是博尔赫斯基金会的主席，总是马不停蹄地参加书展、接受采访，甚至为了维护博尔赫斯的著作权走上法庭。

文豪遗孀的际遇大抵如此。如果遗孀本人也是位才华横溢，成就卓著的女性，如杨绛、米哈伊洛维奇，我们就能通过她们看到作家人生的另一面，如月球背面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本文中米哈伊洛维奇所述部分均直接引用自《爱情故事的两个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