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烟草史读后感摘抄

《中国烟草史》是一本由[美]班凯乐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5.00，页数：37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烟草史》读后感(一)：NOTE

金丝熏：golden—silk smoke 吸烟是一种通过与他人互动习得的行为，因为新手必需学习如何吸烟、点烟和握烟管。 抽中国水烟有一套复杂的仪式…他的妻子十分现代，需要外出工作，她既不会也无心俯首帖耳地服侍他。他的孩子平日在学校读书，没空为他准备水烟和相关用具。他本人也要努力工作谋生，而在读书看报，伏案写字，外出散步时，拖着水烟袋都非常不便。 一个人所能做的，只能是打开一包烟，将一只批量生产的卷烟递给别人。“你吸你的，他吸他的…显现出心的距离，精神的隔阂。” 徐志摩表示，中国的大学也可以利用一点他所谓的“抽烟主义”，他的意思是一边进行立场鲜明的辩论，一边连续不断地吸烟，就像剑桥对他所做的那样。 《骆驼祥子》：越想越恨，泪被怒火截住，他狠狠地吸那支烟，越不爱吸越偏要吸。把烟吸完，手捧着头，口中与心中都发辣。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良家妇女是否消费烟草，而在于陌生人是否看见她们公开吸烟。

面对这些强大的社会和政治禁忌，MZD时代的大多数中国女性都会选择完全不吸烟。

《中国烟草史》读后感(二)：《心灵革命》《中国烟草史》一起看

民国风的双璧。

本书本书重点探讨了“爱情”作为一个词汇、一种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言说历史。作者主要通过晚明至当代的一些重要文学作品，勾勒了爱情在中国文学叙述中的历史。作者还把爱情放在情感这一更大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提炼出儒家的、启蒙的、革命的三种感觉结构，用以深度描述中国人情感的复杂结构和互动演变，呈现了近现代中国人如何利用爱情以及情感的话语构建身份、道德、性别、权力、群体乃至国族与世界。本书以其新颖的主题、卓越的分析获得了2009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列文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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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烟草史》读后感(三)：烟草进入中国的四种路线

烟草顺应全球流动的潮流涌入中国，这股潮流也将烟草输送到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烟草最早进入中国的时间和方式没有准确的记载。然而，作为近代早期跨区域贸易网络的积极参与者，许多中国人应该有很多机会接触到这种新奇的植物及其用法。南部海岸和东北辽东半岛附近的海域是烟草传入东亚大陆的两个主要渠道，也是不同的跨文化互动的地带（参见地图1）。还有些贸易商队正蜿蜒穿过印度东北部、上缅甸与中国西南诸省之间的山口。还有一些人正在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戈壁沙漠，前往古道沿途的绿洲，这些道路将中国西北与中亚、中东、俄国和印度连接起来。

烟草传入明代中国东南沿海

尽管亚洲人和欧洲人在东南亚沿海港口事实上如何互动依然不太明确，但这一过程为烟草的中国化提供了最早的契机。最初的烟草交易最有可能发生在该区域使用多种语言的外国人之间。葡萄牙人从16世纪20年代起开始频繁出入于中国南部沿海的岛屿，也许在此之后，一个葡萄牙水手的奴隶向一个感兴趣的中国走私者展示了如何使用烟斗。16世纪70年代，长崎的一个日本居民从葡萄牙贸易商那儿学会了吸烟，可能将烟草介绍给旅居日本的福建商人。或者一个方济各会修士，在16世纪80年代中期从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跨越太平洋到达马尼拉，将从美洲印第安人了解到的烟草药用知识传授给他认识的中国人。更有可能的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福建商人，受到解除东南亚贸易限制的1567年法令的鼓舞，并被马尼拉华商所提供的机会诱惑，用他的一些货物交换了“淡巴菰”（烟草）种子，并将之带回福建南部。简言之，在充满活力的南洋海域，往返于东亚和东南亚港口的任何一个欧洲或亚洲代理商都有可能是第一个将烟草带到中国东南沿海的人。

17世纪初，烟草作为一种商业作物，已经在福建沿海和广东的一些地区被广泛接受，无论它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到达那里。姚旅是（福建）兴化府莆田县居民，他提供了证明中国种植烟草的最早文本（1611年）。在他的笔记《露书》中有关莆田土产的部分，姚旅记录了许多当地的药用植物，其中包括一种来自吕宋（菲律宾），叫做淡巴菰的新奇本草，漳州的农民如此满怀热情地种植淡巴菰，以致“今反多于吕宋；载入其国售之”。姚旅指出，这种本草在他的家乡也有销售。到17世纪40年代，莆田的烟草消费量相当大。1648年，当清军将明朝拥护者包围在城墙以内时，烟草变得十分稀缺和昂贵，以致一名“烟贩想出去（向当地农民）购买烟草”，因此请求离开包围圈。但他却被割鼻，以儆效尤。17世纪初，烟草种植在福建南部的其他地区也很普遍，特别是沿海的漳州府和泉州府。事实上，漳州各县，尤其是石码、长泰和平和成为“石码烟”的主要产地，这种烟在整个17世纪都被普遍认为是最好的烟草之一（参见第二章）。

明末广东沿海地区也开始种植烟草，但直到18世纪，烟草才成为广东省的主要经济作物。福建烟草最重要的市场是江苏和浙江两省的城市和乡镇。在江南地区，最初只有精英社会所鄙视的那些人——流动商贩、士兵、土匪之类才抽烟袋，但这种习俗逐渐在士绅中间流行起来（参见第三章）。叶梦珠（1624—约1693年）是上海本地人，明亡时他刚刚成年，他是松江府变化趋势的一位敏锐的观察者。在一本“杂记”汇编中，叶梦珠总结了从1620年至1644年的几十年里，烟草从福建南部传播到长江下游的情况：“予幼闻诸先大父云福建有烟，吸之可以醉人，号‘干酒’然而此地绝无也，崇祯之季[1628—1644年]，邑城有彭姓者，不知其从何所得种，种之干本地，采其叶，阴干之，遂有工其事者，细切为丝，为远客贩去。”和叶梦珠同时代的王逋是上海西南嘉兴府人，他证实了吸烟在该地区越来越流行，并表明嘉兴在明代最后的几十年开始种植烟草。另一位松江府人氏曾羽王（约1610年—？）注意到1644年以前，在他家所在的村子里从来没有本地人吸烟，“止福建人用之”。然而，在清军占领以后，“官兵无不用烟，由是沿及士民。二十年来十分之八”。许多长途贸易商沿着大运河往返于津京和江南地区，他们进而将烟草从浙江和江苏运往山东和直隶等北方省份。在明末，将漕粮从南方运往首都和北方边防的帆船也被允许免税携带一定重量的非官方货物。某些时候，这些额外货物中也包括福建的烟草。虽然山东省种植烟草最早的记录是在1647年，但兖州、济宁和山东在长城沿线其他地区的农民很可能在清军入关以前就开始种植烟草。当然，到1644年，华北城市居民的吸烟普及程度已经足以确保山西商人张晋凯的成功，他在明朝衰落的年代在天津城墙外开了一家烟草店。中和烟铺不仅是天津最早的商店，而且是天津经营时间最长的家族企业，它作为一家烟草公司一直延续到20 世纪。直到17世纪30年代，居住在北京的中国官员才提及这种新商品。在1637年，诗人申涵光（1620—1677年）称福建烟草是北京商铺中最好的产品之一，他还指出福建烟草相当昂贵。申涵光的排序表明，不仅已有不同种类的烟草在北京市场上销售，而且当时吸烟在首都已被普遍接受，所以行家才会做出这样的区分。杨士聪（1597—1648年）是一位来自山东的明末官员，他观察到“乃至无人不用”，证明烟草在17世纪30年代的北京非常流行。与江南地区一样，北京对烟草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当地农民在周边郊区种植烟草。杨士聪认为，虽然烟草“古不经见”，但在整个崇祯时期，“乃渐有之”，直到1640年前后，甚至种植在首都附近的地区。杨士聪还注意到，烟草种植非常有利可图：“二十年来，北土亦多种之。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从直隶到山西和陕西，在华北平原相对平坦的地带，烟草知识及其栽培技术传播得相当迅速。在1637年，申涵光注意到，他的家乡永年县（位于直隶和山西的边界）已经开始种植烟草。清朝初年，黄河及其主要的两条支流——渭河和汾河沿岸的冲积平原也在种植烟草。17世纪早期或中期，曲沃县（山西）的农民开始在汾河流域下游种植烟草。到1673年，西安附近美原镇沿渭河种植的烟草已经以优良品质名扬全国（参见第二章）。烟草沿着从福建到江南地区的东部海岸，经过大运河地区，并穿越华北平原传播，这主要是由于明末特有的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增长所致。一些中国人可能通过与广东南部沿海的葡萄牙人交往而养成吸烟的习惯，而冒险去马尼拉的中国旅居者则是最有可能将烟草带回福建的人。烟草在南部沿海的种植区占有一席之地后，商人和其他旅居者就开始将之运往北方。上海的彭姓者等企业家认识到这种新商品的潜力，随后不久就开始种植烟草。像彭姓者这样的人从“不知何所”得到种子，将之种下，“采其叶，阴干之，遂有工其事者，细切为丝”，然后“为远客贩去”，这一过程无疑在明朝衰落的几十年里一再重复。到17世纪30年代，商业化生产的中国烟草已经种植于东部沿海地区，并通过连接华北及江南地区城市中心与海洋世界的跨区域贸易网络广泛流通。

烟草传入清初东北和蒙东地区

辽东地区的东北边境是烟草进入东亚大陆的第二条渠道，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由于它与朝鲜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与欧亚大陆中部贸易圈的联系，以及女真（满洲人）在明代北部边境进行的大量贸易，该地区与不断扩大的跨区域贸易网络联系起来。东北毗邻朝鲜王国、中国关内地区、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从16世纪80年代起也成为重大政治、外交和军事活动的地点。因此，烟草传入该地区的动力比东南沿海更加多样化：将军、士兵、外交官与商人、海员、移民一起，将烟草带到东北。

在16世纪末，当烟草最初出现在东北亚海域时，明朝已经控制了整个辽河流域下游和辽东半岛，将这片领土作为山东省的一部分进行管理。然而，这种局面很快就被改变了。在1618年，明朝与来自建州附近地区的女真各部首领努尔哈赤（1559—1626年）之间持续已久的紧张局势，演化成公开的战争。到1621年，努尔哈赤吞并了辽东大部分地区，他的军队控制了包括沈阳在内的辽东所有大城镇。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1592—1643年）在1626年他父亲死后成为可汗，十年后宣布自己是新王朝——清朝的皇帝，并将他的女真臣民重新命名为“满洲”。经过皇太极的军队数年的军事骚扰和连续的边境袭击，明朝北部防线最终在1644年完全崩溃，清军长驱直入攻占北京并征服了全中国。在此期间，烟草在清初政权控制的区域获得了一席之地。

与在中国东南部一样，烟草作为一种来自东亚海域的商品，最初也取道日本和朝鲜，或者从山东或辽东的明朝辖区进入东北。烟草一度没有引起清政府的关注，所以无从知晓它最早传入的时间。到1625年前后，烟草可能已经开始流通。日本人可能在16世纪70年代就已经知道烟草。朝鲜人大约在1616年或1617年认识烟草，可能是由于烟草从日本对马岛进口到釜山港。朝鲜人从17世纪20年代初开始种植和销售烟草。因为烟草的药用性质据说可以与人参相媲美，所以烟草立即在朝鲜广受欢迎。也许由于同样的原因，朝鲜人不久后就在辽东人（包括汉人和女真人）中为烟草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市场。

早在努尔哈赤与明朝的关系逐渐恶化、最终于1621年吞并辽东之前，中国商人可能就在东北边境市场上交易烟草。女真人拥有东北的自然资源，包括貂皮、珍珠和野生人参，所有这些都是他们的朝鲜和中国贸易伙伴非常想要得到的。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了规模最大和最为重要的边境市场所在地——抚顺，当时建州女真和汉人之间的合法边境贸易在明朝专门指定的五个地点进行。在这些16世纪末几乎每天都开办的市集上，女真人用北方森林的物产交换食品、纺织品、铁器、耕牛和农具。当努尔哈赤的军队进入抚顺时，来自中国几个不同省份的商人都居住在那里。至少有一些旅居者来自已经有烟草买卖的南方城市，而且这些商人有可能在皇太极接替努尔哈赤成为可汗之前，就已经将烟草样品带往北方边境。

烟草可能通过蒙古东部进入满洲控制的地区。至少从1631年起，蒙古首领和皇太极就将烟草作为外交礼物进行交换。和女真人一样，东蒙古人可能从几个来源获得烟草，其中包括来自中亚的贸易商。例如，在17世纪20年代，来自布哈拉的乌兹别克汗国的商人，就将穿过俄国走私，或沿着欧亚大陆中部商路运输的烟草销售到西伯利亚南部的定居点，尽管俄国沙皇米哈伊尔费多洛维奇（Mikhail Fedorovich）在1618年对烟草施加了几项严格的限制。在17世纪30年代，布哈拉人还将中国的烟草，与茶叶、大黄和纺织品一起运往西伯利亚的俄国人定居点。他们沿着中国与西伯利亚前哨托博尔斯克之间的几条路线穿过蒙古草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沿途与各个蒙古部落都交易烟草。在山西和陕西边界沿线从事贸易的中国商人可能也向蒙古人提供中国种植的烟草，虽然这种贸易实际上从何时开始并不清楚。在1644年以前没有这种商业的记录，但这种贸易可能早在清军入关之前就开始了。根据1673年《延绥镇志》纂修谭吉璁的记载，“昔年”，山陕商人大量买卖烟草，因此带来了可观的关税。延绥（或榆林）是鄂尔多斯地区以南，陕西北部长城沿线的一个要塞，长期以来一直是鄂尔多斯南部蒙古人和明朝中国人之间茶马贸易的中心。然而，在1673年以前的许多年，“边口既众，市利甚微”。经营烟草的商号“遂大困”。谭吉璁指出十年前，在1663年，陕西总督请求皇上减轻烟草关税，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使大商号恢复烟草贸易；贸易转由许多“货留而无息”的小商贾承担。山陕烟草商人在1663年以前就已经走向衰败，这也表明蒙古边境烟草贸易的历史更为久远。

在东北，由于日益增多的敌对行动和随后爆发的全面战争，官方的明朝—女真贸易关系于1618年破裂。然而，在整个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的武装民船继续与辽东人暗中交易。来自日本和美洲的白银以及中国纺织品、茶叶和牲畜继续被用于交换貂皮和人参，尽管数量大大减少。最终（无疑到1631年）中国烟草也从名义上效忠明朝的要塞走私到东北境内。朝鲜走私者还冒险进入朝鲜湾的未知水域，偷偷穿过明朝边界，将禁运的日本或朝鲜烟草带入满洲领地。与此同时，辽东的农民也开始培植烟草，尽管皇太极从17世纪30年代初起就颁布了严格的禁烟令。虽然任何被抓到吸烟的老百姓都会被严惩，但东北南部的烟草消费量仍在17世纪30年代明显增加。1633年初，一位为满洲人效力的汉族将领杨方兴向皇太极递交了关于东北烟草的请愿书，指出虽然烟叶没有什么好处（而且气味难闻），但“金汉官民”无不吸烟。到1638年，吸烟在沈阳已经非常流行，以致《沈阳状启》的朝鲜作者指出：“有此禁断，而此国市上，则行用不禁”，因为“此乃群情之所在”。因此，清朝开国精英早在入关统治中国以前就迷恋吸烟。不论地位高下，不论男女都是如此。许多在17世纪30年代末不幸落入皇太极禁烟法网的辽东居民都是妇女。1641年禁令取消之后，甚至一些显赫的皇族成员，如摄政王多尔衮（1612—1650年）也开始公开吸烟。新征服地区的中国文人经常评论这种社会习俗在清朝士兵和官员中有多么流行，当时在中国的欧洲观察者也是如此。在四川，根据傅氏宗谱纂修傅义迁（生卒年不详）的记载，烟草对于满蒙八旗弁兵“尤所必需”，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烟草能使他们不受西南瘴气之害（参见第四章）。傅氏将他们的田地改种烟草，赶紧将之提供给新来者。正如傅氏族谱所表明的，清军入关后，旗人推动烟草广泛传播到中国其他地区。在1644年以前的数年间，由于晚明实施了与辽东类似的禁烟令，江南官员取缔烟草。因此，松江府的种植量减少了。八旗军队的到来重新激励了当地的烟草业，以致“一时贩者辐辏，种者复广，获利亦倍初价”。渐渐地，烟草业被上流士绅接受，到1670年，吸烟在江南地区非常普遍，甚至在汉族士绅精英中也是如此（参见第三章）。

清军入驻北京也重振了华北烟草贸易。大运河沿岸山东地区，特别是济宁和兖州的农民，开始重新种植烟草，以供在京城销售。到1647年，烟农在兖州府无所不在。正如一位方志编纂者观察到的，“至今遍地栽烟，每岁京客来贩收买这不绝，各处因添设烟行”。同样，北京周围郊区的农民在清军入关后增加了烟草的种植。法国耶稣会士李明（Père Louis Le Comte，1655—1728年）于1687年来到中国，他描述了就在城墙外种植烟草的情况。然而，这种本地种植的烟草主要用于非精英消费。更富裕的吸烟者喜欢引进的烟草产品，这些烟草不仅来自东北和福建，还来自帝国各地新开辟种烟区，包括中国遥远西部边疆的一些地方。

水烟传入西部边疆：新疆和云南

16世纪和17世纪的中国对外贸易关系不仅延伸到中日之间的水域和东南亚海域，还跨越欧亚大陆到达东南亚大陆的各个王国，以及中亚、南亚和西亚的帝国和汗国。

云南和甘肃经由陆路通往东南亚和欧亚大陆中部，这两个中国西部省份成为边陲的交汇中心，许多明朝和清朝的臣民最初都是在这里学会了用水烟筒吸亚洲种植的烟草。

吸水烟的习俗是亚洲、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地区所特有的，这些地区在商业上由印度洋的航线联系在一起，在文化上由散居的穆斯林联系在一起。各种构造的水烟，包括印度水烟、阿拉伯水烟、波斯水烟，通过麦加朝圣者、印度商人，以及非洲、波斯、阿拉伯或中亚贸易商传播，广泛使用于印度、伊朗、奥斯曼帝国、马达加斯加、东非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以及中国西部。虽然水烟的确切起源不得而知，但印度南部很可能是起点。最早的水烟袋由掏空的椰子壳和充当烟杆的直芦竹（水烟[nargilah]是椰子的梵文词）构成。这种连穷人也不难企及的简单设计，16世纪在印度东南沿海被使用，并可能被整个印度洋地区的其他先锋吸烟者采用。到17世纪初，印度西部和波斯都使用了更加复杂的形式。现存最早的中国水烟袋源自18世纪。它们具有一体式的容器和修长的鹅颈杆，比在其他地方发现的烟斗更小、更加便携的19世纪中式烟斗，更接近原始印度水烟简单的壶形设计。水烟袋今天在云南西部，以及缅甸、泰国北部、马来西亚和婆罗洲仍然普遍存在，这也让人想起中国和东南亚对最初印度样式的改进。旅居的中国人有可能在印度贸易商也经常光顾的南洋海港碰见了用水过滤烟气的做法。几种中文文献表明，东部沿海的早期吸烟者用水来过滤烟气，虽然仍不清楚他们实际操作的方式。然而，这种南亚的吸烟方式很可能是沿着存在已久的陆路传播到中国西部的，这些路线将云南和甘肃与亚洲其他地区新建立的烟草种植区联系起来。

《中国烟草史》读后感(四)：海派与京派，烟卷与烟袋

上海城市想象中的卷烟

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特别是在与海派（或曰上海风格）相关的著作中，卷烟首先被视为现代城市景观。立足于上海的作家，尤其是那些为文学期刊或大众杂志撰写短篇白话文的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经常选择卷烟作为主题。诸如林语堂的《论语》等期刊贡献了有关吸烟的诙谐见解。林语堂自己在1929年和1935年之间写了许多关于吸烟乐趣的文章，包括一篇论戒烟“不道德”的讽刺名文。在这篇文章中，林语堂指出，“偏离”吸烟的道路而屈服于戒烟的“诱惑”三个星期之后，他兴高采烈地派仆人出去买一包白锡包。

新月社的作家也开始注意卷烟，将之作为他们所崇尚的某些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象征。例如，接受英式教育的浪漫诗人徐志摩（1897—1931）在1926年写了一篇题为《吸烟与文化》的文章，发表在新月派杂志《晨报副刊》上。这篇文章颂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烟雾缭绕的沙龙（徐志摩曾在剑桥大学学习了两年），培养了伟大的英国政治家、学者、诗人、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才能。徐志摩表示，中国的大学也可以利用一点儿他所谓的“抽烟主义”，他的意思是一边进行立场鲜明的争辩和讨论，一边连续不断的吸烟，来开阔学生的眼界并唤醒他们的自我意识，就像剑桥对他所做的那样。

在现代派和新感觉派的几位上海作家的作品中，香烟的意象也至关重要。这些作家以他们对上海都市环境的印象派描述而闻名，他们用名牌卷烟以及其他商品来凸显现代都市文化的物质性。其中最重要的是穆时英（1912—1940），他正如李欧梵所言，“体现了一个真正都市化作家的性情和精神”。穆时英把他作为一个国家化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包括他对吸进口烟的嗜好写入了他的小说。各种卷烟品牌，包括骆驼、吉士、白锡包、金鼠、美丽和哈德门，以及他的最爱的黑猫牌香烟，都融入了他写的故事。正如史书美所指出的，穆时英在这方面效仿了日本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1898—1947）。横光利一的小说《点着的卷烟》在1930年被译成中文版《点了火的纸烟》。在这个故事中，男性作家自省式地探讨他对女性读者的吸引力，连贯的叙述中不时插入外文的进口卷烟品牌。穆时英同样将卷烟作为小说中的关键道具。他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就以英国卡雷拉斯公司生产的著名卷烟品牌Craven “A”为标题。在首次发表于1933年的故事中，Craven “A”指的既是黑猫牌卷烟，又是舞女余慧娴，她是男主角袁野邨欲望的对象。史书美分析，余慧娴的身份与一种外国商品合而为一，这种写法使她成为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其存在仅在诱发袁野邨被压抑的性渴望时才有意义。袁野邨只用余慧娴消费的卷烟品牌称呼她，如果说这种做法抹杀了余慧娴的人性，那么出于同样的原因，外国卷烟也被作为迷恋的对象而赋予了人性。袁野邨第一次注意到余慧娴是由于Craven“A”“纯正的郁味从爵士乐里边慢慢儿的飘过来”。他幻想着一个尚不知姓名的女人神秘而迷人的身体“地图”。在这段漫长的色情幻象中，他注意到她的嘴，像内核喷涌着火焰的“火山”，喷出Craven“A”的炙热的芬芳。

Craven“A”卷烟与性欲之间的关联贯穿了整个故事。在和袁野邨及其朋友一起坐下之后，余慧娴轻佻地让袁野邨到她的桌上拿Craven“A”卷烟。当他说：“我有烟”时，她说：“不，我要Craven‘A’”。他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我爱它那淡淡的，浅灰色的烟味。”然后他们调情的话题转移到包装上的图像：他拿回了盖上蹲着只黑猫的红盒子并说道：“我叫你Craven A，小姐”。她回应道：“留心，黑猫是带着邪气的”。他回答说：“黑猫也是幸福的象征。”她笑着说道：“我叫你黑猫，好不好？”最终，袁野邨和余慧娴之间的关系只是短暂的，但袁野邨对Craven“A”卷烟的迷恋和忠诚却得以延续。在小说的最后一幕中，他坐下来独自抽着烟，在烟雾中他看到了一个疲倦的、寂寞的、半老的妇人的影子。

穆时英也用不同的卷烟品牌名称来表示角色的阶级和社会地位，他在早期关于落魄的无产阶级工人的小说《黑旋风》中就采用了这种表现方式。一个角色在与工厂弟兄的谈话中归纳了劳工和大学生的差异：“他们（大学生）有钱，可以造洋房。风火墙，大铁门，不是现成的山海关吗？你有力气，有血性，只能造草棚，一把火，值什么的？……他们抽白锡包，汪大哥只能抽金鼠牌；……他们的头发擦司丹康，我们擦轧司林；他们读书，我们做工。”这个故事毫无保留地揭示了上海卷烟品牌所标志的阶级差异。

《烟》是另一篇以阶级为主题的小说，主角是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学士，雄心勃勃地想要建立一家大公司，作者用不同的卷烟标志这位主角的成功或失败。故事开头，这位青年企业家拥有一副全新的烟具、新的派克钢笔以及其他的物质图腾，他用这些物品象征他进入了上海商务阶级。当他向他的大学同学们一再宣扬他的商业计划和致富蓝图时，他们一起抽吉士和骆驼。最终，他所有的宏图大志都化为泡影。当他发现自己已经完全破产而且一贫如洗，他把吉士牌的空包扔在地上，掏空口袋找零钱到纸烟店买烟，但他只有十六个铜子。当纸烟店的伙计问他：“买什么？”他羞愧地回答：“买一包哈德门。”当他拿了伙计抛到他面前的哈德门，他几乎要哭出来了，觉得自己和那包卷烟一样渺小而廉价。他打开包装，点燃一支烟，然后慢慢地走开了。

穆时英的故事虽然表明卷烟消费在上海普遍存在，但也凸显了上海都市吸烟文化的局限性。在穆时英想象的世界中，最优秀的品牌，诸如黑猫、吉士、骆驼和白锡包等，都是舶来品，或者是用顶级进口弗吉尼亚烟草制成的。用国产烤烟在上海制造的哈德门牌卷烟是低档和廉价的，配不上成功的现代企业家或老道的都市上流人士。在他看来，只有城市远郊工厂里粗鄙的工人才会抽金鼠或其他国货品牌。在他的故事中，上海的文化和知识先锋都强烈地希望拥有国际现代性的象征，其中就包括进口的名牌卷烟。一边崇尚只有富人才能享用的外国品牌，一边贬低普通人实际消费的本地产品，这样的小说表现方式将卷烟塑造成一种与独特的上海生活方式相关联的西式新产品，使卷烟的这种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卷烟一直和“西方”以及上海特定的都市环境联系在一起，与之并行不悖的是同时代的另一种表达，即用“传统”的烟袋象征乡村和北京这样“更古老”的

城市。

在“老北京”抽烟袋的乡愁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十年间，烟袋在北京持续存在，主要是因为对那些购买力有限的人而言，这是最便宜的烟草类型。抽烟袋被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学表达方式将抽烟袋纳入日常行为，构成了故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海被界定为一个高度西方化的现代城市，在那里一切都是新的。与之相比，北京是晚期中华帝国的权力中心，在20世纪30年代被普遍认为保留了文化传统和旧习俗。鄙视“陈旧”习俗的知识分子经常将此类“老北京”的形象强加给这座城市，但新传统主义者也乐于接受这种形象。面对高度商品化的上海文化所代表的全球化浪潮，他们在独特的本土习俗中保留了巨大价值。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老北京”日常生活的历史掌故是一种广受欢迎的文学类型。很多人怀念一种恐怕正在迅速消失的生活方式，受此启发，金受申（1906—1968）等作家为报纸和杂志写专栏，记录北京的传统习俗。在这类作品中，抽烟袋通常和斗蛐蛐、灯会、养鸟、地方吃食和手艺，以及季节性的节日并置在一起，代表了独特而节奏缓慢的北京生活方式。金受申自己也记录了几家著名的“老式”烟店，他们销售的烟丝和烟草用具深受北京居民的青睐。普通百姓如何点燃他们独特的长烟筒并吸上几口，这样的描写在文中比比皆是。金受申描绘的所有人物都穿着中式的长袍马褂，这表明他将抽烟袋塑造成一种过去的遗迹。

对“传统”北京的这种呈现，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北京的物质基础决定的，前章探讨过北京的经济不景气，同时这种呈现也反映了1928年国家政府迁往南京后，这座城市自我重塑的企图。正如董玥（Madeleine Yue Dong）所指出的，在20世纪30年代，寻求财政收入的城市规划者有意强化了北京作为古代传统保留地的形象。由于北京无法作为一个工业中心与条约口岸匹敌，也不再是首都，城市官员转而热衷于将之打造成一个旅游胜地。京剧、皇家建筑、历史遗迹和传统手工艺品都将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而城市的古老不再只是陈旧的标志，而是成了一种资产。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复杂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中，旱烟代表了更加悠闲的“生活艺术”，与“传统”的北京联系在一起。就像在以上海为背景的作品中一样，在关于民国北京的小说叙事中，卷烟作为“现代”的标志也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北京已被重塑为历史悠久的中国习俗仓库。在这种“古老”城市的背景中，许多京派知识分子都感受到全球化同质性力量所带来的危机，而卷烟就是其显著标志。当穆时英等上海作家利用名牌卷烟颂扬上海独特的现代性、商品化和国际主义时，在20世纪30年代描写北京的城市世界主义者往往消极地将卷烟等同于西方化、城市堕落，以及历史悠久的中国道德价值的沦丧。相形之下，这些作家怀旧地将烟袋与理想化的田园乡村联系在一起。

民国作家老舍（1899—1966）的名字几乎与北京这座城市密不可分，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就能找到这种对卷烟和烟袋的区别使用。在老舍描写20世纪30年代北京衰落和绝望的经典小说《骆驼祥子》中，卷烟就作为一种城市娱乐，诱惑并最终摧毁了主人公祥子。祥子年轻时从乡下来到北京。最初他不吸烟，那时他强壮、勤奋，并且决心为自己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他把拉黄包车的一些收入存下来，希望有一天能买自己的车。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必须放弃享乐，不能像院子里其他黄包车夫那样喝酒、赌博和吸烟，他偶尔对他的牺牲感到后悔，但并未放弃。三年之后，他终于买了自己的黄包车，但随后他被军阀士兵绑架，很快就失去了他的黄包车。此后，祥子不断努力摆脱贫困，但由于接二连三的不幸，他辛苦赚来的钱都损失殆尽。祥子一步步堕落，一开始沉迷于酒色，然后就染上了烟瘾。虎妞是第一个勾引他的女人，她假装怀上了他的孩子，骗他结婚。她后来真的怀孕了，但却死于难产。办完她的丧事之后，祥子开始拼命地抽烟喝酒，即便他并不是真正地享受：“越想越恨，泪被怒火截住，他狠狠的吸那支烟，越不爱吸越偏要吸。把烟吸完，手捧着头，口中与心中都发辣。”在后来的叙述中，祥子的绝望变成了逆来顺受，但他还是继续吸烟：“烟卷可是已吸上了瘾。一坐在车上，他的大手便向脚垫下面摸去。点着了支烟，他极缓慢的吸吐，眼随着烟圈儿向上看，呆呆的看着，然后点点头，仿佛看出点意思来似的”。虽然之前他不喜欢乱哄哄地喝酒赌钱，现在他却完全参与，经常把他的烟卷盒儿绕着圈儿递给大家，要是烟抽完了，他主动再买。最后，当他得知他爱上的一个妓女自杀了，他堕落到底了：“烟酒又成了他的朋友。不吸烟怎能思索呢？不喝醉怎能停止住思索呢？”祥子，一个正直的年轻农民，已经被城市折磨得自暴自弃、自怨自艾。最后，他慢慢往前蹭，低头瞧着地上，看有没有烟头可以捡起来。他染上吸烟的习惯，标志着他从骄傲的禁欲和正直沦为堕落与绝望。

老舍将卷烟作为象征，表现祥子从乡村移居到北京带来的道德沦丧，而他在小说中对烟袋的描写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思念家乡的时候，祥子回忆“老人们在冬日或秋月下，叼着竹管烟袋一声不响的坐着，他虽年岁还小，不能学这些老人，可是他爱看他们这样静静的坐着，必是——他揣摩着——有点什么滋味。现在，他虽是在城里，可是曹宅的清净足以让他想起乡间来，他真愿抽上个烟袋，咂摸着一点什么滋味”。对于祥子而言，或许对老舍也是如此，回忆中老年农民悠闲地抽着传统烟袋的形象，是他在废都中找到的逃避严酷生活的避难所。老舍笔下的黄包车夫，和上海的苏北车夫一样，都成了吸食卷烟的城市居民。由于习惯的改变而变成现代的上海人，上海的人力车夫可能会为此感到自豪，但在老舍看来，北京在20世纪30年代正经历经济衰退和混乱，而卷烟则象征着在此背景下西式城市化现代性的潜在危机。

由于毫无优势地被卷入了商品化的全球经济，北京正在发生变化。老舍的许多短篇小说都用卷烟来表达作者对此的矛盾心理。在《老字号》中，新掌柜向所有顾客派发免费卷烟，哪怕哪些“买半尺白布”的人也不例外，这种做法惹恼了一名有尊严的老伙计，他认为这无异于妓女在街头拉客。店铺里弥漫着愈发低档的顾客（“大兵，清道夫，女招待”）烧的卷烟，但这样做生意把这家“老字号”跟对门的竞争者拉到了一个档次，那家店铺的掌柜“踏拉着鞋，叼着烟卷，镶着金门牙”。粗俗的西式销售技巧、烟雾缭绕的房间，以及向所有顾客派发免费卷烟的愚蠢做法玷污了一家老字号绸缎庄的声誉。

老舍对卷烟的矛盾心理在20世纪30、40年代创作的几篇散文中也很明显。老舍自己也承认，他对卷烟上瘾，在20岁（大约1919年）就养成了吸烟的习惯。在1934年为林语堂的《人间世》杂志写的一篇散文中，老舍提到吸烟是他每个清醒时刻的一部分：无论读什么，看什么，听什么，都忠实地吸着烟。他的习惯决定了他去哪儿以及他见谁：例如，他不去图书馆，因为那里不准吸烟。书里告诉他吸烟有害他的健康，他也在某一瞬间想过戒烟，可是甚至还没等他想完，他就已经又点上了一支烟。

在另一篇1942年写于重庆的散文中，老舍描述了他的朋友何荣（1903—1990）戒烟的经过。战争中他俩一起从武汉逃往重庆，途中住在一个房间。在武汉，他们作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袖非常活跃。在那儿他们喜欢抽英美烟草公司的“大前门”和“使馆”牌卷烟，因为“大英”牌不够味儿。等他们到了重庆，他们喜欢的牌子要么买不到，要么太贵，他们发现“大英”牌越来越够味儿了。渐渐地，英美公司低档的“老刀”牌与“哈德门”“又变成我们的朋友”。但当他们逐渐适应相对廉价和大众品牌的口味时，何荣由于吸烟的开支太大决定彻底戒烟。他的意志力只坚持了一天——这对他们两人都是一段痛苦的经历，因为何荣在屋里时，老舍也不敢点烟。第二天何荣带了一些廉价的土产卷烟回来。“你尝尝这个”，他让老舍。“才一个铜板一枝！”但是，他们谁也受不了土产卷烟刺鼻的烟味。

何荣第二次戒烟，只能坚持半天。到了下午，他买来了烟斗和烟叶。“几毛钱的烟叶，够吃三四天的，何必一定戒烟呢？”他说。但吸了几天的烟斗后，老舍的室友抱怨烟斗不便携带。后来他戒了烟斗，又吸上机制卷烟了，尽管卷烟非常昂贵。

最终，战时重庆的通货膨胀使卷烟变得非常昂贵，以致于老舍也试图戒烟。在写于1944年的一篇散文中，老舍谈到他面临着戒除令他愉快的烟瘾。根据他的叙述，战时经济带来的通货膨胀促使平时廉价的“长刀”牌也涨到了一百多元一包。当他只剩下一支“华丽”时，老舍提到这个牌子卷烟的价格每天涨十块。在这种条件下，他认为除了戒烟别无选择。但他很快发现“没有烟，我写不出文章来”。六天后他开始想，除非有人确保每天送一包“骆驼”直到抗战胜利为止，他才能完成他的小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决定他必须坚持下去，不向他的烟瘾屈服。

老舍在20世纪40年代的流行杂志和报纸上发表的关于吸烟的文字，较之于他在小说中用卷烟象征城市堕落和道德腐化的表述，多少轻松一些。但是，名牌卷烟作为世界性的欲望对象出现在这些文章中，代表了一个特殊的城市环境：现代工业城市。老舍提及他与何荣在武汉喜好的英美烟草公司品牌时写明了名称，但仅将何荣在重庆买的本地廉价烟描述为他无法忍受的“土产卷烟”。何荣试图用传统的中式烟斗抽廉价烟叶，但发现这样既麻烦又不令人满意。“始作烟卷者，其无后乎！”他说。他可能一语中的地表达了无法逆转的社会转变，他相信这是由工业化自身造成的。

老舍将卷烟作为“堕落、现代、外国”的标志，而将烟袋作为“道德、传统、中国”的标志，这种对比的用法令人想起许多文化历史学家在京派文学中发现的乡土中国情感。老舍本人并没有被笼统地归入京派群体，但他的“北京形象和北京心态是建立在与京派作家类似的文化结构上的”。文化历史学家张英进发现了几个将老舍的作品与其他“京派”，包括吴组缃（1908—1994年）和沈从文（1902—1988年）联系在一起的关键特征。这些特点包括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心态和物质文化的民族志兴趣，给文字赋予了强烈的平民主义和地方色彩；赞扬人性的善良并将童年理想化，造成怀旧的氛围；以及对自然之美和亲近自然之人的由衷欣赏，这催生了“独特的对乡村的赞美风格和对城市的讽刺风格”。老舍实际上在北方城市长大，并不像本章后面讨论的两位地方主义作家那样，直接跟他小说和短文中的农村打过交道，这在“京派”作家当中很少见。尽管他的小说中不断提到城市的卷烟，而乡村的烟袋只是偶尔出现——就像前文引述的《骆驼祥子》的章节。然而，这种工业化生产并且极为诱人的消费品不仅对“老北京”的文化城市，还将对想象中农业腹地的田园村庄将产生社会和文化影响，他在小说和散文中隐喻性地使用卷烟表明了对此的

担忧。

在民国时期的文学话语中，卷烟一直被描述成现代的、都市的和异域的，而烟袋则被描绘为传统的、乡村的和中国的。但当某个作家在帝国主义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背景下将中国的文化关系与工业化的日本和西方沟通时，此类二元化形象的含义显然根据他所采取的特殊策略而变化。抽烟袋无论在中国的城市还是乡村，而且不仅在小镇或古都，都是一种长期践行的普遍习俗。在一些中国作家，尤其是那些活跃于北京文坛的作家的语境中，将抽烟袋与乡村以及诸如北京的“老”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视为在“西方文明”的普遍主张面前，重申本土习俗的正当性。在全球大量销售的卷烟虽然高度便利，但是缺乏修养。在卷烟商品化的背景下，通过将抽烟袋重新定义为高雅中国人享受的悠然“日常生活艺术”的组成部分，吴组缃强调社群主义和社会团结的普遍价值超越了他所体会到的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和孤独。同样，通过将农民的烟袋等同于诚实、正直和道德纯净，而将工业卷烟等同于堕落、物欲和贪婪，老舍和沈从文明确表达了另一条以乡村为基础，通往现代性的道路。

对于许多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与基于北京的京派群体结交的那些文人而言，卷烟象征着现代、资本主义、西方价值观对中国的入侵，而烟袋则代表了正宗而宝贵的地方传统的延续，这些传统可以作为构建一个崭新的、更为公平的社会之基础。作为都市的世界主义者，老舍、吴组缃和沈从文都将乡村的烟袋浪漫化地描绘成遥远过去的遗迹，他们认为，如今只有在远离工业化城市的地方才能找到。在他们眼中，抽烟袋和其他正宗的中国习俗，只有在故乡或乡村等不受时间影响的地方空间、较小的内地城市，或许在“老”城的小巷中才得以延续。当他们努力缔造一个新的中华民族时，许多人试图防止这些地方遭受以英美烟草公司等跨国企业为代表的商品化和大众营销带来的有害影响。红锡包、老刀牌或者哈德门牌卷烟在一个地方社区的出现意味着那里已经陷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罗网，而且诸如抽烟袋这样更加本土的文化习俗却正在受到侵蚀。吸烟自身本来就是一种舶来品，而且在中国地方市场销售的优质烟叶均来自遥远的地方，并由周边地区以外的客商经营，这一事实完全被忽视了。同样被忽略的事实是，许多在地方销售的卷烟，甚至有些看上去好像是进口的卷烟实际上是在作坊里由手工卷制的，这些作坊并不在上海或天津，而就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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